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神学家和万卡的个性
颓废派和前马克思主义者出身的世俗神学家们时下在彼得堡又重开论战。他们总共有十二个人，也许他们的人数恰恰是不吉利的十三，——他们每个人，不包括意见满腹的斯托尔普涅尔先生在内，平均发表一条半高见，而且一条比一条更高明。他们争论教会、教义，争论永恒和不变的东西，他们的意见没有一条是相同的，这些论争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能证明永恒真理的论据被当场想出来了，可是没过半小时又被彻底忘掉了。他们不知疲倦地重修整个世界史，适应各种新的潮流，并想从世间万物中为自己的阴间生活弄到——如同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通过卖小鸟弄到的那样——哪怕是“一点点好处”。
自然，他们不断进行着反对决定论的斗争，这是一场旧有的斗争。他们想迫使决定论退到一旁，为他们的超验的个性腾出位子。目的还是那一个，而且同样也是旧有的。当一个人的生理过程将被化学过程和物理过程所替代的时候，它们必须在分界线下面发现意味深长的话：“未完待续……”这一次，进攻决定论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先生，此人因受美学对比法则支配的缘故，对思想的哲学美十分喜爱。菲洛索福夫先生在专爱不断地培养正人君子的《言论报》上从极好的一面介绍杜冈—巴拉诺夫先生的方法，说它是一种用来反对脆弱的灵魂上被决定论的沉重的皮靴磨出的趼子的极可靠的手段。
杜冈先生出于旧的习惯，总是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如果不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经济理论，而是看作一种生活理想，那么它毫无疑问地与平等的理想有着联系，可是平等却是一个无法从经验和理智中得出的非理性概念……如果真的从社会主义中抽走作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要条件（？）的平等思想，那么社会主义便会黯然失色，便会丢掉目的论，仅仅成为一种必然性。而必然性人们不必通过斗争去争取。日食不能人为地促成，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过。假如社会制度也像日食那样必然会实现，那就不必为此争论不休。”至于杜冈先生和菲洛索福夫究竟想说什么，以及他们两人从德国人（施塔姆勒尔的《经济与法》）那里借用了什么东西，无须在此多加论述。正确的划分大致应是这样的：施塔姆勒尔的基本思想、超经验和超理智的平等想思是杜冈先生的神秘的自作主张，而表述上的一塌糊涂则是菲洛索福夫先生的个人贡献。不过，这些事情倒也无所谓。日食毕竟是无法人为地促成的，难道不是吗？
完全正确。然而，健康头脑的日食却是可以人为地促成的。我们的世俗的神学家们在这一领域可以大有作为。不能促成不在我们内部、不通过我们和不依赖我们而实现的必然性。这便是宇宙的过程，天体的运动。可是，在生物学领域，我们所做的却恰恰只是“促成”必然性。以死亡为例。无论将来天使长吹不吹号，死亡的降临仍是不可避免的。理性的卫生措施有可能使死亡推迟，并在适宜的条件下使它成为不痛苦的。相反：一声枪响便可以大大加速死亡的降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谈论“自愿”死亡。可是，“自愿”最终只能把死亡提前几年，而不是更多的时间。死亡仍旧是一种生物必然性，到时候它会不请自到的。不过，我们不想再讲死亡，因为恰恰是它使世俗神学家先生们失去了思想平衡。我们来看看睡眠，这个“死亡的表面类似物”。睡眠是一种无可怀疑的生理必然性——不仅指它的“必要性”，而且也指它在有机体生命活动中周期性地出现的不可避免性。然而，甚至最坚定的自由意志的捍卫者每天晚上解开吊裤带、戴上睡帽、把假牙放进杯子中的时候，也会恭恭敬敬地促成这一必然性的实现的。当然，在这一方面同样可以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自由意志：比如说，可以示威性地不脱衣服便躺下睡觉；可以坐着入睡（比如在进行宗教和哲学问题争论的时候）；最后还可以站着来克制睡意。不过，在后一种情况，睡意迟早会在某个时刻征服你，并把你打倒在地，——必然性只有在对自由意志的拥有者来说最不便和最失尊严的时刻才公开露面。其实，当我们适时地脱下衣服，并以尽可能舒适的姿势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往往极大地促进并加速必然性（睡眠）的降临，也就不谈在这种情况免遭揉皱的外衣和上了浆的内衣了。
