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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三次讲话[1]
（10月25-26日）
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退场[2]
（10月25日）
托洛茨基同志声明：“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所发生的事不是阴谋，而是起义。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的革命干劲，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而不是阴谋。”
在讲话结束时，托洛茨基同志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提出下面的决议：
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确认：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大会，是在工人士兵群众的先锋队手持武器保卫代表大会和革命，抵御反革命进攻的时刻，这是破坏群众的全俄全权代表机构的无力的犯罪企图。
妥协分子的政党以其以前的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比巨大的损害，彻底败坏了自己在工人农民士兵眼中的声誉。
妥协分子策划并赞成使军队和国家陷于毁灭边缘的6月18日的致命的进攻。
妥协分子支持背叛人民、恢复死刑的政府。妥协分子在7个月的期间内支持在土地问题上不断欺骗农民的政策。
妥协分子支持破坏革命组织，解除工人武装，在军队中建立科尔尼洛夫的纪律和毫无意义地拖延血腥的屠杀。
妥协分子在事实上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盟友加深使数百万劳动群众注定挨饿的国内经济崩溃。
由于这个政策的结果丧失了群众信任，妥协分子人为地、居心叵测地为自己保留在很久没有改选的苏维埃和军队组织的上层中的阵地。
由于上述情况，中央执行委员会依靠妥协派的军队委员会和政府当局的直接支持，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
当这个阻挠和伪造革命群众舆论的政策悲惨地失败后；当妥协派建立的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的压力下垮台时；当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的明显的优势时，当起义对被资产阶级和它的仆从欺骗和折磨的革命群众来说成了唯一的出路时，妥协派为自己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与他们曾枉费心机地企图破坏其力量的苏维埃决裂。
妥协派的退出不会削弱而是加强苏维埃，因为清除了反革命杂质，使工农革命变得更加纯洁。
听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声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继续自己的工作，工作任务是劳动人民的意志和他在10月24－25日的起义预先决定的。
打倒妥协派！打倒资产阶级的走狗！
士兵工人农民的胜利的起义万岁！
二、关于逮捕社会主义者部长们[3]
（10月26日）
同志们，这里混杂着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事务性的，我们在昨天已经解决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临时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软禁。我们是这样处理普罗柯波维奇[4]的，我们也将这样处理马斯洛夫[5]和萨拉兹金。[6]军事革命委员会将采取一切措施在最短的时期内执行你们的决议，如果它到现在还没有执行这个决议的话，同志们，那只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武装暴动，是这些政党之一的另一个代表、我们熟悉的克伦斯基正在组织反革命力量，企图率领它来攻打我们。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拯救目前还是所向披靡的工农革命，不让它蒙受损害，忘记了两个社会主义者部长。（掌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市民对这些逮捕的印象的问题。同志们，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陈旧的概念应该推翻。我们的革命是新阶级的胜利，它们掌握了政权，它们应该保卫自己，反对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加入其中的反革命力量的组织。须知已经将他们软禁，直到调查清楚他们参与组织反革命阴谋的活动。这两个部长本身我们并不害怕，他们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意义。
人们对我们说，这在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事。说话的人记性真坏，因为在几个月前就看到了这种情况，那时，在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怂恿和完全同意下，工兵代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遭到逮捕，而且那时没有任何抗议和释放他们的要求。不仅如此，不是别人，正是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夫克森齐耶夫在被司法部代表释放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的公寓门口安排了两个密探。现在，这些代表想来打断我们的实际工作，在他们自己无能为力的重大事情上干扰我们，对我们喊出无意义的威胁，对我们表现出他们的令人厌恶的愤怒。（热烈的掌声。）
三、关于组织政权
托洛茨基同志上台反驳卡列林[7]阿维洛夫。[8]
我们在这里听到的看法，[9]已经不止一次地用来反对我们。用左翼可能的孤立来吓唬我们，也不是一次了。几天前，当起义问题公开提出时，就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孤立了自己，我们在走向死亡，[10]事实上，如果根据政治刊物来评判阶级集团的情况，则起义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的灭亡。反对我们的有反革命匪帮和形形色色的护国分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翼勇敢地与我们一起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11]他们的另一部分持中立观望的立场。[12]然而，甚至是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似乎我们已经被所有人抛弃时，起义几乎没有流血就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真的被孤立的话，如果所有现实力量都真的反对我们，那怎么会出现我们几乎没有流血就取得了胜利的事实呢？不，被孤立的不是我们，而是政府和民主派、半民主派。是他们与群众相隔离。他们以自己的动摇、自己的妥协把自己从真正的民主队伍中除名。作为一个政党，我们的巨大优势是我们与群众力量联合，我们建立了工人、士兵和贫苦农民的联合。
