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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照旧。革命动摇了全国，加深了分裂，使这部分人惊慌，使那部分人气愤，但是直至如今，革命尚未敢彻底推行什么事情，尚未曾代替了什么。辇毂之下的圣彼得堡，宁可说是昏迷过去的，尚未曾死亡。革命拿红旗插在帝国诸铜像手中。大红布彩飘扬于政府机关的门面。然而宫殿，内阁，司令部，过着自己的生活，不与红旗相干；那些红旗在秋雨之下也褪去颜色了。那个一脚执权杖，一脚踏圆球的双头鹰徽志，尽可能被铲除了，但大多数是用布遮盖着或者仅匆忙地涂抹了颜色。双头鹰好像是躲藏起来。整个的旧俄罗斯在躲藏着，暗中切齿痛恨。
十字街头那些新警察的轻快姿态，最能使人忆起了革命：革命扫除了活铜像一般的旧“法老”。此外，已经两个月了，俄罗斯被宣布为共和国。皇帝一家人都拘禁在土包尔斯克。不，二月风暴并未曾不留痕迹而空过的。但是皇帝手下的将军仍旧做将军，参议员仍旧做参议员，枢密顾问仍旧保持其尊贵，官僚等级仍旧盛行，各级官吏有各色的袖章和帽章，而刻有一双鹰的黄钮扣则表明是学生。然而重要的还在于有财产者仍旧有财产，还在于战争没有结束的日子，而协约国外交家又更加傲慢地在俄国政府背后做提线人了。
一切都照旧然而面目全改变了。贵族区的人觉得他们已被人置诸脑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区的人则更加亲近于贵族。民众已由爱国的神话变成一种可怕的现实了。脚底下一切都动摇了，都要塌陷了。神秘主义蓬蓬勃勃地发生于那些人群当中，他们不久以前还在嘲笑着帝制下的迷信。
交易所经纪人，律师，舞姬等在咒诅世道的衰微。人们一天比一天更加失去对于立宪会议的信念了。高尔基在他的报纸上预言文明要毁灭。七月事变以后，人们纷纷离开这个疯狂的和挨饿的彼得格勒，逃到较安静的和粮食较多的外省去，——这个现象如今更普遍化了。未能离开首都的富家，图谋躲在石墙和铁瓦之内，同现实相隔离，但不成功。暴风雨的声音从各方面传来：从小菜场传来，那里什么东西都比以前贵了，而且数量不足；从善良的报纸传来，这种报纸现在变成了仇恨和惊恐的呼号；又从沸腾的街道传来，有时还能听到一二响枪声，在窗子底下；最后又从仆婢方面传来，仆婢们再不唯命是听了。这里，革命也许击中了最要害的地方：家庭奴隶的反抗确定地摧毁了家庭制度的安定。
然而日常习惯拼死命来自卫。小学生仍在按照老教科书在学校里念书；官吏仍在写些没有人需要的文件；诗人仍在吟些没有人读的诗歌；奶娘仍在讲述伊凡皇子的故事；贵族和富商的女儿，从外省来的，仍在学习音乐或者寻求婚姻对象。彼得·保罗堡垒墙上那尊旧炮每日报午；马丽戏院新演歌舞剧，外交部长，那位歌舞胜于外交的德列钦可，竟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某舞女的钢一般的足趾，以此证明政制也是稳固的。
旧时盛筵的残余还是很丰盛的，只要有钱什么都办得到。禁卫军军官们仍旧响着他们的马刺探求艳遇。在豪华酒馆的密室之中狂欢如故。电灯虽然夜半就熄灭了，但并不能阻止赌场的繁荣：那里面香槟酒映着蜡烛之光，贪官污吏和德国奸细同局，皇党阴谋者和犹太走私者对赌，天文学数字的赌注，一面表明极度阔绰，一面也表明通货膨胀。
一辆简单的电车，破烂的，污秽的，迟缓的，装满了人的，果真能够从这个临危的圣彼得堡开往那个充满了新希望和热情的工人区域去么？斯摩尼学院那个装金的蓝圆顶，远远指示着暴动司令部：在旧城的边界，——电车线停止于此，尼瓦河也在此处突然转向南方，隔开了首都中心和工人区域，一个长条形房屋，淡灰色，共有三层，以前是贵族小姐的教育机关，如今则是苏维埃的堡垒了。无穷尽的多回声的走廊，好像是为教授透视法而筑成的。沿走廊好多大厅门上还挂着珐琅质牌子：“教授室”“第三班”“第四班”“学监室”。但在老牌子旁边，或贴在老牌子上面，现在却有一些字条，写着革命的“天书”，如什么“中委”“社革党”“社民孟派”“社民布派”“社革左派”“无政府－共产主义”“中执委收发处”之类。约翰·里德的留心观察的眼睛还看见了墙上有如下的字条：“同志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请注意清洁。”可惜没有人注意清洁，连老天也不注意清洁。十月的彼得格勒连日下雨，街道，好久没有打扫了，污秽得很。在斯摩尼庭院里，一大潭泥水。士兵的鞋底将污泥搬到走廊和大厅来。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眼睛朝下看的，看他脚底下是什么；大家都是朝着前面看去。
斯摩尼一天比一天更坚决而威严地发号施令了，群众的热烈同情抬高了它。然而中央的直接领导只及于革命体系诸上层齿轮，而成就暴动的乃是这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基层实行，而且是由基层自己来实行的。工厂和兵营，就是这几日几夜历史的洪炉。维包格区集中了革命的根本力量，如在二月间一般；有一点与二月不同的，即是现在有个组织，强大，公开，而且人人承认的。从工人住宅，工厂食堂，俱乐部，兵营，从各方面，都有线索集中于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33号，——那里设着布尔什维克派区委员会，维包格区苏维埃和司令部，区警察合并于赤卫队。这区完全操在工人手中了。政府若是攻陷了斯摩尼，维包格区就可以单独重建一个中心，而保证以后的进攻。
总解决之期已经临近了，可是当权者仍以为无须乎大惊小怪，或装做很把稳的样子。英国大使馆本有理由来密切注视彼得格勒发生之事；据当时驻在伦敦的俄国大使说，英国大使馆得到可靠的情报，预知将有暴动发生。布哈南在某次不可避免的外交宴会上拿些令人忧虑的话去问德列钦可，德列钦可热烈保证说：“那种事情”绝不会发生的，政府手里紧握着缰绳。驻伦敦的俄国大使馆是从英国电讯机关的电报得知暴动消息。
一位矿山业主奥尔巴黑那个时候有一天去拜会帕钦斯基次长，说了一些较重要的事情之后，装做不经意样子，问他对于“政治天际上的乌云”有什么意见。回答的话是最能令人放心的：再来一阵狂风罢了，这风就要停的，晴朗的天就要再来的。——“放心睡一觉罢！”帕钦斯基自己不过失眠了一二夜就被人捕去坐牢了。
克伦斯基愈不恭敬对待那些妥协派领袖，则他愈有把握：这些领袖到了危险顷刻会出来替他排难解纷的。妥协派势力愈衰弱下去，他们也就愈加用心在自己周围维持一种幻想空气！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从彼得格勒高塔之上，与外省和前线那些上层组织互相交换鼓励的话；他们以此造成了一种假舆论；为了遮盖自己的无能之故，他们欺骗自己更多于欺骗敌人。
笨重而又无用的国家机构，混合了三月间社会主义者和帝制时代官僚，——是最适宜于拿幻想欺骗自己的。新出茅芦的社会主义者害怕被官僚看做尚未成熟的政治家；官僚则害怕被人认为不很敬重新的思想。如此，官方谎言便交互错杂起来；在这中间，将军，检察官，新闻记者，特派员，副官等，都在扯谎，愈近政权泉源扯的谎亦愈大。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做了一些安慰人的报告，因为克伦斯基在那令人忧虑的现实之前，异常需要这类报告。
双权政制的传统，也促成了这个效果。军区司令部的日常命令，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署的，奉行无阻。城中岗位同平时一样，仍是由卫戍军士兵守卫的；老实说，卫戍军守卫时好久以来都未曾像现在一般尽职哩。群众怨望么？“反叛的奴隶”，总是怨望的。首都居民之中惟有那些渣滓才会参加扰乱治安。士兵部反对司令部么？但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拥护克伦斯基，足以抵偿。一切有组织的民主力量除了布尔什维克派以外，都是拥护政府的。如此一来，三月间的玫瑰色晕光就变成了一种深蓝色的烟雾，遮掩了事物的真实轮廓。
直到斯摩尼与司令部决裂之后，政府才图谋更认真地去检查这次冲突：没有什么直接危险，但这次是个机会，必须利用来彻底解决布尔什维克派。此外，资产阶级出其全力来压迫冬宫。23日夜里，政府鼓起全身勇气，作了如下的决议：以司法手续控告革命军事委员会，禁止那些号召暴动的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出版，从近郊和前线调来一些可靠的队伍。逮捕整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那个提案，原则上通过了，但暂缓执行，因为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先得预备国会同意。
关于政府决议的风声，立刻传遍全城了。23日夜里，冬宫旁边，司令部机关，是巴夫洛夫斯基团士兵守卫着，——这是最忠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诸部队之一，人们就在这些士兵面前讨论着如何调动军官生，如何截断桥梁，如何进行逮捕。凡是士兵听得着的和记得着的，都立刻传到工人区和斯摩尼去了。在革命中心的人并非随时都能利用这自动的间谍探访来的消息的，但这些消息仍发挥了难以估价的作用。全城的工人和士兵，因此知道了敌人的意向，于是加强决心来抵抗。
