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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改良派背叛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暴动之直接结果。大战停止以后，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即向上涨，其结果在一九二○年九月，工人阶级夺取了工厂和企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一件实际的事实，所缺乏的只是怎样地组织它和从它抽出一切必要的结论来。但是社会民主党害怕起来了，它向后跳跃。无产阶级在英勇的努力之后，被社会民主党抛弃到彷徨无主之中。革命运动的分裂，是法西斯主义生长之最重要的因素。革命高潮在九月已经停止，而在十一月就发生了法西斯第一次的大示威（夺取波罗格拿）。
不错，就在九月事变之后，无产阶级还有可能进行防卫的战争。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所关心的事情，只是接二连三地不断让步，从火在线（under fire）撤回战争的工人阶级。他们希望工人们温和的行动，能够恢复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的“舆论”。甚至他们还坚定的信赖维克特·爱曼纽的帮助。到最后一点钟，他们还尽其全力抑止工人阶级向墨索里尼的匪徒作战。然而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行动，未能奏丝毫的效果。皇室和上层资产阶级都转向法西斯主义方面。最后一分钟，他们才知道法西斯主义不是驯服可以阻止的，于是乃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但是他们的号召，只得到可笑的失败。改良派很久以来就因害革命火药的爆发而浸湿了它，到最后一剎那，他们才用战栗的手接上引线，但火药却不燃了。
法西斯在创始以后两年，就取得了政权。它的全盛的第一时期，正当1921至1922年的不景气之后的有利的经济转机，由于这一事实，它巩固了它的自身。法西斯以小资产阶级的冲锋队伍，压倒退却的无产阶级。但这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墨索里尼就在取得政权以后，还是十分谨慎地进行——那时他还无既成的先例。在起初两年中，连宪法都没有变动。法西斯政府还带着联合政府的性质。同时，法西斯匪徒，则忙于棍棒、刀子和手枪的工作。法西斯政府就这样地慢慢建立起来，这就是说，荡平了一切独立的群众组织。
墨索里尼之获得这种结果，是以官僚化法西斯党自身为代价的。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冲锋队伍以后，就用资产阶级政府的铁钳来扼住他们。墨索里尼只能这样做，因他所团结的群众已经消除了幻想，正在急剧地变成面前的最紧急的危险。法西斯主义一成为官僚的，就十分接近于别种形式的军警独裁。它不复有它以前的社会帮助了。它的主要后备军（小资产阶级）已经用尽了。只有历史的堕性，才能使法西斯政府把无产阶级限制于一种分散的无办法的状态中。力量的相互关系，正自动地转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这种转变，必然引向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倾覆，在欧洲的历史中，将成为最巨大的事变。但是这种进程，如事实所证明，是需要时间的。法西斯的政府已经维持了十年。它还能继续维持多久呢？用不着冒险去计算日期，但我们却敢确定地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将是墨索里尼的命运之新的延长。而希特勒的崩溃，则是墨索里尼完结的开始。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希特勒的政策，没有一点新奇的地方：它的一切行动，不过是更笨拙地重复意大利改良派以更急性(greater flights of temperament)成就的。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战后的精神病，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则说它是一种“凡尔赛的”或恐慌的精神病。在这两个例子之中，改良派都闭着眼睛，看不出法西斯主义的有机的性质，看不出它是从资本主义崩溃之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改良派害怕工人群众之革命的动员，于是他们寄托其一切希望于“国家”。他们的口号是：“救命啊！维克特·爱曼纽，施用你的权力吧！”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忠于宪法的君王为民主屏障，于是他们不能不满意于一个大总统：“兴登堡，救命啊！施用你的权力吧！”
在进行反墨索里尼战争的时候，事实上即在墨索里尼面前退却的时候，屠拉梯泄漏了他那光耀的格言：“一个心必须有作懦夫的气魄”。德国改良派提出口号没有这样的活泼。他们所需要的是：“在失去群众信仰之下讨生活的勇气”。二者是一个东西。由于自己之懦怯地迁就敌人致失掉群众的信仰，但这是不必害怕的。
同样的原因自然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事变的进展要依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那么，希特勒的事业就有保障了。
然而德国共产党又怎样呢？不幸，它也没有从意大利的经验学得些什么。
