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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
原形毕露！
在莫斯科报纸《俄罗斯晨报》上刊登了有关萨文柯夫与科尔尼洛夫的直通电话商谈。这些资料很有意思。它们无疑透露出我们早就清楚的事：科尔尼洛夫将军反对克伦斯基政府的阴谋是出自另一个更大的阴谋，即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共同策划的反对俄国革命的阴谋。
首先谈谈事实。
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其与萨文柯夫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了通过В.Н.李沃夫[1]对他提出的专政建议，据他说，后者是受克伦斯基的委托前来见他的。据科尔尼洛夫说，李沃夫建议他说出自己对克伦斯基指出的三种专政形式的看法。第一种：克伦斯基辞职，政府解散，科尔尼洛夫掌握专政政权。第二种：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分亨专政权力。第三种：克伦斯基政府自动把专政交给科尔尼洛夫，然后自动解散。
科尔尼洛夫回答说，他深信，唯一的出路是实行专政，宣布全国实行军管。科尔尼洛夫委托李沃夫转告克伦斯基，他认为除了他本之外，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都必须参加专政政府。他“坚决建议他们两人立即前往大本营，以便做出最终决定，而且他还声明，据他掌握的有关尔什维克准备在彼得格勒布暴动的‘确切情报’，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留在首都是极其危险的。”接下来，科尔尼洛夫与最高委员费洛年科讨论了“总体形势”，而且两人得出最终结论，为拯救国家“必须立即建立以国防委员会形式出现的集体专政，克伦斯基、萨文柯夫、费洛年科和科尔尼洛夫必须加入其中”。
揭露的实质就是这样，我们再重申一次，对我们来说，它们一点也不出乎预料。相反，只有从这些资料的角度，科尔尼洛夫暴乱的进程、特别是对它的镇压的基本线条才变得清晰起来。7月22日，克伦斯基收到了科尔尼洛夫的一封电报，后者在电报中指出他在什么条件下才准备接受最高总司令的职务。“第一，只对自己的良心和全体人民负责。第二，对我的作战部署不加任何干预……第三，在前线和后方（相应的）广泛推行最近通过的措施……第四，采纳我在7月18日大本营会议上以电报转交给最高总司令（布鲁西洛夫）的建议。”这样，克伦斯基在把电报转交给报刊时，认为无须通报这些特殊要求。
整个8月是在科尔尼洛夫与克伦斯基之间连续不断的谈判中过去的，而且总是有费洛年科和萨文柯夫作为中间人出席。费洛年科在其刊登在《日报》上的那封信中，对他了解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计划和图谋根本不加否认。是啊，他又怎么能够否认这点呢？暴乱是在几个星期中筹备的，而且挑选军官、大本营的鼓动工作、绝不是出于作战要求而进行的部队调动，都是在费洛年科的眼皮底下进行的。8月2日，萨文柯夫来到大本营，在那里与费洛年科一起参加了军队组织的委员和代表的会议。这是在大本营的公然暴乱的三天之前。萨文柯夫不能不知道，根据一种方案，在军人专政中将有他的一席之地。苏沃林的《小报》对此也十分清楚，它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以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代表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事，应该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另一份苏沃林的报纸《新时代报》分析了萨文柯夫驱车前往大本营这个题目的另一个方案。隐藏在О.Б-ть笔名下的某个知情人在8月23日的《新时代报》上这样写道：“整个政府，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既然他们想拯救俄罗斯，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交给最高总司令，完全无条件地受他的支配，这样他就不会在手中掌握着人民群众的人中间遇到抗议和障碍。”一方面是政府成员定期地对报刊通报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的某些谈判，而且这些谈判的题目永远也不直呼其名。
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其第一份呼吁书中直接声明，正是克伦斯基把他拖入暴乱的；科尔尼洛夫称临时政府的行为是挑衅。当然，谁也没必要相信科尔尼洛夫的每一句话，虽然老实说，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科尔尼洛夫比他的同伙更不可信。但问题的实质在于，科尔尼洛夫的话没有遭到反驳。据报纸称，中间人李沃夫证实了科尔尼洛夫的声明。萨文柯夫不作声。费洛年科、科尔尼洛夫的内政部长候选人在《日报》上以一封神秘的信做了回应，它间接地证实了由科尔尼洛夫的言论中、更主要的是由事实的全部逻辑中流露出的最坏的怀疑。至于克伦斯基本人在与科尔尼洛夫分子关系上的所做所为则是这样，他不认为他们是“阴谋分子”和“暴乱分子”，而是政治活动家，只是走得稍微远了点儿，因而超出了克伦斯基本人据当时的条件认为是有益的界限。
众所周知，临时政府总理的政治立场是空白，它在革命期间越来越被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内容所充实。在7月3-5日之前，克伦斯基以他的全部行为暴露了不仅是“革命民主派”的监督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连在其政策的公然的帝国主义退变的道路上与它简单的接触，都让他难以忍受。克伦斯基需要来自右边、资本家集团、盟国的大使馆、特别是来自大本营对他的强大的压力，帮助他放开手脚。克伦斯基想利用将军的骚乱来巩固他的个人专政。在其自恋和外省的傻头傻脑中，他指望能把将军们控制在“理智”范围内。但造反的将军们当然决不想扮演为克伦斯基公民独裁服务的“炮灰”的角色。更何况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的中间人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有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显然在玩弄自己伙伴的合作以及他们的冲突。科尔尼洛夫和他的鼓动者们显然指望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彻底驯服克伦斯基。而事实和声明表明，萨文柯夫和费洛年科认为自己同样能够胜任军人和文职人员的专政。
此时，克伦斯基惊慌失措地在前线事件、国内崩溃以及政治震荡之间摇摆不定，从独裁者的傲慢转到可悲的沮丧，大本营一刻不停地进行自己的工作，8月27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而且，无论是科尔尼洛夫还是克伦斯基本人，还是他们的中间人，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是科尔尼洛夫对克伦斯基的最后通牒，还是他们两人对“革命民主派”的共同的最后通牒。
根据迄今所了解的事情的全部情况，事件进程就是这样。但远非所有情况都已经了解了。十分清楚，不仅是被告，就连今天的官方起诉人，都与科尔尼洛夫阴谋案情不被彻底揭穿休戚相关。现在这个问题与政权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权的波拿巴分子仅此一点就不可能主动同意苏维埃政权，这必然会扩大现在进行的侦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声誉遭受的不仅是政治损失。另一方面，谁现在要求充分全面调查科尔尼洛夫阴谋，他就以此排除了联合的可能性。《日报》的聪明的评论员对此心领神会：他们就费洛年科、萨文柯夫和克伦斯基在准备科尔尼洛夫暴动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几个微妙的问题。但在费洛年科的自杀性的信件之后，银行报纸的小评论经济人立刻沉默了：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的“真诚联合”不仅排除了严肃的社会改革，也排除了对反革命阴谋的简单的公正调查。
因而，革命党就更加坚决地为把所有阴谋分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斗争。
《工人道路报》第5期
1917年9月21（8）日
[1] 李沃夫（В.Н.Львов）系李沃夫公爵政府中的正教院总监。在七月事件后的日子里，参与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幕后准备工作。在暴乱的前几天，李沃夫以科尔尼洛夫的名义向克伦斯基提了一系列的建议。在十月革命后，李沃夫参加了反革命运动，后来移居国外。1921年，李沃夫成了著名的路标转换派成员之一。1923-1924年，李沃夫参加了革新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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