可以从生理的必然性转到经济的必然性上来。危机时代过后出现的工业高涨往往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特征。顺便说明，这一点已被这样的事实有力地证明：经济高涨甚至在六三制度的条件下，在仿佛所有的主观力量都联合起来阻碍它的时候也出现了。阻止倒也是阻止了，但仅仅是一时的现象，——经济的必然性冲破了重重障碍。可是，如果可以阻扰经济高涨的出现的话，那么也就可以加快它的行动，一句话，也就可以运用相应的国家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必然性。
再有，如果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在其以客观必然性的链条联结起来的个别阶段的发展的话，那么在新的经济形式原本就存在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的情况下，显然也可以促使一些经济形式替代另一些经济形式。可以促进，也可以反促进，——这取决于“自由意志”为之服务的那些社会利益。
不过，对人的意志和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做如此现实主义的表述，是会让唯心论者先生们感到厌恶的。这毫不奇怪。从这一角度来看，具有精神器官的个性成了必然性链条上的一个自然的环节，而且在现实世界上怎么也打不开透眼的窟窿——无论是从上面，还是从下边。而没有永恒的穿堂风的话，又有什么乐趣呢？……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因而试图把平衡这一历史思想掏成形而上学的窟窿，而且当他做此事时，作为一个异常敏感的人，装出一副仿佛是他第一个想出这样美妙的主意的样子。菲洛索福夫先生引用杜冈先生的话说：“积极的个人主义会导致承认自己的‘我’是世界的中心。从它那里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性上去的”……“平等是一个无法从经验和理智中得出的非理性概念。无论是科学还是逻辑学都无法证明这一思想。而美学则对它表示蔑视。”
杜冈先生所谓的“积极的个人主义”无非就是从最广泛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意义上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个性概念罢了。可是，积极的个人主义又怎么能够导致承认自己的个性是宇宙的中心呢？难道这种自我估价会得到生活经验的证实和支持吗？恰恰相反。正是赋予经验主义的个性以自我中心论倾向的生活本身用它的全部经验限制着它们，甚至限制得十分严厉。个性如果不“过渡到社会性上去”，便会寸步难行。我倒是建议这位尊敬的教授花上一天时间来试着在实践中检验一下自己的那个认为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似乎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下面是几种供试验用的步骤：拒绝向洗衣女工和面包铺主人付钱，一心认定他们生来便是为了满足哲学家的经验主义需要；走进饭店，吃掉邻座所订的饭菜；不付款便扬长而去，还踩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的脚；大模大样地顺手拿走别人的带有贵重镶头的手杖；用这根手杖击碎对面橱窗上的玻璃；不消说，对熟人，其中包括上司的问候置之不理；迎面碰上电车也不往一旁回避；最后，在完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种种表演之后，夜里来到他人的、地位尽可能高的人的家里，躺下便睡——唉，哪怕睡在钢琴上也行。为了使这位尊敬的教授易于做他的试验，我完全有意识地仅限于提供一个尽可能简便的行动计划。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十分担心教授先生无法顺利地将自己的计划实行到底。洗衣女工和面包铺主人将雄辩地向他提醒个性与社会性的联系。而如果继续表现个人中心主义的话，那他就更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了：无论如何他无法在上层人士家的钢琴上过夜，而是要在警察段里蹲上一宿了。