政治集团会消失，但阶级的基本利益会保留下来，能够探索到并满足阶级的这些基本要求的政党和派别就能取得胜利。如果需要联合，我们的主要由农民构成的卫戍部队和工人阶级的联合就是这样的联合。我们可以以这样的联合而骄傲。这个联合在斗争的烈火中经受了考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队伍的一支，投入了堪称世界各国人民革命历史上的典范的伟大的战斗。
在这里有人对我们说起在预备议会上形成的左翼联盟，[13]但这个联盟仅存在了一天，显然，它不是在应该的地方组成的。也许，这个联盟是好的，纲领也不错，但仍是只须一个冲击就让这个联盟灰飞烟灭。
阿维洛夫同志说到我们面临的无比巨大的困难。他建议为排除这些困难而建立联盟，但他没有做任何揭示这个公式的尝试，没有准确地规定他指的是什么样的联合：集团的、阶级的联合，或干脆是报纸的联合。须知在说与旧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之前，首先应该明白，与唐恩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会加强革命，而是它灭亡的原因。须知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恩准，掐断了我们的电话。
说什么民主派的分裂是误会。克伦斯基派突击营来攻打我们，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恩准掐断了我们的电话，我们遭到的一个又一个的打击，莫非都能说是误会吗？如果这是误会的话，那我担心，阿维洛夫和卡列林同志的全部议论也是政治误会了。
阿维洛夫同志对我们说：面包少，需要与护国派联合。但难道这个联合能够增加面包的数量？须知面包的问题是行动纲领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集团的问题。
阿维洛夫同志说到农民：但问题仍是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农民？需要在不同的农民成份之间做选择。今天在这里的有特维尔省的农民代表，他们要求逮捕阿夫克森齐耶夫。需要在要求逮捕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农民和把农民委员会成员塞满监狱的阿夫克森齐耶夫之间做选择。我们与特维尔的农民在一起，反对阿夫克森齐耶夫们，我们与前者永不分离。
我们反对与农民中的富农分子联合，我们为了工人阶级和贫农的联合而坚决地反对它。如果革命教会了我们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只有通过协调、通过这些分子的真正的联合才能取得胜利。那些追逐联合的影子的人把自己与生活彻底隔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想反对我党的话，他们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一个党，如果它要反对与农村贫农联合的无产阶级的党的话，它就自绝于革命。
在全体人民面前公然地举起我们起义的旗帜。这个起义的政治公式——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没有等待代表大会。不，我们是想等，但克伦斯基不想等：反革命没有打盹。作为一个政党，我们认为为苏维埃代表大会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创造实际可能性，是我们的任务。如果代表大会被士官生所包围的话，它以什么方式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呢？为了落实这个任务，需要一个这样的党，它把政权从反革命的手中夺出，并对你们说：“这是政权，你们一定要把它接过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尽管形形色色的护国分子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抛开，我们建议整个代表大会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当弥漫着硝烟的党走向他们，并对他们说：“共同掌握政权吧“，他们跑到市杜马去了，并在那里与赤裸裸的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他们是革命的叛徒，我们再也不与他们联合了。
阿维洛夫同志说：“为了顺利地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应该与妥协派分子联合组阁。同时他还说，盟国不想签署和约，但是，如果我们与那些出卖我们的人联合起来，那就万事大吉了。阿维洛夫同志通知我们：“帝国主义盟友嘲笑斯柯别列夫的假民主。”他又劝告我们：“但是，假如你们与假民主派结盟，那和平事业就有了保障。”
为和平而斗争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用革命的物质力量来对抗盟国和敌对国的政府。第二条是与斯柯别列夫结盟，也就意味着与捷列先科结盟，就是完全服从帝国主义。人们对我们指出，我们同时对各国政府和人民提出和平要求。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平行。我们当然不想以自己的呼吁来影响帝国主义政府，但只要它们存在，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们。我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的革命能够引发欧洲革命上。如果欧洲起义的人民不能粉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将被粉碎，这是毫无疑问的。或是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风暴，或是所有国家的资本家联手扼杀我们的革命。（有人在座位上喊：“有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道路，它一方面向西欧工人派代表团，另一方面与基什金们和柯诺瓦洛夫们结盟，这是谎言和虚伪的道路，我们永远不会走这条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说，欧洲工人起义的那天就一定是签署和平条约之日。可能会是这样，被日益迫近的所有被压迫者起义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匆忙签署和平条约。这里不能给出日期。不能预见具体形式。重要的是确定在内外政策上原则上一致的斗争方法。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联盟，这才是我们的道路。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完整的措施纲领。每个希望实施这个纲领的集团，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在街垒的这一边，在我们这里只能听到这样的声明：亲爱的同志们，热烈欢迎，我们是战友，兄弟，我们和你们同生共死。（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的头几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琅施塔得委员会1917年版
