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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探讨的一项争论，同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只同这段历史有联系。近年来，这项争论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后，它又转移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决定了有关东方国家革命斗争问题的许多最重要的决议。这项争论还和不断革命论有关系，按照列宁主义的不肖门徒（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的学说来说，这个理论是“托洛茨基主义”所特有的罪恶。
不断革命的问题是在一九二四年重新提出来的，这次提出经过了一段长的间隔，乍看起来，十分出乎意料。政治上的理由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有意见分歧的问题。但是，有重要的心理方面的动机。曾经展开斗争反对我的所谓“老布尔什维克”集团，开始把自己装扮成“布尔什维克老卫士”来同我对抗。但是在他们的道路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一九一七年。不管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和准备这一段历史，对全党以及不同的个人来说，可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整个准备时期所遇到的最大的和毫不含糊的考验却是十月革命。不肖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经受住这次考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期，他们毫无例外地都采取了民主左派的庸俗立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工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他们都认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荒谬的，或者——更要坏些——是“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就以这种精神领导着党，一直到列宁从国外回来和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在这以后，已经直接对列宁展开斗争的加米涅夫，便公开试图组织布尔什维主义民主派。后来，同列宁一道回国的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加米涅夫一伙。斯大林则因深受社会爱国主义立场的影响而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使党忘记了他在三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几个星期所发表的可悲的文章和演说，然后逐步转移到列宁的立场上来。正因为这样，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当中既然没有一个人表明自己在最重要最严酷的历史时刻能够独立地运用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经验，那末，这些主要的“老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任何一个究竟从列宁主义得到了一些什么呢？但是，无论如何要使注意力离开这个问题，而转到另一个问题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决定了把火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论上面。我的对手们当然没有预见到，他们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斗争中心以后，自己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迫围着这个轴心旋转，而且会用转换的方法为自己制造一种新的世界观。
不断革命论，就其基本特点来说，甚至在一九〇五年的决定性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经由我阐述过了。当时俄国日益临近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们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对于这样一点有过任何怀疑，即我们正在日益临近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农奴制时期和中世纪的那种过时的阶级与国家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一种革命。在反对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我在那些日子里不得不发表不少的演说和文章，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然而，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不能事先回答这样的问题，即究竟由哪些阶级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而基本战略问题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
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以及追随他们的所有的俄国孟什维克，都是以这样一种想法作为出发点，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领导角色是属于作为政权的天然要求者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根据这种图案，无产阶级政党被指定担任的角色是民主阵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要支持自由资产阶级来反对反动，同时要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使之不受自由资产阶级的侵犯。换句话说，孟什维克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立宪改革。
列宁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出问题的。对列宁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从农奴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一点，首先意味着，在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和用革命方法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意义上，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与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摧毁君主政体。列宁以一种真正革命的勇气进攻了土地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影响绝大多数居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问题。由于把工人当作敌人的自由资产阶级，同大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农民的真正民主的解放，就只有在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根据列宁的看法，工人和农民反对旧社会的共同起义，如果赢得胜利的话，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建立。
在共产国际中，目前把这个公式当作一种超历史的教条来重复，而没有试图分析一下近二十五年来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就好像我们没有亲眼看到过并且亲身参加过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及最后，十月革命。然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是格外必要的，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政权。
在一九〇五年，对列宁来说，这个公式是一个战略上的假设问题，它还有待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加以证实。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一种假设的代数学性质。列宁没有事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假想的民主专政的两个参加者，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他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民在革命中将会有一个代表自己的独立的政党——一个在双重意义上独立的政党，即不仅对资产阶级保持独立性，而且对无产阶级也保持独立性——同时能够在同无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民主革命。列宁甚至还承认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即革命的农民政党在民主专政政府中有可能形成多数。
