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德国人的挑拨措施不止一个：德国不仅在前线、在战壕里寻求单独媾和，还在俄国寻求它。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代表、罗伯特.格里姆就来到了彼得格勒，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都十分了解此人。我应该说，在我任部长时，我禁止罗伯特.格里姆进入俄国，因为我知道罗伯特.格里姆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今天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在社会主义者部长的参预下，罗伯特.格里姆被相关的部遣返出境。只是现在他们才认识到罗伯特.格里姆是德国当局的代理人，他这个代理人是中间人，越过政府，还是在单独媾和这个问题做文章。还有一个类似的可悲事实。你们知道，不久前逮捕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科雷什科，他以巴扬和谢列尼科伊的笔名在各个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他的逮捕揭露出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原来科雷什科先生用德国的钱为让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和外交部长米留可夫退出第一届内阁做了大量工作。由此看来，德国的工作就不限于学院式地建议单独媾和了。而是进行非常有力的纯实践型的工作。德国间谍与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的空想家同时工作，达到了一方面使我们的极端政党满意，另一方面使德国政府满意的目的。只需要补充一点，我们的临时政府逮捕了科雷什科，驱逐了罗伯特.格里姆。而列宁、又在重新宣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同志们，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却依然逍遥法外，在俄国社会和俄国军队中散布传染病。我认为，应该希望我们的政府从外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宣传鼓动家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的同类宣传鼓动家。我们希望，什么时候能把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也送到科雷什科现在呆的地方。（《言论报》191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