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关于工业——摘译自俄共党（布）第12次代表大会决议(1923.4)
关于工业的提纲
托洛茨基
（1923年3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02706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相互关系最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在对于振兴国家具有头等意义的农业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虽然不断扩大和深入，但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内仍将主要具有辅助的、协助的经营教育性质，因为绝大多数的农产品还将长期由小商品生产者来生产。
在财政方面，目前的政策——节约国家资金、正常的税收制度、正确编制的预算——应该并今后仍将以不懈的努力加以执行，但只有在国有工业获得盈利并得到大力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我国的国防在大力缩编、几乎只剩下军队骨干、因而逐步向民兵制过渡时，其任务基本上归结为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预算的编制、国家信贷政策、整套国家军事安全措施以至整个国家活动都应该把关心国有工业的有计划发展放在首位。
在我国总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国有工业的复兴必然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农业中作为超出农村消费的农产品余量应形成必要的流动资金。但对于国有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落后于农业，否则在农业的基础上会形成私有工业，而私有工业最终会吞并或蚕食国有工业。
工业只有在产出大于消耗时才能取得的胜利。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而生存的工业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稳固而长期的支柱。关于国有工业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国家不积累剩余价值，国有工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国有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又是我国农业朝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因此，通过国有工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二、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优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良好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影响表现为工业活动的复苏、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生活状况不容置疑的大幅度改善，以及首先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对待基本的和局部的经济任务，这是今后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但是工业的实际状况仍然极其困难。轻工业的复苏自然是由于收成不错、市场恢复这一事实作成的，但这一复苏并未成为所有的轻工业企业和部门进一步正常发展的保证。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极其高昂（尤其是同农产品价格相比）却并非总是具有恢复的性质，因此，并不能保证生产的扩大。一些托拉斯活力的提高是依靠原有的原料储备，而恢复原料储备目前是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重工业刚同市场有所接触，实际上完全依赖国家定货，为了恢复，需要国家投入经过精确计算的大笔资金。铁路和水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如此。
因此，由于整个经济的条件，轻工业价格尚未调整得正常（价格极其高昂又往往达不到恢复的水平），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这都是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主要缺点，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斯是由于此前的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经济关系的必然破坏所导致的。在市场基础上达到比较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价格调节，确立轻工业部门和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工农业部门之间比较正常的关系；最后，重工业和轻工业战线拉平——这是国家在目前已经到来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时期中在工业活动方面的根本任务。这些任务只有在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时才能完成。
三、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在苏维埃俄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资料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和主人的统治作用，计划原则在初期就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此前的整个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时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订出这样的计划。
因此最近这一时期的任务具有一般指令性质和很大程度上的准备性质。这一任务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确定，要求经济领导机关及其基本任务、方法、实际工作始终不断地、百倍警觉地适应市场现象和市场关系。计划方法只有得到彻底发展才能并必然能控制市场并从而取缔市场。
因此十分明显有两个由于近期采用国家的经济计划方法而引起的危险：（1）当试图通过计划干预超越经济发展，用尚未得到生动的经济经验必要验证的行政措施来取代市场的调节时，必然会出现我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见过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局部的或全局的经济危机（“阻塞”、“堵塞”等）；（2）当集中调节落后于对调节的迫切需要时，在适时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将用市场的非经济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托拉斯为了取得工作成就应能自由定向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负责，那么，另一方面，国家应把托拉斯及其他联合组织看做自己的职能机构，借助它们摸清整个市场，从而使优于单个托拉斯或联合组织的市场定向的一系列实际措施可以实行。例如，中央经济机关能够早在一个托拉斯通过实践确信自己的处境毫无希望之前就得出必须撤销这一托拉斯的结论。
