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艺术的地位可以用这样一些概括性的推论来加以确定。
如果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未曾创建自己的军队，工人阶级的国家也许早就完蛋了，我们现在也就用不着去思考经济问题，更用不着去思考思想和文化问题了。
如果专政在最近几年内不能组织好经济，让经济为民众提供出生活最必需的物质财富，无产阶级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经济现在是所有任务中的首要任务。
衣、食、取暖，甚至扫盲等基本问题的顺利解决，虽说是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但是还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原则的完全胜利。只有科学思维在全民基础上的向前运动和新艺术的发展，才可能证明：一颗历史的种子不仅伸出了茎，而且还开出了花。在这一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乃是对每一时代的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严格的检验。
文化靠经济的乳汁滋养，文化的发展、复杂化和精致，都需要物质的丰富。我们的资产阶级曾使文学服从于自己，在它开始很有把握地大大富足起来后，就迅速地这样做了。无产阶级能够创造一种新的、亦即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但不是在我们目前的贫穷、匮乏和缺乏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室的途径来创造，而要通过广阔的社会经济和学文化运动的途径来创造。艺术需要丰裕和富足。艺术需要让高炉烧得更热些，车轮转得更快些，布梭走得更欢些，学校教得更好些。
我们旧的文学和“文化”是贵族的和官僚的，是建立在农民基础上的。自信的贵族和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最重要的一段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接着，在农民和市民的基础上崛起了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在俄国文学史中写下了自己的一章。经过民粹派的“平民化”，平民知识分子现代化了，分化了，并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化了。颓废派与象征主义的历史作用正在于此。从本世纪初起，尤其是从1908年间起，知识分子以及文学向资产阶级的蜕化就已全速进行着。战争给了这一过程一个爱国主义的结尾。
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一决定性的事实也侵入了文学。以资产阶级为中心形成的文学崩溃了。精神劳动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中留存的多少还有些生气的一切东西，过去和现在都企图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消灭，这一新方向的中心便是除去了资产阶级的人民。而人民是谁？首先是农民，部分地是城市的市民群众，其次才是工人，因为可能还无法从农民的原生质中把他们区分出来。这就是所有同路人的基本立场。已故的勃洛克是这样，健在的皮利尼亚克[1]、谢拉皮翁兄弟、意象主义者是这样。甚至连部分未来主义者（赫列勃尼科夫[2]、克鲁乔内赫[3]、瓦·卡缅斯基[4]）也是这样。我们的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无文化——的农民基础，表现出了它全部的消极力量。
我们的革命是一位成了无产者的农民，他依赖农民，正在确定道路。我们的艺术是一位知识分子，他摇摆于农民和无产者之间，既不能与农民、也不能与无产者有机地结合，但由于他的中间位置，由于他的联系，他更倾向于农夫：做一个农夫他不可能，但他能够农夫化。然而，没有工人领导者，便没有革命。在处理主题时的基本矛盾便由此而来。甚至可以说，当今这急剧转折年代的诗人和作家们相互间的区别，首先就看他们是如何走出这一矛盾、用什么填充裂缝的：有人用神秘主义，另一个用浪漫色彩，第三个用小心翼翼的含混，第四个则用压倒一切的喊叫。尽管克服的方式不同，矛盾的实质却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包括艺术在内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脱离；然而革命却是体力劳动者的事业。革命的最终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克服这两种活动方式的脱离。就这一意义以及就其他所有意义而言，创造新艺术的任务，要完全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项基本任务的路线来进行。
