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РАЗЛОЖЕНИЕ СИОНИЗМА И ЕГО ВОЗМОЖНЫЕ ПРЕЕМНИКИ
锡安主义的瓦解和它可能的继承人[1]
列夫·托洛茨基
1904年1月1日，《火星报》第56期
Zveza 翻译
上一次锡安主义[2]大会是无能的表现。人们从世界各处聚到一起，就为了大声宣布：“我们一步也没能往前迈进。我们的力量已经用尽了。我们已经耗光了对我们工作方式的全部声望与信任。我们看到前路一片虚无。苏丹对赫茨尔先生[3]表示过亲切（可谁见过这事？），也许他还会再亲切一次——可然后呢？”
是啊，然后怎么样呢？必须要找到答案。思维的方法拒绝了真正的答案，绝望的心理让人想出一种假象——一种可悲的、无人继承的假象。赫茨尔先生建议去敲一敲非洲那边的门，而这就涉及到英国领土的问题——所以当然，赫茨尔要自己负责去和张伯伦或者爱德华七世[4]联络。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全世界王公面前为“他的”民族说情了。这恬不知耻的投机客仍然在巴塞尔大会上收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大会上这群“犹太民族”的代表里竟找不出一只手，要愤怒地鞭挞这讨厌的家伙……只有在某个时刻，锡安山的幻想家所发出的歇斯底里的痛哭才响彻整个会议厅：赫茨尔应许过巴勒斯坦——结果却没把它带来。
然而，这位“领袖”并没有放弃巴勒斯坦。他的非洲远征只是一次军事（或者确切地说，是商业）佯攻。赫茨尔先生用以下的“形象比喻”阐释了他的政治计划，以此为自己辩护，抵挡可怜骑士们——也就是“纯粹的”锡安主义者——发起的攻击。大会之后，他在《世界报》（Die Welt）[5]上写道：“我们假设一下，我想把自己的房子买下来，哪怕它曾经为我父亲所有，后来转给了别人——我也没有让自己完全任凭现在这位房主摆布。或许我可以直接向他提建议（赫茨尔先生去找苏丹），但如果他不愿意，如果他仍然固执己见（正如我们所知，苏丹殷勤好客，但是“固执己见”），那我甚至可以在某个时候说：这事我不做了。我会选座附近的房子，甚至是在某条遥远街道上的房子（暗示的是非洲），并且就此认真协商……等等。”“领袖”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个“等等”，然后就不做声了。各位是否意识到，这是个多么邪恶阴险的计划？假装要在一条远处街道上买下一个祖国，假装在一边“认真协商”来麻痹苏丹的警惕性，然后……然后把巴勒斯坦从他那里夺过来，献给犹太民族。只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不安：如果赫茨尔先生的文章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呈报给苏丹看，那会怎么样？毕竟他也能猜得到，在“等等”这个词的背后有怎样险恶的陷阱在等待着他。
正如各位所见，这种“圆滑”的无耻和狡诈走不下去了。但锡安主义的生命也没法靠类似的粗劣寓言来进一步维持。
锡安主义已经穷尽了它极其贫乏的内容，并且，我重复一遍，巴塞尔大会是它瓦解和无能的表现。赫茨尔先生还可以风光一段时间，继续去这个或者那个地方打听“祖国”的价钱；几十个阴谋家和几百个呆子还能支持他的冒险，但是锡安主义这种运动已经被下了判决，被剥夺所有权利——拥有未来的权利。这就和正午的太阳一样清楚。
崩得出版的小册子《第六届巴塞尔锡安主义大会》的作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锡安主义的清算已经开始了。” 这毫无疑问。但是它的客户会归谁所有呢？换句话说：那些靠它吃饭的社会成分会如何分配？作者说：“在它（锡安主义）之下的是一些阶层非常现实的利益，只要这些利益存在，这场运动就不会不留下继承人就消失……会有新的敌人，会有新的斗争。”那谁会成为这个继承人？当然，锡安主义的瓦解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分裂这个社会各阶层的联合体，也就是分裂这个“党”。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制中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锡安主义左派会有怎样的命运。
前锡安主义的左派，他们对锡安主义感到失望，因而也失去信心，不再相信走后门的秘密“政治”能帮助他们走出埃及[6]，走出栅栏区[7]；专制警察镇压的皮靴把他们逼成了反对派；政府在基希讷乌和戈梅利事件[8]里的做法让他们不得不用非法手段自卫——他们必然会被推向革命的行列。从我们党里脱离出去的崩得目前所持的民族立场会促进这个过程。虽然我刚才引用的那位作者出于某种原因一定要把他们当作“未来的敌人”，但崩得的大军会由这些人来做补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可以变成好朋友。而且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化敌为友更好了。只剩下一个问题：面对失去一切希望的锡安主义者，崩得能顺利地吸收他们当中的民主派吗？恐怕我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