而这一不眠之夜（“社会性”调动牢房里的所有虱子与个人中心主义展开斗争）肯定会成为我们的这位唯心论者的精神生活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夜晚。他会永远相信：社会生活不仅仅养成个人主义，而且也通过它与所有其余的个人主义的永久冲突来磨炼它；而且恰恰是从这些经验主义的冲突中产生出了法律上的平等的思想，如同从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出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来说是完全“积极的”经济上的平等的要求一样。
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无法证明”平等的思想这一点，很难说出什么确切的东西来，因为不晓得此处指的是什么样的科学。假如指的是跛足的箍捅匠在汉堡所从事的那种科学，那么它有可能真的“无法证明”平等的思想。可是，这种汉堡的跛足箍桶匠能有什么学术威望呢？美学究竟为什么要“蔑视”平等呢？又是谁替美学承认这一点的呢？为什么人人平等的思想被评论界说成是反美学的呢？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在什么意义上是与美学敌对的呢？自然，对于这些问题杜冈和菲洛索福夫先生是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的。他们需要的只是设法更快地堵住平等思想的所有通路和出口：科学、逻辑学、经验、美学，仅仅给它留下一个超验的窟窿：奇迹。他们希望用这种诱饵——天真之极！——钓住民主。
菲洛索福夫先生说道：“他人的个性是一种极其伟大的奇迹，既然平等的思想是实际的，那么它便会建筑在承认这种奇迹的基础之上。无论任何经验和理智的证据都无法使我承认这样一位‘万卡’的‘个性’，他一心想欺骗我，对所有的将军都脱帽鞠躬，并粗野地骂大街。可是如果我不承认他的个性和他与我平等的非理性权利，那么整个的‘平等’理想便彻底完蛋了。”菲洛索福夫先生在这里道破了自己的天机。原来问题的关键是，“平等的理想”取决于圣明的个性是否承认对将军脱帽鞠躬的万卡是自己的兄弟。也就是说，整个的民主取决于从上面、从贵族的哲学高度对它的承认。菲洛索福夫面前出现了豁然开朗的奇迹，他承认万卡与自己平等，——万卡，你真幸运，你已被列为拥有哲学身份证的个性！假如不承认的话，那万卡便会彻底完蛋。可是，这种取决于他人单方面的宽宏大量的、可怜巴巴的、阿谀奉承的平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要知道，这种虚假的民主从头到尾充满着一股农奴制的味道。那么，民主——不是弱不禁风的、模糊不清的哲学民主，而是真正的、历史的康庄大道上的民主——是否就是集体的万卡不再对将军脱帽鞠躬，而要求国家承认自己的个性呢？只要万卡的权利尚未得到哲学的承认或尚未摆脱某些人的非理性启示的束缚，万卡的“个性”便免不了被打得鼻青脸肿！
看呀，俄罗斯的米拉波
为了弄皱的高硬领子
给了可怜的加夫里拉
一个大耳刮子……
这里说的是加夫里拉，不过，大家知道，万卡的情况和他完全相同。可是，“无论任何经验和理智的证据”都无法使本国的米拉波承认万卡的个性，这是否确实呢？这倒是很难说……万卡个性的第一次老练的和很有说服力的表现——希望有着农奴制底蕴的“民主主义者”先生们知道这一点！——发生在万卡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儿向不大高明的米拉波进行还击的时候。是在对嘲弄和侮辱的实际反击中，而绝不是在宗教和哲学的转炉中才产生出真正的民主“奇迹”——群众个性的觉醒。万卡是何许人也：是兄弟还是“未来的卑鄙小人”？不论高尚的先生们如何为自己解答这一问题，情况也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仅对将军们，而且对那些哲学上一知半解的将军之子们，觉醒的万卡是不会脱帽鞠躬的，并且他丝毫也不为宗教和哲学的占星家们会给他绘制一张什么样的占星图而发愁。承认或不承认他的个性愈往后愈会不根据“自由”、即老爷的个人意愿而打起“必然性”的旗帜：既然集体的万卡本人已学会了承认和捍卫这一个性，那么就不可能不承认它了……
1914年3月1日
[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俄国经济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