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斯维尔德洛夫（列夫·托洛茨基，1925年3月13日）

ПАМЯТИ СВЕРДЛОВА

追忆斯维尔德洛夫

列夫·托洛茨基

1925年3月13日
Zveza 翻译

　　〔说明〕本文曾被收录于《回忆录文集》（苏联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207.html

　　我直到1917年，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上才认识斯维尔德洛夫，他那个时候担任会议主席。当时，党内不见得有多少人能猜到这位杰出人物究竟有几分重量，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就大显身手了。
　　在革命之后的第一个阶段，侨民，也就是那些在海外呆了许多年的人，和“国内的”、“本地的”布尔什维克还是有所区别。欧洲的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还有理论总结后的派系斗争经验，让侨民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当然，这种对侨民和非侨民的划分只是暂时的，之后这种区别就抹消了，但是在1917年和1918年它在很多情况下都相当显著。然而，哪怕是在那个时候，斯维尔德洛夫身上也没有什么“外省习气”。他每个月都在相当自然而然地成长壮大，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他和大事件保持步调一致，而且不断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接触和合作，这让外界觉得他好像生来就是个一流的革命派“治国人才”。他对待一切革命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上而下，也就是从笼统的理论设想出发，而是从下往上，运用党的组织展开传导，直接进行切合实际的推动。对他来说，每一项新的革命任务首先都是组织任务，也就是说这些任务刚一出现就马上被他具体化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商讨一个新的政治问题，斯维尔德洛夫可能会显得犹豫不决或者还没形成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如果他沉默不语就更给人这种印象，而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实际上他在讨论期间脑子里同时还在做另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这么归纳：要把谁派到哪里去？怎么引导和协调？等总体的政治决议确定下来，需要考虑组织和人员问题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几乎总是已经有了现成的提议，这些提议来源于他的记忆以及他与其他人的个人往来，而且非常深谋远虑、切实可行。
　　当时苏维埃各个部门和机构处在建设的最初阶段，它们纷纷去找斯维尔德洛夫要人，这类党员干部的分配工作还是第一次打草稿和开始尝试，它要求负责的个人有非凡的机智和创造才能。机关、记录、档案都没法依靠，因为它们都还处于极其薄弱的阶段，完全没办法直接确定某位职业革命家伊万诺夫^[1]到底适不适合在某个到那个时候为止都还只有个名字的苏维埃部门里担任领导。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心理直觉，需要从伊万诺夫的过去当中找到两三个参考点，并从中得出结论，让他在全新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而且这种调换必须要根据每个部门的不同状况来进行——要找人民委员、《消息报》印刷厂的主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克里姆林宫的警备长等等，工作无穷无尽。这些组织问题当然完全不是按顺序产生的，也就是说，不是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按职位排好，而是相互交错、杂乱无章，有很大的随机性。斯维尔德洛夫做了调查，收集或是回忆了许多履历情报，他打电话和别人沟通，又做了推荐、派遣人员、任命干部。我甚至到现在都很难说他是以什么职位在做这项工作，也就是说他正式的权力到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他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支持下——完成了这项工作的相当大一部分。没人对此有任何异议，因为这是当时的整个形势提出的需要。
　　斯维尔德洛夫所做的组织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完成的，他把委员会的委员们任命到不同的岗位上去，给他们每个人单独委托任务。有很多时候，有人带着这样那样的困难打电话找伊里奇求助，他就会建议说：“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吧！”而当某位新晋的苏维埃“大官”和同僚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说：“必须找斯维尔德洛夫商量。”要解决首要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斯维尔德洛夫本人当然完全不赞成这种依靠个人的办事方法；相反，他所有的工作都为更加系统和有序地解决党和苏维埃的问题准备了条件。
　　那段时间，所有的领域都需要“先驱”，也就是需要能够在没有先例、没有法规、没有章程的极大混乱当中独立工作的人。斯维尔德洛夫为了各种需要而找寻的正是这样一些先驱。正如上文所说，他回忆起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履历细节——他是谁，他在什么时候有怎样的表现——然后由此做出结论，判断这个候选人适合或者不适合。当然，错误是很多的，但比我们预期的要少，这令人十分惊讶。而且最重要的是，面对着这些任务和困难造成的混乱以及最低限度的人手，他还能着手处理事务，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惊人了。比起组织方面的任务，原则和政治方面的每项任务都显得更清晰、更容易完成。这种现象哪怕在今天也是如此，它来源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时期的本质——明确的目标同物质以及人手的匮乏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而在那时，在最初那段时间，这种矛盾比今天还要尖锐得多。就是说，我们一谈到我们事业实际的解决方案，很多人都会为难地摇摇头……“那，您怎么想呢，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然后斯维尔德洛夫就会得出他的办法。他认为，“我们的事业完全有可能成功”——如果派出一批精挑细选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引导他们、把他们和必要的人员联系起来、检验他们、充实他们，这样就可以。要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完全充满信心，相信我们能解决每一项任务、克服每一个困难。斯维尔德洛夫对事业有着取之不尽的乐观，这是他工作的背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用这种方式百分百地解决了每一个问题，能够解决百分之十都算好事了。但在那个时候这就已经足够救急了，因为它确保了我们能够拥有明天。毕竟最初那些艰难岁月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比如想办法填饱肚子、想办法进行武装和训练、想办法支撑运输、想办法对付伤寒——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保证革命拥有明天。
