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七月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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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月3-5日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声明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一

　　为了澄清我在维也纳生活和活动的环境和条件，必须询问劳动部长М.И.斯柯别列夫，作为证人。我和他一起出版运往俄国的“非法”报纸《真理报》。М.И.斯柯别列夫曾是编辑部成员、报社的出纳。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那个今天被捕的捷克战俘（用他们的话）贝奈斯和克诺弗利切克所属的捷克国际主义组织的大部分联系是他承担的。
　　关于我在维也纳居住的最后阶段（1913-1914年），还有关于我从维也纳转到瑞士，关于我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态度，我就这个题目所做的公开演讲等，莫斯科军区司令助理В.В.舍尔^[1]可以提供详尽的信息，我曾与他一起在维也纳编辑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斗争》杂志^[2]（1914年）。
　　这两个人的供词可以为侦察提供详尽的资料，揭露对我与德奥帝国主义有联系的任何怀疑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侦察当局却认为阿列克辛斯基们和布尔采夫们的肮脏的谮言中伤是能够和必须得到验证的。就侦察当局的第一个挑战我能说出我在国外活动的数十乃至数百名目击证人。
　　现在在彼得格勒的奥地利战俘奥托.鲍威尔^[3]是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作家，他可以证明，在我侨居维也纳的整个期间，我一直为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民族主义、反对他们对奥匈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而进行口头和书面的斗争。当然，我不是作为沙皇外交的捍卫者，而是作为俄国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进行这场斗争的。

二

　　至于我不认识的证人的供词，说我号召“武装起义”，甚至建议示威者“痛打资产者”（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要再一次声明，这类显然是不怀好意的证词干脆是把与我的实际活动截然相反的行为强加给我。
　　农业部长В.М.切尔诺夫听到了我就那些身份不明的人企图逮捕他一事对示威者的讲话，最后几句话是：“谁到这里来是为了施加暴力的，请举手！”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孟什维克士兵越飞反对我的立场，在示威游行时他站在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请求我对士兵讲话，正是因为我的所有讲话最后都是呼吁：“不要任何暴力！平静地回家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萨基安，社会主义革命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罕^[4]和数百个其他人都能证明这点，在调查当局的协助下我可以指出这些人：为此它只须询问斯莫尔尼宫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即可。
　　我请求至少应该尽快讯问上面指出的人物。

三

　　人们告诉我，在劳动印刷所没收的印刷纸张中，有我写于七月事件之前的两本小册子《致诽谤者》和《大灾难年代》^[5]的手稿。由于这两份手稿与构成调查的对象的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请求把上述两份手稿纳入侦察材料中。
　　如果调查当局不以证明无法证明的东西的目的为己任，而是沿着我指出的方向认真地尝试验证自己的材料，那它在24小时内就能确信，它没有任何权力把我关押在监狱中，在本文结束时，我再次表达我对这点深信不疑。

十字架监狱第487牢房
1917年8月8日

^[1] 舍尔（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ер，1884-194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1917年担负重要的指挥职务。在十月革命后，舍尔以孟什维克的名义批评苏维埃政权。在后来的年代中，舍尔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银行工作。

^[2] 《斗争》杂志是社会民主工党超党派的杂志，在战前不久在彼得格勒创刊。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托洛茨基。杂志的基本编辑干部在战争年代中在国际主义报纸《我们的话》编辑部工作。

^[3] 鲍威尔（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1934年起流亡国外。晚年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改良主义观点。——译注

^[4]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1889-1937）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维埃代表团秘书。1918-1920、1927-193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年任驻波兰全权代表，1923-1926年任驻中国全权代表，1934年起任驻土耳其全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5] 尽管采取了所有措施，这两本小册子仍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