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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除了工厂，兵营，农村，战壕和苏维埃以外，革命还有一个制造所，就是：列宁的头脑。列宁被迫躲藏起来，他不得不于111天之中——从7月6日至10月25日——隔绝人群，甚至于限制与党中央委员会面。没有同群众直接沟通，没有与组织联络接触，他只有更加决然的集中他的思想于革命诸根本问题，提高之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问题地位，——这对于他是一个需要，同时又是一个原则。
民主派以及其中最左的分子，他们反对夺取政权时所持的主要理由，乃是说劳动者无能力运用国家机构。布尔什维克党内部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个。“国家机构！”每个小资产者都是在崇拜着这个超于众人和阶级之上的神秘原则下面，教养大的。有知识的俗子，骨髓内从他们的父亲或祖父，小商人或殷富农民，承受下来那个恐惧心，害怕那些全能的机关：它们决定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它颁发营业证书，它们征收捐税，它们施行刑罚，间或赦免人罪，它们认可婚姻和出生，死了人也须恭而敬之循序等待它们认可。国家机构，小资产者走进偶像的庙堂里去，不仅恭而敬之脱了帽子，而且连鞋子都脱了，点起了脚尖轻轻走进去，——凡小资产者，无论他名字叫做克伦斯基，或赖伐尔[1]，或麦克唐纳，或希法亭，当他个人的福运或时会的凑合使得他做了部长或大臣时候，他总是这样走进国家机构里面去的。唯有谦恭服从“国家机构”，他才能报答这个恩典。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甚至当革命时候，也是非跟在贵族地主和资本家屁股后面就不敢参加政权，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害怕和气愤布尔什维克派：那些街头鼓动家，那些煽惑家，竟想夺取国家机构！
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不管官方民主派如何怯懦和无力，苏维埃仍然拯救了革命；此事之后，列宁写道：“凡缺乏信心的人，经过这番事情之后，应该懂得一点了。那些人应当惭愧的，他们说道：‘我们没有什么机构去代替那必然倾向于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机构。’他们应当惭愧的，因为我们有新机构。这就是苏维埃。不要害怕群众的创意力和独立性，并且信任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么你将看见，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内，工人和农民将表现那种势力，那种伟大，那种不可征服的气概，如同他们联合阻遏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所表现的一般。”
列宁在秘密生活最初一两个月中写成了他的书：《国家与革命》，——这书的主要材料，他在国外大战期间就已搜集好了。他以处理日常实际任务时那样的细心，来处理那关于国家的理论问题。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在他看来，理论本是行动的指导。列宁未曾有一刻以发明新理论为目的。刚刚相反他给他的著作以一种极端谦虚的性质，特别表明他是以弟子资格说话的，他说他的任务乃是复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就其中仔细引证和琐碎解释来看，这本书可以使人觉得是迂腐的——使那些真正的迂夫子觉得是迂腐的，他们在分析文句时候无法感觉到思想和意志的强烈的冲动。光就在历史上更高的新的基础之上恢复阶级国家论一事来说，列宁就给马克思思想以一个新的具体性质，一个新的意义。但列宁这本关于国家的著作，其不可限量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这个著作乃是自有历史以来最大的暴动的一个科学的导言。“注解”马克思的人，准备了他的党以革命手段去征取地球上六分之一的疆域。
国家如果能简单地适应于一个新历史制度的要求那就不会有革命发生了，可是资产阶级自己一向须依靠革命，才能走上政权，现在轮到工人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也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意义，即视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工具。
工人不能占取国家机构么？但是——列宁教导说——问题绝不在于占取旧的机构而用之于新的目的，那是一个反动的空想。旧机构中的人选，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相互关系都违反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夺得了政权之后，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重新训练旧的机构，而是在于完全拆毁这个机构。拿什么东西去代替它呢？苏维埃本是暴动机关，领导革命的群众，暴动后就要变成新的国家制度的机关了。
