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致阿尔斯基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2，стр．211—215。
亲爱的阿尔斯基[1]同志： 感谢您寄来的书，今天一天内，我就饶有兴致地把它读完了，受益匪浅。您反对把南方国民政府称为工农政府，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界定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在具有巨大阶级矛盾的上海被占领之后，它应该格外明显地暴露出来。 但正因如此，我认为您有一个瑕疵，这在141页上表现得格外明显，您在那页上说，在中国形成了“两个尖锐敌对的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另一方面是“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和部分爱国的中等资产阶级……”事实上，在中国有三个阵营：反动阵营、自由派资产阶级阵营和为争取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下层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阵营。诚然，在1926年之前，这个区分暴露得不如现在清楚，但在那时，它就是事实。您的书在1927年出版，补充说明这一情况是极其必要的。如果不是您对米夫[2]的书的批评，您在许多地方的评价，特别是在141页上的，会给我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和危险的结论提供支撑。今天形态下的国民党制造了两个阵营的幻象，促成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假象，可能是为了方便它的背叛。另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广东军队的战绩为依据，证明无产阶级政策完全正确，就纯属招摇撞骗和背叛马克思主义了。工人和革命士兵夺取了上海，这很好。但还有问题：他们是为谁夺取了它？如果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尖锐敌对的阵营”，那就十分清楚，上海从一个阵营的手中转到了另一个阵营的手中；如果记住在中国有三个阵营，上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为争取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等同于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后者只能有条件地提出，只能在世界革命发展的前景中提出。认为当今中国在自己现有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上，能够以自己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只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无知。这种概念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歹毒的漫画，并把后者搞到荒诞的地步，如果它能一劳永逸地把这类胡说八道从它的活动场地中清除出去的话，它对共产国际还是有益的……这样，如果关于中国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现在有纯粹的或然性，它完全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那么关于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现在就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对教育其中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党有了最直接的意义。 我们知道，革命进程是多么复杂和矛盾，何况是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较落后的国家中。革命可能还要经历一系列的涨潮和退潮。在革命进程中必须首先保证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从三个阵营的角度评价革命，能够为争取在第三个阵营中的领导权，从而争取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斗争。 应该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不是适应昨天的组织—政治传统（今天的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传统），正是沿着苏维埃路线进行的阶级力量的聚合，才能适应革命的新阶段。在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之后，怎么改造国民党呢，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它是次要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它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最紧密的合作形式——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或是政权机构。 考虑到中国革命军队的大部分都极不成熟，资产阶级、地主子弟对它的指挥员系统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明天的革命的全部危险，为了对抗这种危险，除了让士兵代表和工人代表结合起来等，我看不到其他途径。 当然，选举代表的方式应该严格适合该地区的城市、农村和军队的条件和特殊性，不让反动分子意外获胜，不让革命军队瓦解等。但我再重申一次：除了苏维埃制度外，我看不到检验和组织革命运动以及从中产生的革命政权的其他手段。为什么对此闭口不谈？请解释这一点！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明白的。 不是清楚确切地提出为争取以工农（手工业者再加上士兵）代表苏维埃形式出现的工农政府的问题，而是从事人为地，因而也是反动地让昨天的组织——国民党——永远保持下去，迫使共产党服从资产阶级组织的纪律，同时用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来安慰它。 拉费斯[3]在其讲话中说，今天的国民党应该作为“传送带”来维持。当人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时，他们总是用空话来取代阶级概念。传送带是很不错的东西。只是需要明白，它从哪儿送到哪儿。给共产党严格限定的组织地位，让它服从三民主义的思想纪律，国民党必将，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把政权转交给民族“统一”阵营中更有影响的、更有力的、更有教养的分子，简言之，即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样，在今天的条件下，国民党就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传送带，它让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服从后者。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是愚蠢和招摇撞骗。 国民党党员（那些有头脑的）不仅要求共产党员无条件地遵守“革命”纪律，还以十月革命和它的一党专政的经验为依据。由于我们迫使中国共产党违背自己的意志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后者的纪律，我们自己就支持这样提出问题的方式。与此同时，不考虑这样的“琐事”，如在中国进行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意味的就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保障最大限度的民主，也许在我们看来，首先意味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充分民主。现在，当浪潮涌起时，没有比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唱赞歌更容易的事了。但在革命一出现暂时的不顺利时（更何况是在退潮的情况下），马上就会暴露，在中国没有革命斗争和革命成功的主要武器：积累经验和理解形势的独立的共产党。 附： 在您的小册子中说，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中国版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对“中国版”不是在什么有决定意义的民族特殊性上来理解，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发展阶段的性质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话：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它类似于1905年夏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苏维埃。为什么这个制度不能继续发展？在这条道路上横亘着什么？我肯定地说：是被束缚着手脚的共产党。如果号召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公然地为争取影响工人，并通过工人影响农民的斗争中，在直接反对反动地推行的三民主义的斗争中，同时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革命分子、集团和阶层的合作，在这样的斗争和合作中，想不出比苏维埃更好的形式。 又及： 如果您的小册子的扉页上不提把此书献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话，我是不会赋予您关于“两个阵营”的话如此之大的意义的。我认为，这样的献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不能同时把一本书献给它们。可以与国民党联盟，但对盟友需要监督，像对敌人一样：不能对盟友感情用事。 列·托洛茨基 [1] 阿尔斯基（Аркадий Осипович Альский，1892—1939）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3年被开除出党。——译注 [2] 米夫（1901—1938）苏共党员。1925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1年初赴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操纵选举，让中山大学学生王明等人成为政治局委员、常委，让权力全部掌握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个时期，他把中国共产党控制在手中。1936年回苏联，任东方大学校长。米夫长期研究中国问题。1938年在大清洗中，他被逮捕枪毙。——译注 [3] 拉费斯（Мой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фес，1883—194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1912—1919年为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1919年夏加入俄共（布）。曾任红军政委。——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