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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1.6.23）
同志们！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宣言和文告中阐述了世界形势，但是并没有就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时，只是概略地指出了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使工人阶级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了解。现在，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战争结束已经将近三年。在此期间，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目前，资本仍然统治着全世界，因而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提出的世界革命方针，整个来说，是否依然完全正确。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问题就在于，这种变化是确有深刻的根源还是仅仅表面现象。若以资产阶级在1919年——这是战后资产阶级凄风苦雨的一年——的普遍心情而论，把当时各个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心理状态与现在比较，那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资产阶级仍然认为自己强大，至少是，目前它觉得自己比1919年时稳固得多。我搜集了最有影响的报纸和其它刊物就世界共产主义危险和革命危险所发表的见解，现在我来引用几处，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启发。
《新苏黎世报》是瑞士资产阶级保守派相当稳健的机关报，它密切注视并细心洞察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政治发展情况。该报在3月26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对德国三月发动发表了如下评论：
“1921年的德国与1918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国家观念已大为增强，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几乎普遍遭到居民阶层的反对，尽管共产主义者的人数有了很大增长。而在革命时期，这群坚定果敢的人不过是一小撮。”
4月28日，正当两个阵营都在准备迎接五一节时，《时报》写道：
“回顾一年来的历程，我们深感欣慰。去年的‘五一’是为举行总罢工奠定基础，而总罢工是开展革命的第一阶段。如今，人人都对国家必能消除一切严重的战争后果充满信心。”
今年4月，还是那一家《新苏黎世报》就意大利局势发表评论说：
“在1919年，资产阶级政党衰败不堪，涣散无力，束手无策，在纪律严明的赤色分子齐心协力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在1921年，资产阶级却抱成团，满怀胜利的信心对付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则毫无斗志，不敢轻举妄动。这都多亏法西斯分子。”
我再引用我们的兄弟党——波兰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段话，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例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4月波兰共产党举行了代表会议，会上作出了参加议会选举的决定。作出这项决定，其根据概括地说是：
“到1919年冬季，资产阶级已经使国家机构走上轨道，因而在斗争中占了上风，波兰社会党为虎作伥，使工人苏维埃被政府摧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就必须利用选举竞争和议会讲坛。”
当然，这并不能说，波兰共产党打算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它只不过是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不同于1919年时的估计罢了。
社会民主党同国家的关系，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客观上相应地改变了。社会民主党人普遍从政府中被排挤出去。只有在德国，在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才得以暂时重新参加政府。也是在上述新形势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过高地估计了新形势的作用，因而彻底地向右转了。一年或一年半以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观点完全对立，如今，在阿姆斯特丹的推动下，他们之间的差距已大为缩小。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已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站到同一立场上了，而这两个国际则对既成的事实却处之泰然。三方力量的结合，有力地证明：1919年和1920年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存在过的反政府倾向已经荡然无存。
战后三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三年。俄国这个在世界大战中深受灾难的国家发动了1917年三月革命，率先卷入了革命洪流。
在英国，早在1917年就爆发了经济大罢工。同年年底，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瞒大家说，那时，我们认为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比在俄国夺取政权容易得多，其实不然。这也与当时的整个世界形势有关。
在若干中立国家，1918年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同年年底，因战争失败，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爆发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虽然明显缺乏组织性，但其规模却愈来愈宏大。1916年，在德国爆发了一月流血斗争和三月流血斗争，同年年底，在美国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和铁路工人大罢工。资产阶级疯狂反扑，镇压工人组织，逮捕工人，等等。1920年，德国经历了卡普暴乱事件，随后工人开展了武装斗争，采取了对“民主”的报复行动。在法国，五月一日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紧要关头，铁路工人和工人阶级其它阶层举行了总罢工。
在俄国，红军要进军华沙，但进军与否，还要等，还要看，就是说，要依国际局势的发展情况而定。这次进军并不成功，就像1920年意大利轰轰烈烈的九月行动也不成功一样，因为，虽然意大利工人占领了所有工厂，但是党却没能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九月行动使资产阶级从颓废状态中振奋起来，而党对九月行动的态度更促使资产阶级转而采取了攻势。屠拉梯先生说，九月行动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意大利工人还不成熟，虽然占领了工厂，却不善于管理生产。其实，他的话并没有说错，因为意大利工人一直没有把屠拉梯和塞拉蒂分子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1920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总罢工。1921年，德国的三月战斗，英国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和挪威的全国总罢工，是伟大斗争中的三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但其结果并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是绝不可忽视的）。于是，第二半国际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先生就说，这个结果表明第三国际破产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战争末期或在战后很快就会爆发世界革命。他说，现在看出，这种预言或者说这种希望是极其荒谬的，不切实际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和第二国际打赌，说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一定能把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因此，我们也不认为自己赌输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应当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第二半国际。这并不是一种像天文现象那样可以预见，可以预报的、与人的意志毫不相干的纯客观的情况，而是要由人去实现的夺取政权的问题。
夺取政权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即使我们在一定期限内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也并不表明第三国际就破产了。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审慎地修订我们的基本革命方针。在战时，甚至在战前，我们就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国际革命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了。理由何在？其理由就是，虽然当时只是预见到要爆发战争，但战争毕竟是打破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平衡的一种现象。试问，这是否出乎我们的意料？既然合乎意料，那么，战后三年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和资本——把被打破了的经济平衡恢复过来了没有？
