科巴很年轻的时候便在监狱里秘密唆使个别性子急躁的哥萨克反对他的对手，其结果往往导致斗殴的发生，有一次甚至还打死了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技艺日臻完善。党的垄断机关再配以国家的极权机关，这一切为斯大林提供了甚至连他的前辈如切萨雷·博尔贾[1]等人想也不敢想的有利条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员进行极端残酷的审讯的办公室里，安装着一个直通斯大林办公室的传声器。隐身幕后的斯大林嘴里含着烟头，贪婪地听着按他预先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审问，得意地搓着双手，不时露出无声的微笑。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前十余年的一个夏天的傍晚，斯大林在别墅阳台上向他当时的盟友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酒后吐露真言，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准确地找定自己的敌人，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狠狠地加以报复，然后就去睡大觉。现在，他在对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加以报复！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回到伪造的莫斯科审判上面去。这一审判当时便已得到了权威性的详尽评价。[2]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斯大林其人以及他在列宁患病和死亡期间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对1938年3月排演的最后那次大审判剧中的某些情节加以说明。
亨利希·雅戈达在被告席上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在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了十六年之久，先当副手，后来成为领导人，在此期间一直与“总书记”保持着密切关系，是他与反对派进行斗争的直接代理人。对未遂罪行的那套忏悔把戏即便不是雅戈达的主意，也是他亲手干的。1933年，斯大林曾授予雅戈达一枚列宁勋章，1935年又提升他为国防总政委，也就是宪兵元帅，而在此之前两天的时候，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刚被升为红军元帅。在雅戈达的脸上总有那么一种故意摆出来的目空一切的神情。老一辈的革命者们面面相觑，忿忿不平。甚至在恭顺的政治局里也有人试图反抗。可是，有某种秘密似乎把斯大林与维戈达永远联结起来了。然而，这种秘密的关系又突然秘密地中断了。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决定把自己的同谋者也顺便除掉，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1937年4月，雅戈达被捕入狱。象往常一样，斯大林一举两得，取得了两倍的好处：雅戈达因得到了斯大林要特赦他的许诺，便在法庭上把犯罪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而这些罪行正是斯大林遭到物议和怀疑的地方。诺言自然不会履行的：雅戈达被枪决了，其目的是为显示斯大林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的不妥协性。
不过，在审判过程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大有教益的情况。雅戈达的秘书和代理人布拉诺夫（19 39年这位布拉诺夫把我和妻子从中亚运送到土耳其）供称，雅戈达有一个特制的毒药箱，一旦需要，他便从里面掏出一些珍贵的小瓶，分发给他的爪牙们，并作相应的说明。对于毒药，顺便提一下，这位曾当过药剂师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长具有特殊的兴趣。他吩咐找来几个毒理学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实验室，所用物品一概免检，且不受限制。自然，决不能说他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不是的，他在这里行使的是官方的职能。作为投毒者，他如同尼禄[3]王朝的老大婆洛库斯特一样，是一种统治工具。[4]不过，在技术方面，他却大大超过了自己的那位居心叵测的女前辈！
与雅戈达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四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他们被指控犯有谋杀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两位苏联部长的罪行。
“我得承认自己的一个罪行，”资望颇高的列文医生供认道，他一度也曾当过我的医生。“这就是我采取了与疾病性质相反的治疗方法……”
就这样
“……我造成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古比雪夫[5]的过早死亡。”
在进行审判——其本质乃是一个弥天大谎——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指控还是供认毒死年老有病的作家，对我来说都是荒诞的凭空臆造。然而，近来的消息和对情况所作的进一步分析使我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审判中的一切并非都是谎言。有被毒害者，也有下毒者。并非所有的下毒者都坐在了被告席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下毒者还曾用电话指挥审判呢。
马克西姆·高尔基既不是阴谋家，也不是政治家。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老人，是受委屈人的庇护者，也是一个温情的抗议者。自十月革命那天起，他就一直起着这样的作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饥饿、不满和镇压都达到了极限。官员们提出抗议，甚至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提出抗议。在这样的气候中，高尔基成了一个重要的危险人物。他经常与欧洲作家通信，总有外国人来拜访他，不断有受委屈的人向他诉苦，这一切使他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点。无论怎样，也无法让他保持沉默。逮捕他，流放他，尤其是枪毙他，眼下还是不大可能的事。假雅戈达之手以“不流血的方式”加速铲除身患疾病的高尔基，这一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应是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唯一出路。斯大林的头脑是这样构造的，类似于上面那样的决定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出现在它的里面。
雅戈达奉旨后，便找“自己的”医生。他无须承担任何风险。照列文的话说，如果拒绝，“我们就有灭顶之灾，也就是说我和我的家庭就有灭顶之灾”。
“怎么也逃不出雅戈达的手心，雅戈达无论如何也不会止步的，他会把你从地底下掏出来。”
可是，克里姆林宫的这几位有威望而又有功绩的医生为什么不向政府成员们申冤呢？要知道他们作为医生与自己的这些病人是很熟悉的。仅在列文医生一人的病人名单上就有包括从政治局委员到人民委员会委员在内的二十四位高级官员！答案在于：列文一如克里姆林宫里面和周围的人那样，清楚地知道雅戈达是谁人的爪牙。列文屈服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无力反抗斯大林。
关于高尔基的不满，关于他想到国外去，以及斯大林拒发出国护照之事，莫斯科人街谈巷议，说长道短。作家死后，人们顿生疑心，斯大林是否稍稍加快了这一毁灭性的自然法则的速度呢。对雅戈达的审判就负有顺便为斯大林辟谣的使命。审判中，雅戈达，医生们，以及其他的被告一再肯定地说，高尔基是“斯大林的亲密朋友”，是他“所信赖的人”，是一个“忠于斯大林的人”，完全赞同“领袖”的政策，经常“以异常欣喜的心情”谈论斯大林的作用。如果这一切哪怕有一半是真实的，那么雅戈达便绝没有那份胆量亲手杀害高尔基，更不敢把类似的计划托付给一个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后者只要给斯大林打个简短的电话便会送掉他的性命的。
我们不过是从一次审讯中抽出了一个“细节”。审讯搞了许多次，“细节”自然也就多得无以数计。所有这些“细节”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斯大林烙印。这是他的一项基本工作。他一边在自己的办公空里摇摇摆摆地踱来踱去，一边仔细思索着巧计，这些巧计施用起来要能把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搞得声名狼藉，搞得他们去诬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搞得他们不得不可怕地改变自己的人格。如果有谁敢于反抗，那么总会为他送上一个小小的瓶子的。因为只是雅戈达消失了，——他的毒药箱还留在那里。
[1]切萨雷·博尔贾（约1476——1507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为把意大利纳入教皇国的势力范围，经常采用贿赂，暗杀等手段。——译注
[2]参见约翰·杜威博士的小组出版的两部著作：《列夫·托洛茨基的辩白》，1937年，《无罪》，1938年，均为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原注
[3]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挥霍，放荡出名。曾杀妻害母，逼师自杀。——译注
[4]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5]古比雪夫（1888——1935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