轻重工业的相互关系决不能仅仅通过市场途径来解决，因为这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危险，即在最近几年摧毁重工业，然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予以恢复，但已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了。
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国家对于大部分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以及信贷资金来说仍然是所有者和经营主体，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斯的计划原则就其规模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原则区别不大。但就其方法而言则区别极大。总管理局式的行政手段被经营的机动所取代。
计划方法在行政实施时应通过仔细地摸清基础的办法慎而又慎地加以扩大。
准备工作应表现为有关经济机关对在某种经济情势（由于新粮上市、资金流向农村，等等）下必然或十分可能发生的这样或那枰的现象作出经济预见或指示，并把这一预见尽可能在工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具体化，对利用预期的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作出大致的逐日指示。
十分明显，工业基本计划的实现不可能靠工业本身内部即仅靠工业的行政领导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努力，这项工作应成为位于工业组织之上并把工业与金融业、运输业等联系起来的专门计划机构的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其地位来说应是这样的机构。但是必须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比较确定的地位、比较固定的组织、比较明确和肯定的权力，尤其是职贲。以下一点应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加以确认：共和国各高级机关不能撇开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不管是由它自身还是由其他任何主管部门提出的倡议，应结合整个经济工作来分析新问题、方案或建议，从而确定其比重和意义。必须十分坚决地摒弃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和机关匆忙草率、心血来潮、拐弯抹角地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的尝试，把这样的尝试看做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和行政游击主义十分有害的残余。
对每个主管部门工作的成功与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以供全面研究和协调。而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工作成功与否的评价则更应从以下角度来考虑：是否及时提出经济问题，是否正确预见未来和促使各主管部门及时在预算上和实践上协调其工作需要协调的各部门和各个方面。
必须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与我们国家工作中最大的祸害建立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偶然性的工作委员会（后续性的、指导性的、检查性的、筹备性的等等）的现象作斗争。必须保证通过正常的常设机构来正常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改进这些机关，发挥其必要的灵活性——办法是使它们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适应其任务。
由于不预先决定今后是否需要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计划工作的领导机构、国家经济的总司令部以这样或那样的行政权力以及具体是哪些权力，近期内只需要确定当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需要强制力时，应由中央有关权力机关（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予以批准。
四、托拉斯及其作用和必要的改造
国家是生产和运输业固定资产的拥有者。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关和联合组织（托拉斯）管理着委托给它们的一部分国家产业，其独立程度视目前市场条件下的经营需要由上面即上级国家机关決定。
国家支配托拉斯、铁路等债务之外的财产的权力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实际上国家政权对经济机关的日常工作的干预和经济机关对各下属全权机构、托拉斯等日常工作的干预，其范围和形式完全根据经济上是否适宜这一点来确定，并由有关条例来调整。
大部分国有工业组成托拉斯，即享有广泛的经济自主权的联合组织，它们在市场上作为交换经济单位自由行动。这些经济联合组织及其所属各企业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并实现国家积累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只有国家积累才能保证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直接满足国家重大需要的国有企业，如军事工业，还应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要求。
鉴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企业的组合及其划分成托拉斯、各托拉斯之间的资金分配、信贷等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带有先验的、官僚主义的性质。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看，这只是大略的、粗线条的试验。对这些试验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对经验、对日复一日的市场和行政管理经验因素的配合的检验，而不是通过思辩来加以纠正，加以改变。
对缺乏流动资金的抱怨只说明国家在改行经济政策时管理的工业企业的数量超过我国在由于几年国内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总的经济状况下的能力。其后果是企业不稳定，工作时断时续，主要是负荷不足，以致造成产品成本过高，市场萎缩及由此出现的种种经济困难。
出路是坚决把生产集中在技术装备精良、地理位置优越的企业里。反对这样做的各种附带的、次要的考虑，不管其本身如何重要，与用必要的流动资金保证国有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取利润等基本经济任务相比，都应退居次要地位。
从纯生产条件和商业条件的角度对托拉斯的结构和构成的重新考虑，应完全摆脱企业只按横向或垂直原则结合这种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偏见，因为这种重新考虑的指导原则应是关于企业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各企业间以及它们与交通和市场的地理位置（联合公司等）等的物质考虑，而不应是形式上的考虑。在摒弃部门的或地区的非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与更有利、更能获利的生产组织原则发生冲突）的同时，必须认真听取和考虑到有关的托拉斯和工厂本身的呼声，因为他们的生动经验证明了必须放弃组织上的公式化。
降低生产费用应从复兴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而不是从取得市场上的短期成功的角度出发。