[1]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早在召开之前就成了苏维埃两个营垒斗争的焦点。在全俄民主会议期间苏维埃代表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协商决定，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0月20日召开。协商工作刚刚结束，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多数就为推迟它而斗争。出于政治考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否决了唐恩关于延期的建议。但为破坏代表大会的狂热工作非正式地进行。只是在它召开的几天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确信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进行的很热烈，它才通知各地方必须进行选举。
在各地区和省的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代表大会的面貌已经清楚。例如乌拉尔、西部、伏尔加流域等地区的代表大会都完全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召开的。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派构成如下：布尔什维克382人，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无党派人士31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70人，无政府主义者5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5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40人、孟什维克护国分子21人、少数民族社会民主党7人、中派社会革命党36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6人、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8人。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有压倒的多数。14名布尔什维克、7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和1 名新生活报分子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代表大会日程上的问题有：1、组建政权，2、战争与和平，3、立宪会议。
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代表大会后，主要决议——和平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法令——几乎都是一致通过的。代表大会还做出了废除克伦斯基恢复的前线死刑的决议，并建立了人民委员会。
[2]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退场是对这个政治事实——即他们失去了防止正式政变的全部希望——的反应。这个退场在当时意味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离开工农群众、苏维埃，走向反革命。甚至连孟什维克苏汉诺夫都不得不承认，这个退场是没有意义的。
须知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没有苏维埃，革命就不存在，它能存在吗？须知苏维埃一直是组织和团结革命群众的革命战斗机构。离开苏维埃能去哪儿？须知这意味着正式与群众和革命决裂。（《革命札记》第7卷第192页。）
在欣丘克宣读了退场声明后，代表大会会议上掀起了愤怒的风暴。在“逃兵……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去吧，资产阶级的仆人……人民的敌人”的喊声中，孟什维克退出了会场。在孟什维克右派和社会革命党退场之后，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库钦和马尔托夫发表讲话。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答复他们的讲话。由于在报导中只保留了他宣读的决议，我们引用苏汉诺夫记述的他的这个讲话：
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所发生的是起义而不是阴谋。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干劲。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而不是阴谋……人民群众在我们的旗帜下前进，我们的起义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们却对我们建议说：放弃胜利吧，让步吧，签协议吧。跟谁？我要问，我们应该和谁签协议？是跟那些离开这里的可怜的一小撮，还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但须知我们已经看透了他们。在俄国已经没有人再追随他们了。数百万工人农民与他们难道能像平等双方一样地签协议吗？他们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准备用这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工农去换取资产阶级的恩惠。不，这里用不着什么协议。我们应该对那些离开这里的人和提建议的人说：你们是可怜的孤家寡人，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演完了，去你们今后应该去的地方：到历史的垃圾箱去吧……（《革命札记》第7卷第203页。）
