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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问题上，官僚的领导完全使党混乱。“第三时期”的一般路线本是向平行的工会发展。他们曾预先假定，群众运动将超过老的组织，而赤色工会反对派的机关报将成为经济斗争的初步委员会。这个计划所以未曾实现，只因缺少了一件小小的事：群众运动。在春天涨水的时候，水冲去许多篱垣。洛佐夫斯基决定道：让我们撤掉这些篱垣吧，春天的大水或许就要起来！
改良派工会依然存在着。而共产党则依然把自己排斥到工厂以外。因此，工会政策开始了部分的改良。共产党拒绝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参加改良派工会。但它又主张改良派工会内的工人不离开工会。当它创造平行组织的时候，它又提出在改良派工会以内扩大影响的口号。整个的结构，不过表示自己对自己怠工而已。
《红旗报》埋怨说：许多共产党员认为参加改良派工会是无意义的事。“为什么我们要复活这辆旧的手车呢？”，他们这样宣布说。的确不错，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统制旧的工会，那他就应该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参加这工会；因为正是这新的阶层才能给工会的左翼作后盾。既然这样，他就不能建立平行的工会，即是不能建立一个对立的机关以招揽工人。
从上面提倡的那种在改良派工会内工作的政策，与官僚们的其它一切混乱政策同样不成东西。一月廿八日的《红旗报》，责骂都塞尔朵夫五金工会内的共产党会员，因为他们提出“无情地反对工会领袖之拥护布吕宁政府”的口号。在《红旗报》看来，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要求是不允许的，因为这要求预先假定了（！）改良派分子能够拒绝支持布吕宁和他的紧急令。这实在太带有胡闹的气味了！《红旗报》认为只提出领袖的名字加以斥责就够了，不可以把他们交给群众去受政治试验。
而且在此时，恰在改良派工会内部正展开着极有利的活动的机会。当社会民主党还仍旧用政治混淆的手段在愚弄工人的时候，而改良派工会却碰到了资本主义的死巷，恰如碰到无奈的监狱的墙壁。这时候，二三十万组织在独立赤色工会内的工人，若果放到改良派的同伙中去活动，那定然成为一种无价的酵母。
一月底，全国各工厂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大会曾在柏林举行。《红旗报》报告道，“各工厂委员会现在正与赤色工人战线进行熔合”（1932年2月2日）。但是，如果你想考察一下这大会的组织成分、所代表的产业数目和工人数目，那你是得不着任何消息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曾辛勤公开地注视着工人内部势力关系的每一变化；现在德国的斯大林派则完全与布尔什维克相反，它跟随在俄国斯大林派之后，玩捉迷藏的把戏。他们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只包含着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而社会民主党则有百分之八十四的工人！这种势力的对比，就显示出“第三时期”的重量了。假如人们把共产党在产业中的孤立叫作“赤色联合战线”，这于事实有好处吗？
资本主义经济恐慌之延长，使无产阶级内部发生最有害的和最危险的界限：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界限。改良派占领着产业的中心，而共产党则吸收了失业工人，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的这两部分都无力了。在业工人还能等待一下，而失业工人则是比较不能忍耐的。目前，他们的不能忍耐带着一种革命的性质。但是，如果共产党不能提出联合在业和失业工人来作斗争的方式和口号，以开辟革命的解决之前途，那么，失业工人的不能忍耐，不可避免地要转过来反对共产党。
在1917年，虽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的政策，并且革命还正在急遽的发展中，但无产阶级中的比较贫穷和比较急躁的一部分，甚至于在彼得格勒，从九十月间开始，就从布尔什维克转向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去。如果十月暴动没有及时的爆发，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定会变得尖锐，以至于走上革命的毁灭。在德国，不需要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社会党就可以代替他们的地位，它已经拿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与自觉的反革命目的结了婚。
工人阶级决不是打一次防疫针，即可以永远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当从产业后备军中不能不流出小商人和小贩，而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则流出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正是一对收容器。