假装认为艺术能绕过当今时代的各种巨变，这是可笑、荒谬、愚蠢至极的。这些由人们发起、完成并冲击他们的事件，同时也改变着人们。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那些制造或体验这些事件的人的生活。这是就所有的艺术而言的，从最宏伟的艺术到最隐秘的艺术。如果大自然、爱情、友谊与时代的社会精神没有关联，那么抒情诗早就不存在了。只有深刻的历史转折，亦即社会的阶级再划分，才能激扬起个性，确定一个抒情地处理个性化诗歌各种基本主题的新角度，并借此把艺术从无休止的老调重弹中拯救出来。
但是，时代“精神”难道是不知不觉地、独立于主观意志而起作用的吗？怎么说呢……当然，归根结底，时代“精神”影响到所有的人。它既影响那些接受并体现它的人，也影响无望地抵抗它、消极地企图躲避它的人。不过，消极躲避者会悄悄地死亡。抵抗者则仅只发出一两次迟到的闪光给旧艺术添点生气。而那将标出新的界限、拓宽创作河床的新艺术，只能由那些与其时代协调地生活的人来创造。如果标出一条从今天到未来的社会主义艺术的线，那就得指出，我们现在不过是从一个准备阶段走向另一个准备阶段。
明确和概括地说，我们当今文学的分类是这样的：
非十月革命文学，从苏沃林[5]的小品文作家到地主的苏霍多尔[6]的最细腻的抒情讳人，这一文学正与它所服务的阶级一同死亡。就形式的谱系而言，它是我们旧文学年长一脉的终结，那旧文学开头是贵族文学，最后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
“苏维埃”的农夫化文学，就形式看（但争议已经少得多了），它可以从旧文学的斯拉夫派和民粹派中引出自己的谱系。当然，农夫化的作家并非直接来自农夫。若没有先前的贵族兼资产阶级文学，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是那一文学年幼的一脉。现在，他们正在改头换面，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未来主义，无疑也是旧文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在旧文学中，俄国未来主义尚未来得及得到发展，并在必然地向资产阶级蜕化后，尚未来得及得到官方的承认。当战争和革命爆发时，它还处在放浪派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城市条件下每一新的文学流派所必经的。在大事变的推动下，未来主义使自己的发展纳入了新的、革命的轨道。当时，无产阶级的艺术尚未出现，实质上也不可能出现。未来主义虽然在许多方面仍是旧艺术放浪派的革命的分支，但它比其他流派更靠近、更直接、更积极地参与了新艺术的缔造。
无论个别无产阶级诗人的成就多么显著，总的看来，所谓的“无产阶级艺术”还正在经历其学徒期，它向四面八方播撒艺术文化的元素，为暂时还是一个很薄弱阶层的新阶级吸收旧有的成就，就这一意义而言，它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义艺术的源泉之一。
将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因为无产阶级制度只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上的伟大就在于，它将为超阶级的、第一种真正人类的文化奠定基础。
在过渡时期我们的艺术政策可能、而且应该是这样的：帮助已站到革命立场上的各种艺术团体和流派，使它们易于真正把握革命的历史意义，在对它们提出“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一毫不含糊的标准之后，在艺术自决方面给它们以充分的自由。
革命在艺术中得到了反映（暂时还只是局部的），因为革命对于艺术家来说已不再是外来的灾难，因为新旧诗人和艺术家的行会正在与革命活的肌体相结合，学习从内部而非站在一旁看待革命。
社会的漩涡还不会很快静息下来。在欧美还将有数十年的斗争。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而且还有下一代人，都将成为斗争的参加者、英雄和殉难者。这一时代的艺术将整个地带有革命的标志。这种艺术需要新的意识。这一意识首先是与公开的或伪装为浪漫情调的神秘主义不相容的，因为革命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集体的人应当成为唯一的主人，他的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他认识和利用各种自然力量的本领。这一意识与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及所有其他种类的精神沮丧也是不相容的。它是现实主义的，积极的，充满着能动的集体主义和相信未来的无限的创造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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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当今文学、构成本书第一部的几章，是两年前作为几篇旧文的序来构思的，但在1922年夏天休假时，写作计划扩大了。这工作没有做完，一直拖到1923年夏。我不得不在新的文学资料的基础上大量补充、修改去年的东西。但是就是在现在，这些文章无疑还远不是完整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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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二部收集了两次革命之间（1907—1914）这一阶段所写的文章（不系统）。1905年革命前的文学批评文章，我没有收在这里。原因有二：首先，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时代；其次，在那些文章中还有许多像是习作的地方。