同志们！目前认清经济形势，谈何容易。统计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经济统计历来是不准确的，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再者，战争不仅使经济而且使整个国家机器，其中包括统计，脱离常轨。以下我要举许多数字，这些数字是很靠不住的，这一点我每一次都要强调。这些数字尽管不可靠，但仍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形势存一个大概的了解。
近几年来，我们总是同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这样的数字打交道，但是从国家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却不十分清楚。先从最平常，最简单的事实即世界的物质生产谈起。首先谈农业。把1920年的粮食产量同战前五年的平均产量相比，产量只减少了将近2 000万公担。
如果撇开美国不谈，则情况完全不同。欧洲各交战国的粮食产量比战前减少37％，各中立国的产量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大洋彼岸各国的粮食产量则增加了21％。俄国不包括在这个统计以内。战前，俄国供应世界市场的谷物，平均每年约1亿公担。今年，世界市场短缺1.2亿公担粮食。目前，美国农场还存有大量因价格低而不肯出售的谷物。畜牧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世界畜牧业几乎仍保持在战前的水平上。欧洲各交战国的畜牧业大为衰退，各中立国仍处于战前的水平，而大洋彼岸各国则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世界肉类主要市场——芝加哥市场的肉价，竟低于战前。尽管经历了战争，但各国人口还是比战前增加了8 000万，而市场上的粮食却减少了1.2亿公担。实际上，肉制品和粮食制品并不是没有，只是市场上不见罢了。这说明世界变穷了，人们挨饿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此其一。
谈到世界上煤的需求量，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更糟。1920年全世界煤的需求量为1913年的97％，可见需求量减少了。同战前相比，欧洲的产量减少18％，而美国却增加13％。棉花的需求量也是如此。各类产品的总数量都减少了。欧洲衰退了，而美国振兴了。
再看各国的国民财富，不谈收入额，只看目前实际拥有的财富。估值数字很不可靠，且有波动。但是这些数字足以把价值数以十亿，百亿计的经济，即天文数字的经济纳入狭窄的物质范围之内。
战前，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估计为24 000亿金马克。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国家的年收入为3400亿金马克，那么，在战争期间消耗和损失了多少呢？各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不尽相同。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消耗和损失的财富达12 000亿金马克，这个数字并没有被夸大。战争进行了四年，每年平均消耗3000亿金马克。刚才指出，战前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为24 000亿金马克，可见，战争整整消耗了这个数字的一半。然而，战争不仅消耗了一部分国民财富，而且也损失了每年的大部分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国家的年收入总额为3000亿金马克。在这里，我不打算为这个数字提出根据来。这是一个概略的数字。战时的收入至多是这个数字的1／3，即不超过1000亿金马克。可是，社会还继续存在，还需要消费，因而整个生产机构也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可见，从收入中最多只能消费4000亿金马克于战争，而战争总共耗费了12 000亿金马克，这就是说，还有8000亿金马克取自国民财富，即消耗了国民财富的1／3。由此可见，战后，各交战国的国民财富加起来，已经不是24 000亿金马克，而只是16 000亿金马克。再作一比较，欧洲向其它大陆企业的投资额为1500亿或2000亿金马克，也就是说，欧洲为剥削其它大陆所投入的资金总额为1500亿或2000亿金马克。可见，上述军费开支竟超过这个数字的6-7倍。
现在，我们来看看纸币的流通情况。战前，全世界纸币的流通额为280亿金马克。现在的流通额已达2500亿至2800亿，甚至达到3000亿，换句话说，为战前的10倍。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以后要下的结论极为重要。欧洲交战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每况愈下，国家贫困化。称之为资本的纸币也和公债一样，发行过量。但这种资本至多只能勾起人们对不复存在的资本的回忆，以及对获取新资本的向往。无论如何，它不代表现有资本。不过，它却发挥着资本即资金的职能，使人们难以弄清整个社会、整个现代经济的本来面目。经济愈贫困，它在虚拟资本这面镜子里的影象就显得愈发富足。其实，这个虚拟资本表示，各阶级在逐渐减少的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中的份额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我们等一会儿就会看到，再者，国民收入减少的幅度小于国民财富减少的幅度。其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双管齐下：军费开支和战后国家经济不仅要在国民收入中，而且要在国民财富固定基金中寻找出路。
一个行将破产的人，首先决不会考虑如何去巩固私有经济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消费生产，特别是当前生产方面，欧洲经济所提供的产品竟大于生产设备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平。换句话说，为了维持和进一步发挥生产设备的效益，往往使用数量不足的劳动力，以掩饰业已出现的全面贫困化。因为，部分乃至全部停建新厂和勉强维持老厂，这不大引人注目。我们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无暇顾及这种情况，甚至现有商品也不能充分利用。住宅就不同，住宅的破坏令人十分头痛，因为即使在危机时期，人口照样增长，不管世上出现什么样的麻烦，人们对住房的要求照提不误，而住房紧缺乃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建房，没有几十亿元资金不行。这一点，我已向诸位证实过，不想再用数字令你们生厌了。只重复一句：要想缓和住房异常紧缺的局面，不拿出几十亿元不行，这个事实也说明，整个生产机构已经崩溃，社会基础遭到破坏，而所有这些，并非用数字就能轻易估计出来的。
贫困现象在各国不尽相同。以交战国为例，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俄国就与众不同。关于俄国，我们单独再讲。奥地利也暂且不谈，因为奥地利经济已破败不堪，所剩无几，在一般分析中不足以说明问题。先从德国讲起吧。德国和英国都是交战国，但两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我说明德国经济状况的依据是，理查德·卡尔韦尔在一本论国家破产的精彩小册子中所援引的结论。这个问题目前在德国经济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理查德·卡尔韦尔深知德国商品生产的作用。但仅靠数量评定，太不可靠，因为还涉及商品的质量问题。他提出了不应忽视的另一种评定方法。卡尔韦尔经过相当精确的计算得出结论，1907年的商品生产相当于1130万工人的生产劳动。而自那时起，劳动条件根本改变了。工时缩短了，工作强度降低了，如此等等。于是，他得出结论，目前德国工人的数量为480万，即不超过1907年工人总数的42％。
卡尔韦尔分析了农业状况，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说：“在这方面，我也发现，农业生产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比和平时期下降50％以上。”
德国的国债高达2500亿马克。德国货币是怎么个情况，尽人皆知。目前，德国的纸币流通额为800亿或810亿，其中只有50亿真正有黄金储备保证。因此，卡尔韦尔的结论是：1马克的现有价值只等于6—7芬尼。有人指出，1919—1920年，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恰恰因为货币贬值。我保存了法国时报的一份剪报，我来逐字逐句读给大家听：“马克贬值造成巨大的优势，德国可以凭借这一优势，逐渐偿还它的债务。”刚才说过，由于国家贫困化（我们从虚拟资本的哈哈镜里见到的影象完全被扭曲了），德国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拥有完全贬值的货币。基于这种情况，即由于整个经济和生产机构贫困化，德国得以向英国和法国廉价推销其所有商品。卡尔韦尔继续分析得出的结论，我将逐字逐句加以引证。他说：“孕育着自身后果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这种结局，无疑将是强制性的，因为，在国民经济的目前情况下，要使金融市场和国家财政逐步恢复到平时的状况，简直不可思议。强制性发展的结局，归根结底，是国家彻底破产，从而最终证明国家的偿付能力已丧失殆尽。”
