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托洛茨基

（1921年3月14日）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就工会问题通过一个决议。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问题都是以阶级与阶级以及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为依据的。与此相反，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估计我们的争论时却说，我们这些“生产派”忽视了关于农民的作用以及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他把这一点当作主要前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对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农民心理作了巨大让步。然而季诺维也夫还说，生产派，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政纲的支持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的错误和虚伪暴露得最为明显。我必须指出，恰好在一年前，即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我曾到乌拉尔工作将近一个半月，在那里更具体地接触到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一切实际问题并从地方工作人员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之后，去年2月我曾向中央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我可以散发给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它与你们现在所要讨论并通过的那份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建议几乎是字字句句完全相符。我证明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是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在这方面创造刺激力量，即改善农民经济的渴望，这一点在保持工人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经济上让步的办法是可能办到的。我们是一年以后才这样做的。当时我并没有灰心，我深信我们一定会这么做。事实就是这样摆着的。在这里，预见的正确性完全在我们这一方面。
　　现在来谈一下关于党与阶级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进行的斗争，仿佛是拥护工人民主或反对工人民主的斗争，“工人反对派”崇拜民主原则，提出了一些危险的口号。把工人阶级的选举制仿佛置于党之上了。每个时期的专政都不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形式主义原则上的。当然，工人民主是借以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唯一方法。这是起码常识。我同意，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忘记了这个起码的真理，因此需要修改和提醒，采用新的宣传方法，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有一个条件，即全党一致认识到：即使在工人阶级情绪暂时动摇的情况下，党仍然捍卫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如果这一点是所谓工人反对派所不了解的，那就会因此而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我断定说，在我们斗争的初期，特别是在同一直作为十人提纲的最明显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斗争的初期，季诺维也夫同志把党的作用在工人民主作用的面前化为乌有了。当我证明工人民主必须以工人阶级经济利益为准则的时候，后来站到十人立场上的加米涅夫同志在争论中便宣称：工人民主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有条件的”原理。当然是这样。不过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有制约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即工人民主是某种处在所有其余东西之上的无条件的东西，那么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就是正确的了，他的第一个公式就说，每个工厂可选出自己的管理机关，每个区生产者代表大会可选出领导机关，直到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都这样做。如果从形式方面来说，那这是最明确的工人民主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曾作了主要的斗争。但是，因为列宁同志参加了这场争论，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极为谨慎，他只是暗示：不要使季诺维也夫同志误入迷途太深。在这个问题上，不同阵营的同志们都有这种印象。这一点，今天又被证实了。
　　现在我在谈十人决议草案时，应当提醒同志们，要知道将要表决的不是演说，而正是这个草案。我认为决不能表决这个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十分——不妨说——不完善。在这里，列宁同志仿佛责备我（在这方面，他责备布哈林同志搞折衷主义）好象把经济和政治对立起来，而他认为政治是集中的经济。我过去和现在都说，党内的协调、革新、妥协和大力扩大工人民主范围等问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一切都应当以经济准绳来衡量。在这里，并没有忘却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面临的危机，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从前，危机只是以征兆的形式在苏维埃、党及其它各方面呈现出来的。在工会里，它表现为工人阶级消费心理的压力，表现为工人群众与生产心理的联系不够，而且最近越来越差了。