在革命漩涡之中，这本书不会有很多人去读；事实上亦是夺取政权之后才出版的。列宁研究国家问题，首先为了自己的内心信念，然后为了未来，保存思想的承续，乃是他时刻关心的事情之一。七月间，他写信给加米涅夫说：“秘密。人家若是收拾了我，我请你发表我的小稿本马克思主义国家论（存在斯德哥尔摩）。蓝色的封面。所有的引证都是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也有引自考茨基反对潘涅库克[2]的。有许多注释和附论。你要编辑一下。我想有一星期功夫，你就可以整理出版了。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因为糊涂了的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二人。一个条件：这一切绝对秘密的。”革命的领袖，蒙了敌国奸细罪名受人通缉，有可能被敌人谋害死，却关心于出版一个“蓝面的”小稿本，其中征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这便是他的秘密遗嘱。“人家若是收拾了我”，这一句轻松的话是用来抵制他所讨厌的感伤情绪的：他委托的这件事情本含有一种可感伤的性质。
但是他一面担心人家背后打击他，一面自己准备向人家当胸打击。那个宝贵的小稿本终于从斯德哥尔摩寄来了；他于读报和建议余暇便自己着手整理那个稿本。生活并非停滞不前的。国家问题必须以实际行动解决之时机，已经临近了。
俄国帝制刚被推翻之后，列宁在瑞士写道：“……我们并不是布朗基主义者，……不主张以少数人夺取政权。……”回到俄国后他发挥同样的思想：“现在我们是少数，——群众尚未信任我们。我们晓得等待着。……群众将倾向于我们，那时考虑了势力关系之后，我们将对他们说：我们的时候到了。”夺取政权问题在这最初几个月内实等于在苏维埃中夺取多数问题。
七月失败之后，列宁宣布说：从此以后只能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了；而武装暴动显然不应当依靠于那被妥协派败坏的苏维埃之上，而应当依靠于工厂委员会之上；胜利之后，再来重建苏维埃使之合于政权机关。事实上，两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派从妥协派手里把苏维埃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错误最足以表明他的战略家天才：他按照最不利的形势来拟定最大胆的计划。四月间他经过德国回俄国来时候，他算计一出火车站就会被人送进监狱去的；同样，7月5日，他也说：“他们也许要把我们通通枪毙的。”现在他又估计：妥协派将不肯让我们在苏维埃中夺取多数的。
拿破仑写信给柏底耶（Herthier）将军说：“当我草拟作战计划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胆小；我夸大了一切可能的危险和灾害。……可是我的计划决定以后，一切都忘记了，惟有那足以促使计划成功的事情不会忘记。”如果把这个不大适宜的字眼“胆小”除开不论，则此基本思想亦可用之于列宁。解决一个战略问题时列宁赋予敌人以他自己的决心和他自己的明察。列宁的策略上错误往往是他的战略上精明所造成的副产物。在现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谈不到错误的：一个医生使用顺次消去法来决定病症，假设许多病症，然后一个个消去之，先从最危险的假设开始，——这样并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分析方法。
布尔什维克派一经取得两个首都苏维埃之后，列宁说：“我们的时候到了。”在4月和7月，他设法制止过急的行动。在8月，他从理论上准备新的阶段；从9月中旬起，他就用尽全力来催迫了。现在危险的并不在于走得太快，而是在于走得太慢。“在这事情上，现在不会有什么早熟的了。”
在他的论文和他的致中央委员会书信中，列宁分析时局，每次总是特别注重国际形势。欧洲无产阶级觉醒的征兆和事实，他认为是战争背景之下一种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危害俄国革命之可能性是渐渐少了。意大利社会党人被逮捕，尤其德国舰队中发生兵变事情，使得列宁宣布全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
关于列宁这个出发立场，不肖门徒辈历史家们宁愿绝口不提：因为列宁的计算似乎被事变所反驳了，又因为根据后来成立的理论，俄国革命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自己都会成功的。然而列宁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绝非是幻想的。他从各国军事检查新闻所透露的消息，看出一些征兆，而这些征兆确实表明，革命风暴将要到来。一年之后，这个风暴果真吹倒了中欧两帝国的整个建筑。但即在战胜国中，在英国和法国，更不用说意大利了，这个风暴也长久阻止了统治阶级的自由行动。若有一个坚固的保守的很自信的资本主义欧洲在当前，则孤立的而且来不及巩固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连几个月也不能维持。但是那个欧洲已经不存在了。固然欧洲革命并未能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改良派救了资产阶级政制，——但仍有充足力量来保护苏维埃共和国，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即最危险的时期。
