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 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т． 1，стр． 44—56，составлен Фельстинским，издан Харьков“ОКО”1999 г．。
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1927年3月18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的社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不折不扣的嘲弄。对这篇文章只能如此界定：右倾孟什维主义在革命问题上最糟糕的表现。 文章的出发点是，“当前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国民党的状况、作为领导中国南方的政党——国民党——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第4页）。这样，核心问题不是在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唤醒和联合数百万工人，把农民、手工业贫民的运动引入轨道；不是深化共产党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深化无产阶级为争取对数百万一贫如洗的群众的影响的斗争，不，“问题的核心”（！）是国民党的状况，即该党的组织，据官方统计，它共计30万党员，其中有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自由派商人，还有部分工人农民。文章说：“对一个政党来说，30万党员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可悲的议会评价！如果这30万党员有此前阶级斗争的经验，经历了领导无产阶级罢工和农民运动的考验，那么更少的党员也能在革命的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阶段成功地领导它。但这30万党员中多数是上层个别招募的结果。我们在此看到的是民族自由派或立宪民主党人与左派社会革命人的联合，其中掺杂着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其政治学习期注定要服从资产阶级民族组织的纪律，甚至服从它的思想。 文章接着说：“从中国革命的角度，国民党的发展暴露出令人担忧的征兆”。（第4页）这些“令人担忧的征兆”是什么？原来是，政权属于国民党中派，而“中派近来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明确地向右转”。应该说，文章的全部政治界定只具有形式、议会、礼仪的性质，完全没有阶级内容。向右转，这意味着什么？国民党的“中派”是什么？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上层、中等官员等。像所有小资产阶级一样，这个中派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特别是在数百万工农登上舞台之后。如果无产阶级推行独立的政策，那么就会从这个小资产阶级中派中分化出无产阶级的盟友。但由于在中国没有独立的阶级政党，这样的政策根本就谈不上。 共产党员不是简单地“加入”国民党，还要服从它的纪律，甚至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在这些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派”就只能追随自由派民族资产阶级，后者又通过不易察觉的环节与买办，即公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随着群众斗争的激化程度，它将公然地转到后者一边。这样，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机关，它能通过上层知识分子中派让群众运动在政治上服从根深蒂固的右派（即公然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在一定条件下，后者一定会让国民政府服从自己。文章以“左派”在国民党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和在执行委员会上占优势为依据，但这个令人安慰的情况“没有在国民政府的人员构成和政策上反映出来”。岂非咄咄怪事！但须知左派小资产者的存在，就是为了在文章、代表会议和宴会[1]上表现出自己的左倾，而政权则交给大中资产者。 这样，国民党中“令人担忧的”的征兆是，国民党没有体现文章作者凭空杜撰的民族解放革命的纯粹理想，而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机制。对作者来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中展开，没有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例外。文章继续报道说，“工人运动的增长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感到严重不安（好漂亮的字眼！——列·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的只是资产阶级对觉醒的人民群众的恐惧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吓坏了。随着革命扩展和深化自己的基础，把自己的方法激进化，使自己的口号更加尖锐，有产者集团和阶层以及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知识分子必然会从上面分裂出去。国民政府中的一部分与资产阶级血脉相连，另一部分害怕与它破裂，工人运动的增长“使它不安”，它力图遏制后者。文章用“不安”这个委婉的词，像前面的“令人担忧的征兆”一样，讲的是阶级相互关系的尖锐化和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追求，它利用国民党作为工具，并通过它来指挥国民政府，给无产阶级套上笼头。我们何时、何地像《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那样评价过阶级关系？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什么源头？ 文章建议使用什么方法来克服“令人担忧的征兆”？文章在这些问题上与去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辩论，后者承认，对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共产党来说，必须与国民党建立联盟。文章反驳这个观点。它还反驳在国民党内组织作为共产党盟友的左派集团的建议。它教导说，不，任务在于“保障整个国民党的坚定的左派方向”。问题的解决十分简单。当工人进行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农民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而试图驱逐地主时，需要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保障国民党的“坚定的左派方向”，而这个党是一个联合体：部分是遭受罢工之苦的资产阶级、部分是遭受土地运动之苦的地主知识分子，害怕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方面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是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 就是这个国民党应该接受“坚定的左派方向”。这个“坚定的左派方向”应该表现何种阶级路线？谁也不知道。怎么实现它？很简单：需要“用革命工农分子来充实它（国民党）”（第6页）。用工农充实国民党？但全部不幸在于，不了解纯粹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工农，在用自己充实国民党之前，试图利用革命稍稍充实一下自己。出于这个目的，他们组织罢工和农民暴动。而阶级机制的这些不愉快的现象妨碍国民党掌握“坚定的左派方向”。 