按昨天的虚拟价格考虑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应该作为对国家财产的浪费而受到严厉惩处。
通过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临时降价的政策，同样是完全错误的，致命的。不恢复重工业，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就失去了基础。煤炭、石油、金属——这些工业部门的成就才能切实保证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及其外部安全。
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常坚定不移地对托拉斯实施领导，按上述指示精神把工业的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预见并酝酿其必要的组合，保证在生产的各个阶段正确而及时地利用生产的各个要素（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工业战线上才有可能取得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成就。
五、工业和商业
如果不能正确组织销售，生产成就今后仍将导致局部的阻塞，即导致即使在目前极为窄小的市场状况下也难加以认可的商业疲软的危机。应把建立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真正的、尽可能多的联系的商业机关基层环节的工作提到第一位。至于辛迪加化，在近期内实施应十分谨惧，应充分符合市场的状况和托拉斯的资源。把辛迪加变成商业“总管理局”只会缩小商业活动和提高附加费用。强行辛迪加化在经济上应作好准备，在商业上应有充分理由。
托拉斯和各个企业较大的业务独立性，各辛迪加较灵活的活动，以至我国工业的整个现状，都要求纯生产活动和纯商业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这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来说都是如此。在不预先规定这一协调的组织形式的同时，现在就应该确认，对这一领域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制定协调工商业活动的实际方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不断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后，才有可能完成。
六、工厂
生产取得成绩或遭致失败的根子在基本的工业单位即每一个工厂。不仅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托拉斯在保持对企业的总领导并把为此所需的一切生产和商业部门和业务集中起来的同时，应尽全力避免集中过头，扼杀主动性和强行干预各企业的工作。
每个工厂的独立的成本核算应不仅能使人确定工厂获利多少、其发展或衰落的程度，而且能成为严格与企业特点相符的奖励制度的总的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表和监督
企业、托拉斯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否正确，整个经营活动是否正常、在目前条件下对此惟一重要而可靠的凭经验的检验，只有看其物质成果，看商业平衡表所表现出的这些成果。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囊括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的簿记，没有决定国有工业产品实际成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就无法保证防止国有化财产化整为零或遭到盗窃，而且托拉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有财产流入私人之手的渠道。
制定出统一簿记的方法和监督簿记的实际进行、全力使之更加精确和完善，应是经济领导机关，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这一工作的目的应是实行整个国有工业（在今后则是整个国有经济）的统一的实际平衡表。
正确组织国家对工业成本核算和工商业平衡表的检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紧迫任务。缺少这种内行的熟练的监督会使其他各种经济检查化为乌有，造成与正确安排经济不相容的不负责任感。
八、工资
前一时期的工资实践总的来说证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尤其是关于工会和经济组织之间订立集体合同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以认定，去年各类工人的工资都有很大提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工资的总政策今后的方向应是把各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或多或少地拉平，并对平均熟练程度作必要的调整，以使不同工业部门中相同熟练程度工人的工资，尽可能不取决于市场的局部波动，在个人工资确实受实际产量制约的条件下大体相同。有关国家机关应与工会一起致力于使某一工业部门较好的形势不仅给这一工业部门的工人带来好处，而且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提高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和运输业的工资。
国家机关和工会在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时，应该牢牢记住只有在工业不断发展即工业带来利润的基础上才可能持续而全面地得到改善。从这一角度来看，如维持任务不足的企业开工，工厂养活的工人数量与该厂的实际生产率不相适应，这样的措施都是亏损最大最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形式，因而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明天的。
以各种不是出于生产需要也不是法律规定的附加费用来加重工业企业的负担，不管其用途多么重要，都会给经济和国家带来无穷的危害，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正常的成本核算的可能，以半隐蔽的形式把国家目前财力所不及的支出强加于国家。托拉斯的生产“赞助”，即不是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国家调控的“赞助”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必须认真检查在目前形势下劳动法典以及关于劳动力、工资、各种工种工时长短、社会保险提成、文化教育提成等等条例的实施情况，以便一方面在工业现状容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取消或暂时修改目前经济状况下明显难以执行的条例。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应十分客观地共同挑选经过严格检查过的实际材料，供采取上述立法修正或行政措施之用。
九、拨款、信贷、税收和海关税率
整顿和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要条件，是切实调整国家预算，使之接近于国家的实际资金，接近于这些资金的有计划的支出。必须把以下财政上的做法当作最大的祸害来加以彻底肃清，在收支不符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卢布贬值来加以抵消，支付货币资金时随意确定折算率，从而从根本上破坏极其重要的经济机关的稳定性。工业（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无偿或按不能弥补产品成本的随意定价划拨给国家，主要是划拨给运输业和军事部门的做法带来了同样的后果。