　　斯维尔德洛夫的品质在最困难的时刻表现得特别突出，比如，1917年的七月，也就是彼得格勒的白卫军击溃了我们党以后，以及1918年的七月，即左派社会革命党发起暴动^[2]以后。在这两次事件当中，必须要修复组织，恢复或是重建联系，检验那些经受了巨大考验的人。在这两次事件当中，斯维尔德洛夫的镇定、他革命的远见和机智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在其他地方^[3]已经描述过，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的“高峰时期”，斯维尔德洛夫从在大剧院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前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他笑了一下，同我们打招呼说：“好吧，看来我们又得从人民委员会改成革命委员会了。”
　　斯维尔德洛夫一如既往。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清楚地认识了彼此。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确实是无与伦比：他自信、勇敢、坚定、机智——是最好的那种布尔什维克。列宁就是在那困难的几个月里充分认识并且肯定了斯维尔德洛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有好多次给斯维尔德洛夫打电话，希望对方能紧急采取某个措施，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都是：“已经办好了！”就是说这个措施已经推行了。我们经常拿这个话题开玩笑说：“斯维尔德洛夫大概已经办好了！”
　　列宁有一次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反对他进入中央委员会，我们竟然这样低估了这号人物！这一点曾经有相当大的争议，但来自下面的代表们在大会上纠正了我们，事实证明他们完全正确……”
　　毫无疑问，当时肯定不至于出现党组织相互混杂的情况，但是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仍然反映出我们党支部的状态有一些不确定性。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那个时候我们把一大批工作人员派去东部前线，同时还把穆拉维约夫派过去当总指挥^[4]。尽管这个由几十人组成的小组里大多数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但选出来的书记是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在各个机构和部门里，我们自己党内没有经验的新成员和临时成员越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就越是不确定。暴动的主要核心是契卡武装部队当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这个事实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相互关系很模糊，我们的党员不够警惕和团结，因为他们最近才开始在这个初创的国家机器里生根发芽。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发生了力挽狂澜的转折。暴动的那几天，一个执政党在反对另外一个执政党，所有关系都被打上了问号，各个部门里的官僚都骑在墙头观望局势——而最优秀的、最忠诚的、最有战斗性的共产党成员很快就开始在各个机构内部相互联系，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断绝联系并且反对他们，共产党的支部在工厂和作战部队里成形。这样一个时刻对党和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之前的党员被分配在国家机器这个尚且很模糊的范围之内，又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地散布在这个范围内，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党的关系溶解在了部门的关系里面；而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的冲击下，他们立刻显现出来、打成一片、团结一致。到处都在建立共产党支部，在那些日子里，各个机构内部活动的领导权实际上移交给了这些支部。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党内的大多数人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执政组织、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者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究竟要发挥什么作用——不只是政治上的作用，还有组织上的作用。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党在它所创建的苏维埃国家机器里进行的第一次组织自决，它是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不管是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一个派别还是处理军事委员会的车库，都由他亲自操刀。研究十月革命的史学家必须要特别突出并且仔细研究党和国家相互关系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因为它留下的印记延续到接下来的整个时期，直到今天也能察觉。此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史学家会发现，斯维尔德洛夫作为组织者在这个重大转折点上发挥了极为杰出的作用，所有实际的联系都聚集在他身上。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威胁下诺夫哥罗德、而列宁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刺杀，身中两枪卧床不起，那段时间则更加生死攸关。9月1日，我在斯维亚日斯克收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密电：“请马上过来。伊里奇受伤了，不知道他情况多危险。局势完全安定。1918年8月31日，斯维尔德洛夫。”我立刻动身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党内的气氛阴郁而沉重，但是并不动摇。斯维尔德洛夫就是这种毫不动摇的最好体现。在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和职务带来的责任上升了好多倍，他神经质的身影里能感受到一种极度的紧张。但这种神经质的紧张只是让他提高了警觉性——它不是手忙脚乱，更不是六神无主。