在过去，雇员、技术和行政人员、以及某阶层的职业者，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支柱之一。在现在，这些分子，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国家社会党。他们是能够拉曳（纵令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这样做）一部分工人贵族在他们后面的。这样国家社会党在从上面侵入无产阶级。
但更危险的，是国家社会党有从下面经过失业工人而透入无产阶级内部之可能。任何阶级都不能没有前途和希望而长久生存。失业工人虽不代表一个阶级，但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具体的阶层，正在凄苦的奋斗以图脱离不能忍受的地位。如果一般地说这话是正确的，即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德国免于解体和毁灭，那么，就几百万的失业工人说，这话就更其正确。
同着共产党在工厂和工会内之无力，党在数量上之增长是不能解决什么的。在充满着危机和矛盾的动摇的国家之中，一个极左的政党是能够得到成万的新的赞助者的，如果它的整个机关是在“竞争”的路线之下以猎取党员为唯一目的，那就更容易如此。一切的事情都靠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一个简单的在业的共产党员之被选进工厂委员会或工会的行政机关，比起那随地可以拾得，而且今天加入就是预备明天退去的一千个新党员，却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但个别的人之向党流入，决不会是继续不止的。如果共产党继续拖延斗争，一直到它已从工人中完全赶出改良派的时候，那么在某一限度以后，社会民主党就不会专让共产党去影响群众，而法西斯分子也要着手来分解那成为共产党主要支柱的失业工人。一个政党如不能利用它的力量去完成整个环境所提出的任务，那它就决不会平安地生长下去。
为要替群众斗争清除道路，共产党努力激动部分的罢工。在这方面的成功，并不很大。于是像从前一样，斯大林派就致力于自我批评，“我们还没有组织能力”……“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吸引群众”……“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征服群众”……，这里凡所谓“我们”如何如何的，无例外的都是指着“你们”。那可咒骂的1921年3月的理论，现在又复活了，这理论提倡以少数人的进攻活动来“激励”无产阶级。可是工人阶级并不需要“激励”。他们所需要的，是给他们一个明晰的前途，和帮助他们建立群众运动的基础。
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从列宁引出孤立的引证，加以曲解，而共产党的罢工战术则为这些曲解的意见所支配。事实上，曾经有一个时期，孟什维克拼命反对“罢工狂”，而布尔什维克则相反，它尽力领导每一个新的罢工，并把数量不断增加的群众吸引到运动中去。这策略是适合于新的阶级层的觉醒时期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的策略；就是它在大战前几年产业兴旺时期的策略；也就是它在二月革命的头几个月中的策略。
但正当十月暴动以前的时期里，即从1917年7月冲突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采取了另外一种性质；他们阻止罢工，他们阻碍它的发展，因为每一个大的罢工都有转变为决定的战争之倾向，而决定的战争之政治前提还没有成熟。
虽然如此，在这几个月，布尔什维克对于那些不顾他们的警告而依然爆发的罢工，还是继续站在领导地位，主要的是对于那些最落后的产业部门，如纺织工人和皮革工人等等的罢工。
在某种条件之下，布尔什维克为革命的利益而勇敢地发动罢工，反之，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他们又为革命的利益而限制罢工。在这个问题上，与在其它问题一样，是没有现成公式的。但在每一固定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罢工策略，当成为总策略之一部分，而且先进工人们总是明白懂得部分的策略和整个的策略之联系的。
现在德国的情形怎样呢？在业工人不反抗减少工资，因为他们害怕失业。这是不足奇怪的；在几百万失业工人之面前，这样组成的工会通常罢工，显然不会得着什么。加之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又有政治的冲突，因而这罢工更不会得到什么。部分的罢工，特别是较落后的和较不集中的产业部门的罢工，自不能例外。但在这种环境中，倾向于听从改良派领袖的意见的，又正是较重要的产业部门的工人。所以无产阶级内部的一般形势若不改变，则共产党发动罢工斗争的企图，只能引向小的游击行动，这行动即使成功了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据共产党的工人的证明（参看Der Rote Aufbau报），在工厂内曾经广大的谈论着罢工问题，大众认为部分的罢工在目前没有什么意义，只有总罢工才能引导工人脱离他们的痛苦。在这里“总罢工”指出了斗争的前途。工人们已不大容易为无希望的罢工所激动，他们必须直接与国家政权周旋；因为垄断资本家用布吕宁的紧急法令作语言向工人们说话。[1]
在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为着吸引工人参加罢工，煽动者常常限制着不宣传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远景，以免吓走工人。但现在的情势恰恰具有相反的性质。德国工人的各领导层只要明了今后斗争的一般远景，就能下决心发动一个防卫的经济斗争。它们并不觉得这个远景会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得到。
