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Foreshadowing In Defense of Marxism: Trotsky’s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托洛茨基手稿

Yuri Felshtinsky/Buimien（？）

第一星际 译




　　《托洛茨基手稿》是从哈佛大学巨量的托洛茨基文献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是菲利普·庞珀（Philip Pomper）在着手写作一本关于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专著时意外发现的。庞珀是隶属于卫斯理大学的历史学家，曾写过一些关于俄国革命史的书。手稿于198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翻译并最终出版，庞珀为其撰写了长篇幅的导论，尤里·费尔什廷斯基（Yuri Felshtinsky）则用俄文为其做了注解。这本书被命名为《托洛茨基手稿：1933-1935 关于列宁，辩证法与进步主义》。
　　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流亡中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些手稿的内容，他在5月16日的部分中写道：“今天，我写了一点东西，是关于人脑作用的生理决定论和在逻辑规律支配下的思想’自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1]托洛茨基接着开始抱怨自己的知识和时间已不足以用来完成关于此话题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很显然，他放弃了这个计划。然而，无论是从他自己已出版的著作还是关于他的研究文献中，都未进一步阐释他所写的手稿的下落，在有关档案开放前，人们普遍认为这段手稿已经遗失了。庞珀在翻阅一些笔记时发现了它们，人们之前认为这些笔记只包含了托洛茨基曾计划写作的列宁传记的材料。
　　人们不可避免地将托洛茨基的《手稿》与涉及更加广博的列宁《哲学笔记》，以及新近出版的（前）布尔什维克首席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的同名著作比较。[2]在本文中，我们并不去做那样的比较。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以上所提到的作品都值得研究，但对托洛茨基的《手稿》的研究自它在1986年首次出版以来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视了。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一条在声称支持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中间爆出的丑闻。我们希望，这部分手稿中的一些片段和与其一道出版的这篇文章能够重新激起人们对于这项工作的兴趣。
　　这些手稿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展示了托洛茨基对于一些理论问题广泛的兴趣，而这些问题几乎从马克思主义运动开始时就困扰着人们。在《手稿》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与辩证法、达尔文与演化论，尤其是它与辩证哲学的关联的有趣文段，还有一系列关于弗洛伊德和无意识与辩证哲学的、尽管简短，但却十分精辟的片段。《手稿》就是如此——这是托洛茨基为他自己的研究写下的手稿——部分是为了未来的著作，部分是为了自己的领悟学习。当然，这些手稿不应被看作托洛茨基对任何问题的最后观点。但是我们应要注意：《手稿》中的思想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与托洛茨基著作中的思想一致。有些片段中，托洛茨基对某些观点的探索比他已发表的著作论证更为深刻，而其他的手稿一旦打磨后出版，找到更加幸运的表达方式，便会被证明为钻石的原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手稿》是对上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的精神实验室的一瞥。对任何马克思主义严谨的学生来说，认真思考《手稿》的文本都将带来巨大的回报。

　　关于黑格尔与辩证法的手稿


　　虽然《手稿》中具体讨论黑格尔与《逻辑学》的片段十分简短，但总览全文，无论涉及的主题是列宁、达尔文的演化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还是物理学的最新发现，都充满了辩证法式的思考。庞珀在他为《手稿》做的导论中，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一点。据庞珀所说，托洛茨基一生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对辩证法的关注是一名革命领袖发展的关键，我们完全认同这一点。因此，在在关于列宁的手稿中，托洛茨基强调说，列宁的辩证法具有“广泛”的特性，能够涵盖伟大的社会变革，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的辩证法的范围则十分狭隘。托洛茨基认为马尔托夫沉迷于政治策略的曲折复杂，而忽视了政治事件表面下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对自己在这些事件中可以起到的催化剂的作用更是完全忽视了。在《手稿》中，托洛茨基写道：
　　有时马尔托夫能别具慧眼地分析议会政治重组、新闻倾向变化、统治集团战略一一只要一切不超出进行中的政治、远在天边处于准备阶段的事件或和平条件下的界限内，并限于战前欧洲的领袖、议员、记者和部长在政治剧场上表演，基本对手万变不离其宗之时。
　　只要马尔托夫在这些界限内如鱼得水，悠游自如。他的辩证法是关于模仿工艺、有限规模和临时调整的辩证法。他从未冒险超出这些界限之外。[3]
　　如果说列宁体现了一个革命领袖的辩证法，那么马尔托夫则体现的只是一个精明的记者的辩证法。