次日一清早，当局方面就开始准备敌对行动。首都诸军官学校都奉令准备作战。巡洋舰曙光号，停在尼瓦河中，舰上水兵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则奉令开出海去归队。近郊队伍调来了：皇村来了一营突击队，奥兰宁堡来了军官生，巴夫洛夫斯克来了炮兵。北方前线司令部也得到通知：立刻派遣可靠队伍到首都来。如下命令为军事警戒的紧急步骤：加强冬宫守卫，截断尼瓦河上桥梁，军官生检查汽车，断绝斯摩尼的电话交通。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命令逮捕那些保释出狱又作反对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派：这命令首先是为托洛茨基而发的。这个事实使人不胜有今昔之感，即是：马良托维趣，同他的前任札鲁疑一般，1905年审判时都是替托洛茨基做辩护的律师，那时托洛茨基已经是为了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而受控告了。那时的控告同现在的控告，性质是一样的；不过那时的辩护者变成了现在的控告者之后，还添加了一项罪名上去，即是，领取德国金钱。
军区司令部，在印刷工作方面，尤其是热烈活动。布告接二连三张贴出来：不容许任何示威，犯者应负重大责任，各卫戍军部队非奉司令部命令不得出兵营，“所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特派员都须去职”，他们的不法行为将加以侦查，“由军事法庭审判”。这些吓人的命令却未曾说明将由何人来执行并怎样能执行的。军区司令饬令备有汽车的人，“为了免遭非法没收之故”，将他们的汽车交付于司令部使用，不从者治罪。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
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是不惜多方劝告和恐吓的。跟着它做的，有：农民执行委员会，市政局，孟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所有这些机关都是富于文辞的。张贴在围墙和篱笆上的布告，都说到一小群疯子，说到流血冲突危险，说到必然要来一个反革命。
早晨5点30分钟，一个政府特派员带了一队军官生到布尔什维克派印刷所来，将出入口把守了，拿出司令部一个命令：立刻封闭中央机关报和《士兵报》。什么？司令部？司令部还存在么？这里，没有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命令是不发生效力的。但没有用：铅字版被敲破了，房屋上了封条。政府可以大书特书：第一个胜利。
布尔什维克印刷厂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一口气奔到斯摩尼来，在那里找到博德魏斯基和托洛茨基：委员会若能派一队兵去保护他们免受军官生攻击，工人们就可以出报。回答政府进攻的办法找到了。一个命令发给立陶夫斯基团：立刻派一连人保护工人印刷厂。印刷厂代表要求兼把第六工兵营调来，这营兵驻的最近而且是最可靠的朋友。立刻打电话到这二个兵营去，立陶夫斯基团士兵和工兵营士兵，立刻动身。封条扯断了，字版重铸，工作很紧张地进行。被政府禁止的报纸又出版了，不过迟了几个钟头，——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的军队保护之下出版的，委员会自己此时也是一张拘票的对象了。这已经是暴动了。暴动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当此时候，巡洋舰曙光号向斯摩尼提出一个问题：应当出海去呢，还是留在尼瓦河里？那些水兵，八月间保护冬宫以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如今则渴欲同克伦斯基算账。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注销了政府的命令，并发了第一二一八号命令给舰上水兵：“彼得格勒卫戍军若被反革命势力攻击之时，巡洋舰曙光号应当指挥拖船，轮船和快艇以自卫。”巡洋舰非常热心执行着它所期待的这个使命。
这二件反抗行为，本是工人和水兵起意的，得到卫戍军同情，居然实行了，没有遇着惩罚，——于是变成了最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权力崇拜的最后残余化为灰烬了。一个参加者说道：“这一下就明白了：事情已经解决。”事情即使尚未解决，至少也表明比昨天人家想像的简单得多了。
图谋封闭报纸，审判革命军事委员会，解除特派员职权，截断斯摩尼电话交通，——这一切针刺已经足够令人控告政府在准备一个反革命政变了。暴动虽然只能在进攻形式之下得到胜利，但它愈像是自卫的，则它的发展也有愈多的成绩。政府涂点浆糊在布尔什维克派印刷所门上，在战争手段上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这个战斗信号是最妙不过了！一篇电话通告各区和各卫戍军队伍以刚刚发生的事情：“民众的仇敌昨天夜里采取了攻势，……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抵抗，反对阴谋者的攻击。”所谓阴谋者就是正式的权力机关。这个称呼，在革命的阴谋者笔下，有一种出人意外的意味，但完全适合于当时的状况和群众情绪。政府各方面受排挤，不得不走上一种过迟的自卫道路，却又不能调动必需的力量，甚至还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力量哩，——政府于是从事于一些散漫的，轻燥的，无条理的行动；在群众看来，这类行动自然是可恶的袭击。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话，命令“各团准备战斗，等候训令。”这是政权机关说话口气了。已被政府解职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继续着更有把握的排除去那些为他们所不乐意的人物。
曙光号停在尼瓦河上，不仅是暴动方面一个优越的战斗力量而已，它还有一个现成的无线电广播台。难以估价的便宜！水兵顾尔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托洛茨基教我们以无线电广播……反革命业已开始进攻。”这里，自卫的口气还是掩饰着进攻号召，但此次是向全国号召的。曙光号电台命令那些防守彼得格勒门户的卫戍军部队：阻止反革命队伍移动，若不能以劝说阻止时，则使用武力。所有的革命组织，也从电台奉到命令：“经常开会，搜集一切可能的消息关于阴谋者的计划和活动。”可见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也是要出布告的，但在这方面言行是一致的，言不过是行的注解罢了。
现在才进行更认真的防卫斯摩尼的工作，自然过迟了一点。约翰·里德于23日夜里三点钟离开斯摩尼学院时，注意到学院出入口架的机关枪，以及大门口和邻近十字街头守卫着的丰厚力量：从昨日就添加了一连立陶夫斯基团士兵和一连机关枪兵来做守卫职务，机关枪兵带来了24架机关枪。一整天里，卫兵不断增加起来。希里亚泼尼高夫写道：“在斯摩尼一带，人们看见了前曾见过的景象，不禁想起了二月革命头几日陶立特宫周围的情形：”同样的人群，士兵，工人，以及种种式式军器。院子里堆了无量数的柴火，本是为取暖用的，也能利用抵御炮火。大汽车运来粮食和军火。辣斯可尼可夫说道：“整个斯摩尼变成了一个战地营垒。外面，柱廊之前，安下大炮。大炮旁边还有机关枪。……差不多每级台阶都置了马克沁机关枪，同小孩子玩的大炮一般。在所有的走廊里，……海陆士兵，工人，鼓动家等走着轻快而响亮的脚步。”苏汉诺夫怪那些组织暴动的人缺少军事上的准备，他这话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写道：“直至24日白天和晚上才有武装的赤卫队和士兵布防于斯摩尼周围，保护这暴动司令部。……24日晚上，斯摩尼的防卫已经像样了。”
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的，妥协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偷偷从斯摩尼搬走了，搬到政府方面司令部衙门去；现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所有革命团体的头脑，通通集合在斯摩尼。这一天，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在那里开会，为的在总解决之前做些最后决议。十一个中央委员到会。列宁还未曾从他的维包格区隐藏所出来。季诺维也夫也未到会，拿捷尔任斯基的动感情的话来说：“他躲起来，不参加党的工作。”反之，与季诺维也夫同主张的加米涅夫，在暴动司令部里则非常活跃。斯大林也未到会：他一般的不到斯摩尼来，他的时间都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度过的。这次会议同平时一样，仍是斯维尔德洛夫当主席。正式的记录很简单；但要紧的都记下来了。要知道暴动领导者的性格以及其间职务的分配，再没有胜于这个记录的。