关于德国1921年3月的策略（以“激励”无产阶级的少数，代替夺取它的大多数），本书的作者曾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这样说道：“当工人阶级的绝对大多数不注意这个运动，不同情它或者怀疑它的成功之可能性的时候，而工人中之少数则冲上前去，企图以机械的方法推动工人走上罢工，那么，这些在党的名义之下的激烈的少数，会与工人阶级冲突，并碰破他们自己的头。”
这是不是表示应该放弃罢工斗争呢？不，决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创造罢工所需要的政治和组织的条件，以持续罢工的斗争。这些条件之一即是恢复工会的统一。改良派的官僚，自然不愿如此。直到现在，工会的分裂，都保持了官僚们的地位至可能的最好限度。但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威胁，正在改变工会内部的形势使不利于官僚们。统一的吸引力正在增涨。如果列帕特的党徒企图在目前情况之下禁止统一的恢复，这立刻会两三倍的增加共产党在工会内部的影响。如果统一实现了，那是再好没有的事；这给共产党开辟一个广大的活动舞台。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不热不冷的办法，而是一个勇敢的转变。
若没有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削减工资、以及争取缩短工作周的普遍运动；若不能吸引失业工人去与在业工人手携手的进行这种斗争；若不能成功的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那么，临时爆发的小罢工决不会把运动引上康庄大道。
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高谈，“倘若法西斯走上政权”，那就有诉诸总罢工的必要。列帕特自己很会在四壁之中夸张这种威吓。《红旗报》认此为卢森堡主义。这是侮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纵令卢森堡过分估量了总罢工在政权问题中的独立重要性，但她完全懂得决不能随意宣布总罢工，必须有工人运动的整个先行活动作预备，必须有党和工会的政策作准备。然而在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口头上，则群众罢工不过是安慰实际忧愁的神话而已。
许多年来，法兰西社会民主党自称，如果战争爆发，他们要诉诸总罢工。在1912年巴塞尔的大会上，他们甚至声言诉诸革命的暴动。但是在这些例子中所表现的总罢工和暴动的威胁，其性质不过是戏台上的雷声。这里所包含的问题不是罢工与暴动之对立，而是对于罢工和暴动之形式的和口头的态度。改良派以抽象的革命武装自己——这正是战前的一般倍倍尔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战后改良派之挥舞总罢工的恐吓武器，则又是一幅活的讽剌画。
自然，共产党领导机关对于总罢工所表示的态度，是更带自觉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上，它也是缺乏明确的观念。而明确的观念恰是十分需要的。总罢工是一个很重要的斗争武器，但不是到处可用的武器。在某些情形之下，总罢工可以削弱工人阶级甚于他们的直接敌人。罢工必须计算成为革命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不是淹没一切别的战略的万应药。
一般地说，总罢工是弱者反对强者的斗争武器；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一个人在斗争之初，觉得自己软弱而反对他的人则较强，那总罢工就是他们的斗争武器；如果发觉我自己不能利用一个重要的武器，那我就要设法阻止敌人利用它；如果我不能用大炮射击，最低限度我要移去炮机以免敌人利用。这就是总罢工的“意义”。
总罢工经常是反对强固的国家政权的斗争武器，这国家政权有铁路、电报、警察和军队等归它指挥。总罢工可以瘫痪政府的各机关，因此它或是“恐吓”了政府或是创造了政权的革命解决前提。
当群众仅因革命的愤怒而团结，既无战争组织和指挥部，又不能预先估量到各种力量的关系或作出行动的计划；这时候，总罢工就是更有效的战争手段。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革命，在个别的部分冲突开始以后，不可免的要经过总罢工的阶段。只有这样，那分离着的意大利无产阶级，才能重新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联合着的阶级，和能匹敌他们所必须推翻的敌人的反抗力量。
在德国如果必须用总罢工的方法来作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那只有在法西斯主义已经取得了政权，而且已牢固的占据了国家机关的时候。但是，只要斗争的问题还是在怎样阻止法西斯夺得政权，那总罢工的口号就很不适用。