这就叫作国家破产。不妨再用相应的货币单位来表示这种状况，得出的结论是：战前，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2250亿金马克，而其收入最高时达到400亿金马克。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这就是黑尔费里希根据统计资料推算出来的结果。目前，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1000亿金马克，而国家收入是160亿金马克。（当然，这都是大概的数字。）观察德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发现，在战前发展的“狂飙”时期，国家收入从90年代中期直到1913—1914年战争爆发，平均每年增加10亿金马克。
90年代中期，德国的国家收入为220亿金马克，而战前为400亿金马克。可见，在28年中，国家收入每年平均增加40亿金马克。后来，在战争爆发前的7年内，国家每年减少收入40亿金马克，落到了它在德国资本（而正是德国资本创立了现代德国）发展的“狂飙’时期后期那样一种境地。显然，在目前情况下，德国根本无力偿还自己的债务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就连右翼经济学家卡尔韦尔也不能不认为国家破产在所难免。如今，你们可以从大量德国书籍中看到用哲学、道义、法律等观点论述国家破产的文章。从道义观点出发也罢，不从道义观点出发也罢，反正这些先生们都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
法国在其资产阶级报纸上吹嘘它能医治好它的战争创伤。战后，法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是事实。但是，对成就估计过高，就大错特错。要援引法国的统计数字可不那么容易，与别国相比，法国很少披露内情。法国资产阶级也好，法国政府也好，都是如此。必须指出，在法国资本主义报纸上，有关法国经济统计的报道，历来谎话连篇。例如，我在法国报刊上至今也没有见过有关1920年炼铁工业的报道。将现有数字作一比较；我们发现，在农业方面，法国的牲畜头数减少了，1913年，法国拥有牛羊近1500万头，如今只有1280万头，1913年，拥有马700万匹，如今只有460万匹。小麦也是如此：1913年为8600万公担，如今6300万公担，采煤1913年为4100万吨，如今，加上阿尔萨斯一洛林和萨尔两省，也才有3560万吨，如果不包括这两个省，则只有2500万吨，只相当于1913年的50％强。还应当指出，法国不是通过调整本国经济，而首先是通过从德国及其殖民地榨取金钱和产品这种手段来医治自身创伤的。可见，法国状况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振兴，而只不过是物易其主，把财富从德国手中转移到法国手中罢了。而更重要的是，法国所得与德国所失比较，相差一倍半至两倍，德国失去的多。
1919年法国的贸易差额是，逆差达240亿法郎，即进口大于出口，1920年，贸易逆差为130亿法郎。这样，法国在其状况所谓改善的这两年中，外贸逆差达370亿法郎。这个事实对法国货币所产生的影响，是不难估计的。诚然，今年即1921年第一季度，法国外贸没有出现逆差，于是，报界和议会便洋洋得意，宣称法国进出口大致相等。
然而，法国报纸中最明智的《时报》，却在5月18日这一期申报道：
“我国贸易得到改善，主要是因为减少原料进口，这无疑在近期内会使工厂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减少。”
所以，不是经济振兴和出口，而是减少原料的进口，即降低今后的生产率，才使贸易得到改善。
如今，法国的国债为3030亿法郎，比1913年增加9倍。假手德国以复兴国家的支出计1800亿法郎，两项合计5000亿法郎。1915年6月，纸币流通额将近60亿法郎，1921年6月接近390亿法郎，超过将近6倍。法国的预算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已经破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它本年度的正常支出为230亿法郎，用于占领区的特别支出为55亿法郎，用于复兴国家的支出为230亿法郎，总计超过510亿法郎。法国的纳税人缴纳了多少税金呢？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估计国家来自税收的正常收入为170亿法郎，而国家每年必须从预算中拿出150亿法郎用于偿还债务，拿出50亿法郎供养军队和官僚，也就是说，仅偿还债务和支付债务利息，以及维持国家机构，就需要200亿法郎．可见，175亿的正常收入尚不足以弥补上述开支，赤字通常达到55亿，这还没有把复兴国家所欠的巨额债务计算在内。
翻开法国金融界有影响的机关报《消息报》，它的领导人列昂·沙维侬在一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们应当有效地保持国家金融与印刷机之间的联系，即继续维持通货膨胀的势头——继续发行纸币。”他并不隐讳其中的奥妙，说道：
“出路只有一条：要么继续发行纸币以弥补开支，从而使国家维持它那虚有其表的尊严，用假币蒙骗世界，要么承认破产，公开宣布：只有公开破产，才能避免通货膨胀。”这是法国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新闻记者兼金融专家、右翼社会党人沙维侬得出的结论。(不过，他是不是右派，我还不能确定。)的确，要么公开宣布国家破产，要么继续发行纸币，以苟延残喘，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就是战胜国——法国的情况，而法国目前在欧洲无疑居于领导地位。
英国不久以前还明明是一个发了战争财的国家。在战争前半期，的确如此。瓦尔加同志（这份提纲就是我和他推荐给诸位的）的那本堪称佳作的小册子，依据公布的事实和数字，对英国的形势作了十分谨慎的评述，不过，他的结论应当加以修正，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英国目前的状况比不久以前变得更糟。战争期间，英国农业依靠国家大力资助而一度上升，现在，又逐渐退回到战前的水平。在煤炭开采方面，英国本来占有优势，采掘量在1913年为2．87亿吨，1920年则为2.33亿吨，等于1913年采掘量的80％，生铁产量在1913年为1050万吨，而1920却为800万吨，也等于接近1913年产量的80％。1921年情况如何，大家都知道，不用我来说了。由于矿工罢工，1月份采煤量为1900万吨，2月份为1700万吨，3月份为1600万吨。煤是英国的重要出口物资，也是英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基础。煤的出口额，在1913年为7 300万吨，1920年为2 500万吨，只等于1913年出口额的34％，即1／3左右。今年头五个月的出口额等于1920年头五个月出口额的48％。从总体上说，192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如果从商品本身而不是从商品的假象即价格来衡量的话，那么。比1913年减少1／3。据指导性的经济刊物《经济学家》报道，1920年5月份的出口额为1.19亿，而1921年只有4300万，这既不是用商品，也不是用产品，而是用价格表示的。尽管如此，出口金额仍减少64％。英国的预算也是如此，尽管幅度有所不同。战前，英国的国债总额为7亿英镑。现在，截至1921年6月4日，不多不少，恰好是7亿英镑，就是说，从战前到现在，国债增加了10倍。战前，陆海军军费预算为8600万英镑，现在为2.37亿，增加了几乎两倍。读读银行和工业企业董事会3、4月份的报告，你们就会发现，英国的国民收入比战前减少了1／3或1／4。不过，到底是1／3还是1／4，难以确定。英国经济生活衰退，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英镑已今非昔比，虚有其表，名不副实了。如今，英镑只相当于面值的76％，而这有力地说明，当今时代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因为一度是世界上最坚挺，最有权威和无可争议的东西——英国金镑（在英语中，该词английский соверен当“统治者”讲）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变成一个相对值了。如今，德国哲学界大谈特谈相对论（我指的是爱因斯坦的哲学），我们不妨把德国哲学看成是对英国经济的报复，因为，英镑也已变成相对物了。其实，在德国，人们历来用哲学对经济贫困实行报复。
但是，也有振兴起来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也是我们看待世界形势时，决不可忽视的事实。现在，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了。欧洲业已衰落，而且在继续衰落下去。在此期间，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且看基本数据：
马由2000万匹增加到2200万匹。牛羊由6200万头增加到6800万头。当然，这不算很多。但煤炭产量就不同了，1913年煤炭产量为5．17亿吨，1920年达到5．8亿吨，增长幅度可观。石油产量由1913年的2．48亿桶上升为1920年的4．42亿桶，产量扶摇直上。棉花和生铁产量几乎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但远洋航运业却突飞猛进。1913年建造的船舶总吨位为27．6万吨，1919年上升为407．5万吨，1920年为270．6万吨。造船业的迅猛发展，使美国快要赶上海上头号强国英国的水平。如果说，战前英国船舶的总吨位占世界半数以上，而美国只占50％，那么现在，相互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今，英国拥有世界总吨位的35％，美国为30％。众所周知，1913年，美国的汽车年产量不到90万辆，1920年，达到235万辆。现在，美国拥有汽车850万辆，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辆汽车。其余所有国家的汽车加起来，总共才有140万辆。出口额比战前增加了1．5倍。在出口方面，美国国内发生了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意义的重大变革。这就是：战前即1905年，美国出口1／3的成品和2／3的粮食与原料，可是现在，比例变了，出口60％的成品和40％的粮食与原料，这说明，美国也成为工业输出大国。从1915年到1921年这六年来，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80亿美元。要知道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请看以下数字。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土地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可它提供的物产，分别占世界产量如下：黄金20％，小麦25％，商船30％，生铁40％，铅40％，锌50％，煤45％，铝60％，铜60％，棉花60％，石油66％，汽车85％。