　　危机在于：在工会里，单纯消费观点的压力增加了，这种观点对下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要比对上层工会工作者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但是，如果说这一点在下面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表现，那么在上面却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的危机并不是工会的危机，而是一般的危机。这不过是一般地空谈危机罢了。但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分析危机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我们说，存在着工会危机，它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革命的危机，这种危机我们能够克服。但目前却存在着。由此有人作出了这样一个意料之外的结论，说我们证实存在危机是不对的；他们反对我们的意见，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这就是整个实质所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毫不在乎地忘记了自己后一半主张，即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目前我们怎能说我们这里不是危机而是发展呢？如果是说“托洛茨基犯了错误，他不了解即将到来的是更加深刻的危机，而不只是单独的工会危机”，那就更合乎逻辑。这种说法虽然从实际方面来讲是对的，但至少还合乎逻辑。可是说现在工会遭受的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的征兆，这象什么话！不说工会危机只是最深刻的危机的反映，反而对我们说，“这是发展的征兆”。同志们，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你们决议中“不是危机，而是发展”这一章是不正确的，无疑地应当完全删去。
　　其次，谈一谈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有许多老生常谈。决不能这样模棱两可地、马马虎虎地提出问题。这里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工会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一开头就说，“即使在苏维埃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季诺维也夫曾经对我们说；即使在欧洲，工会这个问题目前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欧洲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以新的方式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溶化在全欧性的问题里面呢？现在应当以苏维埃共和国国内情况的特点、工人阶级专政（当然是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这种修正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以及这种专政的特殊条件为出发点。他们不仅要把我们从工人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向后拖，而且从一般的工人共和国这一点上向后拖，他们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和在资产阶级国家一样。”这一章就是从此开始的。是否谈到沙皇俄国，谈到德国和法国呢？这里，“共产主义学校”是什么意思呢？决议中说，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是“改造”半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适应”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抱歉得很，这只是一般的空谈。“改造”、“适应”是什么意思？如何改造，如何适应呢？以什么为基础呢？接着又说到逐渐吸收“最广大劳动阶层参加经济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如何吸收呢？以什么为基础呢？要知道，到处都是这样说的。没有一个法令在提到任何一个机关时不是指示要“吸收”的。但是，如何吸收呢？我们有专门的“吸收”机关——工农检查院。吸收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方面，工会有什么特点？有何具体任务呢？没有说。在第七页上说；“对苏维埃俄国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请听一听，“同样地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可见，最初先作些改造和适应，除此而外，“共产主义学校”“还包括着经济教育这个因素”。恐怕这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他的手笔。“对苏维埃俄国工会来说，共产主义学校的概念同样地包括着……因素”。请注意因素，“经济教育因素”，“同样地”这一些词。这里，他们对生产观点作了让步，他们告诉我们说：“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它除了改造和适应之外，还包括一个不关重要的因素，即经济教育。”接着就说起与前面所说的完全矛盾的话来：“工会之所以能起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就因为它在按共产主义原则实际改组经济方面也是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者。”因此，既然只是“因为”，那何必要“同样地”和“因素”呢。我再说一下，这里到处都有矛盾和紊乱。这是写得很草率的、折衷主义的和前后矛盾的。这是不中用的。下一章是“关于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它也毫无起色。这一章里说，“工会迅速国家化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迅速”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小时走多少俄里？这完全是肤浅的，令人不可理解的，草率的。应当说明：我们是否要向工会国家化方面发展？如果是，那么应当说明这种发展的速度是取决于什么。显而易见，它取决于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实际增加情况。换句话说，工会在经济方面的作用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工会逐渐国家化。如果我们向自己提出一项促使工会的生产作用增加的任务，那也就是我们促使工会国家化。但是，“迅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若是人为地加快国家化的速度，那就只会妨害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这里没有说清楚“人为地加快速度”是什么意思。目前我国存在着工会脱离生产，消费心理流行的现象。为什么这里要讲人为地加快速度呢？为什么工会进一步国家化会损害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呢？如果非国立的共产主义学校更好些，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按同样原则创办国立学校呢？请看一看工农检查院向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吧。在第一页上就说：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一个国家机关，它建立了自己的类似基层工会的工厂基层组织。为什么在工人国家里实行国家化这个举动本身是共产主义学校的故障呢？如果我们不能把国家机关变为共产主义学校，同志们，那就应当更多地放弃一些东西。其次，“工会的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这种说法虽不太确切，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并不反对。为了避免由此而发出怨言、产生误会和从事恶意宣传，我们已把这一点完全列到我们的提纲中去了。