列宁的深刻的国际主义，不仅表现于他始终重视估量国际局势上面；而且连俄国夺取政权这件事也被他看做首先是对欧洲革命的一个推动——他说过好几次，欧洲革命对于人类命运，要比在落后的俄罗斯的革命，更重要得无数倍了。有什么刻薄的话，他不用之于那些布尔什维克派头上呢，——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国际主义者任务？他嘲笑道：“通过一个决议案表同情于德国变兵，同时又反对在俄国举行暴动，——这是真正合理的国际主义！”
在民主会议开会那几日之中，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道：“已经在两首都苏维埃中得到了多数，……布尔什维克派可以而且应该夺取政权。……”在伪造民意的民主会议中农民代表大多数投票反对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这件事实，列宁认为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农民不肯与资产阶级同盟则除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之外将没有其他出路。“民众已经厌倦于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了。惟有我们在两首都的胜利能引领农民跟着我们走。”党的任务：“将那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问题提出于议事日程。……”直至那时，还没有一个人敢如此决然的如此露骨的提出暴动问题的。
列宁很注意查考国内所有的选举和投票，他小心搜集统计数字，足以说明真实的势力关系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于选举统计漠不关心，这个倾向只能得到列宁的鄙视。同时，列宁也从未将议会运动的指数与真实的势力关系混为一谈；一有机会他总要声明重视直接行动。他提醒人说：“……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从它对于群众影响以及领导群众加入斗争的观点来说，在议会外的斗争中比在议会的斗争中要无比的大得多了。这是谈到国内战争问题时最重要的一个注意点。”
列宁以锐利的眼光第一次指出土地运动已经进入决定胜负的阶段了；从此观察，他立刻推出一切的结论。农民不肯再等待了，士兵亦然。九月底，列宁写道：“在农民暴动这个事实之前，一切其他的政治表征，即使是违反于这个全国总危机的成熟现象的，也都绝对失去重要意义了。”土地问题就是革命的基础。政府如果战胜了农民暴动，那就等于“埋葬了革命。……”再不能希望比现时更好的条件了。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危机成熟了。俄罗斯革命的命运在此一举。国际工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也在此一举。危机成熟了。”
列宁号召暴动。每一行简单的，素朴的，有时盛气凌人的文字，都透露出最激越的热情。十月初他写给彼得格勒党会议的信说：“革命就要完蛋了，倘若克伦斯基政府不于最近期间被工人和士兵所推翻。……必须动员所有的力量使得工人和士兵头脑之中深印这个思想：认为一个拼命的，最后的，决生死的斗争，为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是绝对必要的。”
列宁不止一次说群众比党更左。他知道党比它的上层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派”也更左些。他太明白中央委员会之中各种派别和倾向了，所以他不以为中央委员会能采取什么冒险的步骤。他反而害怕过分的谨慎，延宕的精神对于几十年准备下来的历史局势的错失。列宁并不信任那没有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这便解释了他在躲藏地为什么写出了这些书信。列宁之不信任，是不怎么错的。
在大多数情形，总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决定之后他才得表示意见，所以列宁总是从左的观点去批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他的反对是以暴动问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限止于暴动问题。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太看重妥协派的执行委员会，民主会议，以及一般苏维埃上层的议会把戏了。他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派之建议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一个各派混合的主席团。他骂那参加预备国会的决议是“可耻的。”他气愤于九月公布的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候补议员名单：太多知识分子，太少工人。“拿演说家和著作家去充塞立宪会议，这是走上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陈腐道路。这不是第三国际应该做的。”此外，未经斗争锻炼过的新党员也太多！这里，列宁认为必须声明一点：“自然……举例来说，没有人会反对提出托洛茨基做候补人，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但显然，不能说列入名单的许多新近入党的人都是这样。……”