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攻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和整个苏维埃，连想也没有想到宣布总罢工。那时在铁路上所发动的斗争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和铁路职员尽力运输革命军队，并阻碍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工厂之停工，仅只限于工人必须离办厂到前线去的部分。那些为革命战线服务的产业，且以几倍的力量加紧工作。
十月暴动的时候，同样也没有谈到总罢工。绝对大多数的工厂和军队在暴动的前夜，已经承认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领导。在这种情形之下号召工人罢工，那是削弱自己而不是削弱敌人。在铁路上，工人们奋力帮助暴动，而铁路职员则在中立的掩饰之下帮助反革命。像这样的情形，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便没有任何意义：工人们的压倒职员的优势已决定了这问题。
如果德国的斗争是经过法西斯所挑拨起来的部分的冲突而扩大的，那总罢工的口号也很难适应一般的情势。首先，总罢工是表示一个城市与另一城市隔绝，城市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隔绝，甚至于一个工厂与另一工厂隔绝。这样，要找到并集合失业工人就更其困难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并不缺乏参谋部的法西斯，可以利用它的集中领导，而得到一些优势。不错，法西斯的群众也是很分散的，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仍有打退它的企图之可能。但这已经是事情的另一面了。
例如，处理铁路交通问题，决不可从“威风”的观点出发（威风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罢工），而应该从军事便利的观点着眼：在冲突时候一切交通道路为谁和反对谁而活动？
因此，德国共产党现在不需要为总罢工去作准备，而需要为打败法西斯作准备。这就是说，在任何地方都应创造活动的基础，冲锋队、后备军、地方指挥部和中央指挥机关、便利的交通方法和最简捷的动员计划。
在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两个偏僻地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虽然遭受了改良派上层官僚的抵制，但仍建立起来了防卫的组织；这两个地方组织所完成的，规模虽很小，然而却是全国的模范。啊，至高无上的领袖们啊！——如果一个人的声音能从此传出和能高喊的话——啊，战术的圣人们啊，从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工人们学习一点吧！仿效他们吧！扩大他们的经验的范围并研究他们的方式吧！从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工人们学习吧！
德国的工人阶级，现在还有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体育的组织在它的指挥之下。“布吕宁的统治”和“希特勒的统治”之不同的地方即在这里。这并不是布吕宁的功劳；软弱的官僚是不会有功劳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出事实之真相。主要的、基本和冠于一切的事实，是德国的工人阶级的各组织，就在今天，还是全副武装着的。如果他们是脆弱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力量被运用错了。但是，只要把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经验传布到全国，那整个德国的情势就要不同。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运用比较总罢工更有效更直接的斗争手段，去对付法西斯。但是，如果形势继续发展，而采取总罢工的需要仍然发生（若法西斯与政府机关之间成立了一定的关系，这种需要即发生），那么，在联合战线的基础上所成立的防卫委员会之制度，就能预先保障群众罢工的胜利。
斗争决不会停止在这个阶段上。布鲁协尔和克林金特尔的防卫的组织，本质上是什么呢？我们要能从小处看出它的大处来；它是地方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并没有这样称呼他自己；它也并没有这样感觉到，因为事情只限于一个偏僻的角落。在这里，数量也决定质量。把这个实验转移到柏林，那你就会得着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
[1] 某些极左派（例如意大利的波尔迪加派的集团）认为只有在经济斗争中，联合战线才可以允许。在我们的时代，企图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分开，在现在比起从前来，更是不可能了。在德国，工资协定和工人的工资都为行政的法令所取消或削减，由这个实例，就是小孩子们也该会懂得这一真理。
我们还要顺便说一说，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现在的阶段上正复活着波尔迪加主义的许多早期的怪议论。“普洛美特阿集团”没有从革命中学得什么，也没有向前进过一步，现在，在共产国际向极左盘旋的时候，它之接近斯大林派而远离我们，是用不着惊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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