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自然界上的现象，被人拿来譬喻革命的，竟如此之恰当，以致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惯用的譬喻了，譬如说：“火山般爆发”“新社会的诞生”“沸腾点”之类。这里，在简单的文字形态之下隐藏着一些直觉地抓取来的辩证法的法则，即发展逻辑的法则。
武装暴动对于革命之关系，正是整个革命对于进化之关系；二者都是一种临界点，累积的量达到此点便爆发而成新质。但暴动本身并非一个匀称而不可分的行为，其中也有若干临界点，若干内部的危机和突进。
临到“沸腾点”以前那个短时期，即临暴动时期，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异常重要的。物理学上说：有规则增高的温度忽然停止增高了，液体在某一时间内保持着一种不变的温度，然后吸收了一定量的补充热才沸腾起来。俗语在这点上也来帮助我们；爆发以前那种假安静和凝注，俗语便称之为“暴风雨前的平静”。
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大多数毫无疑问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时候，沸腾的温度好像已经达到了。恰在这个时候，列宁宣布必须立即暴动。然而令人惊讶的，乃是暴动此时还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工人尤其士兵，还需要吸收一定量的革命能。
在群众，并没有言行间的矛盾。但即使是一次简单的罢工，要从言到行，也不可避免地有内心的磨擦和分子的聚散，这些人走向前去，那些人退缩下来，——何况是暴动。一般说来，国内战争在其开始时候总要显露出非常缺乏决心的特性。两个阵营在同一国土之内胶黏着，不能自拔于自己的周遭，其中有中间阶层和妥协派的倾向。
在下层群众之中的暴风雨前的平静，指示领导层方面有一种重大的惶惑。在比较和平的准备时期，——革命有其休憩的时期，正如战争有其休憩的日子一般，——成立起来的机关和组织，即使是最有锻炼的党的，也要表现不胜任于或不完全胜任于暴动任务：一种变动，一种调整，是最危急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们虽然已投票赞成苏维埃政权，却非个个都渗透了这个思想，即认为：武装暴动已成目前的任务了。必须以最少可能的震动使得他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为的转变苏维埃为暴动机关。在那业已成熟的危机条件之下，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几个月，也不需要好多星期。但是恰当这最后几日，最危险的事情乃是脚步过于着急了，乃是于苏维埃尚未有决心之前下令大跳跃，乃是惹起自己内部的混乱，使党脱离了苏维埃，即令仅仅脱离了二十四个钟头。
列宁三番四覆地说：群众比党左得多，党也比它的中央委员会左些，对于整个革命来说，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但即使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也有深刻的内部摇动。在四月，在六月，尤其在七月初，工人和士兵不耐烦地推动党走上坚决行动道路。七月打击之后，群众谨慎得多了。群众同以前一样要一个暴动，甚至更甚于以前。但指头被火烧了一阵以后，群众害怕再来一个失败。在七八九三个月当中，党天天抑制工人和士兵，而科尔尼洛夫派反而用尽种种方法唆使他们上街来。最后几个月的政治经验，大大发展了制动中心，不仅在领导者方面，而且在被领导者方面。另一方面，这种鼓动的屡次成功也培植了倾向于观望的人的惰性。对于群众，新的政治转向已经不够用了；群众需要心理上的改造。革命党的领导愈加符合于客观局势的趋向，则暴动亦愈加广泛地吸引群众。
从准备暴动的政策过渡到暴动的技术，这中间的困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但本质上到处是一个样的。穆拉洛夫记载，在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军事委员会之中，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夺取政权；然而“当具体解决如何夺取政权问题时候，则不能成立一个决议”。最后的关键一环，还没有。
正当彼得格勒闹着撤退卫戍军那几天，莫斯科则在不断罢工冲突的空气之中过生活。由于工厂委员会起意，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提出了一个计划：以苏维埃法令解决经济冲突。预备步骤费了不少时间。直至10月23日，莫斯科苏维埃机关才通过了“第一号革命法令”：工厂里工人和职员，从此非经工厂委员会同意不能招募或解雇。这是表示苏维埃开始以国家政权身份而行动了。照起意者的用意说，政府必然要抵抗，而此抵抗必然更加密切地团结群众于苏维埃周围，并造成一个公开冲突。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出来，因为彼得格勒暴动给予莫斯科，如同给予全国各地，以一个更迫切得多的暴动理由；必须立即赞助那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
采取攻势的一边差不多都爱装做采取守势的。一个革命党都爱作合法的掩饰。即将开会的苏维埃大会，事实上是一个暴动大会，但在全国民众眼中同时也是最高权力的主人，即使没有全部最高权力，至少也有一大半事情是：双重政权之中，这个权起来暴动反对那个权。革命军事委员会把大会当作政权所出的源泉，预先向之控诉政府准备谋害苏维埃。这个控诉是从局势本身产生出来的。政府既然不肯不战而降，就不能不准备自卫。但以此它就被告阴谋反对工兵农最高机关。政府反对那要推翻克伦斯基的苏维埃大会时候，就是侵害了克伦斯基所从出的权力源泉。