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在24个钟头之内必须确定占领彼得格勒。这意思是说：必须占领还在政府手里的那些政治的和技术的机关。苏维埃大会应当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开会。今夜攻击的实际行动计划，已经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拟定了，或正在草拟之中。中央委员会应加以最后的决定。
首先通过加米涅夫的提案：“今天，若无特别决议，无论哪个中央委员都不许离开斯摩尼。”此外还决定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也应在斯摩尼里面常驻办事。记录接着又说：“托洛茨基提议调两个中央委员给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为了同邮电人员和铁路人员相联络；再调一个中央委员，为了监视临时政府。”决议：捷尔任斯基派到邮电方面去，布卜诺夫派到铁路方面去。起初，显然是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要博德魏斯基去监视临时政府。记录上写道：“多人反对博德魏斯基；派遣斯维尔德洛夫去履行这个职务。”密柳亭被视为经济学家，则担负给养职务。与社会革命党左派谈判之责，付托于加米涅夫，他是个有名的能干谈判家，虽然太妥协了一点：所谓妥协，自然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观点来看的。记录又说：“托洛茨基提议在彼得·保罗堡垒里面设立一个后备司令部，并指定一个中央委员担负这个职务。”决议：“派辣舍维趣和布拉贡拉伏夫负总监视之责；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与堡垒维持一种经常的联络。”“此外：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应备有出入堡垒的通行证。”
党内的组织脉络尽数握于斯维尔德洛夫之手，他对列宁派干部的熟悉无人能比。他把斯摩尼和党的机关联系起来，供给必需的工作人员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每逢危急时期革命军事委员会都要请他来商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分子既然太过于广泛，而且一部分是流动的，所以最秘密的步骤则由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首脑部来实行，或归斯维尔德洛夫个人来实行。斯维尔德洛夫就是十月暴动的“总书记”——不是正式上的，正为如此才更加是真实的。
来参加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首先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手里；他们没有一个钟头没有事做。24日，外省已经有二三百代表到彼得格勒了，其中大多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投身于暴动。下午二点钟点左右他们在斯摩尼集会，开党团会议，听取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这些代表之中有些动摇的分子，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宁愿采取一种观望政策；又有些新加入的分子，不很可靠。不能将整个暴动计划在这党团会议上披露出来的：凡是在多人会议上说的话，即使是秘密会议的，总要泄露出去。此时甚至还不能揭开那掩饰进攻用的自卫假面哩，因为如此一来将会激起卫戍军某些部队意识上的纷扰。但同时又必须使代表们明白：决胜负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大会只要完成这斗争罢了。
引证了列宁最近几篇文章之后，托洛茨基推论道：“阴谋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倘若客观关系已经使得暴动成为可能的而且不能避免的时候，“在政权路上的物质障碍，必须以猛烈的打击清除之，……”然而，直到现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策，尚未曾超出自卫范围。自然应当从广义去了解这个自卫。布尔什维克报纸靠武装力量之助来维持出版，或曙光号仍然停留在尼瓦河上，——“同志们，这是自卫么？——这是自卫！”政府此次如果要逮捕我们，那么斯摩尼屋顶上架有机关枪。“这也是自卫，同志们！”台下一个字条递上来：“那么对于临时政府将怎么办呢？”托洛茨基回答：如果克伦斯基不肯服从苏维埃大会，则政府的抵抗便成为“属于警察解决的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根本上差不多是这样的。
说到此时，托洛茨基被人请了去，同市政局一群代表说话，他们刚刚到斯摩尼来。实在说，此时首都全然安静，但引人惊慌的风声则散布得很厉害。市长来问些问题：苏维埃想举行一个暴动么？城里治安怎样维持呢？市政局若不承认暴动，将来会怎样呢？这些老爷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些。回答是：政权问题须待苏维埃大会决定。是否会为此诉诸武力呢？“则关系于苏维埃者还少些，关系于那些不顾一致民意而把持国政的人者就更多些。”大会若拒绝政权，彼得格勒苏维埃自当服从。但政府自己显然在寻衅。已有命令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此事情，工人和士兵只能以无情的抵抗来回答。盗匪的横行么？今天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了一个命令说：“若有盗匪图谋在彼得格勒街上惹起纷乱，枪劫，动刀或开枪者，犯者杀无赦。”对于市政局，则遇有冲突之时可以使用合法手段：解散和改选。代表们走了，心里不满意。但说实在话，他们又能期待些什么？
市政局诸位老爷之正式拜访暴动大本营，不异于是坦然表示当权者没有力量。托洛茨基回到布尔什维克派党团会议上时，说道：“同志们，不要忘记：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获得多数时候，我们不过只有空招牌而已，没有印刷机，没有经费，没有各部机关，如今市政局则派来代表请教于被政府通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询问‘本城和全国命运’问题了。”
彼得·保罗堡垒昨天才从政治上夺取过来，今天则竭力整顿。最革命的机关枪兵准备好了作战。人们热烈擦亮高特式机关枪：共有80挺。其中几挺架在堡垒墙头上，为了监视码头和三一大桥。大门口卫兵也增加了。邻近区域也派了守卫岗位。但在清晨那几个钟头狂热之中，人们发现了，堡垒内部仍不能视为完全可靠的。那营脚踏车兵还在犹豫之中。同富农出身的骑兵一样，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脚踏车兵，在军队之中也算是最保守的分子。唯心论的心理学家有个主题可供研究：一个人，只消骑在两个轮子上面，显得与众不同，他的骄心便涨得满满的，同他的橡皮轮胎一个样。——至少在穷苦的俄国是如此的，若在美国则必须有一辆汽车才会造成此种效果。
这一营脚踏车兵，七月间从前线调回来镇压群众运动时候，有一时很热心地攻占了克希辛斯该雅邸宅，以后被人视为特别可靠的队伍。调去驻扎在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昨天开会决定堡垒命运时，脚踏车兵并没有参加，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这营人还是如此守纪律，以致军官能够阻止士兵走出堡垒的院子中来。堡垒司令倚仗这些脚踏车兵，很傲慢，常常和克伦斯基的司令部通电话，甚至准备要逮捕布尔什维克特派员。这个犹豫不定的局面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布拉贡拉伏夫奉了斯摩尼命令，截断敌人的退路：堡垒司令软禁起来，军官住室的电话线统统割断了。政府方面司令部在电话中以惊惶的声音质问：司令为什么不回答，以及堡垒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布拉贡拉伏夫用电话很客气的回答说：从此以后堡垒只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以后政府有什么事情应当向革命军事委员会交涉去。