　　托洛茨基与伊斯特曼


　　正如庞珀在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一开始研究黑格尔的动因是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伊斯特曼展开的激烈辩论。伊斯特曼曾与托洛茨基通信，并于托洛茨基在1932年流亡土耳其普林基波岛时对他进行了一场采访。虽然伊斯特曼是托洛茨基最早的拥护者之一和其著作《俄国革命史》的译者，但他同时也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者与辩证法的顽固反对者，他认为其是早期哲学“泛灵”论的遗留。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早在1929年就对伊斯特曼说过（以下为庞珀的导论中的转述），
　　他（托洛茨基）知道，三十年来没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保住了自己的革命性。
　　这是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重归的主题，对辩证法与革命实践间联系的坚持在托洛茨基于1939-1940年间与马克斯·沙赫特曼和詹姆斯·伯纳姆间的论战中成了主要的武器，当时后者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派系斗争中采纳了伊斯特曼对辩证法的取消立场。那些忽视托洛茨基对辩证法关注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刻意视而不见。托洛茨基第一部分关于黑格尔的《手稿》显然指的就是伊斯特曼之流。
　　那些拒绝“辩证法”的人认为它纯粹是多余的，无补于时的游戏思想。实证科学就足够了！[4]
　　如同约翰·杜威那样，伊斯特曼想从马克思主义中除去“黑格尔的细菌”的魔咒。伊斯特曼加入了其他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对黑格尔的消极理解导致他们对辩证法也持反对态度。
　　伊斯特曼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中看到了一种形式更为练达的泛灵论，一种马克思的千福年[5]式的欲望在历史平面的投射。对于伊斯特曼而言，恩格斯甚至比马克思犯了更严重的将人类的特质归类于物质的错误[6]。伊斯特曼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精神分析”的做法与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某些行径类似。匈牙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辩证唯物主义也有着相似的发难，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任何科学内容，而仅仅是人类理性在物质中的神化。伊斯特曼、曼海姆与其他左翼的批评家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科学的地位跌落到“意识形态”的境地，唯一拯救和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重塑它的方法就是对“神秘的”辩证法发起彻底的哲学警察行动。
　　通过阅读伊斯特曼回忆录中关于普林基波岛上他与托洛茨基争论的文本，我们可以推测托洛茨基对伊斯特曼回复的语气：
　　像我见过的许多伟人一样，他（托洛茨基）似乎并不完全强大。伟大的智力往往伴随着脆弱。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特别是在我们关于“辩证法”的激烈争论中，他变得兴奋和愤怒到喘不过气来，在我看来，有时几乎是软弱的。他似乎太渺小了，无法挣扎。他不能嘲笑我对他的哲学的攻击，也不能像列宁那样对它们感到好奇，因为在这个领域他没有安全感。他的基础并不强...昨天，我们在辩证法的争论中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紧张点。托洛茨基的喉咙在跳动，他的脸红了；他大发雷霆。[7]
　　托洛茨基对伊斯特曼本能反应的痕迹在多年后他的《手稿》中强调辩证法的文本段落中仍然显而易见。然而，虽然与伊斯特曼的争论最初可能是关于辩证法手稿的诱因，但托洛茨基回到对黑格尔的研究还有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动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是恩格斯说过的心理动机背后的历史力量在作用。驱使托洛茨基（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力量正是过去的十年间斯大林主义官僚力量的兴起和工人阶级一系列不间断的失败，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在德国执掌大权。这正是托洛茨基期望回到对辩证法研究背后最为基本的历史情形。因此我们发现，托洛茨基此时是在重奏列宁在第二国际背叛革命和一战打响时投入辩证法研究的独奏曲。
　　就像他之前的列宁那样，为了对抗斯大林主义官僚势力和伊斯特曼等一众左翼的实证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托洛茨基试图在理论上实现再武装，首先是他自身，随后便是整个革命运动。