在土地革命对我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命运的决定性意义这个问题上，至少从一九〇二年秋天起，也就是从我第一次逃亡外国的时候起，我是列宁的学生。土地革命，因而还有一般民主革命，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合力量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同近年来所有毫无意义的神话相反，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我起来反对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公式，这是因为我从这一事实中看到了它的缺点，即它没有明确究竟由哪个阶级掌握真正的专政这个问题。我曾努力表明，农民尽管在社会方面和革命方面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是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尤其不能把革命权力集中在这样一个政党的手中。正如过去的革命一样，从十六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起，甚至还要早些，农民在起义中支持某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往往保证了胜利。同样，在我们的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也可能在斗争达到最高峰时给予无产阶级类似的支持，帮助它掌握政权。我从这一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只有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农民的援助下证明自己能够把革命专政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我们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任务。
这种专政的社会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它必须彻底完成土地革命和国家的民主重建工作。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将变成解决从历史上看为时已晚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工具。但是，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即不得不走上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
“但是你当真相信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斯大林之流、李可夫之流以及莫洛托夫之流等就曾经几十次地这样表示异议。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总是这样：不，我并不相信。不过，整个世界经济，首先是欧洲经济，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是否可以导向社会主义，采取什么速度，以及通过哪些阶段，这些将决定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
这就是在一九〇五年头几个月里最初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特点。从那以后，发生了三次革命。俄国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起义的强大浪潮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变成了事实，比世界上任何发达得无可比拟的国家还要早。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在不断革命论的历史性预断以十分罕见的力量得到证实以后还不到七年的时候，不肖的门徒们反而从我当时已经完全忘记的旧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句子和论战中的答辩，对这个理论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这里正好回顾一下，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巴黎公社的插曲性的起义也已经过去三十五年。欧洲已经有一段时间对革命渐渐生疏下来。俄国却没有任何这种经历。革命的所有问题都是重新提出来的。不难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未来的革命对我们来说具有多少未知的和猜测的成分。所有的集团虽然做法各有不同，但都在进行种种假设。谁要是现在，即事后，能够把对一九〇五年的分析和估价看成好像就是昨天才写出来的，谁就完全不能进行历史的预断，同时也一定完全不懂得预断的方法。我常对自己、也对我的朋友说：我并不怀疑我对一九〇五年的预断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在事后的今天是不难指出来的。但是，批评我的人是不是看得更正确些更深远些呢？尽管我已经很久没有重读我的旧著作，我还是预先就愿意承认，那些著作中的缺陷比实际上存在的缺陷还要严重还要重要。我在一九二八年深深地相信了这一点，当时我流亡在阿拉木图，强加给我的政治上的空闲使我有机会手拿铅笔，重读我过去就不断革命问题发表的著作。我希望读者读了后面的内容以后，也会完全确信这一点。
但是，在这篇序言的范围内，还是有必要尽可能确切地说明不断革命论的要点以及最重要的反对意见。争论已经达到这样广泛这样深入的程度，以致目前实质上包括了世界革命运动所有最重要的问题。
不断革命，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结束。
为了澄清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所产生的各种混乱思想，必须弄清楚这一理论中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
第一，就是关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一点实质上是这个理论的历史根源。
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伟大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提出来同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立的，大家知道，民主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是，“合理的”或民主的国家建立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或进化的措施和平地加以解决。马克思曾经把一八四八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犯了一个错误”。不过他的错误性质是事实上的，而不是方法论上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没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也正是为什么它没有获得民主的原因。至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它并不是完成了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更确切些说，这是一种在战胜无产阶级以后被迫保持假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反革命。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设计出一套历史发展图式，按照这种图式，每个资产阶级社会迟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制度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在民主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逐渐组织起来并受到教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情况，有许多不同的设想：自称的改良主义者设想，这种过渡就是用改良的办法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民主制（如饶勒斯）；正式的革命家则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必须使用革命的暴力（如盖得）。但是这两种人都认为，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说来，民主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由于在时间上彼此相距很远，这两个阶段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彼此割裂的。在那些一九〇五年时期属于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这种观点也占支配地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先驱者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当代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种空想。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不仅有孟什维克，而且还包括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别是现在党的领导人。当时他们毫无例一外地都是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在他们看来，不仅在一九〇五年，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前夜，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仍然是遥远的未来的音调不清的音乐。