司令被押，堡垒守兵都很满意。但脚踏车兵的态度是模糊的。他们保持缄默含有什么用意呢？是暗藏敌意呢，还是最后犹豫呢？布拉贡拉伏夫写道：“我们决定召集脚踏车兵开一个特别会议，请我们的最好的鼓动家来演说，尤其是托洛茨基，他在士兵群众中有很大的权威和影响。”下午四点钟，全营士兵都到邻近的“近代马戏场”中开会。波拉德洛夫将军以政府辩护人资格发言，他被人看做社会革命党人。他的反对的话说得如此谨慎，好像两方面都可以解释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的进攻因之更加有威力。此次为争取彼得·保罗堡垒的补充的舌战之结果，正如人们所预见的：脚踏车营全体对30票赞成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又一个可能的武装冲突，在战斗之前解决了，不流一滴血。这便是十月暴动。这便是它的作风。
从此可以完全放心依靠这个堡垒了。兵工厂的军火没有困难地交付出来。在斯摩尼，工厂委员会办公室里，各工厂代表排成长列来领发枪证。战争那几年中，首都看见好多人排成长列为了得到什么东西，但为了领枪的，这是第一次看见。运货汽车从各区开向兵工厂去。工人斯可林科写道：“彼得·保罗堡垒景象全改观了，它的有名的寂静，被汽车声音和人群叫喊所打破了。堆栈前面尤其热闹，……第一批俘虏已经解到我们面前来了，——一些军官和军官生。”那一日，步兵第180团才领到枪械，这团人为了积极参加七月暴动被人缴械了的。
“近代马戏场”会议还有其他的效果：脚踏车兵自从七月以来便在冬宫守卫，如今则自动的抛弃职务，宣布说他们再不愿保护政府了。这是严重的打击。必须调军官生来代替脚踏车兵。政府的军事力量渐渐减少，只剩下军官学校了，——这不仅消弱了政府，而且确然显露出政府的社会成分。
普地洛夫码头工人向斯摩尼建议赶快解除军官生武装，——而且不仅仅他们有此建议哩。24日夜间，若是好好准备了一下，同学校中非正规的队伍合作，实行解除军官生武装，则夺取冬宫不会遇着什么困难。军官生武装即使是在夺取冬宫之后25日夜间解除的，那也不会发生10月29日的反暴动企图。但领袖们在许多点上还是表现“宽宏”，事实上即是过分乐观自信，并非时时刻刻都倾听下层清醒的声音：在这一点上，列宁不在场也是有关系的。疏忽的效果，仍旧由群众来矫正，但两方面都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在严肃斗争之中，不合宜的“宽宏”是最误事的。
那日预备国会开会，克伦斯基唱他的天鹅之歌。他说，近日来，俄国人民，尤其首都人民，发生惊慌，“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上天天号召暴动。”演说者征引了几篇文章，那是受政府机关通辑的罪犯写的，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的人写的。征引得很扼要，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上举的人在号召暴动。在什么时候呢？正当政府讨论拿土地给农民委员会问题及采取步骤终止战争的时候。政府当局直至今日尚未曾忙着打击这些阴谋分子，为的好让他们悔过。“这就错了，”——米留可夫领导的那部分人中有个人这样喊。但克伦斯基并不狼狈：“一般说，我宁愿政府行动更迟缓些，因之更有把握些，且在适宜时候也更坚决些。”这类话说在他的嘴里含有异样的声调！总之，“现在所有的宽容期限都越过了，”布尔什维克派不仅没有悔过，而且调动了二连士兵，又任意分发枪械和子弹。这回政府要彻底肃清贱民的扰乱。“我三思而后言：我说的是贱民。”右方暴风雨般拍掌，欢迎这句侮辱民众的话。他，克伦斯基，已经发了命令，进行必需的逮捕。“特别需要注意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演说。”是的，大家要知道：政府操有超出需要以上的力量；前线不断的要求严厉取缔布尔什维克派。此时，康诺瓦洛夫递给演说者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卫戍军各部队的一篇电话通告：“各团准备作战，并等候训令。”克伦斯基庄重其事的做结论道：“拿法律的术语来说这叫做：暴动。”米留可夫作证道：“克伦斯基说这几句话时，用的是律师终于打败了对手时那种得意语调。”“无论何党何派，凡敢侵犯国家的，都要立刻被彻底歼灭。”全场，除了极左派，都热烈拍掌以为示威。演说结末提出一个要求：今天，在这个会议席上，必须决定，政府“有无把握得到这个最高会议之拥护而完尽它的责任。”
没有等待投票结果，克伦斯基就回到司令部去了，他自己说，他有把握一点钟之内获得他所要求的决议，——至于这个决议为了什么用处，则无人知道。可是事情并不如他的意。从下午二点钟到六点钟，马林斯基宫开着各党团会议和各党团间的会议，讨论一个过渡的公式，参加会议的人似乎不明白，这回是讨论他们如何过渡到“不存在”去的。妥协派中没有一派肯混同于政府，丹说：“我们孟什维克派准备流最后一滴血来保卫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必须给民主派以可能在它周围团结起来。”到了晚上，大家已经精疲力竭了，还是想不到一个妥当办法，于是左派各党团就共同采取一个公式，那是借用自马尔托夫的，即是：暴动的责任不仅应归布尔什维克派担负，而且应归政府担负，政府必须立刻将土地交付于土地委员会，必须对协约国有所动作，促成和平谈判等等。那些稳健使徒到了最后顷刻便是这样附和了他们昨天尚骂为煽惑和冒失的一些口号。合作社代表则答应无条件拥护政府，此外这样表示的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和哥萨克，——这二派一有可能就要推翻克伦斯基的。但他们占少数。预备国会的拥护不能帮助政府什么。但米留可夫说得对，拒绝拥护，就是取消了政府最后残余威权。可是预备国会的成分不是几个星期以前政府自己决定的么？
正当马林斯基宫多方寻求一个得救的公式时候，彼得格勒苏维埃则在斯摩尼开会，听取事变消息。报告者还认为在这里仍须重提革命军事委员会并非“暴动机关，而是为了保卫革命。”委员会不容许克伦斯基将革命的队伍调离彼得格勒，委员会又保护工人报纸。“这是暴动么？”曙光号今天仍泊在昨夜的原位。“这是暴动么？”“我们有一个名不副实的政府，人民不相信它，它也不相信自己，因为它内里已经死了。这个政府等待一把历史扫帚，把它扫除出去，腾出地位来给一个革命民众的真实政权。”明天开苏维埃大会。卫戍军和工人的责任就是把他们所有的力量都交付于大会使用。“如果，政府在临终的24个钟头或48个钟头之内，图谋在革命背后暗刺一刀，那么我们再宣布一次：革命前锋队将要一刀还一刀的，将要以钢还铁。”这个公开的恐吓，同时也是从政治上掩饰今夜的进攻。托洛茨基做结论时又报告道：预备国会中社会革命党左派党团，今日听过克伦斯基演说和见过妥协派诸党团彷徨无措之后，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斯摩尼来，声明情愿正式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苏维埃就社会革命党左派转变中很快活地看出了更深刻的过程之反映；农民战争的扩大和彼得格勒暴动的进展。
米留可夫评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报告时，写道：“托洛茨基原来的计划多半是这样：准备斗争，迫得政府面对着由苏维埃大会表示的‘一致民意’，如此给新政权以一种法统的面貌。但政府实力比托洛茨基预见的还要弱些。大会尚未曾开，尚未曾表示意见，政权自己就落入于他的手里。”说是政府的无力超出一切人的预见以外，这话自然是对的；但计划，一开始就是要于大会之前夺得政权。米留可夫论及其他的事情时，最终也承认了此点。他写道：“暴动领导者的实在意向，超出托洛茨基那些正式声明很远。……他们是要拿既成事实放在苏维埃大会面前的。”
纯粹军事计划起初要保持波罗的海水兵和维包格区武装工人的联系：原定水兵坐火车来，在芬兰车站下车，车站就在维包格区。从此根据地，联合了赤卫队和卫戍军，就将暴动展开于其他市区，并占领桥梁，钻入于城中心，以施行最后的打击。这个计划自然是依照局势拟成的，多半出于安东诺夫之手；其所根据的前提乃是：敌人尚能够拿出相当重大的抵抗力量来。正是这个前提不久就被人抛弃了：无需要从一隅的根据地出发；政府毫无遮拦，暴动者随地都可以打击它。战略计划在时间上也有了变动，两个不同方向的变动：暴动开始比原定的较早些，而结束则较迟些。政府早晨的进攻立刻惹起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抵抗，自卫性的抵抗。那几件事情中表现出来政府的无力，遂推动斯摩尼于白天施行攻击，固然白天的攻击还保持着一种不彻底性，半掩饰性和准备性。主要的攻击，同以前一样，仍是准备于夜间施行的：在这方面说，计划并没有变动。但在实行中违反了计划，而且是照着相反的方面做去的。原定于夜里占据所有的统治机关，首先占据冬宫，那里是中央政权的避难地。但在暴动中，时间的计算，比在正规战争中还更困难。领导者稽迟了好几个钟头才去进行集中力量进攻冬宫的事请，此事夜里尚未开始哩。夺取冬宫遂成为暴动的一个专章，直至25日夜间才结束，即延迟了24个钟头。最光耀的胜利也难免有若干重大失策的！