若认为这里面是一些法理上的细节，是民众所不关心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革命的根本事实正是以这个形态反映于群众意识之中的。必须彻底利用这条非常有利的链锁。革命的领导者，赋予那些不愿离开兵营到战壕去的士兵的很自然的愿望以一种政治上大意义，同时又动员卫戍军来保卫苏维埃大会；在此时候领导者绝不为了暴动日期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日和时的选择依赖于以后冲突的进行。行动自由是属于最强者方面的。
“先打倒克伦斯基，然后召集大会，”列宁三番四次地说；他害怕人家拿一种宪政的把戏来代替暴动。列宁显然没有时间来估量一个新因素的价值，这个因素新入于暴动准备之中而改变其性质，——这就是：彼得格勒卫戍军和政府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如果苏维埃大会要来解决政权问题，如果政府要分散卫戍军为了阻止大会变成政权，如果卫戍军不等待苏维埃大会就拒绝服从政府，——那根本上就表示暴动业已开始了，并未等待苏维埃大会，虽然在大会权威掩护之下。由此可见，政治上将暴动准备从苏维埃大会准备分开，是不对的。
要明了十月暴动诸特点，最好拿它同二月暴动相比较。作此比较时，并不在于同他种情形一样，列举种种相类似条件；确实是相类似的，因为这二次都是发生于彼得格勒：同一斗争场，同一社会对比，同一无产阶级，同一卫戍军。二次胜利都是得自这个事实，即是卫戍军大多数走过工人方面来。但在这些根本的共同点范围以内，又有何等惊人的差异！这二次彼得格勒暴动，在相隔八个月时间，以其差异互相补充，好像是天造地设为了帮助人家更容易了解一般暴动的性质的。
人们说二月暴动乃是自发的暴动。为这定义，我们已经在适宜的地方作一切必需的保留了。但无论如何，二月时确是没有人预先指示暴动道路的；工厂和兵营里面没有人表决革命问题，上面也没有人号召暴动。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恨突然爆发出来，在很大限度底下对于群众自己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十月时就完全不同了。八个月长久，群众经过了一种紧张的政治生活。群众不仅造成事变，而且学会了了解事变之间的联系，每次行动之后，群众都用批评的态度去估计行动结果。苏维埃议会制度变成了群众政治生活的日常机构。人们既然以投票手段解决罢工问题，示威问题，派遣军队往前线问题，那么群众肯不独立地来解决暴动问题么？
然而从二月革命得来的这个不可估价的而且唯一的胜利品，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如果不在苏维埃之中正式提出暴动问题，即如果不公开讨论暴动，而且在敌营代表参加之下讨论暴动，——那便不能以苏维埃之名号召群众战斗。显然必须设立一个特别的苏维埃机关，尽可能戴上假面具，来指挥暴动。也需要走着民主的道路呀，——占了这条道路的一切便宜，同时也带着这条道路的一切迂缓。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是10月9日通过的，直至20日才能确定施行。然而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利用苏维埃多数，并设立一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那一定要激起无党派分子的不满。不用说社会革命党左派和若干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反对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服从他们的党的决议，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无异议的。至于无党分子和社会革命党左派，则更加不能遵守什么纪律，要求他们事先决议一定日子举行暴动，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简单地在他们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不谨慎的。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只能一天比一天加重局势，使得冲突不能避免，以此拖着群众往暴动走去。
在此情形之下，直接以党之名号召暴动，不是更简单些么？如此行动有重大的便宜，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其不便宜之处也是一样的明显。党很正确地倚靠的那几百万人中，必须区分为三个层次：一层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形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另一层人，人数较多，只当布尔什维克派经过苏维埃而行动时候才拥护他们；第三层人则跟着苏维埃走，不管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
这三层人中间，不仅政治水平线不同，而且有一大部分连社会成分也不同。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的，首先是产业工人，——以彼得格勒世袭的无产阶级为首。布尔什维克派有了苏维埃合法保证，才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是大多数士兵。不管苏维埃之中是否布尔什维克派大占势力，总是跟着苏维埃走的，是工人阶级中最保守的部分，过去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害怕脱离其余的群众；是军队中最保守的分子，连哥萨克在内；是脱离了社会革命党领导而依附于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农民。