在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向这些思想情绪宣了战。这个理论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传统的观点认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不断革命论则肯定，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数十年之内停滞不前的制度，而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链条互相联结在一起。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
“不断”论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不能确定的长时期内和经常不断的内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继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个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发展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是同“和平”改革时期互相更替的。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道德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革命，是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它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这一点是从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状中产生的。国际主义决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世界经济的性质、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阶级斗争的世界规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经济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处于孤立状态，那末，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
不肖门徒们反对——尽管并不总是同样明确地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所有这三个方面。既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三个部分，那末事情又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不肖门徒们机械地把民主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割裂开来。他们把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说，在一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不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而是革命行动的终结；随后就是走向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期。在一九〇五年，他们甚至不承认无产阶级在俄国可以比在西欧更早取得政权的思想。在一九一七年，他们鼓吹在俄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而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他们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要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方针。后来，他们给中国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来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对立。他们宣称在苏联有可能建设孤立无援的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说来，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胜利的必要前提，而只不过是一种有利的环境而已。不肖门徒们就这样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大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从人为地复活历史的回忆和歪曲久远的过去而开始的斗争，使得革命领导阶层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我们已经一再说明，对于准则的这种重新估计，是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社会需要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个集团已经变得空前保守，它拼命维持国家秩序，并要求现在应当把已经实现的革命——这次革命保证了这个集团享有特权地位——看成是适合于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不想在这里再来谈论这个课题。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官僚集团深刻地意识到，它在物质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地位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有联系的。这一点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有这样的事实，或者不如说是由于有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主义的政府机器在它没有预见到的矛盾的压力之下，现在正在拼命向左转，正在狠狠地打击昨天的右派鼓动家。官僚分子虽然急急忙忙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和论据，但是大家知道，他们对反对派的敌对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当反对派成员为了支持工业化方针等而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时，就被要求首先谴责不断革命论，并且承认——即使只是间接地——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通过这一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表明，它在保持民族改良主义战略基础的同时向左转这种做法，纯粹是策略性质的。这意味着什么，用不着多加解释；在政治上如同在军事上一样，归根到底策略是从属于战略的。
问题早已超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特有范围。这个问题逐渐扩大，今天实际上已经涉及到革命世界观的一切问题。是不断革命还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抉择同时涉及到苏联的国内问题和东方革命的前途，最后，还涉及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
本书没有从所有这些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重复其他著作中已经说过的话是没有必要的。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1]中，我竭力从理论上揭露了民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脆弱无力。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对此保持沉默。这的确是他们的唯一办法。在本书中，我首先恢复了一九〇五年在俄国革命内部问题方面所阐述的不断革命论。我说明了我的立场同列宁的立场的实际分歧在哪里，以及我的立场如何和为什么在每个决定性的情况中同列宁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最后，我竭力说明这个问题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整个共产国际的决定性意义。
不肖门徒们究竟给不断革命论加了些什么罪名呢？如果我们把批评我的人的无数矛盾撇开不谈，那末，他们的真正庞大的全部著作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命题：
一、托洛茨基忽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一九〇五年他就已经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二、托洛茨基完全忘记了土地问题。对他来说，农民并不存在。他所描述的革命仅仅是无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之间的战斗。
三、托洛茨基不相信世界资产阶级会容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任何一个时期，他认为这种专政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西方无产阶级在非常短的时期夺取了政权并给予我们援助。因此，托洛茨基低估了西欧无产阶级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压力。
四、托洛茨基总的来说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有能力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过去和现在都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革命上。