号召罢工工人加入国民党，意味着会遭到反驳：我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建立镇压罢工的政府的党？狡猾的文章作者大概会这样回答他：加入一个和资产阶级共同的党，你将能推动它向左转，你将能消除“令人担忧的征兆”，你将能驱散令它“担忧”的乌云。上海罢工工人对此回答说，工人实施自己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甚至是改变政权，不是通过在一个共同的党的框架内对资产者施加个人影响，而是通过独立的阶级政党实现的。不过，上海罢工者可能表现出足够的成熟，根本就不再继续说话，而是对交谈者完全失望，不再理睬他。 接下来，文章摘引了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话，他在1926年12月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说，国民党已经死亡，腐朽，共产党员没必要留在腐朽的尸体的手中。文章就此说道：“这位同志显然（！！！）指的是国民政府，特别是各省权力机构近期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其目的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展开革命斗争。”（第7页） 文章作者的颖悟着实令人惊讶。当中国共产党员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革命来说已经死亡时，他“显然”指的是国民政府近来枪杀了几个罢工工人。“显然”！当然，有“令人担忧的”征兆，“但如果不把国民党看成是腐朽的尸体的话，这个危险是可以防止的”（第7页）。原来，全部问题都在于怎么看待国民党。阶级和它们的政党，都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们。国民党不是尸体，它只是病了。什么病？缺少革命工农的血液。需要共产党促成“输送这种血液”等。总之，需要新近十分流行的输血，但不是个人的，而是阶级的输血。 但须知其实质在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开始输血，枪杀或帮助枪杀、或允许枪杀罢工者和革命农民。总之，在实施这个伟大的方案时，我们又碰到了同一个困难，即阶级斗争。文章的全部实质是它想以经济、理智和合理的途径让中国革命回避阶级斗争。一句话，用孟什维克的方法，而且是他们最衰败时期的方法。这篇文章刊登在共产国际的理论机关刊物上，而这个国际是通过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创立的。 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党员，说他们不参加国民政府和它的地方机构。他们本来可以在内部推动政府向左转，阻止它对群众的错误行动的，等等等等。过去的全部经验，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都白费了。革命领导的权威完全在国民党一边，而对工人施加暴力的责任则应该落在共产党人的头上。在国民党内，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员无力对数百万之众的群众宣布在内外政策上的独立路线。但工人有权利对共产党员提出指责，说他们在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行动中是共谋犯，特别是在他们参加国民政府的情况下。 尽管有工人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工会、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但如果共产党员应该像以前一样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从属部分，作为软弱的附庸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国民政府，那时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因为与其在革命时代——正是在这时应该用鲜血巩固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创造能够在几十年中起作用的伟大传统——玷污共产党，还不如干脆就不创建它。 文章阐述了在其衰败时期的右派孟什维主义精神的漂亮纲领，并用最新的精神来修复它，用中国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前提来安慰它。同时，对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景无条件地、直接地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未置一词。只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协助下，才能把4亿之众分散、赤贫、落后的农民经济装上拖船，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在广泛建立的世界商品交换和外来的直接技术组织帮助的基础上，把它带到社会主义阶段。认为没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在这个胜利之前，中国就能以自己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这与我们的作者无关。他只是对中国许诺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是对它所承受的侮辱，也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没有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屈辱无权状况的褒奖。 事实上，应该怎样提出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呢？ 首先应该对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说明，在经济上，中国没有独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前提；今天在国民党领导下展开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哪怕是彻底胜利，其结果也只能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 但需要以同样的力度向中国无产阶级展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中国迟到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衰落的条件下展开的。像俄国的经验——比如与英国的经验相比——表明的那样，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根本就不一致。应该在国际前景中展望中国今后的发展。尽管中国经济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可能导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政治统治。这个制度将成为中国与世界革命的政治联系。在过渡时期中，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工农的性质。在它的经济中，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占优势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保障群众在生产力发展成果中获得尽可能高的份额，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利用国家资源。 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就是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它完全彻底地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进程和作为这个世界革命组成部分的苏联的经济政治成就。