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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在“一个国家”以内，构成革命政策的基础。目前德国革命的问题，与苏联的政治领导问题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我们必须确定地了解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于有产阶级的反抗之答复。一般自由的限制，是从革命的军事政制，即是从阶级战争的情况中发生的。由这个观点出发来研究问题，那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稳定、它的经济生长、资产阶级的抵抗之削弱，特别是“消灭”最后的资本阶级富农之成功，其结果将是党、工会、和苏维埃的民主之发展，那是自明的。
斯大林主义者总是不倦的重复的说，“我们已经进到社会主义了”；说现在集体化的本身，即表示富农阶级的消灭；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把这些进程发展到底。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同一的进程，会使党、工会和苏维埃，都受到官僚机关的完全压制呢？而同时官僚机关又为什么会具有全民投票的波拿巴主义的性质呢？在饥馑和内战时期，为什么党的生活进行得那样的活泼呢？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想到是不是容许批评列宁和整个的中央呢？而且，为什么在现在只要与斯大林有极微的不同意见，即足以被党开除和招致行政的压迫呢？
帝国主义战争的威吓，决不能解释官僚专制主义生长的理由，更不能证明这生长是正当的。如果在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以内，阶级多少消灭了，那就表示国家衰亡的开始。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够胜利地抵抗外来的敌人，不一定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不一定要官僚专政的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讨论专政的衰亡，那是太早了，我们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是别的一些事。我们所要求知道的是：“如何解释专政的官僚化堕落呢？”个人独裁的政制（它依靠在一个非人格的机关之上，并且扼住了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咽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之间之可怕的和凶猛的矛盾，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怎样解释政治与经济向正相反对的方向发展的事实呢？
经济的成功是很大的。即在现在，十月革命已充分在经济上证明它自身之正确。经济生长的高系数，是不可否认的表现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的方法就在解决生产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欧是以资本主义方法解决的）上也是无比的优越。那么，如果在先进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将会是多么伟大呢？
然而，十月革命所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加以解答，即使是大略的。
斯大林派官僚从假定和倾向上把苏联经济称为“社会主义的”。这都还不够。苏联经济的成功，还是在低的经济水平上。国有工业所经过的各阶段，都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过了的。站成行列的女工（译者按：站成行列以购买食料），有她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消费者”的标准（如官僚们所轻蔑地说及的），在现在讨论的问题上，是决定性的准标。在官僚的观点与女工的观点发生冲突的当中，我们——左派反对派，与女工站在一起以反对官僚，他们夸大了经济的成就，掩饰其中的矛盾，而且扼住女工们的咽喉，怕她们有所批评。
去年曾有一次尖锐的转变，从平等工资转到级差（计件工）工资，在低水平的生产力之上，和低水平的一般文化之中，平等的劳动报酬之决不能实现，是绝对无可争论的。但这正表示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社会占有的形式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定的社会的技术力量。同时，技术力量的生长，也自动的促进生产力超过国家的界限。
回到计件工制以后（转移得太快了），官僚们就说平等工资制是“富农”的原则。这是百分之百的荒谬，而且表示斯大林派已经把他们自己驱进了伪善的虚假的愚昧中。事实上，他们应该说，“我们从前用平等工资的方法以偿付劳动，实在是太激进了太冲上前去了，我们离社会主义还很远，我们还很穷，我们必须回到半资本主义的或富农的偿付工资的方法”。我们再重复的说，在这里，并没有与社会主义目标有什么冲突。而只是与官僚所伪造的实际状况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有经济落后的障碍，所以退回到计件工制是必须的。这样的退却，将来还有很多，特别是在农村经济方面，因为在这里，曾经作过太大的行政的跳跃。
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官僚们片面的独断的向劳动群众发号施令而实行的。工会已经完全被剥夺到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影响消费与积蓄间的相互关系。农民中间的差别之消灭，经济的远不如行政的。官僚们关于消灭阶级所用的社会办法，比较基本进程之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要跑的远得多。
这种情形引起了工业成本费的增高，生产品品质的降低，价格的上涨，日常消费品的缺乏。并且缺乏将继续延长，这表示将有回到失业的危险。
国家政治空气的极端紧张，即是官僚经济政策与苏维埃经济的生长之间之矛盾的结果，官僚们不是可怕地落在经济需要之后（1923—1928年），即是看见他自己的落后而张皇起来，于是跳上前去，想以纯粹行政的办法补偿已经损失的时机（1928—1933年）。在这里也是在向右盘旋之后，即转而向左跳跃。在向右和向左的摇摆之中，官僚发现他们自己与经济的实际状况、因而也与工人阶级的情绪相抵触。不管他们是落在后面时或跳在前面时，他们总不能容许工人阶级有批评。
官僚要向工人和农民施行压力，就不能不剥夺他们参加一切问题——关系到他们的劳动及他们的整个将来的问题之决定的权利。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经常的害怕遇到群众的反对，所以在政治上便形成官僚们的“加倍团结”和个人独裁。
这是不是说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应该降低呢？在某个时期内无疑的是应当的。但这个时期可以无须延长得很久。工人阶级自己之参加国家的领导机关，参加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对于官僚之实际的监督；以及上面的人对于下级的责任观念之增长；所有这些，无疑会有利地反映到生产方面：内部的磨擦必会减少，昂贵的经济盘旋将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力量分配和设备可以更健全，最后，生产系数必会增高。苏维埃的民主，是国家经济自身的最基本的首先的必需物。可是相反的官僚们却要在他们内部把悲惨的经济事变隐匿起来。