这几个要点不仅贯穿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其他人的无数著作和演说中，而且还写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最有权威的决议中。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些要点是建立在无知和欺骗的混合物上面的。
批评家们提出的头两点（后面将要说明）是彻头彻尾虚伪的。不对的是，我正是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性质出发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土地危机的深刻化有可能使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对的是，这正是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所维护的想法。这正是被称之为“不断”的革命所表明的想法，这种革命也就是一种不间断的革命，一种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为了表达这同一想法，列宁后来使用了这样一种出色的表达方法，即资产阶级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事件[2]发生以后（一九二四年），斯大林把“长入”的概念同不断革命对立起来，他把不断革命说成是从专制政治领域直接跳到社会主义领域。这个不幸的“理论家”甚至不屑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整个问题仅仅是一次跳跃，那末，革命的不断性，也就是革命的不间断的发展，还可能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第三条罪状，这是由于不肖门徒们拥有这样一种不攻自破的想法而提出来的，即在无产阶级“严格”组织的压力的帮助下，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无限期地中立化。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那几年，这就是斯大林的中心想法。英俄委员会[3]就是这种想法的产物。对依靠柏塞尔[4]、拉狄克、拉弗莱特[5]以及蒋介石的帮助来束缚世界资产阶级手足的可能性失望以后，便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心惊胆战起来。共产国际还处在这样一个时期。
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第四点也不过是等于说，我没有在一九〇五年维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观点，而这种理论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才为苏维埃官僚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一条罪状不折不扣地是历史上的一件妙事。人们可能真会以为，我的对手们——要是他们在一九〇五年毕竟还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话——当时就抱着这样的看法，即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实际上，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间，他们却在无休止地谴责我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因为我承认有这样的或然性，即俄国无产阶级可能在西欧无产阶级之先取得政权。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指责列宁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用简单的语言向列宁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在英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实现，然后才有可能轮到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以前，这种观点也受到斯大林的维护。后来斯大林才渐渐地困难地接受了不同于民主专政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在一九二四年春天，斯大林还在重复别人早就说过的话：如果是单独一个国家，那末，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成熟。到一九二四年秋天，斯大林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第一次发现了在俄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红色教授们才为斯大林收集引语，这些引语就给托洛茨基定了罪，说他在一九〇五年曾经认为——多么可怕！——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俄国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有人把二十五年的思想意识斗争史剪成小碎片，放在研钵里搅乱，然后让一个盲人把这些碎片重新接起来，那末，它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所达到的荒谬混乱程度，恐怕不会比不肖门徒们告诉他们的读者和听众的更为严重。
为了说明昨天的问题同今天的问题之间的联系，人们必须在这里回顾一下——即使仅仅是非常概括地——共产国际的领导，即斯大林和布哈林，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
一九二四年，他们在中国面临民族解放革命的借口下，把领导角色派给了中国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被正式地承认为领导党。甚至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对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态度，也没有走得这么远。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到此为止。它还强迫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它的纪律。斯大林在专电中劝告中国共产党人制止农民运动。参加暴动的工人和农民被禁止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以免同蒋介石闹翻。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即上海反革命政变发生前几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一次会议上还把蒋介石当作“可靠的同盟者”来加以维护，不许反对派反对。
共产党的正式服从资产阶级领导和正式禁止组织苏维埃（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导说，国民党“代替了”苏维埃）比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间所干的一切事情更为明目张胆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政变以后，在汪精卫领导下的左派从国民党中暂时分裂出来。汪精卫立即被《真理报》欢呼为可靠的同盟者。从本质上看，汪精卫同蒋介石的关系就像克伦斯基同米留可夫的关系一样，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体现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中国的党被命令加入“左派”国民党并被命令服从中国克伦斯基的纪律，而不是去准备反对他的公开战争。结果“可靠的”汪精卫摧毁了共产党，还摧毁了工农运动，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曾被斯大林宣布为自己的可靠同盟者的蒋介石。
孟什维克虽然在一九〇五年以及以后的时期里支持了米留可夫，但是并没有加入自由派政党。孟什维克虽然在一九一七年同克伦斯基携手并进，但是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组织。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甚至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恶毒丑化。这就是第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的内容。
在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以后，即工人和农民运动完全停顿，共产党士气低落和瓦解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命令“向左转！”并要求立即过渡到工农武装起义。年轻的、遭到摧残的和损失惨重的共产党，直到昨天还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马车上的第五个车轮，因此一点独立的政治经验也没有。而现在，这个党突然接到命令去领导工人和农民——共产国际直到昨天还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抑制他们——发动武装暴动，反对这个在这段期间已经得到时间把政权和军队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国民党。于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一个虚构的苏维埃便在广州成立起来。这个为了配合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而事先规定好时间的武装暴动，表现了先进的中国工人的英雄主义，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国际领袖们的罪恶。在广州暴动以前和以后，冒险行动都比较少。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战略的第二章。这一章可以说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丑化。
