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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无政权
——评时局
战争条件推开并压倒革命内部力量的作用。然而，革命进程恰恰将是由这些内部力量、即阶级决定的。
最初，战争打断了从1912年开始加强的革命，[1]后来由于愤怒的军队的英勇干预，又赋予它空前迅猛的进攻速度。旧制度的反抗力量已经被战争进程消耗殆尽。那些能够作为君主制和人民的中间人的政党一下子被悬在空中，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冒险跳到革命的岸上。这给了革命暂时的全民族一致的假像。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人民“联系在一起”，这应该马上使它产生为战争利益而利用“全民族”的革命高潮的想法。
战争的条件、参加者和目的还是原样。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是旧制度政治范围内最明显的帝国主义分子，却成了俄国革命运命的支配者。实质上与沙皇制度下一样的战争，在同样的敌人、盟友和国际责任的情况下，却因而变成了“为革命的战争”。对资产阶级来说，任务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利益动员革命——它激起的力量和热情。只要工人群众在这块红抹布下表现出不惜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献身的勇气的话，米留可夫们就宽宏大量地同意称“红色抹布”为神圣的战旗。
但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的马脚暴露得太明显了。为了能掌握被唤醒的群众，把他们的革命力量引到国外战线的轨道上去，必须采取更复杂的手段，主要的是需要政纲尚未声誉扫地的其他政党，声望尚未玷污的其他人。
他们被找到了。在反革命年代，特别是在最近的工业高涨时期，资本在经济上让数千名1905年的革命者服从自己，在精神上驯服了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他们的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因而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有相当数量的政治活动家干部，他们早就对遏制阶级斗争和让工人群众服从护国纪律跃跃欲试了。与这些知识分子携手共进的是反革命时代的工人取消派，他们被1905年革命的失败吓破了胆，他们在自己身上发展了一种才干，即看风使舵的才干。
资产阶级反对派在帝国主义基础上反对沙皇制度，早在革命前就为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更紧密地靠近有产阶级创造了条件。克伦斯基、齐赫泽在杜马中使自己的政策与格沃兹杰夫[2]和波格丹诺夫[3]的进步同盟接轨，与古契柯夫们的军事工业委员会[4]接近。但沙皇制度的存在妨碍他们公然转到国家护国主义的观点上。革命消除了这方面的全部障碍。对资产阶级政党投降现在得到了“民主统一”的称号，资产阶级国家的纪律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纪律”，最后，参加资本主义战争开始被称为保卫革命免遭外来破坏的战争。
这是司徒卢威[5]在其《路标》中预见、召唤和培养的“国家”知识分子，他们意外地在被强迫征入军队的更加落后的人民群众的软弱无力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只是因为革命是在战争期间发动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庸人在革命初期就是机械组织力量，得到了对工兵代表苏维埃施加影响的机会，如果不是在战争中的话，这些分散、落后的阶级是根本不能胜任此事的。在外省、在偏远闭塞地区，在多数刚刚被唤醒的群众中，孟什维克-民粹派知识分子在开始时理所当然地得到支持。把小资产阶级阶层引到与资本主义自由派妥协的道路上，事实再次表明后者根本不能独立率领群众，孟什维克-民粹派知识分子以这些群众的压力为自己在暂时被排挤到群众大军次要位置上的纯工人阶层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在开始时，似乎所有阶级矛盾都消失了，所有社会缝隙都被民粹派-孟什维克的思想残片所填补，全民一致最终在克伦斯基、齐赫泽、唐恩的创造性努力下实现了。在看到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复苏时，感到意外和惊诧，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野蛮的、确实丑恶的嘲弄——说他们是宇宙和谐的破坏者，就是由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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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工兵代表苏维埃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升到对它自己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高度，它最怕负责任，因此毕恭毕敬地把政权交给出自6月3日杜马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小资产阶级庸人对神圣的国家政权的生理恐惧，在民粹派身上公然流露出来，在孟什维克身上却被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允许社会主义者为自己夺取政权的重担的教条议论所掩盖。
“双重政权”就是这样形成的，更确切地说，应该称它为双重无政权。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秩序和战争胜利的名义把政权拿到手中；但它不能绕开工兵代表苏维埃进行统治，而后者对政府毕恭毕敬，半信任同时又害怕，革命的无产阶级别一不小心推翻了全部机构。
米留可夫无耻挑衅的外交政策引发了危机。认识到苏维埃小资产阶级领袖在政权面前惊惶失措的全部力量，资产阶级政党在此基础上干脆直接进行敲诈：以政府怠工相要挟，即自己拒绝参加政府，他们要求苏维埃交给他们几个社会主义者为人质，后者参加联合内阁应该会加强群众对整个政府的信任，以此来消除“双重政权”。