斯维尔德洛夫在那段时间采取了充分的措施。医生的结论令人松了口气。那时候还不能去见列宁，谁都不能靠近他身边，我也就没有理由在莫斯科逗留了。我回到斯维亚日斯克之后不久便收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来信，日期是9月8日。“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有人顺路要去您那里，我就借此机会给您写几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不错，可能再过三四天我就能见到他了。”接下来讲的是一些实际的问题，这里就没必要转述出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去哥尔克那趟旅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之后就在那里休养。自从我在列宁遇刺之后前往莫斯科以来，这是我最近一次拜访这里。尽管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但能够感受到它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部前线，我们已经收复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谋害列宁的企图对党来说是一次特别的政治动荡——党变得更加警觉、更加戒备，准备好进行反击；列宁在迅速康复，准备很快就返回工作岗位。这一切共同创造出一种坚定的氛围，大家相信，既然党到目前为止都还能克服困难，那它未来也能做得更好。这就是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前往哥尔克时的心情。在路上，斯维尔德洛夫向我讲述了我不在莫斯科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像大多数有着强烈创造意愿的人一样，他的记忆力非常了得。他讲的话里总是有业务骨干、必需的组织情报，再顺便对一些人做点评定——一句话说，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平常工作的延续。而在这些特性之下还能感到一种潜藏的镇定，同时又是一种高扬的信心：“我们办得到！”
　　斯维尔德洛夫需要主持许多不同的机构和会议。他是个威严的主席，但这不是说他限制辩论、制止发言人之类的。相反，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挑剔的态度或者固执的形式主义。他作为主席的威严在于，他总是知道会议要得出什么东西、做出什么实际决定；他知道谁该发言、为什么发言，以及怎么发言；他很清楚事情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每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事业都必然会有幕后的一面——他能在合适的时间推举合适的发言人、对动议进行表决；他知道什么是能够实现的，也有能力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事情。总体上，他作为实际事务的领导人有着优秀的品质，他对别人能做出生动而现实的评价，他在组织和人员搭配方面有着不知疲乏的聪明智慧，而这些品质和他作为主席的那些品质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激烈争论的会议上，他允许众人喧哗一阵、大喊一阵，然后能够在适当的时刻进行干预，用坚决的手势和清脆响亮的嗓音整顿秩序。
　　斯维尔德洛夫身材不高，体格干瘦，他长着一头黑发，瘦削的脸庞棱角分明。他有力的、也许甚至是雄壮的声音和他的身材相比显得不太协调。然而，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这说明了他的性格。但这只是第一印象，然后肉体的外表和精神的面貌融合在一起，一个完整的形象就出现了：矮小而瘦弱的身体，镇定而不屈的意志，有力而平稳的嗓音。
　　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遇到什么困难情况的时候就会说：“没什么，斯维尔德洛夫会用他特有的男低音跟他们说明这件事，然后事情就能解决了……”这几句话里有一种亲切的反讽。
　　众所周知，十月之后的第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敌人把共产党员叫做“穿皮革衣服的”。我认为斯维尔德洛夫为推行皮革“制服”的过程起了很大的表率作用。他自己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会从头到脚穿一身皮革，也就是脚上蹬着皮靴、头顶戴着皮帽，这种在某种程度上适合当时特点的服装便从他这个组织核心人物开始向外广为传播了。在地下工作时期就认识斯维尔德洛夫的同志对他会有不同的记忆，但在我的记忆当中，斯维尔德洛夫的形象始终是那个穿着黑色皮甲的样子——这就是内战头几年所造成的冲击。
　　当我们坐在政治局里开会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则躺在他的公寓里，他患了热病，情况很严重。在会议途中，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叶·德·斯塔索娃从斯维尔德洛夫的公寓回来了。她脸色惨白，说道：“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状况不好……很不好。”只需要看她一眼就能明白，事情已经没希望了。于是我们休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斯维尔德洛夫的公寓看他，我则去了委员办事处，准备立刻出发去前线。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列宁就给我打电话，他声音特别低沉，这说明他的心里极其不安：“已经去世了。”“去世了？”“去世了。”我们又握着听筒好一会儿，感受着电话另一头的沉默。然后我们就挂断了电话，因为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去世了。斯维尔德洛夫不在人世了。

注释：

^[1] 伊万诺夫是非常常见的俄罗斯姓氏，此处为泛指。——译注

^[2] 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总体政策，特别是对《布列斯特合约》的签订表示不满，这导致他们在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公开举行暴动。开始暴动的信号是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这次刺杀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下令执行的，执行人则是党员雅·布柳姆金和尼·安德烈耶夫。——编者注

^[3] 见列·达·托洛茨基的《论列宁》，国家出版社1924年，第117—118页。——编者注

^[4] 穆拉维约夫是一名陆军中校，他在克伦斯基时期加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的第一段时间，他担任部队的指挥官，为苏维埃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8年7月叛变，下令部队撤离东部前线并前往莫斯科。但他没有获得部队的支持，只能开枪自杀。（详见卷III第2部分，注71。）——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