第二部的文章讲的是（远没有讲透）知识分子利己主义的蜕化、审美的“细腻化”、个人主义化、资产阶级化的时期。从两次革命间时代的实验室中，走出了“官方的”知识分子，如我们所见，他们是这样的：在战争时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在革命时是自私和暗中进行破坏的，是无思想和充满仇恨的，是反革命的。
论述西方艺术文化生活的几篇文章也收进本书，因为它们也是服务于同一目的的，即说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化是沿着什么方向进行的。
本书第一、二两部的联系在于，过渡的、亦即当今的艺术植根于革命前的昨天。还有一个联系，它来自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统一性。
在组成本书第二部的那些旧文中，有不少文字是谈书刊检查制的。当然，这些文字会给不止一个敌视革命的批评家以向苏维埃政权伸舌头的口实。为了不让批评家先生们失去这一幸运的机会，那样的文字一行也没有删去，即使在有些文字明显地有助于得出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对称的”结论的情况下，也没有这样做。我在那些旧文中说，沙皇的书刊检查制是为了与三段论斗争而设置的。这是正确的。我们为争取三段论的合法与书刊检查制进行过斗争。同时我们证明，三段论本身是无力的。坚信某一抽象思想的万能，是天真的。思想必须成为血肉之躯，才会成为力量。相反，社会的血肉之躯，即使完全丧失了它的思想，仍然是力量。一个超过自身历史期限的阶级，仍能依靠其各种设施的巨大力量、财富的惯性作用和自觉的反革命战略而支撑数年和数十年。世界资产阶级如今就是这样一个超过了自身期限的阶级，它调动起各种防御和进攻的手段来反对我们。如果说，它对是否把资本投进苏维埃的租让企业还犹豫不决，那么，若能将资金投进革命国家各地的报纸和出版社，它是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的。整个“民主”世界中的帝国主义为报纸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价格、贷款条件、贿买等），这样的环境使帝国主义能够声称：没有一份共产主义的、亦即独立于帝国主义的报纸若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物质援助能办得下去。然而，德国的施廷内斯[7]、美国的赫斯特[8]却拥有任何一种他们所需要的、可用于任何目的的报纸。革命不能容忍这样的制度。我们有书刊检查制，而且非常严格。它不是用来反对三段论的（寇松[9]和普恩加来[10]的“三段论”！），它反对的是资本与偏见的联盟。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惧怕为廉价的民主主义者慷慨作出的历史的类比，那些民主主义者太不满了，反动派打他们的右脸，革命又打他们的左脸。我们为了三段论与专制的书刊检查制作过斗争，我们当时是正确的。我们的三段论不是没有结果的。它反映了进步阶级的意志并与这一阶级一起取得了胜利。到了无产阶级在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中稳固地获胜的那一天，革命的书刊检查制就会因没有必要而消失……
我把旧文不加修改地发表了——保留着所有因书刊检查制而出现的暗示和含混。不然就得把一些文章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只是在不多的几处，在编辑按照检查官的意见所作的十分明显的改动和删节之处，我做了大致地恢复原文的尝试。在个别地方，我不仅对文字作了润色，也降低了我现在感到有些过头的评价的调子，还抽去了一些已为这一或那一作家创作进一步发展的进程所推翻的具体说法。然而应当说明，这类改动是相当小的，而且只涉及次要的方面。
列·托洛茨基
1923年9月19日
[1] 皮利尼亚克（1894—1941），苏联作家。——译者注。
[2] 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苏联诗人。——译者注。
[3] 克鲁乔内赫（1886—1986）苏联诗人。——译者注。
[4] 卡缅斯基（1884—1961），苏联诗人。——译者注。
[5] 苏沃林（1834—1912）俄国报业家。——译者注。
[6] 布宁的小说《苏霍多尔》中的地主庄园。——译者注。
[7] 施廷内斯（1870—1924），德国工业家。——译者注。
[8] 赫利斯（1863—1951），美国报纸发行人。——译者注。
[9] 寇松（1859—1925），曾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10] 普恩加来（1860—1934），曾任法国总统、总理。——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