在最后通牒枪口的威胁下，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急忙丢掉自己身上马克思主义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最后偏见，并把苏维埃的民粹派“领袖”也引上这条路地，后者也根本不受原则性偏见的拖累。最后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切尔诺夫身上，他来自“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6]在那里离开了王德威尔得、盖得和桑巴的社会主义，只是为了在在后来进入李沃夫和盛加略夫的内阁。诚然，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者证明说，俄国的米勒兰主义与法国和比利时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阿姆斯特丹决议[7]所预见到的十分特殊的情况的产物。但是，他们只是重复了总是以同样的“情况的特殊性”为理由的比利时和法国米勒兰主义的论据。克伦斯基在其令人厌倦的戏剧性之下，还储存着一些对现实的嗅觉，他完全准确地把俄国米勒兰主义与西欧的等量齐观，并在其赫尔辛福斯的讲话中炫耀说，由于克伦斯基的榜样，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两个月内走完了西方社会主义者花了10年才走完的路。难怪马克思称革命为历史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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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尚未形成，历史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果它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后马上建立的话，作为 “民族的革命统一”的体现，它也许还能在革命力量内部斗争中维持一段时间。但第一届政府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给它的期限正好够暴露“民族统一”的全部谎言，并激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立即盗取革命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企图进行革命反抗。在这样的条件下，用白线缝成的联合政府不能缓解灾难，它本身注定要成为“革命民主”队伍中分化和分裂的核心问题。它的政治存在只是连篇废话掩盖下的垂死挣扎而已，哪里谈得上它的“活动”。
为了与经济、特别是粮荒作斗争，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门制定了国家领导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广泛计划。经济部门的成员与苏维埃官方领导人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方向，还不如说是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深刻了解。正是因此，他们得出极度革命性的实际结论。他们的理论缺乏的是革命政策的传送带。就其多数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政府不能实现彻底反对有产阶级自私的体制。如果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和他那已经成为谚语的“100%”不明白这点的话，严肃、干练的工商界代表柯诺瓦洛夫[8]则对此非常清楚。
他的退休给联合内阁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口。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为让所有人都毫无歧义地明白这点。对苏维埃领袖们惊惶失措的心理的戏弄又重新开始：资产阶级威胁要把政权扔给他们。“领袖们”对此的回答装得跟没事人似的。资本的主要代表走了，我们就邀请……布雷什金先生。[9]但布雷什金示威似地拒绝了参加对私有财产进行外科手术的试验。于是开始寻找“独立的”工商部长，即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支持的人，他可以扮演同时接收劳工和资本的反诉的信箱的角色。
然而经济崩溃却日趋严重，而政府的行动仍是主要表现在印刷纸币上。
李沃夫和盛加略夫是切尔诺夫的老同事，因此他不可能在土地问题上展示哪怕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而这正是这位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典型特征。意识到分派给他的角色，切尔诺夫向社会做自我介绍时不是土地革命的部长，而是……土地调查部长。根据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掌握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构想，革命在下层中停留在对立宪会议消极的等待中，从社会主义革命者加入地主工厂主的内阁后，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进攻就得到了无政府的称号。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临时政府公布的“和平纲领”的失败，比期望的要快，更有灾难性。法国的重要部长里博先生不仅毫不委婉地断然否定了俄国的公式，庄严地确定了继续战争，直到获得“彻底胜利”的必要性，而且拒绝给前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护国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们发放护照，而这个会议是在里博的盟友和同事们、俄国的社会主义部长们参预下组织的。其殖民占领政策总是以其无耻的“神圣的自私”而著称的意大利政府对“不兼并的和平”的公式的答复是让阿尔巴尼亚单独赔款。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散发以他特有的假仁假义的教友派教徒的口吻写的一封信对俄国照会加以反驳，信的主题是，在战胜德国后，在他威尔逊无私的参预下，盟国收取的赔款实际上不是赔款，而是对和平和公正的保障。临时政府、即它的社会主义部长们在两个星期内没有公布盟友的答复，显然是指望用这种小手腕来延长自己政策的残喘。结果是有关俄国国际形势的问题、即俄国士兵为什么应该打仗和死亡的问题，现在变得比米留可夫外交部长的公文包被打掉的那天更加尖锐。