美国的经济优势表现为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欧洲对美国的债务为180亿美元．加上没有支付的利息和提供新的贷款，这笔债务每天都要增加1000万美元。欧洲对美国的债务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日本是暴发户，一是发战争财，二是因欧洲工业国退出世界市场而捞到便宜。不过，同美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它的生产机构远远不及美国。我不援引数字，只举一个事实，即1913年日本的采煤量为5600万吨，1920年为7600万吨，增加36％。其它工业部门，如玻璃工业，也有飞跃的发展。然而现在，由于欧洲国家纷纷回到世界市场上来，日本资本家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阵地，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日本工业现有从业人员不下237万，其中有27万人，即占从业总人数的1％，已加入工会，这对一个仍保有半封建关系的落后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凡是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作用的人，都不会小看这笔数字。
同志们！现在我要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今后这种状况是否会改变，也就是，是否会恢复平衡。但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简单地指出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可能说，俄国经济在此期间不也没有上去嘛。关于俄国的经济情况，列宁同志将作报告。我个人就此发表简单意见，完全是另有用意。美国国务卿尤兹在写给尽人皆知的，不，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龚帕斯先生的信中说，同俄国建立关系毫无必要，因为目前俄国不过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真空地带而已。尤兹认为，俄国经济贫困和衰败，其原因并不在于俄国遭到封锁和经历国内战争，他的理由是：第一，战前能自力更生的工业部门也垮了下来，第二，国内战争所动员的人力比世界大战少得多。尤兹先生不应当见怪，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人知道，俄国的人力动员也是俄国经济衰败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他也没有说对，那就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沙皇政府把熟练工人都留在工厂里，它不像我们那样，要靠他们去打仗。它有贵族，即一批训练有素的军官。而我们的军事机构在最困难时期多半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他们通常是我们最先动员的对象。现在，我们的军队正在复员，所以，我敢透露这个秘密。那时，我们面临四个战场，军队人数为530万，其中熟练工人占3／4。这对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莫大损失。再者，尤兹先生完全忘记，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因素之一，它也参与瓜分世界市场。今天，我们连零星器件也感到不足，这些东西在战前我们不生产，而在封锁和国内战争时期就更谈不上生产了。我国经济领导人举过若干例子，譬如，我国缺少螺旋钻和测量仪器，我国需要矿井用圆钢缆和扁钢缆。这些东西，我国从来不生产。钢缆不足，给顿巴斯采煤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众所周知，某些机器所不可缺少的金属网，历来都从德国和英国进口，我国从来不生产。因此，就连战前能自力更生的工业部门也深受其损害。但是，不言而喻（也是不难证明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经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在全军覆没和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崩溃以后，没有任何—种制度能像苏维埃制度那样，又继续坚持打三年战争，供给和武装军队而又不致于灭亡。当然，尽管如此，但我并不否认，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过严重的失误。
好了，同志们，我该回答主要问题了。尽管在欧洲新工厂纷纷出现，但从总体上说，欧洲生产机构正趋于瓦解，交战国的国民财富较战前减少了1／3，这是无可怀疑的。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看到，战后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919年到1920年初，是经济复苏阶段，但接着爆发危机。这基本上标志着一种常轨，既然在繁荣时期之后发生危机，那么，预料以后又会出现复苏。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进程，它一旦恢复，便达到平衡。关键就在于此。我先简略地谈谈复苏阶段，其实，我在报告近两年来的生产情况时，这一点已经提到了。
1919年春是经济繁荣时期。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等待爆发一场大危机，而一想到危机将要造成的后果，就不寒而栗。
为了对付这场危机。它们作了精心准备，因而，从战时景气过渡到战后经济复苏，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资产阶级无孔不入。1919—1920年，物价暴涨，投机生意兴隆，唯独生产别有一番景象。以英国，法国，尤其是东欧和中欧为例。在那里，即使在所谓经济繁荣时期，生产也连续下降。就美国而言，也并非各个工业部门都景气，这是因为，军工生产改为民需生产，即开采煤炭和石油，制造汽车和船舶。那么，到底工业景气过没有？贸易，特别是投机生意，倒是兴隆一时，这也并不奇怪。战后出现经济繁荣，有经济和政治－财政两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战后粮食市场愈来愈有吸引力：价格暴涨，于是军火投机商利用他们积累的资本经商，进行投机买卖，获取巨额利润。
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国家唯恐出现太平盛世，索性就在和平时期保留了战时状态。因而在和平时期，通货继续膨胀，即继续发行纸币，发放工资补贴，对进出口实行管制等等。军事检查和军人专政在战后依然保留下来。战时投机买卖一变而为战后投机买卖，但这与生产发展毫无关联。相反，许多国家的生产继续下降。至于通货膨胀，请看以下明显的事实，法国货币单位由300亿上升为380亿，德国的由200亿上升到630亿，意大利的由90亿上升到220亿，等等。通过数字，用战前的经济水平，粗略地衡量现在的柏林，巴黎、伦敦、纽约，得出的结果是，其经济水平和战前的大致相同。在经过战争和投机生意兴隆时期以后，目前总的水平是：德国变穷了，其生产机构较战前缩减了许多，法国变穷了，但比德国稍强，英国也变穷了，但比法国又强，唯独美利坚合众国是暴发户。再看物价和货币流通情况。在这个“繁荣”的时期，德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最大，达到7倍，法国小一些，英国更小，美国则微乎其微。可见，美，英，法三国，生产与其货币机构之间的矛盾并不大，而在德国却大得很。若将国家的虚拟财富即国债和纸币等等当作实在的财富看待，那么，国家越穷，就显得越发富有。这就是最近的经济形势即投机生意的真实写照。然而，这个实际上使交战国进一步贫困的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政治上发挥了实际作用。
在《曼彻斯特卫报》一年一度的述评中，一位英国教授发表一篇颇有见解的文章，他说，“对我们来说”，即对统治阶级来说，1919年是“最危险的一年”。他写道：那时，从战场回来的人急于使经济改观，而“刚从战场回来的，情绪急躁的人可不是好惹的”。这位教授补充道，于是，国家投放了数以千万计的钞票，以防不测。国家依然成为最大的人为的市场，工人领取国家以各种形式发放的工资补贴，这样，资本得以渡过危险的复员时期。所以，这个经济繁荣的假象，帮助资本保住自己的阵地。
说到这里，不妨提一个问题：这次经济繁荣明明是起到一定的作用，明明是使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得到发展，因而这是否就是经济繁荣能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证明呢？这是否意味着，在进行革命尝试之后，或者说，在革命失败之后，经济繁荣占上风，就表明革命时机已经消失呢？在这方面，有人以马克思，恩格斯1850—1851年的著名结论为依据。我认为，近期内，尤其是目前，如果再度出现经济繁荣（而这并非不可能），那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共产国际就将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我把这段引文读给大家听。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时说：“他（指马克思）从这些事实中认定，1847年夏季商业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真正起因，而在1848年和1849—1850年出现的高度繁荣则是欧洲反动势力得以巩固的源泉。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1850年秋，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新的革命只能是新的危机的产物，而新的革命如同新的危机一样不可避免。”
现在，仍有许多同志认为，危机是革命的起源，而繁荣则是革命的掘墓人。经济繁荣到来之时，便是革命完蛋之日。这种观点也存在于执行委员会指派的委员会内部。