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和这党领导的苏维埃的力量混为一谈，那是显然错误的，后者比前者大得多多。然而若无前者则后者变为毫无力量，这里是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乃是从革命时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它的狭小的组织把手中间必然的不相配称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配得恰好的杠杆使得一只手能够举一个超出人力很远的重量，但若无此活动的手，则杠杆不过是一根死木头而已。
九月底，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地方会议时，一个代表说道：“在耶里也夫斯克，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是无人能与抗衡的，……可是党的组织本身则很弱，差不多没有人重视，没有经常的登记，也没有缴纳党费。”影响和组织之间不相配称虽非到处如此显著，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广大群众知道了布尔什维克派口号和有了苏维埃组织。这种口号和组织直至九、十月间才被群众确定地接合一处了。人民等待着要知道苏维埃将指示于何时实行布尔什维克纲领及如何实行这个纲领。
党自己有计划地以此精神教育群众。当基辅传播准备暴动的风声时，布尔什维克派执行委员会立即出来辟谣：“没有苏维埃号召不应作任何行动，……没有苏维埃切勿出来！”10月18日，托洛茨基否认22日暴动谣言时，也说：“苏维埃是个选举出来的机关，……不会有什么决议为工人和士兵所不知道的。……”这一类的论调每日重复着，而且被实际行动所证明了在民众意识之中生下了坚固的根。
据少尉倍尔精所记载的，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在莫斯科开军事人员会议时，代表们宣布道：“奉了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号召，军队是否肯出来，是很难说的。但若苏维埃来号召，则多半大家都会出来。”可是莫斯科卫戍军从九月起就有90%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派了。10月16日彼得格勒会议时，波基以党委员会之名报告：在莫斯科区，“人们得到苏维埃号召就要出来，但非得到党号召”。在尼夫斯基区，则“大家都将跟着苏维埃走”。伏洛达斯基立即以如下的话概括彼得格勒的情绪：“一般的印象是谁也不着急到街上来，但若苏维埃号召则大家都要出来的。”鄂尔嘉·辣维趣补充一句说：“有些人表示，党号召，他们也要出来的。”18日，彼得格勒卫戍军会议时，代表们报告：他们所代表的团等待苏维埃号召就要出来。没有人说起党，虽然许多的队伍是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着。在兵营之内为要维持一致，只有以苏维埃纪律将同情者、动摇者和半敌视者联系起来。手榴弹团甚至宣布他们只能依苏维埃大会命令而行动。鼓动者和组织者，在其估量群众情绪之时，每次都要分别苏维埃和党，——这个事实就已表明此问题从号召暴动观点来看是如何重要的了。
汽车兵弥特列维趣记载，在一队运输汽车中，通不过赞助暴动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派于是作一个妥协的提议：“我们既不出来拥护布尔维克派，也不出来拥护孟什维克派，但……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一切命令，我们毫不稽迟执行的。”运输汽车队里布尔什维克派，小规模地应用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用的那种遮饰策略。弥特列维趣并非说理，而是记事，——他的证言只有更加能使人相信的！
以党直接领导暴动之尝试，没有一处有结果。现在保留有一个人的证言，非常之有意义的，关于在纺织工业要地金希马准备暴动的事情。当莫斯科地方暴动已经提出于议事日程时候，在金希马的党委员会便选举了三个人组织一个叫做“执政”——不很明白为什么取这个名称——特别机关，来审查武装暴动的军事力量，手段和准备。一个“执政”写道：“然而必须说，这选出的三个人似乎没有做出大事情。事变走上一条有点不同的道路。……地方的罢工完全把我们吸引了去，到了紧急时候，组织中心便移到罢工委员会和苏维埃去了。……”在外省运动小规模内也重复了彼得格勒同样的事情。
党推动苏维埃，苏维埃则推动工人，士兵，甚至农民。得之于质量的，便失之于速度。倘若把这架传达机器设想为一些齿轮组成的系统，——在另一个机会和另一个时代，列宁曾使用这个譬喻——则人们可以说，若着急地图谋将党的轮子直接同群众大轮联结起来，则有打断党轮轮齿的危险，仍未能推动充足的群众前进。
然而相反的危险仍是同样实在的，——即是因苏维埃系统内部磨擦结果而放过了一个有利的局势。理论上说，最有利于暴动的顷刻归结于时间上的某一点。问题自然并不在于实际上去捉住这个理想之点。暴动可以在一条上升曲线上，快升到理想的顶点时发展成功，但也可以在一条下降曲线上成功，倘若势力的对比尚未曾根本改变的。代替“一个顷刻”的，往往是一段时间，可以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来计量。七月初，布尔什维克派就可以在彼得格勒夺得政权。但是在此情形之下他们不能保持政权。从九月半起，他们已经可以希望不仅能夺得政权而且能保持政权了。倘若布尔什维克派延迟至十月末以后才暴动，那他们多半还可以于一定时间之内补救以往的过失，虽然远非一定能补救。在某种条件之下，人们可以假定暴动的政治前提存在于三个月或四个月中间，譬如说从九月至十二月：这些前提已经成熟了，但尚未至于脱落。确定这个范围，在事后比在行动当时更容易些。党在这个范围内有某种选择自由，因之造成那些不可避免的，有时很激烈的，属于实际性质的争论。