　　精神分析与辩证法


　　托洛茨基的《手稿》有很大篇幅都是在讨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托洛茨基一生都对其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和批判性的赞赏。对精神分析的探讨直接发自辩证法的考量，其具体方法如下：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辩证法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它能够在不将不同层次，差异的和统一的结构简化为彼此对立的两者的情况下解释同一性。因此，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在承认思想与存在的根本的同一性的同时，托洛茨基比许多被20世纪30年代由莫斯科官方放出，斯大林主义者钦定的庸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或是西方的左翼实证主义知识分子同样庸俗的观点）影响的同时代人更了解思想不能简化为存在。正如他在手稿中所说：
　　意识（认知）和自然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其自身独立规律的领域。[8]
　　通过这段和更多引文，我们可以推断出，连结了关于辩证法、精神分析和演化论的手稿的正是托洛茨基的反还原论思想，这一主题在如下引文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意识的辩证法绝不是……自然的辩证法的简单反映，而是意识与自然间生动交互的结果和从这种交互中产生出的一种认知方式。”几段文字之后，当托洛茨基引述他最喜欢的类比之一“意识如同相机那般运动”时，他欲借上一段文字所要说明的就明了了。思维所运动的过程（就像相机的一样）与它所反映的现实的运动过程并不相同。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而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因为认知与现实的世界并不相同（除却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假设中），关于认知的辩证法也与关于自然的辩证法不同。”
　　相机的类比证明了这一点：当“自然中的时刻”的连接与过渡消失时，静态式的摄影作品是将他们“撕裂出来”；而影片虽会更接近于自然中的“不间断事件”，但其只是“利用人眼的缺陷”制造出的错觉，即通过将短至视网膜无法记录的时刻（或者说镜头）串在一起的方法。换言之，通过幻觉的原理，相机在此过程中制造（此说法或多或少是准确的）了现实的投射。不必说，意识的过程（或辩证法）要比其复杂得多。这让托洛茨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意识是自然中一个相当原始的组成部分，其具有自然其余部分所没有的特点与规律。因此，主观的辩证法必然是客观的辩证法的一个独特部分，它有自己特殊的形式与规律。”换而言之，思维的运动有一定的自主性。
　　落实完这一点后，托洛茨基又考虑了一个与之相似的异议观点：“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基础。这是否意味着意识仅仅是人脑生理运动‘呈现’的一种形式？如果这就是事实的陈述，那么人们就必须问：意识所必需的是什么？如果意识没有独立的、超越人脑和神经的功效在作用，那么它就是非必要的和无用的，因为此时它就是一种冗杂，一种多么繁重的冗杂！”因此，用生理学方法研究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后者只能从生理学结束的地方开始。意识“只有在产生超出无意识的反射的重要结果时，才可在生物学和社会的领域内被宣判‘合理’。这一论断的前提不单有意识要（在一定限度之内）独立于人脑和神经的自动运作过程，还有意识要有着影响行动和人体功能的能力。”或者，如托洛茨基进一步做的补充那样，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当我们接近……某种意义上的临界点、渐进性的中断和从量到质的过渡时：从物质生发出来的精神从物质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以其自我的规律——影响物质。”正是因为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断裂”，世上所有生理学的数据都无法向我们阐明“一点点”关于感觉或思想的内容
　　在此，托洛茨基转向精神分析，他写道：“在实践中精神分析完全将自身与生理学分割开来，而将自身扎根于基于心理现象的内在决定论。”因此，弗洛伊德常被指控为唯心主义，而精神分析学家们确实常倾向于神秘化。“但，以心理现象的‘自主性’为出发点的精神分析方法本身，与唯物主义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使我们向这样一种观点靠拢——如果精神不在一定限度内发挥自主，不在个体与种的存在中起着独立的作用，那么它甚至无法形成。”这一卓越的表述是托洛茨基观点的总结：言而总之，如果精神分析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将不得不提出与之类似的学说。即便有许多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会激烈地否认他们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任何联系，但仍有一群重要的分析家，即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会对托洛茨基的分析欣然接受：他们文本的主旨之一就是精神分析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特征，费尼切尔（Fenichel）在他一篇文章的标题中他们共同的立场进行了总结：《精神分析是未来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核心》。其实，这种精神分析的观点甚至可以在诺尔曼·布朗的文本这样不太可能的来源中得到证实，此人是一部著名专著的作者，在其中他试图将精神分析与神秘主义结合，他说，他在发现“弗洛伊德的方法与那种可以被称之为辩证法的逻辑学中的异教传统所具有的亲缘关系”[9]时，感到惊讶无比。
　　最后一点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精神分析理论是辩证法的演示，那么那个至高无上的反辩证法论者，马克斯·伊斯特曼，又怎么会用精神分析法来批判辩证法呢？（其实）伊斯特曼用弗洛伊德来反对托洛茨基与辩证法的表述——辩证法是哲学中泛灵论的体现——恰恰暴露出他对弗洛伊德彻底的误读。在弗洛伊德语境中，泛灵论并非简单的无稽之谈，而是一种规范人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早期社会实践形式。在《图腾与禁忌》关于泛灵论的探讨中，弗洛伊德写道：
　　在泛灵论体系的支配下，每一种仪式和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体系化的基础，我们今天把这种基础描述为“迷信”。“迷信”和“焦虑”、“梦”、“魔鬼”这些概念一样，是一个临时性的心理学概念，在精神分析研究的冲击下很快就会支离破碎。一旦我们深入到这些建构物——它们就像是被建造出来用于防止正确理解的屏障——背后，我们就会开始认识到，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与文化水平至今仍未得到其应有的认识。[10]
　　很明显，在弗洛伊德的表述中，唯灵论远远超出了纯粹的迷信[11]。它是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被遗忘的语言”中的一部分，就像梦和儿童的幻想一样。当用唯灵论的比喻描述辩证法时，伊斯特曼的批判同样具有误导性。辩证法远非唯灵论的体现，而是包含了科学概念化的最高发展。但是，如果说辩证法包括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始概念，在这个有机整体中，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之间的界限还有待明确，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这只能说明，囊括整个自然界的整体概念的最早的朴素表达甚至早于古希腊哲学的黎明，它是科学〔Wissenschaft〕认知的雏形，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意味着对整体的系统认知。