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演说之后，政府当局就扩大他们的进攻。几队军官生占据了火车站，重要的十字街头有小队人马奉令征发那些没有交付于司令部的私人汽车。下午三点钟，凡活动的桥都截断了，除了营殿大桥，这桥由军官生加紧防守着，仍任人行走。这步骤本是帝制时代每逢扰乱时使用的，二月那几日最后使用一次，——这是由于害怕工人区。断桥一事不异于向民众正式证实暴动已经开始。有关的各区革命司令部，立刻派遣武装队伍到桥上去，以此回答政府这个作战行动。斯摩尼不过发挥各区这个创意罢了。争夺桥梁含有测验双方力量的意义。武装工人和士兵向军官生和哥萨克施行压力，或用劝说，或用威吓，政府方面的人终于让步了，不敢冒险直接冲突危险。有几座桥，断了又接，接了又断，好多次。
曙光号直接奉到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命令：“尽所有的力量去恢复尼古拉桥上的交通。”舰长起初图谋不执行这个命令，但他和所有的军官被人象征地拘押之后，他就柔顺的开了船。水兵列队在两岸前进。据顾尔可夫说，曙光号还未曾于桥前抛锚时候，军官生已无踪影了。水兵自己恢复了桥上交通，而且派了人守卫。惟有宫殿大桥还留在政府卫兵手里几个钟头长久。
最初几个尝试虽然明显失败了，某些政府机关还是图谋进攻。一队警察，晚上，到了一家私有的大印刷厂，禁止彼得格勒苏维埃一个报纸《工人与士兵》出版。12个钟头以前，布尔什维克派印刷厂工人，遇着同样情形，跑去求救于斯摩尼。现在已无需要求救了。印刷工人，同着偶然在那里的二个水兵，立刻夺取那辆满装报纸的汽车；一些警察临阵倒戈，巡官逃走了。夺回来的报纸毫无困难地交到斯摩尼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二排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去保护出版。工厂经理处吓怕了，立刻将工厂管理之权交付于工人代表会议。
司法机关不敢梦想进斯摩尼学院去捕人，因为十分明白：捕人就是国内战争信号，在此战争中，政府预先注定要失败的。反之，在一种行政的痉挛之中，却有人图谋在维包格区逮捕列宁，——这个工人区，政府最得意的时候，还不敢来招惹哩。一位上校带了十几个军官生，于晚上很迟时候，误闯入工人俱乐部去，他们本是来找布尔什维克编辑部的，编辑部与俱乐部同在一个屋子。这些军人不知为什么会设想列宁正在编辑部等待他们来捉拿。俱乐部的人立刻通知了赤卫队司令部。那位上校正在各层楼上乱闯时，——他们甚至闯入孟什维克派房子里去，——赤卫队开来了，捉住了他和那些军官生，解到维包格区司令部去，然后从那里解到彼得·保罗堡垒去。如此，那个张大其辞的讨伐布尔什维克派行动，每走一步都遇着不可克服的难关，变成了冒昧的行为，零星的举动，渐渐的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
在此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日夜办公。特派员仍旧在各部队办事。市民都得到特别通知，知道遇着反革命侵害或虐杀时应当向哪里求援：“人们立刻会来援救的。”只消克克斯洪斯基团特派员威风凛凛的到电话中枢走一趟，斯摩尼的电话交通就恢复了。电话交通是最迅速的交通，给了那正在开展的行动以胜利保证和步骤合拍。
革命军事委员会，继续安插特派员于那些尚未曾受它管辖的机关，以此扩大和巩固了下次进攻的出发阵地。白天，捷尔任斯基交给老革命家配士特可夫斯基一张纸头，即任命他为电报中枢特派员。这位新特派员有点吃惊，问道：“我怎样去占领电报机关呢？”“电报中枢是克克斯洪斯基团守卫着的，是我们的人！”配士特可夫斯基无需要更多解释了。只消这团的两个士兵，手拿着枪，站在整流器旁边，就足够同怀敌意的电报职员成立一个临时的妥协，——这些职员之中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派。
晚上九点钟，革命军事委员会另一个特派员，史达克，带了一小队水兵，由旧时亡命客萨文——他也是水兵——指挥着，占据了政府的电报通信社。如此不仅决定了这个机关的命运，而且在某种限度下也决定了史达克个人的命运：他是苏维埃通信社第一任社长，直做至他成了驻阿富汗的苏维埃公使时候。
这二个平淡的举动，究竟是暴动进攻呢，还是双重政权下的二件插曲呢？——现在双重政权固然轶出妥协主义轨道而走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轨道了。这个问题，人们若以为是毛细的问题，亦无不可。但为了掩饰暴动，这个问题此时还是很重要的。事实乃是：连武装水兵占据通信社机关，此时还含有一种两可的性质哩：形式上说，还不是夺取这个机关，而是实行检查电报。由此可见，直至24日夜里那条“合法”脐带尚未曾完全剪断，运动继续拿双权政制的残余传统来遮饰着。
在草拟暴动计划时，斯摩尼寄托很大的希望于波罗的海水兵，——这些战斗队伍既有无产阶级的决心；又有娴熟的军事训练。水兵们原定于苏维埃大会开会时到彼得格勒的。叫波罗的海的人早点来，那就是公开走上暴动道路。由此发生了障碍，结果至于迟到。
24日白天，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选派的二个大会代表来到斯摩尼：布尔什维克弗列洛夫斯基和无政府主义者雅楚克，他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在斯摩尼一个大厅里，他们遇着了刚从前线归来的楚诺夫斯基，他以士兵情绪的证据，反对在最近期间实行暴动。弗列洛夫斯基回忆道：“正当辩论时候，托洛茨基走进大厅来，……把我拉到旁边说话，要我立刻回喀琅施塔得去：‘事变成熟得如此之快，使得每个人都应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这个简短的训令之中，我深深觉得了正在进行的暴动的纪律。”辩论中止了。那个易受感动的热烈的楚诺夫斯基，于是搁置了他的怀疑，而去参加草拟作战计划。跟着弗列洛夫斯基和雅楚克的脚踵，去了电话：“喀琅施塔得的武装力量，应于黎明时开来，为了保卫苏维埃大会。”
经过斯维尔德洛夫之手，革命军事委员会夜里发了一个电报到赫尔辛基去，给芬兰地方苏维埃委员会主席史密尔卡：“送章程来。”这话意思是说：立刻从波罗的海水兵中选派1500名来，全副武装。波罗的海水兵虽然第二天才能开到，但没有理由再推延敌对行动了：城内力量已经足够了；而且也没有再推延的可能：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前线有军队开来援救政府，则水兵开到仍来得及打击这支军队，或从侧面打击，或从背后打击。
占领首都的策略计划，主要是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草拟的。参谋部高级军官，在门外汉草拟的一个计划之中，自然寻得出好多缺点。但高级军事学家一般是不会来参加无产阶级暴动准备的。最紧要之点，总算是预见到了。全城分为若干战区，受最近旁的革命司令部指挥。赤卫队集中在最重要地点，和邻近卫戍军部队有联系，卫戍军部队中几连人警戒着，准备好战斗。每个特殊的战斗行动之目的，以及担负此行动的部队，都预先规定好了。所有参加暴动的人，从上至下都深信一定无须牺牲而得胜利的，——这是暴动的强点，但有时又是它的弱点。
主要的作战行动开始于夜里两点钟。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大多以武装工人或水兵为核心，由特派员领导着，同时或连续的占领火车站，照明供电站，兵工厂，粮食栈，自来水厂，宫殿大桥，电话局，国家银行，大印刷厂。电报局和邮政局也完全拿过来了。到处都派了可靠的力量去守卫。
关于十月间这一夜事情的报告，是简短而平淡的，好像警察局的笔录。所有的参加者都兴奋得很。谁也没有工夫来观察和记录。指挥机关接到的消息，未曾录于纸上，或简单写了几句，而纸头随后又遗失了。后来人们写的回忆录也是干燥无味的，而且并非完全确凿，因为大部分是次要的见证人写的。主持其事的工人和海陆士兵不久就成了红军的领袖分子，大多数死于内战的各次战役。为要决定暴动中各个事件的性质和顺序，历史家就遇着一种大纷乱，报纸上的记载更增加了这个纷乱。有时令人觉得：1917年秋天之占领彼得格勒，比较15年后之记述此事的经过，反而更容易些！
工兵营第一连，最有力的和最革命的一连，奉令占领邻近的尼古拉车站。一刻钟之后，这车站就被占领了，不发一弹：政府武力在黑暗中消失了。这寒冷的夜充满了可疑的风声和神秘的动作。为了压制心中的疑虑，常常放过了来往的人。但时间一点钟一点钟过去，他们渐渐有把握了。早晨六点钟，工兵逮捕了两大汽车的军官生，约60人，缴了械，解到斯摩尼去。