列宁提议在民主会议那几日内就举行暴动。九月底，他认为凡有延缓都是危险的，甚至致命的。他在十月初写道：“等待苏维埃大会，这是幼稚的可耻的把戏，这是玩弄形式，背叛革命。”然而在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之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对此问题作纯粹形式的顾虑。譬如季诺维也夫要求联合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开一个预备会议时候，他并非在形式上找寻一种认可，而是简单地希望外省代表能在政治上赞助他去反对中央委员会。但事实是这样：党依靠于苏维埃，而苏维埃又上告于苏维埃大会，因之在这个暴动日期问题上造成一种不确定因素，使得列宁非常担忧，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何时号召问题，是同谁来号召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在列宁看来，以苏维埃名义来号召暴动，其便宜处是太明显了。但他比别人更先看出来这条路上能发生的困难。他身居远处更不能不害怕那些起障碍作用的分子，在苏维埃上层机关中所占的势力，远比在中央委员会中占的势力，更强大些，——他早已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太不坚决的了。关于究竟由苏维埃或由党来开始的问题，列宁意见常常改变，但起初几个星期他是决然倾向于党的独立起义的。这中间毫无原则上不同之处：事情乃是在同一个基础，同一个目的之上以二种不同方式处理暴动问题。然而究竟是二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列宁的提议：包围亚历山大戏院和逮捕民主会议，——乃是以此事实为前提的，即：并非苏维埃领导暴动，而是党直接号召工人和士兵起来暴动。一定是这样的。若要苏维埃通过这个计划，那是绝对不能想像的。列宁完全明白，他的主张，即使在党的上层领袖当中也要遇着障碍。他预先教民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不必贪求人数”：上头若是坚决行动，则人数可以得到下层的保证。列宁这个大胆的计划，无疑占有迅速而突兀之便利。但太使党露面了，在某种限度之下党有同群众对立的危险。甚至彼得格勒苏维埃，突然加入暴动一遇挫折也能够丧失了其中布尔什维克派多数地位，——这地位还是不很稳固的。
10月10日的决议案教党的各地组织凭暴动观点去实际解决一切问题：至于作为暴动机关的苏维埃，则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案毫未提起。16日会议时，列宁说：“事实证明了我们对于敌人占优势。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可以开始呢？”从列宁嘴里说出来，这个问题毫无修辞学的意义。他的本意乃是说：中央委员会既然能够立即发出信号，又为什么要空耗时间去适应苏维埃那架复杂的传达机器呢？然而列宁提出的决议案此次则以如下几句话做结束：“信任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能于适当时候指示行动的有利时机和合宜方法。”这里，在党之外提到苏维埃，而且关于暴动日期也说得更委婉些，——这乃是列宁经过党的上层领袖而感觉到群众抵抗力的结果。
第二天，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论争时候，列宁总括前一日的讨论说：“大家都同意于此点，即是得到苏维埃号召，而且为了保护苏维埃，工人一定要出来的如同一个人。”这话意思是说：虽然大家不是同他，列宁，一致，认为可以以党之名出来号召，但大家都同意了可以以苏维埃之名出来号召。
24日晚上，列宁写道：“谁应当拿取政权呢？这个问题在目前是不重要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拿取政权，‘另一个机关’也可以拿取政权，它宣布它将来只能将政权交付于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人。……”这“另一个机关”，这几个字用谜样的括弧括起来，在阴谋者的用语说来，就是指：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列宁这里又提出他的九月间的建议：苏维埃的法制若阻止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拿暴动的既成事实置于苏维埃大会之前时，则我们便以中央委员会之名直接行动。
这个关于暴动日期和方法之斗争，虽然经过几个星期长久，但参加的人并非个个都明白这个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斯大林在1924年写道：“列宁提议由苏维埃拿取政权，——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维埃，——而非在苏维埃背后拿取政权。托洛茨基为什么需要这个关于列宁的传说呢，——这个更甚于怪异的传说？”又说：“党承认列宁为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种种布朗基主义都无缘分。……”至于托洛茨基，则他代表的“并非伟人列宁，而是一种侏儒布朗基主义者。……”不仅是布朗基主义者，而且是侏儒！事实上，以谁之名举行暴动及于谁之手交付政权，——这个问题绝不能预先由某种学说来决定的。在暴动的一般条件之下，实行暴动问题就成了一种实际的艺术问题，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手段来解决。中央委员会的争论，在这一部分上说，好像总参谋部那些军官间的争论，——他们同受一种军事学说的教育，对于整个战略局势的判断也是一样的，但为了解决最切近的问题，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固然是异常重要的问题，但终究是属于部分的问题。这里若是缠到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问题去，那不异于表示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得布朗基主义。