　　演化论与辩证法


　　托洛茨基在他手稿的几个部分都强调和重复了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第一定律，即从量到质转化的定律的重要性。庞珀在其导论中恰当地指出，强调导向变化新的基础的质的飞跃和矛盾，与托洛茨基本人作为辩证法的解读者和革命领袖的“风格”相当一致。每个持辩证法观点的思想家都强调辩证法的某些方面，而不否认它们与其他方面的彼此关联。如果说列宁对矛盾两面的相互贯通的强调表明了他的领导才能，那么托洛茨基对对立的强调也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在托洛茨基讨论达尔文主义和演化论的手稿中，他对质的飞跃和对立的强调得到清晰的呈现。事实上，可以说托洛茨基正在对达尔文主义的两种解读者展开一场不那么隐晦的论战。一方面，有人仍在奉行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模式，他们往往只看到量的变化与进步，而否定质的变化与偶然的灾难。
　　所有进化都是从量到质的转变。渐进的、缓慢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质的变化的实现，从而产生新的质。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反还原论倾向让他能够与庸俗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解读者一较高下，后者将自然界中的矛盾冲突——即每个物种为生存斗争——与社会中的斗争混为一谈，从而臆测出一个具有自然法则特征的阶级分化和层级组织的社会。在托洛茨基在192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驳斥了这个庸俗达尔文主义的神话，他写道：
　　这位杰出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展示了微小的量的偏差是如何累积并产生一种生物学上全新的“质”的，他也正是不知不觉地在有机生命的领域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以这种方式解释了物种的起源。达尔文对黑格尔从量到质的转变规律的运用虽然在哲学观点上看是蒙昧的，但也是一次明智的尝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达尔文本人身上每每发现完全反科学和幼稚的、将生物学的结论引入社会的尝试，更不用说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们了。把（社会的）竞争解读为生物生存斗争的变种，正如同在交配的生理学中只看到力学一样。[12]
　　如上所述，托洛茨基认识到达尔文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法的和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又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特别是在达尔文将自然与社会进行类比时。如果达尔文方法里没有辩证法的特征，他的理论就不会有那么具体。托洛茨基将这种对达尔文的评价概括为普遍的，科学家自发的工作，他也提到，尽管科学家常常是“无意中的辩证家”，但他们对哲学和辩证法学习有意的放弃也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托洛茨基写道，有这种观点的不仅是像伊斯特曼这样的实证主义者，还有许多接受实证主义立场的科学家。
　　面对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有限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所有当代科学……每一步都富含辩证思维的规律，就像屠夫使用的三段论或茹尔丹先生使用的散文：从不曾被知晓。正因如此，普通的学者保留了许多习以为常〔类似的那些特征〕无法穿透的水密舱，不去提出那些从科学思想的一般运动中产生的问题，在其要求辩证的一跃时疯狂地阻止，并拒绝其得出一般结论。[13]
　　《手稿》只为我们提供了托洛茨基关于演化论思想的一瞥，但它也是（关于此问题的所有文本中）最有趣的。例如如下对灾难概念的解释，这一主题之前被长期斥为是欺骗的话术，是前达尔文理论的回归，直到最近的进化理论给灾难理论以复仇的机会。[14]