同此一营工人又奉令派50人守卫粮食栈，派21人守卫发电站。命令来了一个又一个，从斯摩尼来的，从区来的。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发怒声。据一个特派员报告，命令执行得“迅速而准确”。士兵行动如此听命，这是好久以来未曾有的。卫戍军无论如何衰朽和解体，只值得放进垃圾桶去，但在这一夜旧的军事纪律活起来了，最后一次紧张了每条神经和筋肉，为了一个新事业服务。
特派员乌辣洛夫奉了两个命令：一个委他去占领反动报纸《俄罗斯自由》的印刷厂，这个报纸是泼老讨包包夫做尼古拉第二底下最后一任内务大臣以前所创办的，另一个则委他调动一队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政府依照旧时纪念，仍旧将这团人看作是政府的武力。需要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占领那个印刷厂，为了多量出版大张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士兵们已经睡到床上去了。特派员简单向他们说明所奉使命的目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各方面就欢呼起来。士兵跳下床来。紧紧的包围着我。”一辆大汽车载满了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开到那个印刷厂来。夜班工人立刻集合在机器房里。特派员说明他到这里来的原故，“这里也同兵营一样，工人们欢呼起来，叫喊：苏维埃万岁！”使命成就了。其他机关被占领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无需要行使暴力，因为并没有抵抗。暴动的群众举起了臂肘，把过去的主人排挤到外面去了。
那夜，军区司令以军用特别电话通知总司令部和北方前线司令部说：“彼得格勒局势是很可怕的，没有示威，街上也没有纷扰。但他们有计划地占领了机关，车站，捕人。……军官生没有抵抗离开了职守。……毫无保证人们不会图谋逮捕临时政府的。”溥尔可夫尼可夫说得对：的确是毫无保证的。
在军人方面曾有人以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人员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桌子上窃取了“口令”。这并非不可能的；所有机关的下层人员中有不少的人欢迎暴动。但那种窃取“口令”的说法，则显然是杜撰出来，为了解释布尔什维克派占领全城时遇着的太令人惭愧的无抵抗。
卫戍军各部队那夜都从斯摩尼得到一个命令：凡不承认革命军事委员会权力的军官都要逮捕，好几团的官长自动逃走了，藏匿在安全地方等待这不安的几日的结果。其他几团的军官则被驱走或被捕去。到处成立“革命委员会”或指挥部，与特派员和衷合作。这种临时成立的指挥部之不能克尽厥职，是完全可以明白的。但它是可靠的。这里，问题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决定的。
然而某些部队的指挥部无论如何无经验，仍旧表现很大的创意力。巴夫洛夫斯基团委员会派人到军区司令部去探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化学后备营注意监视它的不安静的邻居：巴夫洛夫斯基和佛拉迪弥斯基两个军官学校的学生。化学兵常常在街上缴军官生的枪械。以此禁止他们嚣张。化学营的指挥部与巴夫洛夫斯基学校的卫队有联系，遂叫这些卫兵执掌学校军械库的钥匙。
这个夜里直接参加占领首都的人究竟有多少，是很难确定的：不仅因为没有人去计算和登记，而且因为此次行动的本质是如此。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后备军，差不多同整个卫戍军混杂起来。但人们只有偶然有求助于后备军的必要。几千赤卫队，二千至三千水兵，——次日喀琅施塔得和赫尔辛基的人来了之后，水兵数目差不多增加三倍了，——20连左右步兵，——以上便是第一线和第二线力量，暴动者以此力量占领了首都。
凌晨三点二十分钟，陆军部政务长孟什维克雪尔直接打电话至高加索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那些已报到的大会代表开会，其中布尔什维克派占压倒的多数。托洛茨基受人热烈欢呼。他宣布说：他希望暴动得到不流血的胜利，因为力量操在他们手里。布尔什维克派已经积极行动了。他们占领了尼古拉大桥，在那里安置了装甲汽车。巴夫洛夫斯基团在冬宫近旁百万大街派了哨岗，断绝交通，捕人，把捕来的人解到斯摩尼去。部长卡塔舍夫和临时政府秘书长哈培林，被捕了。波罗的车站也落在布尔什维克派手中。前线若不来干涉，政府以其所能调动的队伍便无力抵抗。”
雪尔电话里说的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于午夜之后在斯摩尼开会。苏维埃大会代表以旁听资格充塞了会场。门户和走廊有卫兵加紧防守着。灰色大衣，来福枪，机关枪架满了窗口。两执行委员会淹没于外省来的人群之中，淹没于万头攒动的仇人之中。“民主政治”的最高机关似乎已成暴动的俘虏了。主席台上没有出现齐赫泽主席的熟面孔。当然的报告者策列铁里也不在场。这二个人被事变的进程所吓怕了，于作战前几个星期抛弃了职守，向彼得格勒挥手告别，回他们的故乡乔治亚去。妥协派联盟的首领惟有丹留着。他既没有齐赫泽的阴险的笑脸，又没有策列铁里的动人的辩才，却以一种顽固的近视超过他们二人。社会革命党人高次，一个人在主席椅上宣布开会。丹起立，在会场寂静无声之中发言。苏汉诺夫认为这个寂静表明会场疲倦无生气，约翰·里德则以为是“差不多吓人的”。报告者报告的内容乃是预备国会的最近决议案，它图谋拿自己的口号的微弱回声来反对暴动。“你们若忽视这个决议案，那将悔之晚矣，”——丹说，拿不可避免的饥荒和群众颓丧来恐吓人。“反革命从来未曾如现在一般强大的。”“现在”，就是1917年10月24日夜里！小资产阶级在大事变之前吓怕了，只看见危险和障碍。他唯一的手段就是拿可怕的话吓人，“在工厂和兵营里面，黑色百人团的宣传，比社会主义者成功得多。”一些疯子将革命引到灭亡去，如同1905年一样，“那时同是托洛茨基当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但是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容许人家走到暴动去：“交战的双方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尸首之上相交战。”有人叫喊：“那已经是一具尸首了！”全场的人都觉得这话喊得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拿刺刀在妥协派尸首之上相交战了。含敌意的喧哗声掩盖了报告者的声音。他的拍案没有效力，他的劝告不能感动，他的恐吓谁也不害怕。太迟了，太迟了。……
是的，这是暴动！托洛茨基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起来回答；他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仪式。不错，群众拥护我们，我们领他们去进攻！他越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头上直接告诉大会代表说：“你们如果不退缩，那就不会有国内战争的，因为敌人立刻要投降了，你们从此占据了分所应有的位置，即是俄罗斯主人的位置。”那些中央执行委员吓了一跳，连抗议的力量都没有了。此时以前，斯摩尼的自卫论调还在这些委员老爷心里维持着一丝希望之火，不管一切客观事实如何。如今这火熄灭了。在这深夜时分，暴动已经高高地抬起头来了。
此次会议，富于插曲，直至早晨四点钟才闭会。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上台发言之后立刻回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全城各处都有完全顺利的消息送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来，街上守卫守得很好；各机关一个跟着一个占领了，到处敌人都没有抵抗。
大家以为电话中枢很认真防守着。但早晨七点钟，克克斯洪斯基团一队士兵轻而易举的也占领了它。从此，暴动者无须担心他们的电话交通会被人截断了，他们反而可以操纵敌人的电话交通。冬宫和总司令部的交通线也立刻被切断了。
差不多同时，有一队禁卫海军水兵，约40人，占据了迦德邻运河岸上的国家银行。银行一个雇员腊尔泽维趣在他的回忆中说起了“水兵们行动很敏捷”，立刻派了人看守各处电话，阻止外来可能的救援。银行的占领，“没有遇着丝毫抵抗，虽然有谢米诺夫斯基团一排人在那里守卫着。”在某种意义之下，大家认为占领银行有象征的作用。党的干部从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批评学得了教训，——大家知道，巴黎公社领袖不敢侵犯法兰西银行。“不，我们决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10月25日以前好久，好多布尔什维克派都这样对自己说。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最神圣机关夺取过来的消息，立刻传遍各工人区，激发一种祝贺胜利的热狂。