在现在吞噬全民人力和资金大部分的陆海军部门中，无限地笼罩着作姿态和说空话的政策。今天的军队的物质和心理状态过于严重，它们是无法用部长们的散文诗来消除的。用布鲁西洛夫[10]将军取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改变了这两位将军的状况，但不是军队的状况。进攻的口号激动了国家和军队的舆论，后来这个口号又突然被抛弃了，为了一个更少装饰的口号——准备进攻，陆海军部没有能力让国家接近胜利，就像捷列先科的部门没有能力让它接近和平一样。
临时政府软弱无力的图景在其内政部的工作中完成，用忠诚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决议的话来说，它单方面地用地主老爷来充实地方干部。不等立宪会议，就用夺取的权力的手段保证了地方自治的居民中积极阶层的努力，并立刻被唐恩们用国家-警察语言称为无政府，也引起了政府方面出乎预料的有力的回击，后者的人员构成就使它无法采取创造性的强有力的措施的。
最近这几天，这个政策的全方位站不信脚步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得到最令人反感的表现。资产阶级报刊反对喀琅施塔得——革命的国际主义和对联合政府的不信任的象征，底层人民的独立政策的旗帜——的卑鄙的、彻头彻尾诬陷战役，不仅让政府和苏维埃领袖服从自己，还使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成了反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的无耻诬陷的急先锋。
革命的国际主义不断地把护国思想从工厂和进步团队中排除，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服从自己的新主子，狂热地企图一下子就打倒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以此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心理”因素的准备。把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团结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周围，英法和美国交易所的盟友和俘虏在政治上孤立了无产阶级，让它“遵守纪律”，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为解决这项任务耗尽了政府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全部力量。用血腥镇压进行无耻的威胁、挑起公然的冲突，是这项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5月中，这些人如此卖力和匆忙，好像他们已经决定要为六月事件[11]做准备似的。
联合内阁的垂死挣扎从它诞生那天就开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应尽自的全部努力，让它的垂死挣扎在内战的痉挛中结束。通向它的唯一一条路是全线展开进攻，不是让步，不是闪烁其词，后者只能刺激国务活动家的胃口。应该不让他们孤立自己，而是应该把他们孤立起来。应该在联合政府的可悲可怜的经验上在最愚昧的工人群众面前揭露这个现在以革命的名义讲话的联盟的反人民的内涵。在粮食、土地、军事问题上，应该用革命的方法对抗有产阶级和它们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尾巴。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孤立自由派，保证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城乡底层的主导性影响。今天的政府与今天的工兵代表苏维埃领袖的一起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挽救作为革命代表的苏维埃的权威，保证它今后的领导角色的，只能是今天的苏维埃的少数。这点在每一天都变得更加明显。政府不能，苏维埃不敢的双重没有政权的阶段必然以空前尖锐的危机而结束。我们的事情就是为这个时刻积蓄力量，以便全面地提出政权问题。
《前进》杂志第1期，
1917年6月15（2）日
[1] 这个高潮的起点应该认为是1911年末。但只是在1912年4月发生的著名的勒拿河枪杀工人事件之后才迅猛展开。这个事件甚至唤醒了无产阶级中的冷漠群众，从那时起直至战争开始，俄国成了群众经济政治罢工的见证人。这个高潮完全证实了我党在反动年代对事件的革命进程的定向。孟什维克制定了俄国缓慢长入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策略，以毫不掩饰的担心迎接这个高潮，这表现在他们对高潮的评价——“罢工狂热”——中。
[2] 格沃兹杰夫（Кузьма Антонович Гвоздев，1883-？）孟什维克领袖，战时彼得格勒护国分子的领导人。格沃兹杰夫在把工人拉入资本巨头创立的军工委员会上表现得格外积极。格沃兹杰夫与古契柯夫联盟，反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对这些委员会的抵制情绪。二月革命后，格沃兹杰夫理所当然地处于孟什维克的右派行列中。格沃兹杰夫加入第一届联合政府，为劳动部副部长。
[3] 波格丹诺夫（Борис Осип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4-？）1917年以革命护国派闻名的孟什维克一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是策列铁里的最亲密的助手。七月事件后，波格丹诺夫像部分其他孟什维克一样一度向左转，在全俄民主会议召开时，他甚至领导了反对唐恩自由派政策的反对派。由于波格丹诺夫一翼，在全俄民主会议前成立的孟什维克党团的会议否定了唐恩关于与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决议。