　　

灾难



　　一切皆流，但不超出〔自身〕的海岸。世界不是“流体”，其中变易与恒久的（凝滞的）结晶相伴相生，尽管并非真正“恒久”。继而，生命创造了自身的海岸只为随后将其冲垮。物质在某一给定阶段的量变，冲垮了那些物质在先前状态中恒久形式。冲突。灾难。要么旧形式克服（部分地克服），迫使（部分地）征服自-适应，要么在运动的过程中经由它的新结晶从其子宫和旧形式元素的同化，爆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15]
　　关于这一更加进步的版本可见托洛茨基几年前描述卡尔·考茨基的文字：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涵盖了植物与动物王国发展的全过程。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性别选择的过程接续不断地进行着。但是如果人们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比如一千年——内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漫长的相对平衡时代是存在的，这时自然选择法则起作用几乎不可察觉，各个物种都保持相对稳定，这看起来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式的概念。但其间也有着动植物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的平衡被破坏的时代，也有着各类地球生物都面临生存危机的时代，此时自然选择的法则就会将它所有的凶猛施加给自然界，也是在此时，进化的浪潮将盖过所有被淘汰动植物的残骸。从这个大的跨度来看，使达尔文的学说脱颖而出的正是关于动植物发展关键时期的理论。[16]
　　这如果不是对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尼尔斯·厄尔德（Niles Eldridge）[17]将生物学范式转换为间断平衡理论的超然预测，这又是什么呢？当然，这一点并非说明辩证法能替代艰苦的科学工作，这个论点托洛茨基本人也在《手稿》中澄清过，他写道“辩证法并不能使研究者们从对事实的艰苦研究中解脱出来，正相反：利用它正需要这样做”，但在托洛茨基这样的天才手中，辩证法的概念力量“赋予研究的思维弹性，协助它应对僵化的偏见，用无价的类推武装它，以基于谨慎的果敢教育它。”

　　辩证法与概念的灵活性


　　另一个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理解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对概念流动性的强调。比如，在下面的引文中，他探讨了形式与内容的“互换位置”如何提供一个可以观察辩证法思维力量的视角，以及它与用二律背反思考对立的鲜明对比。

　　

革命理论



　　这样，内容和形式的逻辑对立就失去了绝对的性质。他们自身发生了变化.内容从自身中创造出新的形式。换句话说，归根结底，内容和形式的相关性导致了量向质的转换。[18]
　　此处托洛茨基触及了一个主题，即概念的灵活性，辩证法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在这个主题中得以显现。列宁最后在病榻上留下的几篇文章，其中之一的核心正是这个主题。想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尤其是考茨基时，列宁写道：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65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 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19]
　　我们可以为列宁这段闻名于世的文字补充一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革命辩证法的卓越范例。托洛茨基发现，像考茨基之流的理论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间划定的旧有界线无法再在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中产生作用了。（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的要素不再可能由资产阶级实现，而是变成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托洛茨基在认识到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俄国革命就将具有这种混合性质之后，便果断地重新定义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两者必将相互渗透，否则革命就将无法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辩证法思维方式中概念的灵活性是马克斯·伊斯特曼唯一认同的品质。尽管伊斯特曼认为辩证法完全反科学而行之，他也认同辩证法在列宁这样的人手中仍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不受过去教条的影响。关于这点，伊斯特曼写道：
　　列宁的辩证法仅仅是宣布独立于固定概念统治的宣言。是他试图用以捍卫他自然地运用思想的权利的工具，尽管他关于思想概念的定义是不自然的。
　　……这就是辩证法的思维对列宁的意义。它意味着灵活性——与平庸的知性主义的“学究气”相对的，最大的灵活性。它意味着思想应被作为行为的工具，而不是机械地从思想中推演出的行动。[20]
　　伊斯特曼试图把辩证法独有的对机械的二律背反的反对立场融入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强调过程的基础之上。这种倾向在对辩证法抱以同情的杜威追随者中也很流行。[21]另一些对列宁不那么同情的评论家则认为列宁面对概念的灵活性仅仅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实用政治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几乎所有右翼人士和大多数“左翼”都将列宁所有的工作总结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对权力极度痴迷的政治人物的政治把戏，说他对任何原则都毫无忠诚。[22]不用说，这种说法在历史科学上来看引人厌恶，而且是对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庸俗化和严重扭曲。
　　在辩证法哲学的理解下，概念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倾向，随意变换自己的立场。相反，它包含了这样一种见解，即所研究的现象，出于它们自身的内在动力，通过决定性的否定，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然而，要确定任何过程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就需要仔细研究它的实际运动，不受托洛茨基所提到的“僵化的偏见”的阻碍。