同志们！我刚才读的引文确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文中的思想表达得不十分确切。作为预言来说，它是错误的，就连恩格斯本人也承认，期望落空了，危机并不是革命的起因，1847年危机只能狭义地说是革命的起源。1848年革命之所以遭受资本的冲击而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这次冲击遇到了多阶层社会结构的阻力，使资本转而同这些阻力进行斗争。这次革命将等级特权、农奴制残余几乎一扫而光，为资本的发展开辟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1849—1850年的经济繁荣才可以继续被认为是革命发展的阶段。因此，危机只不过是一种由社会条件所决定和资本在封建范围之内的发展所决定的次要刺激因素而已，而经济繁荣则是在革命完成其摧毁特权等极其重要的直接使命以后，推动革命进行到底的次要动力。忽略这一点，就不能对引文作出正确的解释。资本的发展周期历来是，繁荣，然后是紧张，低落，继而是危机，等等。资本发展的过程还不限于这个公式。这个公式不足以从历史上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因为资本朝两个方向发展。初期的发展是发展生产力。它曲线上升，上升的过程伴随着波动和突发，这便是危机和繁荣时期。即便50年来资本逐渐在发展，但这个周期是确定无疑的。不过，这个周期不完全符合那些资本主义生活变动迅速的国家的发展情况。发展中的资本虽然也有波动，但曲线呈上升趋势。在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曲线呈下降趋势，但也不是直线下降，而总是伴随着波动。
《时报》元月号曾发表一份统计表，我摘录下来了。该表显示自北美独立战争至今138年的情况。假如我没有弄错，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16个周期，即16次危机和16个经济繁荣阶段，每个周期大约8年零8个月，即将近9年时间。请问：这是不是蛇形运动过程？但也是一个相对上升的过程。它的起点是每一个英国人平均2英镑，即人均24个金马克。在此期间，人口增长近3倍，对外贸易额增长更多，所以人均达到30．5英镑，1920年，人均达到65英镑（是用货币而不是实际价值来表示的）。生铁生产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此期间，这两条线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刚才讲到，1851年是1848年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1851年初，对生铁的需求量，人均4．5公斤，1913年则上升为46公斤。此后，便走下坡路。这，是138年来总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结果。对这条曲线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它由五个部分组成。若将这138年划分为若干时期，就会看到它有五个不同的时期。1781年至1851年，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几十年间几乎没有进展，只是从1851年起，出现上升趋势。我们看到，在60年间，对外贸易额由人均2英镑增长到5英镑。其后22年间，又由5英镑上升到21英镑，生铁需求量也由人均4．5公斤增至13公斤。此后，自1873年起，是萧条阶段。自1878年起，几乎到1894年止，英国贸易，（即便将英国对海外企业投资的资本利息也计算在内）不景气。在这22年间，人均由21英镑下降为17．4英镑。此后，一直到1913年，又有回升，从17英镑上升为30英镑。在进入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可见，第一部分呈上升趋势。1913年至1917年，上升幅度很小。同志们！这对于判断当前及未来的形势极为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分第一次运动和第二次运动，而第二次运动历来在第一次运动的基础之上发生，这就是高涨、衰落即萧条。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起伏现象，即繁荣与危机相互更替，不过它们丝毫不表示资本主义是在发展还是在崩溃之中。这种起伏可以比作人的心脏跳动。心脏跳动只表示人活着。不消说，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只要它活着，它就要呼吸，这也就是起伏。但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呼吸同一个发育时期的人的呼吸绝对不同，这也适用于我们所说的情况。抓住恩格斯的引文不放，而忽略这些基本事实，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正是在1850年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考察以后，形势突然转变，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而1848年革命为这一时期的出现廓清了道路。这是关键所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狂飙时期，复苏和繁荣来势凶猛，而危机仅仅是表面现象，且为时不长，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时期促使革命销声匿迹。现在，问题不在于经济形势能否好转，而在于经济形势是否起伏，是呈上升趋势还是呈下降趋势。这才是症结所在。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刚才已经说过的基本事实。刚才说过，欧洲衰落了，欧洲的生产机构比战前缩减许多，经济中心已移到美国，但经济中心移到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逐步发展，而是因为美国利用了欧洲的军火市场，并把欧洲排挤出世界市场。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情况，即四年半以来，为了战争，欧洲不惜消耗全部有生力量，可到头来，却增强了美国的实力。
我认为，美国正是借此赢得了短暂的高度繁荣时期。但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欧洲在倒退以前，已为美国建立了一个纯粹人为的市场，现在，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可能取而代之。而欧洲在完成此项使命之后，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战前，欧洲市场可容纳美国全部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即将近60％；战争期间，美国的出口额较战前增长近两倍，欧洲对美国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可是战后，欧洲这块大陆已几乎人财两空，限于黄金或其它商品等价物，它从美国进口商品已完全不可能。这也恰恰是日本和美国爆发危机的原因。在经过短暂的、持续将近两年的高度繁荣时期之后，一场实实在在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就欧洲而言，这场危机意味着，“你穷，你得量入而出，你休想再从美国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就美国而言，这场危机意味着：“战争打了四、五，六年，欧洲的财富你也掠夺了四、五，六年，你是一个暴发户。可是好景不长。”其它国家完全破产了，它们的生产机构必须重建。各国人民必须重新进行内部分工。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因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有所发展而仍在自动地维持着。但是，德国必须后退，以调整和整顿本国经济机构，而且，如不爆发革命，那正如在战争期间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以克服战争造成的困难一样，现在也必须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如果事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国家就必须干预经济，首先确定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之间的适当比例。换句话说，只要不爆发革命，要想建立必要的、正确的对比关系，就要求助于战争，求助于各种补救措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也不例外，除非经济生活逆转的时期，即受害最深、老本损失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彼此拉平的时期不再持续下去。在这个彼此拉平的时期，美国休想继续保持它最大和最重要市场的原有规模。也就是说，就美国而言，上述危机就不是一次暂时的、正常的危机，而是一个漫长的萧条时期的开始。我们再来看看一份说明不同时期的统计表吧！萧条时期持续了长达70年之久，而后，自1851—1873年，又是繁荣时期。在这繁荣昌盛的22年中，有过两次危机和两次复苏，复苏是实实在在的复苏，而危机却是小小的危机。其后，自1873—1890年中期，再次萧条，至少也是发展速度缓慢。继而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凡此种种，无不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即拉平的过程。任何国家的资本主义只要看到自己的某一市场过饱和，就必然要从其它市场寻找出路。在上述不同时期，究竟是停滞、前进或倒退，取决于诸如经济危机、革命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