[4] 军事工业委员会系系俄国资产阶级于1915年建立的组织，旨在动员工业满足军事需要，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委员会领导人企图建立工人小组来吸引工人参加该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译注
[5] 司徒卢威（Петр Бери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解放》杂志和《俄国思想》杂志编辑。《路标》文集的作者之一。白俄流亡者。——译注
[6] 昆塔尔会议又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4月24-30日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4月24日在伯尔尼，后在瑞士昆塔尔村）。通过了反战宣言及其他文件，这些文件虽然没有包括列宁提出的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由于列宁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坚持，写入了进行全面的国际主义反战，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口号。——译注
[7] 这里指的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在修正主义者与正统派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理论斗争。这次代表大会“正统”的多数通过的决议，未加修改地被阿姆斯特丹代表会议通过。由于这个决议的历史重要性，我们将它全文录下。它再一次表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叛徒的国际忘记了第二国际自己的基本策略原则：
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修改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经过检验并获得成功的策略的修正主义企图，它以对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来取代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夺取政权的政策。
类似的修正主义策略的结果是把党从力图尽可能迅速地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因而是革命——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政党，变成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党。
因此代表会议与修正主义意图相反，表达自己深信，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日益激化，并声明：
1、 党不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负任何责任，因此它不能为由统治阶级为维持其政权的需要所决定的手段做辩解。
2、 根据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考茨基的决议，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民主党不能追求加入政府。
接下来，代表大会谴责了掩饰现在的阶级矛盾，方便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所有企图。
代表大会希望，社会民主党党团继续使用自己已经得到的巨大力量——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由于支持它的选民群众的巨大增长，解释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利用我们纲领中相应的基本条例，以最有力、最热情的方式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和保障政治自由和其他权利；为反对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殖民地政策、无权地位、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进行比它此前所能进行的更加强有力的斗争；最后，为建立社会主义立法，完成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任务而坚决行动。
[8] 柯诺瓦洛夫（Алексадр Иванович Коновалов,1875-1948）俄国大纺纱厂主，进步党领袖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进步同盟”的首领。1917年在临时政府中任工商部长。十月革命后组织反革命阴谋和叛乱。后来流亡国外。——译注
[9] 布雷什金（Брышкин）系莫斯科大工厂主，工商资产阶级领袖之一。在克伦斯基时期，布雷什金不止一次进入内阁。
[10] 布鲁西洛夫（Алексей А лексеевич Брусилов,1853-1926）俄国骑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第8集团军参加加里西亚会战，1916年直任西方面军总司令，胜利地实施进攻战役（称布鲁西洛夫突破）。1920年起在红军中任职，1923-1924年任骑兵监。——译注
[11] 六月事件指1917年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约50万工人士兵于俄历6月18日（公历7月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政治性示威，它不理睬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做出的在“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下举行民众示威的号召，打出了自己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次示威是六月危机中的主要事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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