　　作为辩证法思想家的托洛茨基


　　人们可能会认为，二十多年前《托洛茨基手稿》的出版会重新引燃世人对于托洛茨基著作的热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尽管托洛茨基作为一名卓越的实干家、列宁的战友和红军的缔造者被人铭记，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幸的是，《手稿》的出版对这种观点几乎毫无影响。《托洛茨基手稿》出版后评论界的一片沉寂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英文版列宁《哲学笔记》引起的轰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沉寂也助长了左翼知识分子对托洛茨基的偏见，他们继续贬低托洛茨基的理论贡献。斯拉沃热·齐泽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对托洛茨基的著作《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同情性的讨论时，他只是当然地简单认为，托洛茨基对1919-1920年世界革命可能性的预测是一种显示了他的“理论局限”的“幻想”，他甚至没有对此进行论证。他在脚注中对这一想法进行了补充，他写道，
　　另一更具体的理论局限性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不同，他坚持将早期的“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与后期的“坏”叛徒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他的反动的种子早已存在于他的早期“正统”中。[23]
　　然而，仔细阅读《托洛茨基手稿》就会发现，托洛茨基对达尔文以及原教旨达尔文主义者的“渐进主义”学说的批判中，本就包含着对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我们之前引用的关于灾难在地球和生命形式进化的重要性的文字实际上就摘自一篇关于考茨基的文章，这篇文章随后就是对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详细的讨论。
　　考茨基没有这种必不可少的革命生活经验。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接受，并将自己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校长，把它加以推广。他的运动在巴黎公社的溃败和第一次俄国革命之间的鸿沟上达到高潮。资本主义以一种全能的力量发展起来。工人组织几乎随之自动发展起来，但其“最终目标”，即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任务，却离运动本身远去了，它成为了纯粹的学术存在。因此伯恩斯坦有一句臭名昭著的格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什么都不是”。如果将其作为工人政党的哲学观念来看，它就是无稽之谈和陈词滥调。但是，如果将其作为战前四分之一世纪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内涵的真正反映，伯恩斯坦的这句话无疑鞭辟入里：日常的改良主义斗争已经具备了自给自足的性质，而最终目标还蜷缩在考茨基的公寓里。[24]
　　的确，与齐泽克对考茨基毫无历史意义的全盘否定不同，托洛茨基承认考茨基在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他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接受，并将自己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校长”不就是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吗？齐泽克“他反动的种子早就在他早期的‘正统’里完全潜藏着了”的表述又是如何做的呢？
　　将托洛茨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个更为让人震惊的批判则是在凯文·安德森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性著作、《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中。尽管这本书是在《托洛茨基手稿》出版的九年后即1995年才面世的，但后者在本书中只被提及了一次，而且并没有深入其实质的讨论。在安德森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其他重要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的一贯诋毁，甚至到了完全扭曲的地步。安德森对托洛茨基的诋毁主要是在他的脚注中进行的，如下面所举出的评论：
　　托洛茨基1914年之后的理论著作表明他在辩证法问题上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流放期间，他也从未认真地钻研黑格尔或当时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托洛茨基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这一点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哲学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著作现在以《1933-1935年托洛茨基的笔记关于列宁、辩证法及进化论的著作》[25]的形式（Trotsky's Notebooks，1933-1935: Writingon Lenin, Dialectics，and Evolutionism）出版,由菲利普·庞珀（Philip Pomper）翻译并写了导言（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26]
　　以上就是安德森唯一一处提到《托洛茨基手稿》的地方，可以看出，安德森毫无任何说明其内容的意图。相反，安德森的文字给人的印象仅是意在消除别人对他忽略《手稿》而批判托洛茨基理论工作的指控。如此对待《手稿》后，安德森仅做出了笼统的断言，即托洛茨基“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并且“从未认真地钻研黑格尔或当时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哪怕是稍微翻看过《手稿》，也应该知道“从未认真地钻研黑格尔”的指控并不成立。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阅读过卢卡奇的作品，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托洛茨基对列宁的《哲学笔记》已是烂熟于胸。关于这一问题，庞珀这样说道：
　　也许托洛茨基受过列宁《哲学笔记》的启发，这些笔记于1929年至1931年首次出现在《列宁集锦》（Leninskii sbornik）上，这是一部专门出版列宁著作的连载报刊。这种报刊托洛茨基几乎有一整套，在他流亡时随身携带的书本中，还有列宁的笔记本。托洛茨基在开始自己的黑格尔笔记时，甚至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了列宁独有的多语言注释。[27]
　　（安德森所说）托洛茨基没有读过《1844手稿》同样让人惊奇，它首次还是以俄语出版的，尽管这毫无任何证据。安德森对托洛茨基发出其“仍然坚持粗陋的形式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指控，但在他对托洛茨基这位理论家做出如此油嘴滑舌的批评前，或许要先直面托洛茨基对马克斯·伊斯特曼的实证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批判、对正统达尔文主义和考茨基的批判和托洛茨基的反还原论的方法论、他对是否需要“主观的辩证法”的讨论。大概安德森想说的是托洛茨基毕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如果一种既能佐证物理学和化学验证了辩证法，又使科学家的局限性得以暴露的理论爱好是所谓 “粗粝的……科学唯物主义”，那么安德森就是对的了。
　　安德森对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缺乏兴趣的指责在另一个脚注中呈现出滑稽的比例，他在脚注中引用了自己先前毫无根据的断言作为他的指控的证据。文字如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对黑格尔辩证法几乎没有兴趣[28]
　　接下来就是摘取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的一长段从革命领导者角度出发证明“直观”重要性的引文，托洛茨基的观点是，“理论和实践工作”本身都是不够的，革命领袖还必须能明判形势，知道何时应打破常规。这个关于书本知识和日常生活的不足的相当平常的陈述被安德森用来表明托洛茨基是一个相信某种神秘的内在感觉可以在革命形势下指点迷津的反理论家。在本段的后面一部分，安德森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另一段话来进一步佐证他的观点：
　　托洛茨基在写作《列宁》的过程中也将这一范畴应用于列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列宁也“需要我们称之为直观的神秘的创造力”。参见Trotsky，Lenin（New York; Blue Ribbon,1925），p.193。从黑格尔《逻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思维是康德二元论的典型实例。[29]
　　对于被安德森滥用的完全断章取义的引用，几乎没有必要加以评论。安德森的诡辩只因它的粗粝才引人注目。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站在辩证法革命立场上阅读《托洛茨基手稿》的人对于作为理论家的托洛茨基和辩证法的重要性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托洛茨基并非无可非议。也有些领域托洛茨基没有深入研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决定论”定义的讨论。他写道：