当前，资本主义已进入漫长而严重的萧条时期。其实，想想过去，这也在意料之中。早在1913年，经过20年蓬勃发展，世界市场已不能满足德国，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此，这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就心中有数。它们认定：为避免这个要持续多年的漫长的萧条时期的出现，就要制造尖锐的战争危机，就要消灭对手，共同占有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市场。谁知，战争旷日持久，导致一场不仅尖锐而且漫长的危机，战争彻底破坏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而使美国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战争使欧洲民穷财尽，最终也使美国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它们本想避开萧条，但事与愿违，欧洲贫困化反而使萧条局面愈演愈烈。
同志们，以上是择其要点对经济形势的特征所作的说明。根本未涉及革命问题。不论今后资本主义能否振兴，但它现在继续存在，继续发展。1919年，战后复苏有了初步迹象以后，一位大概名叫帕什的英国人提议筹措25亿英镑（折合400多亿金马克）的国际借款，以重建遭战争破坏的国家。当时的设想是，筹措和利用这笔国际借款，实现人类空前的大繁荣。不难看出，这是被歪曲了的资本主义形象使这伙人想入非非，他们自以为，他们既然能毁掉众多的城市、铁路，庄园和舰艇，那么，把战争的破坏在写有“400亿、500亿金马克”字样的纸上象征性地画一画，也就能摇身一变而为富豪巨贾。这真是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魔，连资本家也晕头转向了。但这是一厢情愿。就说铁路交通，哪怕是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吧，这是非办不可的事情，可是他们完全忽略了，恢复工作要在社会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进行。
下面就来讲讲社会平衡问题。人们常说，有了新的基础，资本主义就能自动恢复，这种指导思想不仅库诺夫有，而且希法亭也有。这种自动论是机会主义的重要而典型的特征。那么，应当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恢复这个问题呢？当然，假如阶级斗争的社会因素不激烈地与之抗争，资本主义的恢复是可能的。假如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容忍资本主义为恢复国内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种种试验，那么不出20年或30年，欧洲就要牺牲工人2000万到3000万，因为现在移居美国不是上策。美国现有失业工人500万，今后几年，也许几十年，失业人数还将增加。侨居国外不再是安身立命之道，因为，我已经说过，失业问题在美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只有牺牲一代工人，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平衡才能恢复。到那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过去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欧洲文明也将受到这个刚刚复兴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只能苟且偷生。那么，这一切可不可能不发生呢？从理论上讲，不可能。如果我们忽视阶级斗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作用也将导致阶级斗争。德国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反动教授奥托·霍特契，他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他在论述经济形势的文章中说：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在世界范围内削减工资的办法，但工人绝不会心甘情愿，他们必定要造反。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不论我们把这种趋势称之为“资本主义自动作用”也罢，或者“资本主义剥削”也罢。但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意志才是客观的依据，我们绝对不能对资本主义的自动作用熟视无睹。这些老爷根本不把工人阶级的意志放在眼里，所以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霍特契教授说：“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自动作用或者剥削。如果工人阶级追随改良派，那就是自动过程，如果工人阶级接受充满活力的共产党的领导，那他们就会奋起反抗剥削。”这样一来，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过程就完全改观了。在此期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那就是欧洲倒退了。德国仍像90年代中期那样贫穷。但德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倒退，相反，战前最后20年的发展所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因战时和战后繁荣时期及危机时期的发展而益趋尖锐化。因此，经济基础脆弱了，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减少了，阶级矛盾也就必然加剧了。这恰恰说明，有利害关系的阶级为分沾不断减少的国民收入而越发互不相让。
这就是亨利·库诺夫先生或其它人所幻想的恢复平衡的蓝图所遇到的一大难题。资本主义为恢复平衡而采取的一切步骤，都对社会平衡立刻产生决定性影响，即进一步破坏社会平衡，进一步促使工人阶级奋起斗争。要达到平衡，首先就要整顿生产机构，而这就需要积累。要实现积累，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靠什么来提高？靠大幅度增加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来提高，因为战后三年来劳动生产率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重新具备世界等价物即金本位。离开它，资本主义经济就混不下去，因为物价大涨大落（在德国，因货币波动，有时在一个月之内，物价竟上涨百分之百）使生产根本无法维持下去。资本家并不热衷于生产，因为投机生意正从远处向他们招手，投机生意远比缓慢发展的生产更有油水可捞，因而也更有诱惑力。恢复金本位意味着什么呢？就法国和德国而言，意味着宣布国家破产。但宣布国家破产，就意味着国内所有制关系发生大变动。在宣布破产的国家里，一场为分沾新的国家财富的争斗又要开始，从而朝阶级斗争又迈进一大步。不仅如此，这一切还意味着失去社会的和政治的平衡，即意味着革命运动。要知道，宣布国家破产，并不等于就能一改现状而立刻恢复平衡。宣布破产之后，将照旧延长工作时间，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强度。按照霍特契先生的说法，这叫作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当然要反抗。总之，恢复资本主义平衡，从抽象的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恢复过程不能在社会真空和政治真空中进行，而只能通过阶级来进行。资本家老爷们能维持至今，全靠不稳定的社会平衡，而在恢复经济生活平衡的道路上每迈出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都是对不稳定的社会平衡的一次打击。这一点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不能不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其发展速度缓慢或者较快（发展速度问题不必争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遭到历史无耻的愚弄），都没有在中欧和西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但如果因此而企图像改良派那样断言，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平衡已不知不觉地恢复了，那是荒谬绝伦，一派胡言。就连有头脑的死心踏地的反动分子如霍特契教授，也不敢下此断语。霍特契在他的年度评述中有两句话，大意是：1920年没有给革命带来胜利，也没有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到恢复。这仅仅是一种不稳定而又十分短暂的平衡。我已经引证过沙维侬先生的话，这位先生也说，“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受国家财政，通货膨胀和公开破产的影响，极有可能进一步崩溃。”这表示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以上，我向诸位说明了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一次危机。三四个星期以前，资本主义的报刊放出一股风，仿佛有了盼头，繁荣时期就在眼前了。不过，现在就可以看出，这股春风刮得未免太早了。财政状况确有好转，即不像以前那样紧张。市场物价下跌，但这决不等于贸易复兴。交易所十分不景气，生产继续下降，美国冶炼业的开工率现在只等于开工能力的1／3。在英国，最后一批高炉已经熄火了。足见生产在继续下降。当然．倒退的过程不会自始至终以同一速度进行下去，这绝对不可能。资本主义这个机体必定会有喘息的时机，它将吸入一点新鲜空气，将会出现转机，但因此而断言繁荣时期就在眼前，为时过早。新时期到来以后，它们就要试图消除虚假财富过剩与基本贫困之间的矛盾，接着，经济机体又要痉挛。我已经说过，凡此种种，都向我们表明，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萧条之中。由于经济萧条，资产阶级必将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阶级。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例如，先是美国，英国这些较为有生气的资本主义国家，继而整个欧洲都已开始削减工资。这将导致一场维护工资的伟大斗争。我们的任务是，把握经济形势，扩大并深化这场斗争。这一点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维护工资的伟大战斗（在这方面，英国矿工罢工为我们提供了典型范例）能不能自动地导致世界革命，最后一次国内战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其实，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具备足以保证下一步发展的自动担保机，但如果一场危机带来暂时的复苏，那对我们的发展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许多同志说，如果在此期间出现复苏，那对我们的革命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绝对不是。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危机之间根本不存在自动的依赖关系。只有辩证的相互关系。这一点必须明白。