[3] 在开始就土地法令辩论时，这个问题完全出乎预料地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在辩论前，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皮亚内赫做了临时发言，并要求释放部长萨拉兹金和马斯洛夫。在他之后第3军的社会革命党人士兵歇斯底里地声称：“你们坐在这里夸夸其谈地说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同时虐待选举出的农民代表，篡夺他们的权利。我正告你们，你们敢动他们的一根头发，你们就将面临起义。”在这些假代表之后，来自特维尔省的真正的农民代表发言，他不仅要求继续关押上述逮捕的部长，还要求逮捕整个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在这些演讲人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做了答复。
[4] 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ович，1871-1955）“经济主义”思想家、“解放协会”活动家。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部长。十月革命后，在饥荒救济委员会工作，与反革命地下活动有联系。1922年因从事反苏活动被驱逐出境。——译注
[5] 马斯洛夫（Семëн Леонтьев Маслов，1873-1938）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农业问题专家之一。在“左翼的”切尔诺夫退出之后，他作为农业部长进入克伦斯基内阁。在十月革命后，他是合作社运动中反苏维埃分子的领导人之一。
[6] 萨拉兹金（Салазкин）著名合作社运动分子，最后一届克伦斯基内阁的教育部长。
[7] 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1891-193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袖之一。1917年12月－1918年3月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财产人民委员。布列斯特和平谈判时为苏俄代表团成员。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的领导人之一，1918年逃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译注
[8] 阿维洛夫（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вилов，1874-1938）1894年开始革命活动，1890年代末在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为之撰稿的《开端》杂志在内的几份合法杂志中工作。1905年参加了哈尔科夫起义，在1905和其后的几年中，阿维洛夫作为布尔什维克作家而闻名。二月革命后，他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加入了“新生活派”。1917-1918年，阿维洛夫为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的中央委员，在内战期间，这个集团企图持调解者的立场。在1918年退出这个组织后，阿维洛夫不再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工作。在10月起义期间，阿维洛夫是为数不多的“新生活派”的中央委员之一。
[9] 这个讲话是就组建政府问题而做的。没有就这个问题做专门的报告。在10月28日的会议上，加米涅夫宣读了下面的法令：
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为管理国家组建工农临时政府，它的名称是人民委员会。委托各委员会管理国家生活的各个部门，它们的人员构成应该保证贯彻代表大会公布的纲领，与工人、水兵、士兵、农民和职员的群众组织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权属于这些委员会主席的联合会，即人民委员会。对人民委员活动的监督和撤换他们的权利属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目前人民委员会由下述人员组成：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内政人民委员——А.И.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В.П.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А.Г.施略普尼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В.А.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Н.В.克雷连柯和德边科，工商人民委员——В.П.诺根，教育人民委员——А.В.卢那察尔斯基，财政人民委员——И.И.斯克沃尔佐夫，外交人民委员——Л.Д.布朗施坦（托洛茨基），司法人民委员——Г.И.奥波科夫（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И.А.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Н.П.阿维洛夫（戈列博夫），民族事务委员——И.В.朱加施维里（斯大林）。铁路人民委员暂缺。
[10] 这里指的是9月23日的社论，它断言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已经被孤立等等。当时列宁为驳斥这些论据，撰写了名为《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国家政权》的小册子。
[11] 拉济米尔等人属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
[12] 众所周知，包括卡列林在内的多数左派社会革命人在10月起义期间持中立立场。作为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11月中旬才进入政府。
[13] 预备议会中的左派联盟是由右派社会主义政党、新生活派、马尔托夫集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在10月期间，这些政党代表的言行鲜明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犹豫和动摇。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联盟的代表同时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克伦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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