　　

目的论与决定论



　　一切主观主义流派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客观原因和主观目的的矛盾上的。决定论是客观因果关系的哲学。目的论是关于主观目的的哲学。企图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敌对的对立，或者把它们不拘一格地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无知的产物。目的是原因的一部分。目的论只是决定论的一个特殊部分。
　　说“主观目的”只是“决定论”的一个特殊部门，首先就回避了“决定论”是什么意思的问题。如果它的意思是“主观目的”表现出一种类似法律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为托洛茨基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主观辩证法”留下了余地。我们也可以认同“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托洛茨基在其他地方也如此写道：
　　……从物质生发出来的精神从物质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以其自我的规律——影响物质。[30]
　　问题在于，通常被认为是“决定论”的东西，恰恰与任何关于精神从物质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的观念相反。这是一个需要更多思考的领域，尽管托洛茨基强烈的反还原论将他从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后者沿着“决定论”的道路走下去，只是踏在了庸俗唯物主义的大地之上。
　　毫无疑问，说托洛茨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不如列宁在1914年那般深入是正确的。也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对逻辑学的研究在关于存在论的第一部分就中断了。这无疑与列宁在1914年和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环境的差别有关。虽然宏大的历史事件都把两人推到了对辩证法的研究跟前，但两人完成研究的可能性又有所不同。托洛茨基不得不把他的时间挪用到许多事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搭起一个新的革命国际。他本人也坦率承认，由于其他任务，他一度无法继续对黑格尔的研究。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显然认为他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研究在斯大林主义背叛之后对他重拾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当1939到1940间托洛茨基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沙赫特曼-伯纳姆派公开论战时，将这里的碎片化的手稿整合成一篇篇文章就不足为奇了。对托洛茨基来说，他一开始就因为这群像伊斯特曼一样开始贬低辩证法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改换确认了自己的看法之正确，即他们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已经失去了对革命的忠诚。从这个角度来看，《手稿》也可以被看作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与伯纳姆、沙赫特曼展开的大论战的前奏曲。