让我们看看俄国国内的关系吧。1905年革命失败了，工人遭受了重大牺牲。在1906年和1907年又有过几次、也是最后几次革命风潮。1907年秋便爆发了世界性大危机。危机信号是纽约交易所在一个黑色星期五发出的。1907年，1908年和1909年是俄国经历深刻危机的三年。在此期间，革命运动销声匿迹了，原因是工人饱受斗争之苦，又逢大萧条，难以振奋起革命精神。究竟是危机还是复苏能导致革命，当时俄国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那时，我国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只有经济复苏才能使俄国革命运动再度兴起。果然，经济复苏了。1910年、1911年和1912年是我国经济状况好转的三年，经济复苏使一度丧失勇气，精神沮丧和软弱无力的工人重新聚集起来。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且先是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政治领域转入了攻势。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工人阶级凭借经济繁荣，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能够发动直接的冲击了，因此，如果现在即在工人阶级因危机和长期斗争而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不能取得胜利——也很难取得胜利——那么，形势的变化和福利的改善，对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形势变化即复苏标志着长期繁荣的开始，那对革命确实有害。这是因为，长期的繁荣意味着市场扩大，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遍及全世界。欧洲的贫困化和美国在庞大军火市场上的崛起，为这样一个结论提供了佐证，即不可能通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伯利亚这样的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途径来恢复繁荣。固然，美国资本主义正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寻求和开辟销售市场，但其规模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是说，我们处在萧条时期的前夕，这是毫无疑义的。
既然前景如此，那么危机的缓和不仅不是对革命的致命打击，反而是工人阶级得以喘息的机会，工人阶级可以趁此机会，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发动冲击。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尖锐危机将转变为持续危机，进—步加剧，并持续多年。这一切都并非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人阶级就只有吸取以往的经验，全力以赴地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而认为资本主义平衡能在新的基础上自动恢复，认为资本主义能在今后几年内振兴，那是妄想。在当前经济处于完全停滞的情况下，这根本不可能。
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个因素，就是国际形势，世界形势，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已经占用你们不少时间，因此，我的讲话要尽可能简明扼要。总之，战后形成的世界关系极其反常。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动用自己的武器。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灭绝小国的野心。小国不仅指瑞士，而且指法国、德国这样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妄图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建立世界帝国主义。这就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意义所在。德国最能代表这种倾向。德国宣称：整个欧洲都应当置于它的监督之下。法国从一开始就怀有瓜分德国的野心。欧洲国家的联合都有法国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欧洲本是众多小国的总合，但现在和战前相比，小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如今，在前奥匈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10个关卡。欧洲已经巴尔干化，这种说法已相当普遍。那些曾经助长了军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和磨擦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来愈深。1914年战争以前，欧洲（俄国除外）的兵力为515．2万人。据今年上半年的表报，目前现役军人已达701．4万。可见，军国主义有增无减。若把俄国军队发展顶峰时期的兵力计算在内，则这个数字还要大。再看中欧和东南欧，这是欧洲两个受害最严重、日子最难过的地区，尽管如此，但那里的军国主义也有增无减，这是因为那里兴起若干新的小国，它们各有自己的关卡，国境和军队。海军也是如此。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经济发展。爆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欧洲经济无法承受军备的重担。于是来一个宁肯受罪一次，也不常年受煎熬，谁知事与愿违，罪也受了，可日子反而比战前更难熬了。
法英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翻一翻法国半官方的报纸，就会一目了然。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将继续自动地加深，因而一场流血冲突也在自动地迫近。（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自动论。）这种矛盾的动因，我们人人都清楚。从经济统计中也不难看出这种动因。英国正被排挤出世界市场，失去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英国工业一蹶不振。美国两个工人的生产顶得上英国五个工人的生产。这是英国一家权威的经济期刊根据美国和英国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的。美国两个工人凭借性能优越的机器和更为完善的组织生产出采的产品，顶得上抱残守缺的英国经济机构中五个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英国的煤炭出口额巳不占首位。刚才说过，美国石油开采量占世界石油开采总量的70％，而石油这种产品目前巳成为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美国人指责英国最近收买了所有石油资源，说英国现在占有世界石油开采量的将近90％。其实，这些石油资源目前尚属潜在的资源，或者说是地下资源。而美国正在开采现有全部被开采的石油资源的70％，并将石油产品立即投放到国内和国外市场。英国的石油资源只是经地质勘查而探明的资源，开发这些资源需要资金，而眼下英国缺乏这笔资金。退一步说，英国确实占有世界石油开采量的90％，而美国的石油资源日渐枯竭，这也无非是美国早日决战的又一个论据。美国向墨西哥和美索不达米亚提出了无理要求，提出无理要求的根据是，以美国的汽车制造业而言，再过10—15年，美国要发生石油危机。即便如此，那也不过是多了一条美国不等这种石油危机爆发就发动战争的理由罢了。这是一个再生动不过地、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自动作用的事实。据美国造船计划资料，到1924年，美国舰队将比英国与日本两国舰队总和还要强大得多。这个造船计划的指导原则是：美国舰队必须超过两个迄今最强大的舰队总和。美国许多民主党人扬言：到1923年，甚至到1922年底，美国就要同英国平起平坐。至少是，英国已经大难临头，若不猛省，则自身难保。战前，我们亲眼见过和平时期军事上对峙的局面，就像是在一条铁轨上对开着两列火车，它们随时都有相撞的可能，只是出事地点还不详，相撞的日期也没有在日历上标明。这一次却不同，白纸黑字，写在世界历史的日历上了。日期在1923年或1924年。英国要么心甘情愿退居二等强国，要么挟大英帝国的余威，豁出老本，豁出老命，孤注一掷，在瞬间的生死较量中决一胜负。各二等强国或者三等强国的一切条件，关系和部署，一概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重大问题，并围绕这个轴心运转。这是一个未必能促进资本主义平衡得到恢复的时机。对此，不仅统治阶级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两个国家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心中有数。可见，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这种发展一旦失去动力，也就停滞不前了。经济基础脆弱了，要一下子恢复，这在最近的将来根本不可能，即便可能，恢复的程度也极其有限。
