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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卫团驯马场关于出版自由的讲话[1]



　　资产阶级、它的报人、它的政治家、它的喉舌口中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指责之一，是我们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政策。他们说我们扼杀言论自由。这个指责使那些所谓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即浅薄的市侩心软，他们习惯于不看事物的本质，而只是蜻蜓点水地看外表。出版自由！资产阶级律师是怎么理解这几个字的呢？无非是对贸易自由的理解。每个有资本的人都有权利根据他自己的胃口开工厂、店铺、妓院或办报纸，因为他有这种可能性。出版报纸他能赢利。这是他的出版自由。但是，数百万农民、工人和士兵和所有穷人是否利用这个自由呢？不能。他们不具备这个自由的基本条件：出版报纸的可能性——实际真实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印刷厂，没有纸张储备，没有钱。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就是资本家在散布资本家阶级的思想，用资产阶级思想的垃圾毒害人民的意识、污染人民的心灵这一事情上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是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报纸和它的谎言、虚伪、诽谤、沙文主义、中伤……对人民群众来说，出版自由从哪里开始呢？它从人民群众把出版的物质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排版机、印刷机和纸张转到他们的手中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苏维埃政权是这样看待出版自由的，我们认为有责任首先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对印书设备的垄断在大致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上把它们交给全体人民支配。这意味着应该宣布、或将宣布所有私人印刷厂和纸张储备都是全民的财产，而且公民可以根据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各个思想派别的真正力量，按比例地利用出版设备。
　　《新时代报》是我们这里最大的报纸之一。为什么？须知不是因为《新时报》背后有强大的民间派别。相反，在革命期间，在我们经历的所有选举中，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看到《新时报》党。但由于老苏沃林在几十年内得到国家资金的丰厚馈赠，小苏沃林们则继承了谎言和诽谤的强大机器，并要求给予他们保障这架机器无休止地运转的权利。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出版自由。甚至像高尔基[2]或柯罗连科[3]这样无疑是正派的、但渗透着市民环境的猥琐庸俗的偏见人，也准备为对《新时报》出版自由的暴力而流洒自己的眼泪。
　　在资本家新闻手中的最强大的武器是广告，它们实质上与报纸本身的事务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为报纸垄断者的利益向居民征税的工具。把报纸业务从资本的绝对独裁下解放出来，应该从报纸广告的垄断开始。这些广告是某种税收，而征税的权力应该完全完整地交到国家和其他政权机构即苏维埃的手中。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只有苏维埃的出版物才有权接受有偿广告，今后广告收入应该只充实人民的金库。资本家的报人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点。他们在这个新法律中看到的是对自己的资本家个性的权利的破坏。他们就大喊大叫，说什么践踏所有自由，破坏神和人的法律。当赤卫队员或水兵根据法令要求查封了他们的报纸，作为对他们破坏广告垄断法的答复之时，高尔基和柯罗连科马上登台，哀号什么践踏言论自由。但是，所有这些抱怨、指责和诽谤，都丝毫不能打动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心，而且根本不是因为这些群众太粗鲁，他们不明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出版自由的崇敬态度，而是因为激起对精神生活、它的高尚趣味的兴趣的劳动群众，现在以十倍的力量感觉到资本家制度让他们在出版上遭到的损失是多么可怕。
　　如果在分配报纸设备中，资产阶级只占有与它的人数相应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绝大部分今天的出版物就会立刻转到人民的手中。这是符合对真正崇高的出版自由的概念的。建立这样的制度是我们的任务。
　　当然，实现它并不容易。资产阶级、有产阶级不会不经过战斗就放弃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东西的。他们知道，报刊是多么强大的武器。他们豢养着一大批男女报人，这些人捍卫出版自由，捍卫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廉价声望的来源。所有这些人用他们所能利用的全部手段反对我们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政策；不放弃他们手中的广告，不服从法令，扯谎、诽谤、哀号、诅咒……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报人、反对出版垄断的斗争，被街头市民当成是反对言论自由的斗争，但真正的人民群众，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千百万群众却十分清楚，这是在为真正的人民的出版自由争取最初步、最基本的条件。每个印刷厂都是由人民的劳动创造的，被资本从人民那里偷走的，我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的每一个印刷厂都将交到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将成为建造真正的人民出版自由大厦的砖头。无论他们怎样诽谤、怎样反抗，我们都将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在那些资本政权建立妓女报纸的地方将建立起真正自由的人类思想的机关报。

《真理报》第202期
1917年12月13日（11月30日）




[1] 1917年11月中旬，出版自由问题一度成为各政党关注的焦点。持为资产阶级报刊要求出版自由这个实质上是反革命的立场的不仅仅是类似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新生活派”这样的中间集团，还有一些我党的工作者（拉林等人）。出版自由问题专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建议对资产阶级刊物实施强硬路线的决议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在政府工作中合作。在声明之后，我党的某些负责工作者发表了声明。所有反布尔什维克报刊掀起了疯狂的反“恐怖”斗争。例如高尔基在其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工人请注意》中这样写道：
　　弗拉基米尔·列宁用涅恰耶夫的方法——“开足马力冲过沼泽”——在俄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和托洛茨基和伴随他们在现实的泥潭中走向灭亡的所有其他人，显然像涅恰耶夫一样深信，“用败坏名誉的权利最容易诱使俄国人追随自己”，于是他们冷静地败坏革命的声誉，败坏工人阶级的声誉，迫使它组织血腥屠杀，唆使它进行大掠夺，逮捕如А.В.卡尔塔舍夫、М.В.贝尔纳茨基、А.И.科诺瓦诺夫等完全无辜的人。
　　列宁和他的走卒迫使无产阶级同意消灭出版自由，以此使民主的敌人封住民主的嘴的权利合法化，用屠杀和抄家威胁不赞成列宁-托洛茨基专制的人；这些“领袖”为专制政权辩护，而国家全部最优秀的力量为反对它进行了如此漫长的艰苦斗争。
　　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生和傻瓜的听话达到了极点”，他们背地里咒骂自己的领袖，时而离开他们，时而又重新依附他们；学生和傻瓜们最终顺从地为教条主义者的意志服务，在最愚昧的士兵和工人群众中日益激起根本无法实现的对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希望。

[2] 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гий，1868-1936）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苏联作家协会的发起人和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作品有《随笔与短篇小说集》（1-3卷，1898-1899年），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年）、《三人》（1900年）、《母亲》（1906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32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4卷，1925-1936年），剧本《仇敌》（1906年）、《小市民》（1901年）、《底层》（1902年）、《野蛮人》（1905年）、《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年）等，还著有自传体小说《童年》（1913-1914年）、《在人间》（1915-1916年）、《我的大学》（1922年）。——译注

[3] 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1853-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通讯院士（1900-1902年），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通讯院士（1918年）。1879年因涉嫌与革命家有来往被捕；1881-1884年被流放到雅库特。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1883年）、《盲音乐家》（1886年）、《哑口无言》（1895年）、《巴甫洛夫特写》（1890年）、《嬉闹的河》（1891年）和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22年逝世后出版）等等。他的作品洋溢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一度主持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的编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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