　　我们收录了托洛茨基的几部分手稿，其内容涉及了辩证法、演化论和心理学。我们按正确的顺序保留了庞珀对这几部分手稿的原始注解。



[1]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5diar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5diary-2.htm，列·达·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

[2] 列宁的笔记已收录进他的38卷英文全集中，布哈林的哲学笔记于2005年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Philosophical Arabesques----作者原注

[3] 见本书34页

[4] 见本书18页

[5] 译注：宗教说法，即相信未来将会有一个黄金时代。

[6] John P. Diggins, Getting Hegel out of History: Max Eastman's Quarrel with Marxism The American

[7] Quoted in Pomper, p.44. The original quotes are taken from notes Eastman wrote to himself at the time of these conversation and reproduced many years later in his autobiography, Einstein, Trotsky, Hemingway, Freud and Other Great Companions (New York: Collier, 1962), pr. 113.

[8] 见本书38页

[9]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冯川译，2009，贵州人民出版社，P019

[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赵立玮译，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P119-120

[11]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以断言宗教只是牧师们欺骗的结果而闻名。对伏尔泰来说，宗教是一种“胡说八道”的形式，而不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形式。----作者原注

[12] Quoted in Pomper, p.44. The original quotes are taken from notes Eastman wrote to himself at the time of these conversation and reproduced many years later in his autobiography, Einstein, Trotsky, Hemingway, Freud and Other Great Companions (New York: Collier, 1962), pr. 113.

[13] 见本书31页

[14] 直到不久之前，地球的主要地质特征都是通过漫长时间内逐渐积累的变化而形成的观点都一直被人们所接受。简而言之，就是由查理斯·莱尔首创、后来被达尔文采用的均变论理论。它被认为终结了莱尔的前任乔治·居维叶提出的灾难理论。新近的发现，比如6500万年前的K-T彗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和地球上大部分哺乳动物的大规模灭绝的事件，使灾难理论和莱尔备受诋毁的前任乔治·居维叶的声誉重新焕发。----作者原注

[15] 见本书30页

[16]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profiles/kautsky.htm，Trotsky, Portraits,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 30

[17] 译注：两人均为著名的生物学学者。

[18] 见本书31页

[19]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中央编译局，2017，人民出版社，P369

[20] Max Eastman, Marx and Lenin: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 (New York:Boni, 1927), 113-116.

[21] 西德尼·胡克最能代表那些试图调和杜威的工具主义和辩证法的实用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辩证法的公开性论战。在针对伊斯特曼的一篇书评中，胡克写道：
　　“事物和事实的流动性和判断的变化着的背景代表了辩证法的核心，而不是黑格尔用来修饰思想的陈旧术语。伊斯特曼先生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辩证法——当然是被修正过的——出现在〔杜威的〕实用主义逻辑中。”（Sidney Hook, “Marxism, Metaphysics and Modern Science”, review of Marx, 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 by Max Eastman, Modern Quarterly 4 (May-August 1928）:388-394. Cited by Christopher Phelps in his biography of Hook, Young Sidney Hoo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3）----作者注

[22] 这类对列宁的评价不胜枚举，但罗伯特·舍维斯的《列宁传》就可以很典型地代表这类观点----作者注

[23] Slavoj Žižek, Slavoj Žižek Presents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Verso, 2007), p. 179n1

[24]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profiles/kautsky.htm，Trotsky, Portraits, Personal and Political

[25] 译注：即我们所说的《手稿》

[26] 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2012，南京大学出版社，P156-157

[27] Pomper， 如上， p. 39

[28] 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2012，南京大学出版社，P225

[29] 如上

[30] 见本书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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