包克洛夫斯基教授甚至否认“苏维埃或党”问题的重要性。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士兵绝不是形式主义者，他们无需要一个苏维埃大会来推翻克伦斯基。如此提出问题虽是很俏皮的，但有一点未曾解释明白，即是：党既然够用了，为什么又来设立苏维埃呢？教授接着说：“很奇怪的，这样努力使得一切差不多都是依照法律而成就的，而其结果从苏维埃观点看来并不合法，——到了最后顷刻，政权并非由苏维埃拿去的，而是由一个特意成立的显然‘非法的’组织。”包克洛夫斯基引证：托洛茨基不得不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而非以苏维埃之名，宣布克伦斯基政府业已不存在。出人意料的议论！革命军事委员会乃是苏维埃的一个机关，由选举产生出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中占的领导地位绝不违反苏维埃的法制，——教授嘲笑这个法制，但群众则很重视它。人民委员会议也是特意成立的组织，但这并不能阻止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机关，连人民教育委员会助手包克洛夫斯基自己在内。
暴动可以保持在苏维埃法制基础之上，甚至一大部分还可以保持在两重政权传统里面，主要地因为未曾暴动以前彼得格勒卫戍军就差不多全体服从苏维埃了。在好多回忆录，纪念论文和初期历史著作中，这个事实就被视为无可争辩的，而且被无数文件所证实了。“彼得格勒的冲突，为了卫戍军命运问题而展开着”，——关于十月暴动的第一本小册子就是这样说的。这本小册子，是本书著者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会馀暇时候根据新鲜的回忆写成的，好多年间被党视为一种历史教科书。暴动的直接组织者之一，萨多夫斯基，说得还更明白：“整个十月运动藉以发起和组织的那个根本问题，乃是彼得格勒卫戍军各团被调离首都开往北方前线去的问题。……”暴动的直接领导者，参加过集体谈话为了恢复事变进程真相的，没有一个想起要反对或纠正萨多夫斯基说的这几句话。直至1924年之后才有人忽然发现托洛茨基过于重视农民性的卫戍军，以此减轻了彼得格勒工人的意义。这个科学的发现很可以补充另一个控告，即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
几十个青年历史家，以包克洛夫斯基为首，最近几年向我们解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他们气愤起来，看见我们在说起士兵的文字之中未曾说起工人；他们教训我们，说要分析事变的真实进程，而不要背诵教科书。这个批评结果，由包克洛夫斯基总括为如下几句话：“托洛茨基虽然明白知道武装行动是由党决定的，……为了行动而找出来的一切借口虽然显属于次要性质，然而他总是将彼得格勒卫戍军看作居于全幅书画的中心，……好像没有卫戍军便说不到暴动。”对于我们的历史家，重要的只是关于暴动问题的“党的决定”；至于暴动如何发生，则“属于次要性质”：总能找到一个借口的。包克洛夫斯基称为“借口”的，即是征取军队的手段，即是解决整个暴动命运所维系的问题的手段。毫无疑问，即使没有因撤退卫戍军而冲突，无产阶级革命仍是要发生的：这一点，教授是对的。但那将是另一个暴动了，那将要求一个不同的历史叙述。可是我们注目的却是实在发生的事变呀。
赤卫队组织者之一，马辣霍夫斯基，——他后来成了赤卫队历史家，——在他那方面坚持此点，即以为武装工人与那半消极的卫戍军有别，正是武装的工人在事变之中表现创意力，果敢和顽强。他写道：“赤卫队，在十月暴动时候，占据了政府机关，邮政局和电报局；战斗时站在前列的，也是他们……”这一切是无可争论的。然而不难明白，如果赤卫队能够轻易地“占领”各机关那只因为卫戍军与他们一致，赞助他们或至少不反对他们。正是这个决定了暴动的命运。
如果只问：对于暴动，究竟是工人重要呢，还是士兵重要呢？——那就是表示人家的理论水平如此可怜，简直没有讨论之余地。十月革命乃是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夺取政权。但最后决定斗争胜负的，还是农民。这个一般的图式适用于全国范围，但在彼得格勒获得最完满的表现。在首都，这就给了暴动以一种性质：迅速一击，使得牺牲者数目最少。这是革命阴谋，无产阶级暴动和农民性卫戍军自救斗争，三者相配合。党领导暴动，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工人武装队构成打击的拳头：但斗争胜利，则取决于那个笨重的农民性卫戍军。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二月暴动和十月暴动的对照才是非做不可的。帝制被推翻之前，对于双方，卫戍军都是一个大未知数。士兵自己还不知道他们对于工人暴动将取什么态度。惟有总罢工才能建立一个必需的地盘，让工人和士兵群众相碰头，为了在行动上考验士兵，使士兵站到工人方面来。这便是二月间那五天之中戏剧般的内容。
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前，卫戍军广大多数则已公然站在工人方面来了。政府觉得，在它的所在地，比在全国无论何处，都更孤立的：政府之图谋逃走，并非没有道理的。然而仇视政府的首都不放它走。政府无结果地尝试着，要将革命的各团调出首都去，以此确定地葬送了政府自己。
若是单单拿克伦斯基个人的品性来解释他消极对待暴动的政策，那是非常肤浅的。克伦斯基不是孤独的。政府之中有些人物，如帕钦斯基，并不缺乏魄力。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也很明白，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将断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然而所有的人，无论分开的或合拢的，都麻痹了，都同克伦斯基一般陷于麻木不仁状况，——如同那样的人，虽然危险当前却不能举起手来救护自己。