人们多次指出，民族主义倾向已经从锡安主义的资产阶级集团渗透进了崩得。但这种断言可能看起来很荒谬：崩得的政论家难道没揭露锡安主义的反动性质吗？崩得难道没有同这股潮流展开激烈的斗争吗？崩得这个名字难道不会让善良的锡安主义者勃然大怒吗？这些都完全正确。但问题在于，正是这种反对锡安主义的斗争所包含的内在逻辑将民族主义内容注入了崩得的政治鼓动。政治斗争往往同时也是政治竞争，在这种竞争当中，人们能从敌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崩得身处民族自觉加强的氛围当中，前有专制制度，后有锡安主义，它必须坚决主张只有它才代表犹太群众真正的民族利益。一旦持这种立场，它就无法在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我们党在1898年之后的悲惨命运也笼罩在崩得自己的头上。崩得在组织上受到孤立，这就把成员们的革命力量赶进了一个狭小的蓄水池，并且无情地压缩了领袖们的政治视野——这显然会持续很久。
“社会运动中参加的人数越少，其规模也越小，则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合乎规律的现象也就越少，而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就越占优势。”（考茨基《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只能限于政治的，也就是国家的范围以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普遍和合乎规律”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原则才会构成运动的基础。崩得的活动范围并不带有国家的特点，而是有民族的特征。“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组织”——到第一届代表大会时，这一条款已经没有政治意义，而只有技术意义了（广义上来说）。崩得之前是党的一个组织，它适应于在大多数居民讲犹太语言的地方进行工作。由于自身的分裂，党经常只是一个庄严的假象，因此，在它的“纵容”之下，“偶然”和“个别”比“普遍”和“规律”更有优势，组织的、技术的事实把自己当成了民族的、政治的“理论”。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崩得召开了它的第五次代表大会[9]，会上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新论点：“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活动不受任何地区范围的限制，并且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加入党。”这就是个别和普遍在崩得内部的争论所得出的结果。如果说以前，崩得至少在构想上是社会民主党在犹太无产阶级当中的代表，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了犹太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利益代表。还不仅如此。“如果在某个地区，除从属于党的其他组织以外，崩得也在进行活动，那么只有在后者也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够代表这一地区的整个无产阶级发言。” 一切都变了：阶级观点要服从于民族观点，党要受崩得的监督，普遍要由个别来领导。
崩得的退党是这五年来演变的最后时刻和最终结果。而对崩得本身来说，完全“正式”分离的这个事实必然会成为它进一步向民族主义发展的出发点。这里说 “必然”，因为哪怕崩得的领导人有良好的愿望，他们的民族和政治立场所带来的邪恶意志也笼罩在头上。崩得的退党与锡安主义遭遇致命危机，这两件事恰好同时发生，仿佛是一个历史的“预兆”。崩得从“普遍”和“规律”当中解放出来，而向“个别”敞开了大门。客观地说，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现在最适合于把犹太无产阶级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引向“革命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当然，崩得领袖的主观意识当中对社会民主主义还有足够的“情感”，还能对抗这种偏离，但事实的逻辑比思维的惰性更加有力。今天崩得的领导人还敢于挑战那些结论，但明天接替他们的人会主动得出那些结论。崩得从民族视角构建它现在的立场，因此，那些思想不受社会民主主义传统限制的成分能够方便地加入崩得的队伍。他们会进来——而且已经在路上了——并且专横地把那些他们觉得是“教条主义者”的人撤职。当然，崩得会把社会主义的辞藻长期保留下去，就和波兰社会党[10]至今所做的事情一样。但是，这一点也不会阻碍它，反而会帮助它像现在的波兰社会党那样，相当成功地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能，也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吸收到革命民主制的民族主义利益当中。是的，崩得的政论家说得没错：锡安主义“不会不留下继承人就消失”，但这个继承人可能正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
[1] 最近一名锡安主义的俄罗斯学生试图谋杀马克斯·诺尔道，这又让人想起秋季召开的巴塞尔大会上曾爆发的锡安主义内讧。——作者注
中译者补注：马克斯·西蒙·诺尔道（1849—1923）是一名锡安主义领袖、医生、作家和社会评论家，是锡安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在多次锡安大会上担任过主席或副主席。