人家会以为四月事变在重现了：列宁又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反对者。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但他一般的反对精神是一样的：中央委员会太消极，太退让于知识分子的舆论，太妥协于妥协派；尤其太冷淡于武装暴动问题，——是宿命论者的态度，而非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
现在是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时候了：“我们的党，现在，在民主会议时候，事实上有着自己的大会，而这个大会应当（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解决革命的命运。”只能设想一个解决法：武装暴动。在这第一封论暴动信上，列宁还声明一点：“问题并不是关于暴动的‘日子’，也不是关于暴动的狭义的‘时机’。惟有一切与工人和士兵，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才能决定这个时机问题。”但二日或三日之后（那时的信一般没有记日子：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为了密谋），在民主会议解体的明显印象之下，列宁已经坚持必须立刻行动，而且马上提出一个实际计划来了。
“我们应当在民主会议中立即团结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贪求人数，……我们应当拟定一篇布尔什维克派简短宣言；我们应当派遣整个党团往工厂和兵营去，同时我们也应当一分钟都不浪费立刻组织暴动军司令部，展开我们的势力，派遣忠实的兵团占据最重要地点，包围亚历山大戏院（民主会议会场），占领彼得·保罗堡垒，逮捕司令部和政府，再派一些奋不顾身的队伍去对付军官生和野蛮师，宁死阻止敌人冲到城中心来。我们应当动员有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从事最后的激烈战斗，立刻占领电话局和电报局，将我们的暴动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用电线与各工厂，各兵团，各武装斗争地点等联络起来。”日期问题，现在无须依靠“那些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来决定”了。列宁提议立刻行动：发一个最后通牒退出亚历山大戏院，然后带领有武装的群众回到戏院来。致命的打击不仅要打在政府头上，同时也要打在妥协派最高机关头上。
苏汉诺夫攻击道：“……列宁在私信之中要求逮捕民主会议，但在报纸上则提议一种‘妥协’如我们所知的：请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接受整个政权，再看未来苏维埃大会如何决定。……托洛茨基在民主会议及其周围也是坚持这个观念。”苏汉诺夫认为这里面是口不对心的，其实毫无这个影子。列宁向妥协派提议一种妥协，乃是在战胜科尔尼洛夫之后立刻提出来的，即在九月初旬。妥协派耸耸肩膀，放过这个妥协机会。他们把民主会议转变为一种假面具，掩盖他们与立宪民主党人的新合作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由此，妥协的可能确定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政权问题只能以公开斗争来解决。苏汉诺夫将二个时期混为一谈了，其中前一时期比后一时期要早15日，而且从政治上决定后一时期。
但即使暴动是新合作政府之下不得不然的结论，列宁这个转变的激剧也是出人不意的，甚至是出于他自己的党的上层诸领袖意料之外。照他的信来团结民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要贪求人数”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党团的情绪如此之落后，甚至以70票对50票之多数反对抵制预备国会，即反对暴动路上第一个步骤。连中央委员会里面也没有人赞成列宁的计划。四年之后，某次纪念晚会之中，布哈林以其特有的夸大和俏皮叙述一件根本上颇正确的轶事：“信（列宁的）写得很凶，拿种种刑罚（？）恐吓我们。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还没有人敢如此凶狠的提出问题。……起初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商议了以后就决定了。在本党历史上，这恐怕是独有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一致决议焚毁列宁的信，……我们想，无疑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们可以拿到政权，但我们估量我们还不能在外省立脚，拿了政权和驱逐了民主会议诸代表之后我们更不能在俄国其余部分巩固势力了。”
