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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委员会全俄代表会议上关于时局的讲话
（10月18日）
我感谢你们的热情欢迎，同时又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欢迎全俄代表会议。今天我们召开了苏维埃会议，会议的问题是关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我们请你们光临这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处于整个资产阶级和大部分社会主义报刊的无情的火力之下。把它变成了射击的靶子。彼得格勒苏维埃是政治集团关系上的试金石。俄国革命的整个命运就在这里反映出来。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有信心地说，彼得格勒苏维埃所持的立场在群众的情绪中得到了可靠的支持。你们工厂委员会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看到阶级斗争的内幕。只有瞎子才会进行把我们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类比的尝试。它们的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不能不看到这点。那时的无产阶级处于萌芽状态，是第三等级——手工业、商业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半无产阶级。在我们这里，在社会意义上，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在我们这里居统治地位的是两极，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类型和阶级意识是很高的；我们的工人阶级是高度典型的有组织的革命阶级，远远地超越了法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资本。这决定了严重的阶级纠纷。如果阶级冲突不那么尖锐的话，妥协派就能有基础。但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怎么调和？我们看到的妥协政策的彻底失败就是由此而来的；斗争激化了，更加暴露了。以前资产阶级分化成的各个政党全部消失，融合为一个立宪民主党。这表明，事关的是基础——私有财产、利润、地租。另一方面是渗透了对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不可调和的态度的工人组织。残酷斗争的前提就植根于这些条件中。内战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固有的。有极端的两翼，即便现在把革命政党从内战中排除出去，那右翼也依然会对革命和它的全部成果发动进攻。`党的逃跑并不能防止内战，只是使它在无组织的形式下零星进行，这对有产阶级最有利。内战是经济形势和历史发展强加给我们的。
可能有人会说：那农民呢？农民是中间阶级，虽然它的私有财产偏见比私有财产本身还多。但只要农民与城市革命政党联系在一起，它扮演的就是革命角色。如果它追随革命的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的意义将是巨大的。农民本身由于它的全部存在条件，不能建立领导党。这不是它的过错，而不幸在于在这点上表现出它的落后性。但是，农民加入哪方，哪方就能取得胜利。在革命开始时，妥协派取得胜利，因为在革命还没有给他们答复之前，他们就被组织进了军队之中，要求把他们选进苏维埃和委员会。利用农民的软弱无力，妥协派被选进第一届苏维埃中。甚至无产阶级由于担心脱离军队，它的相当大的部分都追随妥协派。但铁的现实迫使工人阶级与妥协派分裂，而和平问题又把军队投入无产阶级的怀抱。军队处于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军队看不到继续战争的生理可能性。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那军队就会自发地涌向后方，像前线代表所声明的那样。妥协派对拖延战争负有责任。他们正是因此毁灭了自己。阿夫克森齐耶夫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推行政府和半官方的政策，而自发的农民运动在全国不断增长，妥协团体不得不无力地在这个农民起义面前急得团团转，甚至干脆帮助当局镇压它。内战不是口号，而是事实。在农民和地主之间已经进行着内战。起义的农民自然不会成为妥协派的支柱。无数农民代表团在工人阶级中寻找直接的领导。农民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请求不要把士兵派到农村枪杀起义的农民。
犯罪的进攻导致大溃退。出路在哪里？如果以前妥协分子可能有通过他们对外交的促进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的话，现在所有愿望都应该彻底破灭了。最后一根稻草是派斯柯别列夫出席巴黎代表会议，在那里他应该在马克拉科夫[1]和鲁斯基[2]的监护下提出重新审查条约的要求。但我们“盟友”的所有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嘲弄这个计划。他们希望在继续战争上达成协议，而不是在和平上。前线的士兵说，如果在下第一场雪时还不能得到和平，战壕里的士兵群众就会离开阵地。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转向了提出和平口号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呼吁它夺取政权，并提出和平建议，以防止军队自发逃跑。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声明，只要革命之手不撤他们的岗，他们就不下舰艇。他们将保卫革命的彼得格勒,但他们不相信当局，他们深信，当局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掩饰，而资产阶级本身幸灾乐祸地看着英勇厮杀的水兵的死亡。罗将柯公然承认这点。他想把彼得格勒和波罗的海舰队交给德国人，希望以后再重新得到已经被德国磨盘碾压过的彼得格勒。那时再扼杀革命要容易得多。士兵们对他们不会被人出卖已经没有信心。他们怎么能够打仗？罗将柯们知道，如果放弃彼得格勒的话，战争将无法进行，因为为国防工作的工业将被破坏殆尽。反革命故意拖延战争，以便放弃彼得格勒，镇压革命。军队不能长久地支撑下去，所有前线代表都证实了这点。资产阶级以此做投机，故意让士兵、工人和农民绝望。现在资产阶级的全部政策都是建立在这点之上。工人应该就此大声地声明，到处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里亚布申斯基们和罗将柯们以及他们的掩护者的政策。