今后一旦发现实际收入和预算用途不符并因此必须削减预算的开支部分，这样的削减不应是遮遮掩掩的，而应是公开的，通过修改预算及由此带来的一定后果（有计划地压缩运输业、工业企业、军队等）来进行。
工业信贷体制不仅是财政的任务，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和领导工业的活动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国有工业拨款必须尽可能集中由一个信贷机构进行，而这个机构则应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关于税收和消费税与工业支付能力和市场容量相符的问题、关于从保护有关国内工业部门的角度来确定某些进口商品的海关税率问题。
从国外采购和定货，如果并非绝对必要，而有关定货在国内的配置会对我国有关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原文如此，似应为：阻碍作用——译注），即使其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也应坚决放弃。
只有实行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制度，才能在目前的过渡时期里保证苏维埃国家工业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切实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完全能在一定的而且相当广泛范围内与工业部门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并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有条不紊的措施来吸收外国资本以目前已发现的合理的形式（租让、合营公司、租赁）投入工业。要仔细研究以下问题：哪些工业部门和企业根据哪些原则向外国资本提供有利于国家总的经济发展。这一研究应成为共和国计划机关以至一切经济领导机关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一、经济工作者及其处境和任务，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工会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其正确性已为最近一年的经验所肯定，今后仍应本着上述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巩固。
切实的一长制应在工业组织中自上而下地全部实行。工作人员的选拔以及调动和撤换，是经济领导机关握有的切实领导工业和对其前途负起责任的必要条件。工会机构的推荐和鉴定应得到十分重视，但决不能推卸有关经济机关的责任，因为现行条例给予这些机关以选拔和任命的充分自由。
国有工业和商业的弱点是它们的组织臃肿，因循守旧，不善经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经济工作者的选拔不力，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的利益与其本身工作的成绩挂钩不够。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正确的有条不紊的措施。尤其是对企业领导人的奖励应取决于平衡表，而工资应取决于产量。
由于经济工作领导人（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等）的任务是降低生产开支和获取利润，因此他们的工作常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往往导致冲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始终面临两个危险：（1）由于要求过高而引起企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或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2）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针，从而牺牲企业的赢利，因而也牺牲了企业的前途。苏维埃工厂的厂长当然应该十分关注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关心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但他同时决不应忽视，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职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工人国家掌握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应对苏维埃厂长在采取这些行动时给予全力支持。认真、坚定和精打细算，是苏维埃经济工作者的必备品质。企业的顺差是对他的最高鉴定。
应当帮助工人群众懂得，力求获取利润的厂长同力求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保护工人的健康的工会工作者一样，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新的经济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应具有系统性，同时也应具有深刻的专业性。应当用具有一定工龄按一定计划有步骤的学习来取代匆忙草率，不求甚解的大轰大嗡的学习办法。应向第一时期提拔的、还来不及获得必要知识的工作人员提供弥补最重大缺陷的机会。
但是按实际工作类型划分的专业化应与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团结紧密结合，否则专业化会给党造成危害，如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会给经济带来打击一样。
党和工会应十分重视扩大各级经济系统工业管理机构中工人经济工作者骨干，尤其是共产党员。
学习技术对于新一代来说不仅应是专业化问题，而且应是一项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的条件下，以往青年工人用于革命政治斗争的热情应转向掌握科学和技术。对待学习马虎的大学生应像对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逃兵和叛徒一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不是追逐名利之途，而是建立功勋的事业。
十二、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认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分工的决议，坚持要在中央和地方更全面更有步骤地贯彻这一决议，尤其认为必须确认党毫无疑问有权支配自己的工作人员，但这决不应在实践中变成未经协商就频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而应在严格和绝对必要时才行使这一权力，而且党组织应全力支持这样的做法：内行的经济机构不仅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实际可能性来逐步培养经济工作者，并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正常地加以提升。
十三、印刷业
正常组织印刷业的问题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代表大会认为印刷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改进。
必领改进出版物，首先是大量发行的出版物的技术。关于组织印刷工业的问题应在短期内解决，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列·托洛茨基（签名）
1923年3月6日
这是关于工业的提纲的定稿本
维特
1923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