[2] 锡安主义是犹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旨在于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锡安主义者的第一次大会于1897年8月29日在巴塞尔开幕，它首次将那个时候分散的巴勒斯坦派（译注：支持在巴勒斯坦建国的派别）联合了起来。这场大会第一次制定出了锡安主义的纲领，其主要目标确定如下：
“锡安主义旨在于巴勒斯坦建立一处受到公共及法律保证的犹太人民家园。为达到这一目的，大会认为以下方式将有所助益：
1. 鼓励犹太农、工、商从业人员于巴勒斯坦定居。
2. 根据各国法律，建立由当地性或一般性团体组成的全犹太人联盟。
3. 强化犹太感受及认知。
4. 为达成锡安主义目标所需，获得各个政府援助之准备步骤。”
第二次巴塞尔大会于1898年8月举行，会上决定成立一个犹太殖民银行，以资助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到巴勒斯坦。1899年8月召开的第三次巴塞尔大会提出了如何获得巴勒斯坦殖民权的问题。殖民权要从土耳其苏丹那里获取，因为巴勒斯坦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布需要在犹太人民群众中发展和加强民族感情，并将各国犹太人中的文化工作作为锡安主义活动的重点。在第四次大会之前，侨居犹太人中的所有工作都被认为不符合锡安主义的要求。一切都要服从于唯一的锡安思想。在第六届巴塞尔大会上（1903年），锡安主义的领袖赫茨尔对殖民巴勒斯坦的可能性感到失望，并建议用东非的乌干达取代巴勒斯坦。这一提议遭到了巴勒斯坦派的强烈反对，并使得大会分裂为两个阵营。
乌干达问题被提交给一个特别选出的委员会讨论，而委员会在第七次大会上（1905年）表达了反对态度。长期斗争之后，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严格遵守第一届大会上提出的巴塞尔方案，认定巴勒斯坦是唯一适合建立犹太国家的领土。锡安主义的内部瓦解在第六次大会上表露得相当明显，此后也一直没有停止。
锡安主义在俄国的犹太群众当中一度非常普及，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等中间。十月革命一举解决了民族问题，使得锡安主义在俄国失去了全部的影响力。
在英国的庇护下，一部分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资产阶级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是锡安主义公认的领袖。年轻时，他从事文学工作。德雷福斯事件和日益高涨的反犹运动引起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1896年，他出版了《犹太国》一书，他在书中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是恢复犹太群众正常生活状况的唯一途径。出版该书之后不久，赫茨尔与先前就存在的巴勒斯坦派学生团体建立了联系，并于1898年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从制度上创立了锡安主义。自此，赫茨尔为他的锡安主义理想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运动。他拜访了欧洲主要政府的领导人，并与他们就将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一事进行谈判。他也多次去找土耳其苏丹，希望能得到租让权，对巴勒斯坦进行殖民。他在这些谈判当中失败了，因此放弃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想法，并试图用乌干达来取代它。然而，在第六届锡安主义大会上，乌干达的殖民项目激起了巴勒斯坦派的强烈反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赫茨尔开始意识到大规模移居犹太人和人为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是一项乌托邦工程。在他的领导下，锡安主义将重点转移到了发展和巩固犹太民族的狭隘民族感情上。——《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是英帝国主义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到1885年为止，他是激进党的成员，同时也是其领导人之一。1880年到1885年，他在格莱斯顿的自由党内阁当中担任商业大臣。自由党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和保护主义，一派支持自由贸易，此时张伯伦站在了前者一方。1885年，由于在“地方自治”（Home Rule，即允许爱尔兰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广泛的地方自治权）问题上同格莱斯顿意见相左，他退出了内阁和激进党。不久之后他成为自由统一党（大资本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之一，为英帝国主义的政策代言。到90年代末，张伯伦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直到1905年都担任这项职务。这一任命标志着英国踏上了积极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张伯伦是帝国主义扩张的热情支持者，也是英国最终走上帝国主义政策道路后的第一位殖民地大臣，因此他获得了一个合适的绰号：英帝国主义之父。