工人和士兵的联欢，十月时并非从公开的街道冲突之中产生出来的，如同二月时的情形，——乃是先暴动而发生。这次布尔什维克派所以没有号召总罢工并非因为遇着什么障碍，而是仅仅因为他们不见有罢工需要。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之前就自觉是时局的操纵者了；它知道卫戍军各部队的景况，其情绪及其内部的结合；它每日接到报告：不是官样文章，而是表现真实事态的；它随时都可以遣派全权的特派员到任何一团去，叫脚踏车传达一个命令；它可以用电话将某团委员会召来，或命令某连出来服勤务。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军队说来，处的是政府司令部地位，而非阴谋司令部地位。
不错，国家的指挥机关仍旧操在政府手里。但这些机关物质基础已被侵夺了。各部机关和各司令部都是悬挂在空虚之上。电话和电报继续替政府服务。银行亦然。但政府已没有必需的军事力量来保持这些机关在它手里了。冬宫和斯摩尼学院好像掉换了地位。革命军事委员会迫得那个虚影政府处于这样的地位，使它非破坏卫戍军不能有所动作。可是克伦斯基图谋打击卫戍军，每次只有加速他的末日到来罢了。
然而暴动任务还是未曾完成。钟表的发条和全部机件都落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手里了，但还缺少字盘和指针。没有这些零件，整个钟表毫无用场。不能操纵电报电话，银行和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就不能统治。革命军事委员会操纵了政权的差不多一切的前提和因素，但没有操纵政权本身。
二月间，工人并不想夺取银行和冬宫，只想打破军队的抵抗。他们并非为了争取某些指挥机关而斗争，而是为了争取士兵灵魂。在这方面已经得胜之后，所有其他问题便自然而然解决了：帝制政权一经失去了它的禁卫军，连它的宫殿和司令部都不想去防守。
十月间，克伦斯基政府早已失去了士兵灵魂，无法挽回，但还紧紧抓住指挥机关。司令部，银行，电报，电话，在它手里不过是政权的招牌罢了。到苏维埃手里来，这些机关便可保证全部占有政权。这便是临暴动之前的局势，这个局势决定了最后二十四个钟头的行动形态。
差不多没有示威，没有街道战斗，没有障碍物，没有一般认为暴动的事情：革命无需要解决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夺取政府机关，可以依照一个计划，靠相当少的武装队伍，由一个唯一中心来实行。兵营，营垒，仓库总之一切有工人和士兵活动的机关，都可以用各自的内部力量来夺取的。但是冬宫，预备国会，军区司令部，各部衙门，军官学校则不能由内部来夺取。电话，电报，邮政，银行亦然：这些机关的雇员，在一般势力配合之中虽不占重要地位，却是机关内部的主人，而机关之外防守得很坚固。这些高级官僚机关必须从外面侵进去的。这里，政治手段的夺取便让位于暴力的夺取。但因军事基础被人占去，使政府差不多不能抵抗，所以这些最后的政府机关之夺取，一般也是没有发生冲突的。
不错，事情仍不是无须战斗就能解决的：必须攻占冬宫。但正因为政府抵抗仅限于防卫冬宫这个事实，就明白决定了10月25日在斗争发展上的位置。冬宫成为一个政制的最后堡垒，这个政制在其八个月生命之中政治上已经破产了，在最近二个星期内又确定地解除了武装。
阴谋原素，——所谓阴谋乃是有计划及有集中领导之意，——在二月革命中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这首先是由于各派革命组织在帝制和战争重压之下无力和散碎。如此只有更加重了群众的任务。暴动者并非一些蚱蜢[1]，他们有其政治的经验，有其传统，有其口号，有其无名的领袖。但是暴动之中散漫的领导分子即使足够推翻帝制的，但不足够给予胜利者以其自己胜利的果实。
十月间，街道上平静，没有群众，没有战斗，——遂使敌人足以借口说起什么寥寥少数人的阴谋，什么几个布尔什维克派的冒险。自从暴动以后，几日，几月，甚至几年，人们三番四次说着这样的话。显然是为了替无产阶级暴动辩白，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10月25日写道：“彼得格勒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出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旗帜之下拥挤着彼得格勒街道。”御用的历史家忘记了说明：革命军事委员会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号召群众到街上来，群众在街上又做了什么事情。
二月革命由于强点和弱点相配合，遂被人理想化了，被人当作全国民的事业，拿来同十月暴动对比，——十月暴动则被人当作一个阴谋。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派到了最后顷刻能够使那夺取政权的斗争化为“一个阴谋”者，并非因为他们是寥寥几个人，反而因为他们背后，在工人区和兵营里面，有广大多数的群众，很有团结，组织和训练。
必须莫将眼光限于最后一环上，才能恰切了解得十月暴动。二月底，那盘暴动之棋从第一着下至最后一着，即下至敌人溃败为止。十月底，主要部分棋局已经着过了，到了暴动那一日事情只限于解决颇为狭小的问题：二步杀将。所以必须将暴动时期从10月9日算起，那日开始了卫戍军的冲突，——或从12日算起，那日决议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包围的行动足足有二个星期长久。最剧烈的部分延长了五天至六天，即从革命军事委员会诞生时候算起。在这全部时期中，几十万士兵和工人直接行动着，形式上是守势的，实质上是攻势的。最后的阶段，——在此阶段之中，暴动者决然抛弃了双重政权那些传统形式，及其可疑的合法性和守势的门面话，——恰恰占二十四个钟头：从25日早晨二点钟到26日早晨二点钟。在这一小段时间内，革命军事委员会公然使用武器，为了占领全城和逮捕政府。参加这个行动的，一共只有为实行一个有限的任务所需要的力量：至多不过二万五千至三万人。