如果中国革命在其今天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它很快就会纠正自己，证明自己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可靠的，很快就会争取让它们承认自己，在新的基础上提供租界、获得贷款，总之，进入不那么屈辱、少些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但仍是深度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对苏联的立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场。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才能开辟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最主要的前提是共产党的充分独立，它在展开的旗帜下争取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没有这点，谈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革命前的漂亮空话来掩盖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是所有可以想象的组合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组合。 协助“给国民党输工农的血液”（多么庸俗的说法）的纲领不会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工农的血液也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工人这样流的血，不是为自觉的阶级任务流的血。加入国民党的工人就成为国民党员，即被小资产阶级三民主义精神进行加工过的无产阶级原料。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工人应该受到共产党的培养。为此，在国民党没有被其他更加符合革命现阶段的组织所取代前，共产党在保持与它的必要合作的情况下，应该有充分地、不受任何外在限制地领导工人斗争，用列宁主义对抗三民主义的可能。 但是，也许文章作者想象出了古老的、真正的马尔丁诺夫式的前景。先是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在中国孟什维克帮助下吸足了工农血液的国民党把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进行到底。在此之后，即在所谓的民族革命的孟什维克阶段之后，就轮到布尔什维克阶段了：退出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脱离，把农民从它那里争取过来，把国家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很可能，主导作者的概念是由他所不理解的1905年的两个层面——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构成的。但是，应该称这样的前景是迂腐的胡说。不能两次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一次是以资产阶级精神，另一次是以无产阶级精神。当然，如果我们妨碍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时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和利用革命形势，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中向群众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对劳动者事业的忘我的忠诚的话；即使我们在让共产党继续充当国民党的奴隶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目的，那个时刻早晚仍会来临，即无产阶级先锋队过迟地、很可能不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与资产阶级分道扬镳，而且可能会彻底放弃政治。欧洲工人运动的过去为中国革命无产者提供了如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相应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很容易采取法西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我们在波兰的例子中看到了这点。曾几何时，毕苏斯基[2]还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之一？曾几何时，他还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中？他的全部过去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和军队中为他赢得分量和权威，而他利用这个资本进行彻底反对无产阶级的法西斯政变。是否有人想说，在国民党中找不到自己的毕苏斯基？会找着的。现在就可以指出候选人。如果波兰的毕苏斯基需要30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演变，那中国的毕苏斯基从民族革命过渡到民族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 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发展的速度都加快了，一个震荡接着一个震荡，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学习。不独立的共产党为国民党提供工人，它的政策是，为在中国更加顺利成功地建立法西斯专政准备条件，而且是在不远的将来，那时无产阶级无论如何都将被迫与国民党断绝往来。 孟什维主义甚至在其革命“鼎盛”时，也不想成为提高到全民族任务，尔后是世界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水平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只是充当民族发展的督察，在这种发展中，预先给无产阶级的党划定了从属位置（促进、推动、输血等）。但是，对历史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督察的觊觎，总是在实践中暴露出它的迂腐和愚蠢。孟什维克在1905年充分暴露了这点，考茨基稍晚些，但也同样彻底。 在与民族依附性斗争的意义上，民族革命是在阶级机制的帮助下完成的。中国军阀是阶级组织。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最“成熟的”队伍，为了不让中国走向十月，或哪怕是半十月，它不希望中国的二月革命。这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也在加入国民党，在其中形成了内在的制动器，它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明天它就想依靠轰炸南京对革命下层施压[3]，首先是给无产阶级戴上嚼子。只要共产党不服从以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为首的国民党，这就不可能得逞。在1927年解释这些真是不好意思，用这些观点反驳共产国际机关刊物的社论，就更加不好意思！ 中国革命的地理扩展与它的社会深化齐头并进。国民政府手中的上海和汉口是两个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两地共有工人约75万人。南京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大炮的轰击。斗争立即转入更高阶段。革命占领了汉口和上海，从而陷入了中国更加展开的阶级矛盾之中。不能再让政策以手工业者—商贩—农民的南方为准。必须或是面向无产阶级，或是面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面向数百万之众的底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以其南京屠杀表明，他们不打算开玩笑。