一早人们就占领了华沙车站，《交易所消息报》印刷厂，宫殿大桥，——这桥就在克伦斯基窗子底下。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交付那守卫克列斯蒂监狱的伏伦斯基团士兵一个命令，要他们照苏维埃名单上开列的释放一批囚犯。监狱当局竭力去请示司法部长，但不得结果：部长忙于其他的事情。释放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派，立刻担负了作战的职务，喀琅施塔得青年领袖洛雪尔也是其中一个。
早晨，工兵在尼古拉车站捕获的一群军官生被解到斯摩尼来；这些军官生是从冬宫坐大汽车出来备办粮食的。博德魏斯基记载此事道：“托洛茨基向他们宣布，他们可释放，只要答应以后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回学校去上课。这些孩子本以为要受血淋淋处罚的，听到这话说不出的惊愕。”立刻释放他们是否得当呢？还是很难说的。胜利尚未曾彻底，军官生构成了敌人的主力；另一方面为了军官学校之中还在动摇原故，用事实表示：军官生投降于胜利者，绝不会遭受什么惩罚，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两种理由似乎可以互相抵偿的。
陆军部尚未被暴动者占据，利未次基将军早上用直接电话通知司令部杜霍宁将军说：“彼得格勒卫戍军某些部分……走过布尔什维克派方面去了。喀琅施塔得来了水兵和一支轻巡洋舰。截断的桥梁又被他们接起来了，全城充满了卫戍军岗位，但没有什么示威（！）。电话中枢落于卫戍军之手。在冬宫的兵队不过形式上保卫冬宫罢了，因为他们决定了不积极行动。一般的印象使人觉得：临时政府正置身在敌国的首都里，这个敌国已经完成动员了，但尚未开战。”极可宝贵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证据文书！当然，这个将军将事变提早了，当他说有水兵从喀琅施塔得开到：喀琅施塔得水兵几点钟之后才到。桥墩上交通确实是由巡洋舰曙光号恢复的。这报告结末表示了天真希望，认为布尔什维克派“事实上好久以来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人了，……但他们将不敢违背前线军队的舆论。”后方民主派和将军们所剩下的仅仅有这种对于前线的幻想了。反之，临时政府置身于“敌国首都”这个譬喻，从此永远写入历史上面，当作十月暴动的最好的解释。
在斯摩尼，人们不间断开会。鼓动家，组织家，工厂，兵团以及各区领袖，来此一个钟头或二个钟头，有时只来几分钟，为的打听消息，证验自己的行动，然后又回到各自的岗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所在的第十八号室前面，说不出的拥挤。来此办交涉的人疲倦了，往往在厅内打瞌睡，沉重的头靠在白柱子上或走廊墙上，双手紧抱着枪，有时简直成群睡在潮湿而污秽的地面上去。辣舍维趣接见军事特派员并付给他们以最近的训令。在三楼革命军事委员的办公室里，各方面传来的报告转变为决议：那里跳荡着暴动的心。
各区中心也是同斯摩尼一样的情况，不过规模小些而已。在维包格区，赤卫队指挥部前面，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形成了一个营盘：马路上塞满了马车和大小汽车。区内各机关熙攘着武装工人。苏维埃，区政局，工会，工厂委员会，都在替暴动做工作。在工厂，兵营以及各机关里面，小规模发生了同整个首都大规模发生的一样的事情：一部分人被压下去了，他部分人抬起头来，旧的联系截断了，新的联系巩固起来。落后者在通过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案。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心惊胆怕的，跟着工厂管理人和军队长官，闪避在旁边。不间断的会议上，报告新发生的消息，维持战斗信念，巩固相互联系。人群在新的轴心周围团结起来。暴动正在完成之中。
我们曾经努力一步一步地叙述十月暴动的准备：工人群众的怨望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苏维埃走至布尔什维克主义旗帜之下，军队气愤，农民反对贵族地主，民族运动泛滥起来，有财产者和统治者渐渐害怕和糊涂了，最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斗争为了主张暴动，暴动完成了一切；但经过上面叙述之后似乎暴动太短促了，太平淡了，太例行公事了，好像不与事变的历史规模相配称。读者感觉一种失望。好像爬山运动家，以为还有最困难的路程在前面，谁知忽然到了山顶上，或差不多到了山顶上。暴动在哪里呢？并没有一幅暴动画图。事变没有构成一幅画图。事先计算好了的和准备了的小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是各自隔开的，虽然统一于目的和思想之下，却未曾为斗争所结合起来。广大群众并未曾行动。毫无戏剧式的同军队冲突之事件。凡是受了历史事实教育而设想一个暴动的，对此都应用不上。
首都暴动的一般性质，后来给马萨里克[1]拿去——他以前已有好多人这样说——做根据，写道：“十月暴动……绝不是一个群众的运动。那是在上层幕后做工作的领袖的成绩。”事实上，这次乃是自有历史以来最大的群众暴动。工人无须走出广场来结合为一个群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工人已经形成一个整体了。士兵甚至奉令非经准许不得离开兵营，在这一点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是与军区司令溥尔可夫尼可夫的命令相一致的。但这些外面见不着的群众比平时更能与事变步伐相齐整。工厂和兵营没有一分钟与区司令部失去联系，各区也未曾与斯摩尼失去联系。赤卫队觉得后面有工厂工人拥护。服勤务的士兵回到军营来，看见替代的一班已经预备好了。正惟有广大的后备在背后，革命的队伍才能如此有达到目的的把握而前进的。反之散碎的政府武力，预先就为自己的孤立而颓丧了，甚至抛弃了抵抗念头。有财产的阶级，以为可以看见街道障碍物，看见放火和抢劫，看见流血。事实上是一种安静支配着，这安静是比世界上一切吼声都更吓人。社会地基不做声地移动着，如同能旋转的舞台面，将民众转到第一等位置来，而送昨日的主人到另一个世界去。
25日，从早晨十点钟起，斯摩尼就认为可以在首都和全国广播一个捷报：“临时政府已被推翻了。国家政权落入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手。”在某种意义下，这个捷报未免太将后事提前来说。政府还存在着，至少存在于冬宫范围之内。总司令部始终存在。外省还没有表示意见。苏维埃大会还未开会。但是领导暴动的人并非历史家：为了预备事变供历史家去记载，暴动领导者就必须将后事提前来说。在首都，革命军事委员已经绝对居于控制地位。大会之能批准，不会有疑问。外省等候彼得格勒倡始。为的要抓住全盘政权，必须开始以政权资格而行动。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它的告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书中，教士兵们当心监视官长方面的行动，不赞成革命的军官应当拘押起来，若有人图谋派遣怀敌意的部队向彼得格勒开来，则不迟疑以武力对付之。
驻总司令部的总特派员史丹开维奇，昨日刚从前线回来，不愿意在消极和躲避之中完全束手待毙，便于今早率领半连工兵学校军官生图谋去夺回那个被布尔什维克派占领的电话中枢。这个时候，军官生才知道电话中枢是落在谁人手里的。军官薛内古勃咬牙切齿叫喊道：“看哪，我们应当向这些人学习，学习他们的魄力！是些什么人指挥了他们呢？”占据电话局的水兵本可以从窗子开枪，毫不困难地歼灭这些军官生的。但暴动者尽所有的力量来避免流血。另一方面，史丹开维奇也严厉下令切勿开火：否则军官生要被告向民众开枪的。带兵的军官心里想道：“但是我们恢复了秩序之后，谁敢多嘴？”他结束他的思想，喊道：“可咒诅的小丑！”这句话很可表示军官对于政府的态度。薛内古勃自己作主派人向冬宫要求一些手榴弹和一些弹药。在等待期间，这个皇党中尉在电话局大门口同一个布尔什维克少尉辩论政治：好像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一般，未曾战斗以前互相骂詈。电话局那些接线小姐，夹在火线中间——虽然还是辩论火线——吓得神经错乱了。水兵们放她们回家去。“为什么？……一些女人！……”她们急急忙忙冲出门外去，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喊。薛内古勃记道：“无人行走的穆尔街忽然充满了花花绿绿的裙子和帽子，跳着，跑着。”水兵们勉强能运用电话接线机器。不久就有一辆装甲汽车开到电话局的院子来，车上坐着红党，但并不伤害那些受惊的军官。军官生方面也立刻夺得二辆大汽车，在电话局门外设下障碍物。从尼夫斯基大街方面又开来第二辆装甲汽车，然后第三辆。这一切都是操演性质，都是互相威吓性质。争夺电话局的斗争，无需用子弹就解决了：史丹开维奇解了围，但以自由放过他的军官生为交换条件。