在生产方面，你们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们应该最清楚地了解怠工。你们监督的尝试不是监督，而只是零星的登记和局部施加压力的经验。监督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才有可能。只有那时才能搞清楚生产力的情况和再分配它的手段，合理地组织它，征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但是，没有无产阶级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革命的政权，所有这些都无从说起。你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对生产基础的这些监督，我们是得不到拯救的。
妥协派说：拯救在立宪会议中。但在今天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召开立宪会议没有任何保障。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破坏立宪会议，它以其对预备议会的态度证明了这点，它剥夺了该议会的所有权力，把它变成一个协商机构，以便在它的背后，在大本营中、在外交机构中、在银行里、在冬宫的隐蔽的屋子里进行破坏立宪会议的工作。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军队、起义的农民只有通过夺取政权才能进行争取立宪会议的斗争。
神秘主义者、迷信的人认为，只要一召开立宪会议，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幼稚的幻想！在历史上，解散立宪会议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需要的仅仅是保障立宪会议的存在，让它有可能贯彻自己的决议，为此需要政权的果断的革命机关，只有苏维埃才是这样的机关。谁暗中破坏苏维埃（资产阶级和妥协派），谁就是在破坏立宪会议。在“民主会议”上企图建立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政权，但由于不信任苏维埃，则找不到可依靠的人，于是低着头走向立宪民主党。把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与苏维埃对立起来，但区别在于，杜马与选民没有直接、紧密、牢不可破的纯革命的联系，而在苏维埃之下永远有它们的选举人的有组织的、武装的军队。苏维埃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人员构成，以此来正确地反映工人士兵农民的经验和政治发展。政治上轻浮的人嘲笑群众的“变化在无常”。群众在革命期间迅速发展。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极其迅速地改变群众的意识。法国革命家布瓦西·丹格拉[3]说过，在法国大革命的6年中，人民积累的政治经验比过去的600年还要多。群众的不断发展得到苏维埃反映和巩固。这就是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革命的脊梁的原因。打断这根脊梁骨，就意味着葬送革命。
同志们，有产阶级不使用所有手段疯狂地保卫自己的地位，是没有先例的，被革命唤醒的工人群众过去从来没有、今天也不会半途而废，不会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在革命中赢得的权利。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些历史规律不是党写的，而是它研究的。不能人为地把历史发展纳入和平的轨道上。应该意识到这点，并公然对自己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做的是为工人群众的利益来组织它。这是使它少流血、减少痛苦的唯一途径。实现这个结果靠的只是为夺取政权的坚定、英勇的斗争，而不是犹豫和摇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迫使资产阶级退让的机会。妥协派的动摇达到的是相反的结果。不允许以动摇来败坏工人阶级的士气。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军队、农民、舰队满怀希望地看着它。你们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这一思想的推行者。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将尖锐地提出政权、和平、土地的全部问题。当苏维埃说出自己的决定时，你们应该在地方响应。你们答复是一致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只有所有无产阶级的组织的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才能扫除一切障碍，保证人民的和平、土地、面包和政权。
《工人道路报》第42期,
1917年11月3日（10月21日）
[1] 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клаков，1869-1957）著名的自由派律师、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驻法大使。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马克拉科夫继续留在巴黎俄国使馆中，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阴谋中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由于在法国建立了“左翼联盟”体制，马克拉科夫不得不交出俄国使馆。——译注
[2] 鲁斯基（Рузский）沙俄将军，战前曾任基辅军区司令助理。在战争开始时指挥第三军，后来为西北战线司令。参与了沙皇逊位的阴谋。在克伦斯基时代一度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期间在高加索被击毙。
[3] 布瓦西·丹格拉（弗朗索瓦-安托万，伯爵）生于1756年，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在法国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为第三等级的国民会议代表。被选入国民公会，他投票反对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表现平平，但在促使罗伯斯庇尔垮台中出过力。此后成了公安委员会委员，主管巴黎的粮食供应。当时人们认为布瓦西·丹格拉是巴黎饥荒的罪人之一，几乎被人民打死。后来受控与保皇党合谋，被判处流放，逃往英国。拿破仑政变后把他召回法国，任命他为咨议院成员，后为伯爵议员。拿破仑失败后，路易十八任命他为贵族议员。在波旁王朝统治下，布瓦西仍是陪审制、出版自由的捍卫者。1826年在巴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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