爱德华七世是英国国王，于1901年登基，1910年去世。——《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 《世界报》是锡安主义者的中央机关报，在柏林用德文出版。——《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指犹太人被奴役和离开埃及的传说故事，其中上帝向以色列人许诺了“一块奶与蜜的土地”。——译注
[7] 栅栏区（Черта оседлости）是沙俄西部的一个区域，是沙俄允许并仅允许犹太人永久居住的地方。地理位置上，它西接普鲁士和奥地利，占沙俄欧洲部分约20%的领土，对应今天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乌克兰等地区。——译注
[8] 1903年，这两地都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屠杀犹太人事件。同年，其他发生反犹骚乱的地区还有斯米拉、费奥多西亚和梅利托波尔。——译注
[9] 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6月举行。大会完全消除了崩得队伍中最为明显的经济主义残余和社会革命党式的恐怖倾向，但又特别热烈地讨论了民族性质的问题。会上，要求崩得完全自治并成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呼声占了主导地位。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而鉴于该决议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此全文转载：
§1.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由以下几点决定：
§2.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其活动不受任何地区范围的限制，并且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加入党。
§3.崩得自行选举中央委员会、海外委员会和党代会的代表。参加党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代表方式应基于同样的原则。
§4.崩得的纲领应被视作全党的纲领。
§5.崩得有自己的代表大会，以此解决一切专门与犹太无产阶级相关的问题，同时也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海外委员会。
§6.崩得可以自由处置自身组织的事务。
§7.除犹太语言的作品以外，崩得亦有权不受阻碍地出版其他语言的作品。
§8.党的代表大会有权废除崩得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
§9.在必要情况下，党的中央委员会有权与崩得的各个单独部分建立关系，但必须有崩得中央委员会一同参与。
§10.以上列出的全部条款是基本的纲领，只有在党的各部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修改、增补或废除。
注意：地方组织和区组织在这方面并不被承认为党的独立部分。
崩得的要求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否决。崩得退出了党，以一个独立于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继续存在。——《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0] 波兰社会党（PPS）成立于1892年。尽管当时的波兰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它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团体组成。波兰社会党纲领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核心是为波兰的民族独立而斗争；党宣称，实现这种独立是波兰工人运动最迫切的目标。这种社会爱国主义口号受到了罗莎·卢森堡最为强烈的反对，她论证说，领土独立并非革命斗争成功必须的实际条件。1906年，“左翼”（Lewica）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并于1918年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波兰共产党。
分裂之后，社会党的基本核心逐渐蜕化成一个沙文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目前，波兰社会党是波兰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撑，它正在狂暴地反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