他们是否寄希望于用这种方式来吓唬中国工人，或中止土地运动？未必。至少，他们的直接目的不在这里。他们首先想迫使参与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明白，如果不打算落到世界帝国主义的炮口下，那么与底层破裂的时候到了。轰炸南京是在宣传买办的思想，即与世界资本的联系是拯救性的，它是强大的、它是联合起来的、它是全副武装的，它不仅能够提供利润，还能提供军事援助来反对本国的工农。 断言轰炸南京会把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等，是轻率的。这样的声明适合市民民主派。革命上升到更高阶段，民族阵营更加深刻地分化，它将分成革命的和改良—买办的两部分。这是整个形势的必然产物。在“共同”的愤怒的第一波浪潮之后，英国大炮加速了这个过程。此后把工农赶入资产阶级的政治阵营，共产党作为人质留在国民党中的政策，其客观意义等于背叛。 共产党代表是否应该进入国民政府？如果是一个符合革命新阶段的工农革命政府的话，他们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可今天的国民政府，绝不该加入。但在提共产党员在革命政权中的代表问题之前，应该提出关于共产党本身的问题。（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出现时，当事关的是在未定型的民族革命组织中为未来的工人政党准备基础时，它可以加入国民党。在近两年中，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革命占领上海之后，旧的政治关系都已经失效。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它要求党退出国民党，通过后者的左翼与这个组织结盟。 否定在国民党内组织左派的必要性，代之为建议赋予整个国民党左倾方针，像《共产国际》杂志社论所做的那样，就干脆是在说空话。如果不在一个政治组织内部聚集左倾方针的支持者，并让他们与反对者对立，怎么能把这种方针赋予这个组织呢？国民党当然会反对这点，它很可能会以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为依据。这类的伪装我们已经在一党制的问题上看到了：极右的国民党员以俄国共产党为例，指出它的绝对必要性。他们还会指出，实施革命专政的唯一的党不能容忍自己内部的派别。但这只意味着，通过国民党上台的民族阵营的右翼，想以这种方式禁止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不让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有可能在党内获得真正的领导权。 上面分析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这些问题上，像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完全迎合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一翼。需搞清楚，中国资产阶级目前企图用俄国革命的权威来掩盖自己，特别是盗用中国无产阶级未来的专政形式来巩固自己的反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在确定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的阶段上，不允许任何混乱的原因。事关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关的是两种方法——资产阶级妥协方法和工农方法——之间的斗争。 怎样、在什么条件下，民族民主革命可以升华为社会主义革命，其间有没有中断，是长期的中断还是短期的中断，对此，现在只能做一些假设。进一步的进程会带来必要的明确性。但用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泛泛考虑来抹杀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就是把共产党搞糊涂，解除无产阶级武装。（列宁在不断革命论中，反对的就是对革命的各阶段——更确切地说，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是两场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区分中的不够明确。但是，当那些人夸夸其谈地说什么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同时让无产阶级先锋队受国民党的奴役，甚至禁止在后者中建立派别时，这个错误如果不是扩大了千倍，也至少扩大了百倍。）别让我们活到那天，国际中央监察委员会因中国共产党党员为试图在国民党内建立左派而追究他们的责任。 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角度——而这正是我们的标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保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也不允许自己内部有派别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哲学，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反革命哲学，它为明天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奠定基础。说什么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合作的破裂，纯属胡说：这是停止奴颜婢膝，而不是停止合作。政治合作要求双方平等和两者之间的协议。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没有与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而是在伪装的形式下服从后者的领导，并以组织方式来巩固它。在其今天形式中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平等条约”的体现。如果中国革命整体上要求废除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就应该消灭与本国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条约。 应该号召中国工人创建苏维埃。香港无产阶级在总罢工中创建的组织，就其结构和功能来说，十分接近工人苏维埃的原型。依靠这个经验，应该走得更远。上海无产阶级掌握了无可估价的斗争经验，完全可以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将成为全中国的榜样，从而成为所有真正革命组织的中心。 列·托洛茨基 [1] 在俄国曾有宴会运动。1904年11月“解放社”在俄国许多城市组织的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分子运动。在司法改革40周年的宴会上，为了预防发生革命而提出政治改革请愿书。——译注 [2] 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1867—1935）元帅、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06年起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领导人。1926年5月策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实际独裁者、“萨纳奇”制度的头目。1919—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行动。1926—1928年和1930年任总理。——译注 [3] 1927年3月27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炮舰以领馆工作人员和牧师被杀为借口，炮击南京，导致平民12人死，19人受伤。——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