在各国及其重要的工业部门中，这个基础必将愈来愈脆弱，社会分工问题必将日益尖锐化，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世界变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以至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日趋紧张，也都是因为上述缘故。
谈到阶级，必须指出，已经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倚仗垄断地位，利用普遍贫困化而发财致富，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无论绝对地讲或相对地讲，变得愈来愈穷。它在继续破产，它的利润在继续减少，它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也在继续下降。
再谈农民。战争初期，给人的印象是，农民因为有大量钞票，偿还了抵押借款而变得越来越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便借此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日趋巩固。但我们的提纲指出，农业的含义并不是偿还抵押借款，而是耕耘土地，就这一点而言，农民因工业不景气而处境十分艰难。我们看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的农场主变穷了。我们看到，在日本的佃农中间，风潮迭起。欧洲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不断恶化。保守党和改良派满心以为可以站稳脚跟的所谓新兴中间阶层，越来越不起作用。普遍贫困化，而主要是货币大幅度的贬值，导致农民由一个维护国家的因素变成一个引起骚乱和暴动的因素。
从革命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对工人阶级十分有利，但也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因为我们要发动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原始的冲击，其初级阶段我们在1918—1919年间在欧洲已经见过。我们认为（从一定的历史意义上讲，也应当这样认为），在资产阶级乱了阵脚的时候，这种冲击应当一浪高过一浪，在冲击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领导阶层的觉悟也应当提高一步，这样，经过一年或两年，无产阶级就将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历史机会不是没有过，只是错过了。不知是因为资产阶级发了善心，还是因为它心怀恶意，反正资产阶级依靠诡计、经验、组织和对权力的野心，而在历史上赢得了相当长的喘息时机。既没有出现任何奇迹，原来遭毁灭的、遭焚烧的，遭破坏的也没有一样得到恢复，可资产阶级竟然能够在贫困之中不迷失方向，将它的国家机器重新运转，并利用工人阶级的弱点。从革命前景上看，形势变得复杂了，但仍然对我们有利。今天，我们也许更有理由说，从总体上看，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然而，革命并不那么顺从，那么乖巧，以为能用绳子牵着走。革命自有其波动、危机和高潮。这既是由客观情况，也是由工人阶级主观的内部分化所造成的。在战争结束与和约缔结三年后的今天，工人阶级已经焕然一新了。这不是战前那个在数量上有计划地增长的工人阶级，不是那个在战前熟悉的环境中按产业、按行业和部分地按政治观点组织起来的、保留上个时代的种种偏见和优点的工人阶级。今天的工人阶级是从日趋没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和无产阶级化的广大家庭主妇和女工中急剧分化出来的业已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在法国和日本，无产阶级化的妇女被吸引到生产部门去的现象尤为普遍。）今天，一方面有了这个新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还保留着由战前旧工会干部、党的官僚、熟练工人和受过职业训练的工人（他们缴纳会费，以为通过工会就能迎来完善的社会制度）组成的阶层，还有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觉醒的青年工人以及刚刚开始觉醒的妇女这样一个落后阶层。他们无不被这个伟大运动和这些事件卷入和推进政治斗争中去。只是有的阶层取得了经验，而有的则没有，有的碰了钉子，开始审时度势，而有的则偏偏在此关头跃跃欲试，不顾及斗争后果。形势发展得如此复杂，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假如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屈膝投降，那我们就不必急于去教育工人，待我们掌权以后再着手教育落后阶层也不晚。这全怪资产阶级保住了国家机器。它疯狂地抵抗，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相继遭到它的反抗，而只得退却。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此基础上将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开展反对资本的斗争。当前在斗争中要着重争取这些群众，进而使他们联合起来。要善于在复杂的阶级相互关系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眼下，农民的情况较战前对我们有利得多。到了决战关头，新的中产阶层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未尝不可能。但是，在斗争日益加剧的时期，我们已有办法使新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用我们的行动牵制它，即迫使它不与我们对立。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斗争。我们决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充当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应当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努力在农民中间和中产阶层中间逐步站稳脚跟。这样，我们就能加深已经成立托拉斯和尚未成立托拉斯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法国和英国，它们现在正为夺取政权而决一死战。
总之，当前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形势，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形势不同了。那时，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远大志向，提出了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下定决心沿道这条道路前进，因为在这面旗帜下我们能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全世界……总的来说，我们的路线至今仍是正确的。只是未能预见会有偏差和波折，今天，我们觉察到了。我们从失败和失望中，从无数的牺牲和在各国的错误发动中觉察到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俄国更是司空见惯。今天，我们才看到，才意识到，我们同终极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实现世界革命，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时，在1919年，我们认为，这是只消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而今，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也许要若干年才能解决的问题。确切的时间，现在不敢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形势正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近几年来，我们在全世界的力量已较过去大力增强了。
我们还没有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多数争取过来，但比起一两年前，现在拥护我们的无产阶级已居多数。待我们对情况作了实际分析（这是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以后，待我们对各国的形势作了研究以后，我们必能得出结论：斗争也许是长期的，进展也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斗争将是艰苦的，需要作出无数的牺牲。我们积累了经验，得到了磨练。我们有了在斗争中随机应变的本领。我们既能拟定明确的路线，也能预料在贯彻纯粹革命的路线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形势变化。即便在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瓦解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应付裕如，能随时集中工人的力量进行社会革命。我想，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都足以证明，我们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不在于我们说过我们也许在1919年就能取得革命成功，而他们回答说，革命要晚许多时候才能发生这么两句话。区别绝不在这里。区别在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一贯支持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决心把握每一个时机，不论在形式上有什么变化，来发起革命冲击，夺取政权。（长时间地热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