一位意大利作家著了好多的书，不仅有关于《太监之夜》的，而且有关于国政上最高明问题。他于1929年间，来游苏维埃的莫斯科，把他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一点事情纠缠在一起，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本《论政变技术》的书。这位作家的姓，Malaparte（马拉巴特），使人很容易拿来同一个政变专家的姓相区别的，——这另一个专家的姓叫做Bonaparte（波拿巴特）。[2]
据马拉巴特说：与那依据1917年俄国社会政治条件的“列宁战略”相反，“托洛茨基策略则与国内一般条件毫无联系的”。这位作家假冒托洛茨基的口回答列宁的关于暴动的政治前提之顾虑说：“你的战略太需要顺利环境了：暴动无需乎这一切。暴动自己就是足够的。”再难于设想比这话更荒谬了。马拉巴特屡次说：十月胜利并非出于列宁的战略，而是出于托洛茨基的策略。这个策略现在还威吓着欧洲诸国的安宁。“列宁的战略，可见对于欧洲诸政府并无直接的危险。欧洲政府的真实的——而且不断的——灾祸，乃是托洛茨基的策略。”以下的话还更具体些：“即使是庞加莱[3]立于克伦斯基的位置，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派政变还是要成功的。”如此说来，则那依据历史条件的列宁战略有甚用处呢，倘若托洛茨基策略不顾环境如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须说一句：这本大著已经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了。有些政治家显然在这书中学习如何来扑灭革命。我们敬祝他们学习成功。
直至现在还没有人来批评10月25日那些纯粹军事性的行动。苏维埃文献中为这问题而写的，并非属于批评的性质，而是属于纯粹恭维的性质。拿来同那些不肖门徒的著作相比较，甚至苏汉诺夫的批评也是以细心观察事实为其特长的，——虽然其中有种种的矛盾。
苏汉诺夫判断十月暴动的组织，于相隔二年之间发表了二种意见——二种正相反对的意见。在关于二月革命的一本书中，他说：“将来，我要根据个人的回忆来描写那个照乐谱演奏的十月暴动。”雅罗斯拉夫斯基差不多照文字抄袭了苏汉诺夫这个判断，他说：“彼得格勒暴动准备得很好，党好像拿着一张曲谱来演奏的一般。”克罗德·安涅——这个怀敌意的观察者，观察得很细心，虽然不大深刻，——说得似乎还更坚决些：他大意说：“11月7日政变不能不令人钦佩。没有一个失策，没有一个破绽，政府来不及叫一声：‘哎呦！’就被推翻了。”反之，在关于十月革命的一本书中，苏汉诺夫则叙述斯摩尼如何“暗中摸索着，很谨慎地又很混乱地”进行肃清临时政府的工作。
在第一个判断和第二个判断之中，都有夸大处。但从比较广大的观点看来，可以说，这二个观点，无论如何相反的，都有事实做根据，十月暴动的有计划性特别是出于客观的关系，出于全部革命的成熟，出于彼得格勒在全国占据的位置，出于政府在彼得格勒占据的位置，出于党以前的全部工作，最后出于正确的暴动政策。但还留着一个军事技术问题。在这问题上，有不少部分的谬误；如果整个凑合来看，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种暗中摸索的印象。
苏汉诺夫不止一次指出斯摩尼在军事方面之没有防卫，连暴动前最后几天也是没有防卫的。直至23日，暴动司令部也的确未曾比冬宫防守得更好些。革命军事委员会保证它的安全，首先在于巩固它与卫戍军的联系，以及经过卫戍军能够监察敌人一切的军事动作。从军事技术观点上看，革命军事委员只不过比政府提早二十四小时采取比较认真的步骤。苏汉诺夫很有把握地说：在23日白天以及23日至24日的夜里，政府若是先下手就可以占领革命军事委员会：“好好的五百名一队兵，就完全足够肃清斯摩尼及其整个内容。”这是可能的。但第一，政府要做这事情，必须有决心，有胆量，即必须有一种绝对与它的本质相反的性格。第二，又必须有“好好的五百名一队兵”。哪里有这样的一队兵呢？完全用军官编成的么？我们在八月底已经认识了那些军官，那些扮演阴谋者角色的军官：必须到那些夜总会去寻找他们。妥协派那些战斗队伍都瓦解了。在军官学校中，每遇重大问题都要发生分化和结合。哥萨克方面还更糟。若是从各方面选择来编成这个队伍，那就未曾编成以前早把计划泄露了。
然而即使有这样的一队人存在，也是没有决胜负作用的。在斯摩尼面前第一枪一响，工人区和兵营里就要造成吓人的回声。那时，白天和黑夜，时时刻刻，都将有几万武装或半武装的人跑来援助那受威吓的革命中心。最后，即使革命军事委员会被攻下了，也不足以拯救政府。列宁在斯摩尼围墙以外，同他相联络的还有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彼得·保罗堡垒之中存在着第二个司令部，曙光号上有第三个司令部，其他司令部又存在于各工人区。群众不会没有人领导的。工人和士兵，无论行动如何迟缓，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胜利的。
毫无疑问，为军事上谨慎起见，若干辅助的实施，可以而且应该于几日之前采行。在这点上说，苏汉诺夫的批评是正确的。革命的军事机构，行动笨拙，迟缓和疏忽；而总的领导又太倾向于拿政治去代替技术。列宁的眼睛太少看看斯摩尼情形，别的人又还未曾学习好。
苏汉诺夫也是对的，他说：二十四夜或二十五早晨去夺取冬宫，要比二十五日下半日以及夜里，无比地更容易得多了。冬宫及其旁边的司令部房屋，那时还是由军官生素常队伍防守着，出其不意地加以攻击，差不多一定会攻下来的。克伦斯基早上坐着汽车动身，并未遇着障碍，——这个事实就够证明冬宫并未曾被人认真监视着。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监视临时政府之责，委托于斯维尔德洛夫，以辣舍维趣和布拉贡拉伏夫副之，——不错，这是太迟的决定：24日才决定！斯维尔德洛夫头脑早已忙糊涂了，他是否进行这个新职务，也成为疑问。这个决定虽然写在会议记录上面，在那狂热的几个钟头内也许被人忘记了。
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不顾一切事实表现，总是过分重视政府的军事资源的，尤其过分重视冬宫的防卫力。即使直接指挥围攻的人知道了冬宫内部力量也会害怕：冬宫一发警号，军官生，哥萨克，突击队等就要跑来援助。夺取冬宫计划是照广大行动规模拟成的：非军人或半军人来解决一个纯粹属于军事性问题时，总是倾向于战略上的过分细致。除了过分的迂腐以外，他们实行时又不免表现一种显著的无能。
