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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
（11月4日）
在这方面有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1、是一般的镇压问题，2、是出版问题。在内战期间要求取消一切镇压的要求，意味着要求停止内战。这样的要求可能或是出自无产阶级的敌人，或是支持这个敌对方的人。与之进行内战的敌人并没有向我们求和。我断定，谁也不能对我们为科尔尼洛夫的支持者做担保。在内战条件下禁止敌对的报纸是合法措施。向明确的出版制度过渡，当然是必须的。我们有意转到这样的制度上去。在我们党的刊物上，在起义之前很久，我们就不是从印刷厂老板的角度看出版自由的。现在采用的清除个别人的措施，也应该用于出版。我们应该剥夺印刷厂和纸张储备，让它们成为社会财产。（有人在座位上喊：“成为布尔什维克的。”）
我们的任务是把所有这些储备变成社会财产。所有集团——所有士兵和农民——都能提出对纸张和印刷厂的要求。每一个士兵、工人和农民都明白，我们夺取政权不是为了让垄断留在旧政权手中。我们说，《新时代报》在选举中没有自己的支持者，它不能有一个铅字、一张纸，它没有权利存在。这个措施不应该是永久的，但是我们不能倒退回资本主义旧制度上去。政权归苏维埃是从资产阶级政治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苏瓦林能出版大型报纸？因为他有钱。在立宪会议选举时，我们能否允许苏瓦林分子散布诽谤？一份报纸的存在不是维系于居民的意志，而是银行的意志，难道可以想象吗？刊物的所有资金应该变成苏维埃政权的财产。你们说，我们要求出版自由是为了《真理报》。但那时我们是处于要求最低纲领的条件下。现在我们要求的是最高纲领。我不怀疑，工人农民代表站在我的一边。
将回到自己的部分的士兵、将回到自己村庄的农民将声明，有两个观点：1、有资产阶级报纸的出版自由，2、没收纸张和印刷厂，把它们交到工人农民的手中。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页
[1] 出版问题是联系对资产阶级出版机构推行强硬路线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发言的是拉林，他声明出版问题是不能与革命政权采取的所有其他限制——逮捕、搜查等——分开的。当前，在我们扮演国民公会的角色时，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落到某个穆拉维约夫的手中。出版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不能让它脱离保卫革命的整个措施体系。在阿瓦涅索夫和科列加耶夫的发言之后，列·达·托洛茨基做了这篇讲话。在他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重复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并声明：“托洛茨基同志说我们从资本的角度考虑问题。那我要说，谁这么提出问题，谁就是从自己的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进一步的争论中，列宁发言，完全支持列·达·托洛茨基的论据。
争论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以34票对24票通过，1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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