此时武器还不过是暴力表现于外的一种记号：差不多没有人拿武器来使用。回归冬宫去时，史丹开维奇那半连人遇着了一队水兵，水兵准备开枪。双方互相注视了一下。没有一方要打仗：这方面觉得自己力量太强，那方面觉得自己力量太弱。但一有机会，暴动者，尤其工人就急忙解除敌人武装的。工兵学校军官生其他半连人，被赤卫队和士兵包围着，靠着装甲汽车帮助，缴械了，变成了俘虏。然而那时也没有交战！军官生并不抵抗。根据倡始者史丹开维奇的见证，“我们知道的唯一的积极抵抗布尔什维克派之尝试，便是这样结束了。”史丹开维奇指的，自然是冬宫区域以外的军事行动。
中午时分，马林斯基宫周围的街道都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军队占据了。预备国会议员刚刚列席开会。主席团想要知道最近的消息。人家吓了一跳，知道了电话交通已被截断时候。长者会讨论：应当怎么办？议员们在各隅悄悄私语。阿夫克森齐耶夫安慰人说：克伦斯基到前线去了，不久就可回来，解决一切。一辆装甲汽车开来，停在大门口。立陶夫斯基团和克克斯洪斯基团士兵以及禁卫海军水兵，开进宫里来，楼梯排了队，占据了第一殿堂。带兵队长请议员们立刻离开马林斯基宫。纳博科夫说：“令人惊惶的印象。”预备国议员们决定散走，暂时中断他们的活动。惟有48个右派起来反对屈服于暴力：他们显然知道，他们一定是少数的。议员们和和平平地在两行长枪之间走下那个华丽的楼梯。一个目击证人证明道：“在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式的情节。”“总是那几副平凡的，愚蠢的，笨拙的，凶恶的面孔，”——爱国自由派纳博科夫如此形容俄国的海陆士兵。楼梯下面，大门口，一些带兵的人检查议员们的证书，检查后通通放出去了。米留可夫当时是最后出去的几个人中之一。他写道：“大家以为预备国会议员之中会有几个人被捕去的，但革命司令部忙着其他的事情。”不是仅仅为了这个原故。革命司令部很少经验，发下的命令是说：若有临时政府阁员，则逮捕之。但其中没有一个阁员。预备国会议员很轻松的就被放走了，其中有些人不久就成了国内战争的组织者。
这个杂种议会，比临时政府早灭亡12个钟头，它一共存在了18日；从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马林斯基宫到街上来起，直至街上武装的人侵入这个宫殿为止。历史上本有很多的代议制滑稽戏，但这一切滑稽之中，“俄罗斯共和国参议会”也许是最荒谬的。
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离开了这个不祥的宫殿之后，便在全城浏览，观战：老爷以为民众会起来拥护他们的。但他看不见一个冲突。据雪特洛夫斯基说，街上的人——即尼夫斯基大街上的行人——张口大笑。“你听说么，布尔什维克派拿到了政权？他们至多保持三日罢了，哈，哈，哈！”雪特洛夫斯基决定留在首都不走，“在这段市民估计布尔什维克派统治的时间之中。”大家知道，这三天过得颇为长久。
但应当指出，尼夫斯基大街的行人须待黄昏时候才能大笑。早晨，风声如此紧急，资产阶级市区很少有人敢到街上来，早晨九点钟，新闻记者克尼志尼克出来在加门诺奥斯特洛夫大街上找寻报纸，但他找不到卖报人。一小堆人群中有人说着：昨夜布尔什维克派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银行。一队巡逻士兵经过，听了这话，劝告市民不要喧哗。“但即便无此劝告，所有的人还是异常安静的。”几队武装工人走过去。电车同平常一样行驶，即是慢慢地行驶。“我很难过，看见尼夫斯基大街上行人如此稀少，”——克尼志尼克写尼夫斯基大街景象。饭馆还是开门营业，但大家宁愿在里面后房吃饭。中午彼得·保罗堡垒墙头上的大炮，同平时一般报午，那里现在是布尔什维克派占据着。墙上和篱上贴满了布告劝告市民谨防暴动。但已有其他的布告出来宣布暴动胜利了。没有工夫张贴这种布告，只好用几辆汽车来分发。布告刚刚从印刷所拿出来。还有新鲜的油墨气味，正如事变本身一般新鲜。
几队赤卫队从各区出来。工人携着枪，刺刀高举在他们的帽子之上，子弹带束着他们的平装大衣，——这个景象是同10月25日分不开的。武装的工人，小心地，尚在难为情地，在他们夺取过来的首都城里维持秩序。
街道的安静令人放心。居民开始从家里走出来。黄昏时，有人看出甚至比前几日更安心些。固然，在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中，工作已经停止了；可是好多商店仍旧开门，有些关了门，但宁可说是为了谨慎而非为了需要。暴动么？暴动是这样么？
仅仅是十月卫兵代替了二月卫兵而已。
晚上，尼夫斯基大街上行人比平时还更多些，这些群众给布尔什维克派以三日限期。巴夫洛夫斯基团士兵，巡逻时，虽然有装甲汽车保护，且带了高射炮，已经不能惹人惊惶了。固然冬宫周围发生了一些严重事情，那里不许人众经过，但全部暴动不可能统统集中在宫殿广场上吧。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看见一些老头子，穿着豪华的大衣，举起戴手套的拳头去威吓巴夫洛夫斯团士兵，又有些时髦女人向士兵辱骂。“士兵们含着不自然的笑容，很少回答他们。”士兵们看见这条华丽的尼夫斯基夫街头显然有点眼花缭乱了，此时这条大街尚未改名为十月二十五日大街。
克罗德·安涅，法国政府派到彼得格勒来的记者，诚心地惊讶得很：这些蠢笨的俄国人竟未依照旧书上说的方法去作革命。“城里是安静的！”安涅打电话探听消息，接见宾客，自己又从寓所走出门来。那些士兵，在摩衣卡街拦阻他的去路的，秩序很好，“同旧政制底下一般”。在百万大街上，好多巡逻士兵。没有一响枪声。冬宫大广场，在这中午时分，还是差不多没有人的。穆尔街和尼夫斯基大街上，有巡逻兵。士兵步伐很整齐，穿的衣服是无可非议的。骤然一看，这些无疑是政府军。在马林斯基广场上，安涅想走进预备国会去，但陆军和水兵阻止了他，“固然是很客气的”。通到马林斯基宫的二条街，汽车和货车阻塞起来。此处也有一辆装甲汽车。这一切都是服从斯摩尼命令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军队巡逻全城，设下守卫岗位，解散预备国会，成了首都的主人，它在首都建立的秩序是“自从革命开始以来未曾见过的”。晚上，看门女人来告诉法国房客，说苏维埃司令部已经通知了几个电话号码，无论何时遇有强徒攻击或可疑检查，都可以打电话到那里去请示武装力量来救援。“事实上，我们从未曾像此时这样好受人保护着的。”
下午二点三十五分钟——外国记者们看看他们的表，俄国人是没有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开紧急会议，由托洛茨基宣布开会，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人家对我们说过，暴动将使革命溺死于血流之中，……然而我们未见一个牺牲者。”历史上未曾见过这样一个革命运动，有如此这多的群众参加，而流血如此之少的。“冬宫尚未曾夺取来，但它的命运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了。”接续下去的12个钟头将证明这个预言是太乐观了。
托洛茨基报告：人们从前线调些队伍来攻击彼得格勒，必须立刻派苏维埃特派员到前线和外省去，报知那已成就的暴动。人数不多的右派叫喊道：“你们预定了苏维埃大会的意志。”报告者回答道：“大会的意志，事先由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大暴动事实预定出来了。现在我们应当做的只有扩展我们的胜利。”
列宁从他的隐藏处出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说话。他简单地列举革命的纲领：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依靠苏维埃创立一个新的政府制度，依靠其他国家革命运动设法立刻终止战争，取消贵族地主财产权以此取得农民信任，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他说：“第三次俄罗斯革命结果必然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1] Masaryk（1850—1930）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有名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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