夺取冬宫时候各方面的不对头，——这也可以相当地拿主要领袖的个人性格来解释的。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奥夫先珂，楚诺夫斯基，都是英勇型人物。但总之，他们绝不是有系统的方法和经训练的思想的人物。博德魏斯基在七月事变中如火焰一般热烈，此时则变成谨慎得多了，甚至也对于临近的前途怀疑得多了。但根本上他还是那样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实际的任务，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越出那些已定的界限，扩大计划，什么都牵连在一块，凡是最小限度足够之处总要拿出最大限度来。在这次计划的夸大性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精神的印记。安东诺夫·奥夫先珂，在性格上是个容易冲动的乐观主义者，临机应变之才长于计划之才。以旧时下级军官资格他相当懂得军事学。大战中，他是个亡命者，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上面担任军事栏编辑，不止一次表现战略上远见。他在这方面容易感受印象的玩票式精神，并不能对抗博德魏斯基的过分的夸大。第三个军事领袖楚诺夫斯基，曾在一个平静的前线过了几个月生活，做鼓动家：他的军人生活仅限于此。虽然倾向于右派，楚诺夫斯基却是第一个加入战斗，而且总是加入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个人的勇敢和政治的大胆，大家知道，并非都能处于均衡的。暴动以后几日，楚诺夫斯基在彼得格勒城下受了伤，当他同克伦斯基领来的哥萨克作战时候；几个月之后，他在乌克兰被杀。热烈的易冲动的楚诺夫斯基，显然不能补救其他二领袖的缺点。其中没有一个人倾向于注意细节，简单因为他们并不曾领略这门行业的秘诀。这些红色统帅觉到了自己关于侦察，联络和调度方面的弱点，于是感有必要，以如此优势的力量来压迫冬宫，使得连实际指挥问题也不会提出来。计划的过于庞大的规模，差不多等于无计划。但以上所说的，其意并不是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内部或其外围，本能找到一些更有经验的军事领袖来担任；总之，再不能找到比他们更忠诚更肯牺牲的人物了。
夺取冬宫的斗争，先从占据一个大范围的全区开始。既然领袖没有经验，联络松懈，赤卫队笨拙，正规军又不起劲，这个复杂的战役便发展得非常之迟缓。正当赤卫队渐渐紧缩了包围线，而在背后积聚后备力量之时，那几连军官生，哥萨克兵和圣乔治骑士，以及那个女子突击队，还是能够开辟道路进冬宫去的。防卫者的阵势和围攻者的阵势，同一时间形成起来。可以说，问题正是从那解决问题用的大迂回的手段之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大胆的夜袭或一个勇敢的日攻，将不会比此次拖延的行动造成更多的牺牲。曙光号大炮的精神上效力，无论如何，可以在十二个钟头甚至二十四个钟头以前，拿来证验的：巡洋舰在尼瓦河上已经准备好了作战，水兵们绝不会埋怨没有什么油来涂抹大炮的。但指挥作战的人希望事情能够不战解决，他们派代表去谈判，提出最后通牒，不理会原定的期限。他们没有想到于适宜时机检查一下彼得·保罗堡垒的大炮，这正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不用大炮的。
军事指导机关之缺乏准备，在莫斯科表现得还更明显些；——在莫斯科，势力关系被人认为如此有利于暴动，以致列宁还主张在莫斯科开始哩：“胜利已有保证了，没有人会来打仗。”事实上，恰在莫斯科，暴动带了一种久战不决的性质，连暂时休战在内共延长了八日。莫斯科暴动主要领导者之一，穆拉洛夫，写道：“在这工作的火热当中，我们非处处都是坚决的。我们的人数具有压倒敌人的优势，——比敌人多十倍，——我们却拖延战斗至于一个星期长久，……因为我们指挥群众作战时不很灵巧，因为群众缺乏军事训练，又因为领袖和士兵两方面都完全不懂得巷战策略。”穆拉洛夫惯于拿真名称呼实物，正为此故他现在才被流放于西伯利亚。然而为了避免将自己的责任归嫁于他人起见，穆拉洛夫此次是拿政治领导的最大错误放在军事指挥头上了。在莫斯科的政治领导，动摇得很，容易受妥协派方面影响。但不要忘记，老莫斯科的工人，纺织工人和皮革工人，本是非常落于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后面的。二月间，莫斯科并无需暴动：推翻帝制完全是彼得格勒的事情。七月间莫斯科又保持着它的安静。这个情况在十月间被人感觉到了：工人和士兵没有战斗经验。
暴动技术完成了政治所未做的事情。布尔什维克主义大踏步发展无疑地减弱了人们对于暴动的军事方面的注意，列宁的热烈的警告是有充足理由的。军事的领导，比政治的领导，无比地弱得多。那能不是这样么？以后几个月之中，新的革命政权每逢必须诉诸武力时候，又都是表现极端的无能。
然而政府方面的军事机关，在彼得格勒，给予暴动方面军事领导之评价又是非常恭维的。冬宫陷落不久之后，陆军部打给总司令部的直接电话说：“暴动者维持秩序和纪律，没有劫掠，没有虐杀；那些闲宕的士兵反而给暴动者巡逻队所逮捕了。……暴动计划无疑是事先拟好的，而且有条不紊地完全按着实行。”并非完全如苏汉诺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是“照着乐谱”演奏的，但仍没有苏汉诺夫后来说的那么多的“混乱”。此外，在最严厉的批评之前，还有事业成功可以做辩护的。
[1] 译者按：“蚱蜢”譬喻“乌合之众”。
[2] 译者按，即拿破仑。拿破仑是科西嘉岛人，出于意大利血统，姓意大利人的姓，Bonaparte。Bonaparte者，意文“好的（Bona）部分（Parte）”也。至于马拉巴特，则意译恰为“坏的（Mala）部分（Parte）”。
[3] 1917年时法国总统。－C.R
|
<<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