自由—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篇章使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打击，即使执行正确的政策，它也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恢复过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所有这些工作进行了总结。它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些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地方，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对于未来，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至于这种专政究竟同右派国民党或左派国民党专政有什么区别，同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什么区别——这一点没有向中国共产党人说明，也不可能说明。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宣布民主专政口号的同时，却又不许提出民主口号（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寡头专政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许多年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围绕着民主口号动员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口号在一九一七年起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经存在并且同立宪会议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同时全体人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党才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和口号，而赞成实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下，却把所有这一切整个颠倒过来。一方面它为党规定了“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时它却又禁止党为了准备这种专政而利用民主口号。中国共产党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剥得精光。最后，为了安慰它，才准许它在无期限的反革命统治时期运用苏维埃口号，而这个口号在整个革命高潮中是遭到禁止的。在俄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英雄，他在参加葬仪的时候唱结婚曲，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唱挽歌。在这两种场合下，他都挨了一顿痛打。如果问题只不过是给目前领导共产国际的战略家们一顿痛打，那倒也许可以听之任之。但是问题要严重得多。这里所牵涉到的是无产阶级的命运。共产国际的策略对中国革命是一种不自觉的但格外有成效有组织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确成功了，因为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右倾孟什维克政策上披上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权威，同时苏维埃政权通过它的强有力的镇压机器压制了左翼反对派的批评。
结果，我们看到，斯大林主义战略的完整实验完成了，这种实验自始至终是在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十分自然，主张中国共产党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主要斯大林主义理论家本应当是马尔丁诺夫。就是这个马尔丁诺夫，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二三年一直是批判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孟什维克批评家，而在一九二三年才开始执行他在布尔什维主义队伍中的历史使命。
有关本书来龙去脉的主要事实，已经写在第一章中。在阿拉木图，我从容不迫地准备了我要同不肖门徒们进行的理论上的论战。不断革命论在本书中要占一个巨大的地位。我写作的时候收到拉狄克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专门论述不断革命同列宁战略路线的对立。拉狄克之所以需要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是因为他本人已经深深地陷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拉狄克（同季诺维也夫一道）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以前，甚至在政变以后，还维护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的政策。
拉狄克为了给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奴役提供基础，自然要提出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同时说我“低估了”这种必要性。他追随着斯大林也用布尔什维克的词汇维护孟什维克的政策。拉狄克还追随着斯大林用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又一次掩盖这一事实，即中国无产阶级被人引得离开了领导农民群众夺取政权的独立斗争。我揭露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假面具以后，拉狄克感到迫切需要证明这一点：我之所以进行斗争，反对用列宁的话来打掩护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不断革命论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俨然以检察官的口吻来维护自己的罪恶的拉狄克，又把自己的话转变为起诉人对不断革命的起诉。这只不过是他走向投降的一座桥梁。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一点，因为拉狄克在好几年以前就曾计划写一本小册子来维护不断革命。然而，我并没有急于把拉狄克一笔勾销。我设法坦率地明确地答复他的论文，而同时并没有截断他的退路。我完全照原稿印出我对拉狄克的答复，使自己只限于增加少数注释和作一些文字上的改正。
拉狄克的论文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发表，因为照它在一九二八年所写的那种形式，是通不过斯大林主义的检查的。甚至对拉狄克本人来说，这篇论文在今天也成了真正致命的东西，因为它清楚地描绘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演变”，而这种“演变”使人非常强烈地想起一个从六层楼窗口跳下去的人的“演变”。
本书产生的根源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拉狄克在本书中所占的地位也许比他有权要求的还要大些。拉狄克没有想出一条新的论据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他只不过是作为不肖门徒的一个门徒往前走而已。因此，本书让读者所看到的拉狄克并不仅仅是拉狄克，而是某个公司的代表，在这个公司里，他是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代价才买到一个预备成员的资格的。如果拉狄克个人觉得他受到的责难太多了，那末，他完全可以把这些责难转移给更为适当的人。这是商行内部的私事。在我这方面，我没有反对意见。
德国共产党的各种派别取得政权或者为取得政权而斗争，都是通过反对不断革命的严酷实习来显示自己的领导资格的。但是，所有的这种著作——马斯洛夫的，塔尔海默[6]的，以及其他人的——是这样可怜的水平，以致甚至没有为认真的答复提供一个借口。台尔曼之流、雷梅累之流以及当前的其他指定的领导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水平甚至还要低些。所有这些批评家只不过做到了一点，即证明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探索到问题的门径。对马斯洛夫、塔尔海默等人的理论性批评有兴趣的任何人，读完本书以后都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著作，以便确信这些作者的无知和欺诈。这将是——姑且这么说——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的一件副产品。
[1] 收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三联书店一九六五年版。——中译者注
[2] 指列宁逝世。——中译者注
[3] 指一九二五年四月苏联工会和英国工会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中译者注
[4] A．A．Purcell，英国工会的中派领袖。——中译者注
[5] La Follette，美国参议员，曾主张承认苏联，对苏联进行贸易。——中译者注
[6] 马斯洛夫和塔尔海默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曾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因叛变活动被开除。——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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