为了密谋关系确曾焚毁了好几份这样危险的信，——实在说并不是一致决定的，而是6票对4票及6票弃权之多数决定的。幸而有一份替历史家保留下来。但布哈林叙述的故事之中这一点还是真实的，即是全体中央委员都拒绝列宁这个建议，虽然拒绝动机各个人不相同：有些人是根本反对暴动，有些人认为民主会议开会期间最不利于暴动，又有些人则不过是迟疑不定，采取观望态度。
列宁碰了这个钉子，便去同史密尔卡进行阴谋。史密尔卡那时也在芬兰，以苏维埃地方委员会主席之资格手中操着很大的实权。1917年时史密尔卡站在党内最左翼，他七月时就已主张推行斗争直至解决胜负了。列宁每逢转变政策时候总找得到依靠的人。9月27日，列宁写给史密尔卡一封长信：“……而我们在做什么？只是通过决议。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在确定“日期”（定于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拖延难道不可笑吗？指望这个难道不可笑吗？）。布尔什维克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为推翻克伦斯基准备好自己的军事力量。……应当在党内做鼓动，引起人认真注意武装暴动，……再说到你的作用。……建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同他们进行周密的讨论，收集（并亲自核对）关于彼得格勒郊区和市区军队的编制和布防，关于芬兰部队向彼得格勒的调动，关于舰队的动向等等的精确情报。”列宁要求“在那些驻防芬兰的哥萨克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宣传……必须详细调查哥萨克兵的态度，遣派芬兰地方海陆士兵中最好的鼓动人才有组织地到哥萨克兵里面去。”最后，“为了适宜地准备群众情绪，必须立即传播这个口号：政权必须立即移交彼得格勒苏维埃之手，然后转交于苏维埃大会。因为再宽容三个星期，让克伦斯基进行战争和准备科尔尼洛夫式行动，——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我们有一个新的暴动计划：在赫尔辛基设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为作战司令部；驻防芬兰的俄国军队为作战主力。“似乎完全操在我们手里的而且有重大军事作用的力量，只有芬兰的军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列宁期望如此在彼得格勒之外给政府一个最重的打击。同时也必须“适宜地准备群众情绪”，为的以芬兰的武装力量推翻政府对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不会是晴空霹雳的：苏维埃大会未开之前，彼得格勒苏维埃应当是政权的继承者。
这个新计划草案，同以前那个一般，也是没有实行的，但并非全无效果。在哥萨克军队中进行鼓动，不久就得到了效果：关于这事我们已经听狄宾科说过了。号召波罗的海水兵来参加给予政府的致命打击，这事情也放入了后来拟定的计划之内。但要点并不在这儿：列宁如此极端迫切提出问题，就是不容许任何人规避或玩弄这个问题。当作直接的策略上建议来看是不合时机的事情，但若当作中央委员会情绪的试验来看，当作拥护坚决的以反对动摇的手段来看，当作帮助推动左倾的办法来看，则是合适的了。
列宁用尽种种手段，他在躲藏地与众隔离的生活中所能用的手段，努力迫得党的干部去认识时局的严重和群众的压力。他召集若干布尔什维克派到他的躲藏所来，热烈的询问他们，他检验领袖们的言论和行动，他越过组织路线寄发他的口号给党，给党的下层，为了迫得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行动，不得不实行到底。
写给史密尔卡的信后一日，列宁写了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过的那篇《危机成熟了》的文章。结末几句话不异于是向中央委员会宣战。“必须……承认事实：在我们内部，在党中央委员会和上层领袖间，存在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见，主张等待苏维埃大会，反对立刻夺取政权，反对立刻暴动。”这个倾向，无论如何必须克服的。“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召集大会。”浪费时间来等待苏维埃大会“不是完全痴呆便是彻底背叛……”直到大会，即20日，还有20多天，“几个星期甚至几日，现在足以决定一切。”拖延解决，即是怯懦地放弃暴动，因为开大会时候，夺取政权将成为不可能的了：“到了如此愚蠢的替暴动‘规定’的那个日子，人家已经调了哥萨克兵来了。”