我们若把苏联发展中不肖门徒成长的整个历史考察一下，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革命和内战的震动后，一般群众之感觉疲倦，是苏维埃政制官僚化之基本的政治前提。饥馑和瘟疫，笼罩了全国。政治问题已经退到幕后。一切思想都集中在一块面包上。在军事共产主义之下，每人都接受同样贫乏的一份食物。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带来第一次的经济成功。口粮比较丰富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制造业的重新稳定，引起成本费的计算、初步的合理化、和从工厂内开除过多的工人。曾有一个长时期，经济的成功与失业的增长同时并行。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官僚机关的权力之加强是由失业而起的。在经过数年的饥饿以后，每个在业的工人都害怕沦入产业后备军。独立的和批评的工人在工厂里即不能立足，反对者的名字都列入黑名单之中。这在斯大林派官僚们的手中，成了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若果没有这个条件，官僚们永不能把列宁的党绞杀成功。
后来经济的成功，逐渐消灭了产业后备军（但是，为集体化所掩蔽的潜伏的农村人口之移动仍然盛行而没有稍衰）。产业工人已经不复害怕被逐出厂外了。从他自己日常的经验，他知道由于官僚们的专横和缺乏先见，很影响他的工作之执行。苏维埃的报纸宣扬在个别的合作社和企业中已允许工人有相当的提议的自由权，好像工人的提议权只能限于合作社以内，好像在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内的无产阶级受着完全压迫的条件之下，合作社能够成为工业民主的肥壤似的。
无产阶级一般的情绪，现在已不复像1922—1923年那样了。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文化上都有增长。因为已经完成了那恢复和提高国民经济的巨大工作，所以工人这时正在体验着他们的自信心的恢复和提高。这个日渐生长的内在的自信，已经开始变成对于官僚政制的不满。
党的绞杀，个人统治和个人专横的滋长，骤然一看，很容易引起苏维埃政制是趋于衰弱的观念。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苏维埃政制已经变得强固多了；但同时苏维埃政制与官僚的铁的威权之间的矛盾，则变得极端尖锐，斯大林派的机关，很惊奇地觉到经济的成功，不是巩固而是阴损它的威权。为要保持它的地位，官僚机关不能不更加扭紧专横的螺旋，只许向领袖作拜占庭式（Byzantine）的阿谀，禁止一切形式的“自我批评”。
经济的发展，与这发展所自生的政治条件发生冲突，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但我们必须明白了解，究竟是那些条件养成了不满。行将来临的反对浪潮，决不会是敌视社会主义任务、共产主义形式和共产党的。这种不满是直接反对官僚机关及其化身——斯大林。因此，官僚们现在感觉到有发动一个新的反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违禁品”的激烈的战争之必要。
反对者有不能克服的危险；他无处不在，但又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活动在合作社和学校里，它深入到历史记录和教科书中。这意思是说，事实和文件都批驳了官僚制度，暴露了它的动摇和错误。官僚们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回忆过去的日子，他们一定要改塑过去的日子，他们一定要弥缝一切的裂痕，因为这些裂痕会使工人们对于官僚机关和它的领袖之神圣发生怀疑。现在我们前面的这一切现象，便是失了头脑的统治阶层的现象。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已经成了不可信赖了！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插话，不是琐屑细事，不是个人的口角：事情的根源，即在于经济的成功，这成功虽然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曾经加强了官僚制度，现在因为它的辩证的发展，变成反对官僚制度的了。这就是在最近一次的党的会议中，即在斯大林派的机关的会议中，那曾经消灭了和埋葬过三四次的“托洛茨基主义”，又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先锋队”的理由。
这个愚蠢而政治上又不足震惊的决议案，揭破了斯大林个人复仇的“实际”计划。列宁对于党之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提出警告，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这个厨子只会做出些辛辣的菜肴”……现在，这个厨子还没有完全用尽他的烹调的本领。
但是，不管一切理论的和行政的螺旋如何的更加扭紧，斯大林的个人专政，很明显的正在走近它的没落。一切官僚机关满是裂缝。叫作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这条裂缝，不过是几百条还没有名字的裂缝之一而已。新的政治危机，是在苏维埃经济之明显伟大的成功、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和集体农场的初步成功的基础之上准备的；这种情形充分保证了官僚专政主义的消灭，不是与苏维埃制度的崩溃（这是三四年以前的一种危险）同时发生的，正相反，而是与它的解放、上涨和兴旺同时发生的。
但是，恰因为这个，恰因为它已到了最后阶段，所以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能造成许多罪恶。对于它，威权问题已经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如果非政治的历史家之被党开除，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把一九一七年斯大林的丰功伟业加以显赫地叙述，那么全民投票的政制肯承认它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所犯的错误吗？它能抛弃它的社会法西斯的理论吗？斯大林估量德国形势说：让法西斯先来，然后我们再跟着走上政权——这种污点它能为斯大林洗刷吗？
德国客观情势的本身已经这样迫切，如果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必须的行动自由权，那他们会无疑的（甚至于现在）倾向到我们这方面来。但是他们是不自由的。当左派反对派提出那为一九一七年的胜利所证验过的理论和口号时，斯大林小组织为着避开真正问题，便用电报发出命令，发动一个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运动。这个运动，不是在德国革命问题，即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一篇可鄙的虚伪的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时代的任务是如此的伟大，而正式领导的知识源泉又如彼之贫乏，两者之不相称之远，实难叫人想象！共产国际的地位竟是这样的卑贱和无价值，同时又是这样的深沉的悲惨。
斯大林统治问题与德国革命问题是被一个绝对不能解开的结联系着的。即将来到的事变将解开或斩断这个结——为着俄国的同时又为着德国的革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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