意大利共产党的产生，几乎与法西斯同时。但是这同一革命的退潮，推动了法西斯走上政权，却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它并没有打算彻底扫除法西斯的危险，它以革命的幻想安慰自己；它不可调和地反对联合战线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它害着一切的幼稚病。这并不奇怪！它只有两岁。在它的眼中，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法西斯主义是从动员小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的运动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特质，它不能认识清楚。意大利的同志告诉我，除了葛兰西一个人以外，那时的共产党甚至不承认法西斯有夺取政权的可能。一旦无产阶级革命遭受了失败，资本主义保全了它的地盘，而反革命又得到了胜利，那么怎样还会有另一种反革命的政变呢？资产阶级怎会起来反对它自己呢！这些幻想，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要点。此外，还不能忽略的，即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当时只是一种新的运动，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要认识它的特质，即在有经验的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今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几乎是完全重复了当时意大利共产党作为其出发点的立场：按照他们的意见，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起来，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动之间划分区别，是完全无意义的。这种庸俗的激进主义之在今日，更是不可饶恕，因为德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起当时意大利的党长得多，而意大利之悲惨的经验，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坚持法西斯主义已经长成，或者否认它有走上政权的可能——这在政治上是相同的。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特质，则反对他的意志便不可避免地要减弱。
主要的罪过自然应由共产国际的领导来负担。首先，意大利的共产党员有提出警告的义务。但是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却逼迫他们否认那使他们自己消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我们已经看见爱科里极敏捷地转变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即是转变到消极地等待德国法西斯胜利的立场。
国际社会民主党，长期地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在落后的国家中才可想象，他们常以这种观念安慰自己。后来对于法西斯主义，他们也在同一的安慰之中找着了避难所。现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不得不在自己身上体验这种安适的观念之虚伪：它那从小资产阶级来的同路人，已经转到或正转向法西斯的营垒，而工人则离开它而走向共产党。只有这两个集团正在德国发展：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一方面俄国，另一方面意大利，都比德国很落后，但这两个国家，却成为帝国资本主义所派生的政治运动的发展之竞技场。先进的德国，必须研究俄国和意大利已经完成的过程，从它们中间取得经验。现在，德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可以这样的公式来提出：向那里去——走俄国的路抑走意大利的路？
明显的，这并不是说，高度发展的社会结构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命运之发展，没有重大意义。意大利与德国比较起来，是一个色彩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在德国，有980万人从事于农作和森林，雇用于工商业的人则为1850万，几乎是两倍；而在意大利，有1030万人从事农业与森林，雇用于工商业的人则不过640万。仅仅这些数字，还远不能充分表示无产阶级在德国民族生活中占绝对优势；甚至失业工人的可惊的数目，也可从反而证明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之大。整个的问题，即在于怎样把这种伟大的力量，变成革命的政治运动。
德国共产党上一次的大失败发生于1923年，这失败可以与意大利的九月失败摆在同一历史平面上。从那时以来的这八年多中间，许多创伤已经痊愈，而且另一代的青年人物已经起来。现在的德国共产党，比起1922年意大利的党，力量已大得不能相比。无产阶级的比重；上次失败后的长期恢复；共产党的伟大力量——这三个优点，对于估计事变之背景与前途，且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要想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优点，必须先了解那些优点。然而这个条件，正是德国共产党所缺乏的。台尔曼在1932年的立场，正是波尔迪加在1922年的立场之复活。在这方面，包含了特别严重的危险。但是，这里还存在了一个补充的优点，这也是十年以前所没有的。在德国的革命队伍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它是基于前十年的经验而生长的。这个反对派在数量上虽然佷弱，而事变的进展，将无限地增加它号召的力量。在某种情形之下，轻微的震动即足以成就巨大的崩溃。左派反对派的批评，可以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之及时的改变。现在，我们的任务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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