　　当我谈到选拔工会领导人员，谈到我们应该从生产观点来为工会选拔工作人员的时候，托姆斯基同志便说，选拔就是委派。我们曾对托姆斯基说：他们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位，我们将采用工会组织的方法来确定。但他们的人选应当在党内确定。托姆斯基不愿作任何宽容，他说在这里选拔就是是刷新和委派等等。而现在我们在有托姆斯基签字的决议中看到的却完全是这样的词句，“领导人员要由党来选拔”等等。接着下面讲到“工会和政治部”，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也遭到责难，因为极不公平云云。但是，同志们，我仍然请你们回忆一下，交通总政治部是在什么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已经说明：“同时代表大会认为，采取一些特殊的和非常的措施（战时状态等等）是完全和绝对必要的，因为运输业处于惊人的解体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以刻不容缓的措施防止运输业的完全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你们看：“面临运输业的完全瘫痪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在整整一年稍多一点时间以前，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交通总政治部是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首先为拯救运输业而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最初有人企图否认交通总政治部工作的成绩。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运输统计表。不妨了解一下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交通总政治部取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由于成千上万共产党员投入这一极为艰巨的工作而英勇奋斗，所以获得了巨大的初步成就。我们制订了一年完成一万台机车中修的计划。我们在1920年下半年就完成了六千台机车的中修，从而，在1921年内（如果往后工作情况不是变坏的话）至少可以完成一万二千台机车的中修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用一些硬性办法进行的，当然，党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之中止。8月28日成立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推动，英勇地进行了工作，从而基本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拯救了已处于绝望状态的运输业。这种成就经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讨论并已承认之后而党代表大会还不承认，那是不对的，是不体面的；肯定十人草案中的意见，对你们所安置的、还未免职的工作人员说来，将是极不公平的。
　　现在谈一下关于一些实际建议的问题。这些建议已经争论得很详尽了，所以我不打算再来耽误你们的时间。将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于各个实际建议我们将在这个委员会里更加详细地来谈，如果我们谈不妥，那再提到这里来。但是，有一项建议即关于增加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是此刻必须谈的。在十人草案中到处都提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太小，应当扩大和加强。但是，同志们，这里没有注意到一点，即工会现在的环境和工作是同1917年底或1918年初不一样，那时工会在组织经济方面面临的是一片荒野或敌占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或灵便的经济组织体系。他们向工会说：“你们应当在组织上扩大自己对生产的影响。你们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掌握直接领导组织经济的工作。”这一点，在这个提纲里提过两三次，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采取什么方式呢？你们知道，为反对合并进行了斗争。但是，在经济方面，工会在自己面前是有现成的有组织的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会如何能够增加自己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是不经过这个机关、不借助于它或不通过组织上与它合并的办法吗？这就是我们处处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有这样解决问题的倾向，即由工会掌握经济，而撇开那些集中了我们三年建设经验的经济机关。这种解决办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十人草案中说，过去工会和经济机关是同时并存的，由于当时经济机关的薄弱，证明这种并存局面是必要的。今后将怎样呢？显而易见，工会今后进行活动仍然是不撇开、不反对或不越过经济机关，不是把经济机关一脚踢开，不是同经济机关各自为政进行工作，而是达到在组织上的配合，也就是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你们方面的某些让步。我们曾经尽力使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同一时期举行会议，使它们有主要工作的共同日程，共同的小组活动，等等。如果条件容许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在组织上的配合和结合方面会迈进一大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这种绝对不正确的提纲和这种既不能充实我们党、也不能充实共产国际的糊涂说法。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劝你们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季诺维也夫同志向你们作报告说，好象这个决议案包括了一切，好像我们已根据这个决议案而深信，党在对待工人阶级和农民方面有两种世界观、两种工作方法和两种态度等等。但情况并不如此。这是骇人听闻的夸大。我们现在处在最困难时期，需尽最大努力。如果你们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工会问题，那么，你们就会更心平气和地对待意见分歧，就会找到促使党达到最大团结的正确姿态。

译自《真理报》1921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