仅仅这封信的口气就已经表明了，列宁认为彼得格勒诸领袖的拖延政策含有多大危险。但这一次他不限止于激烈的批评而已，而且为了表示抗议他辞去中央委员之职。理由：从民主会议开始中，中央委员会就未曾回答他的夺取政权要求；党报编辑部（斯大林）故意稽迟发表他的论文，而且删去了几节关于指出“布尔什维克派一些骇人错误的，如参加预备国会那种可耻的错误。”……列宁不认为可以在全党前面遮盖这个政策。“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在文件之中发现不出这件事情后来是如何解决的。总之列宁并没有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之提出辞职绝不会是一时愤慨的结果，他显然是为了必要时能够摆脱中央委员会内部纪律的束缚：他并不怀疑，直接号召党的下层一定可以保证他的胜利，同在四月间一样，但是公开反对中央委员会，必须以准备一个非常大会为前提，因之必须有相当的时间；然而缺少的正是时间。以他这封辞职书为借口，但并不完全超越党的法制范围之外，列宁继续以一种更大的自由在党内战线上开展攻势。他不仅将他的致中央委员会的信抄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而且设法使得这些抄件能达到各区最可靠的活动同志。十月初，列宁已经超越过中央委员会头上，直接写信给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了：“布尔什维克派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拖延是罪恶。等待苏维埃大会，是幼稚地玩弄形式，是无耻地尊重形式，是背叛革命。”从行动的等级系统观点来说，列宁这种举动并非全然无可非议的。但这里牵涉的问题更大于党内的形式纪律。
维包格区委员会一个委员斯卫希尼可夫，在他的回忆中说：“伊里奇在他的躲藏地孜孜不倦地写了东西出来，娜杰支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克鲁泼斯该雅）常常在区委员会读那些稿子给我们听。……领袖的火辣辣的话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我记得同昨天事情一般清楚：在区机关一个房间内，打字的地方，娜杰支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如何俯身仔细校对复件和原稿；在她身边，‘叔叔’和‘珍妮’又如何要求给他们留下一份复件。”“叔叔”和“珍妮”乃是区委两领袖的为秘密工作用的诨号。一个区同志那乌莫夫说：“不久之前我们才接到伊里奇一封信，致中央委员会的。……我们读了那信，大家喊一声：啊哈！原来列宁好久以来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暴动问题了。我们吵起来，我们开始施行压力。”正是需要这个。
十月初，列宁要求彼得格勒党会议坚决表示赞成暴动。由他起意，党会议“恳切请求中央委员会采取种种步骤以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暴动。”仅仅这两句话就含有两种掩饰作用：一种是法律上的，一种是外交上的。说领导“不可避免的暴动”，而不说直接准备暴动，这是为了免给检察官拿去做罪证。说党会议“恳求中央委员会”，而不说要求，不说抗议，这是显然为了顾全党的最高机关的面子。但在另一个也是列宁起草的决议案之中，则更加坦白地说出了：“……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我们看见有些动摇，仿佛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拿决议案，拿抗议书，拿大会，来代替这个斗争。”这差不多是公然激起本党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了。列宁是不轻易决定如此行动的。但现在是关于革命命运问题，其他一切顾虑只好置诸脑后了。
10月8日，列宁写信给将要开的北方苏维埃大会布尔什维克派诸代表说：“我们不能等待全俄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把那个大会延期至11月的。我们不能延缓，让克伦斯基多调些科尔尼洛夫派军队来。”芬兰，海军和勒瓦尔也有代表参加的那个大会，应当发起“一个立即的动作对于彼得格勒。”立刻暴动，这一次是直接向几十个苏维埃的代表们号召了。是列宁个人号召的，没有党的决议，党的最高机关此时尚未表示哩！
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党，有很大的信心，同时对于中央委员会又有很严重的怀疑，才会抛开中央委员会，以个人负责感，从秘密藏身之处，用小字写在小纸上，叫人去鼓动武装暴动。九月间和十月初，列宁怎样又会在自己的党的上层领袖当中孤立起来呢，如同我们说过的四月初情形一般？这一点将不能明白的，倘若我们相信那个愚蠢的传说，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设想为从一个革命思想纯粹而简单的派生出来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发展的，受了这个环境的种种影响，某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和某种落后文化状态也是属于这种影响之内。每逢有新局势发生，党非经过一种内部危机就不能适应这局势。
要真正明白临近十月暴动之时布尔什维克党上层领袖中间发生的那种激烈斗争，我们还必须回头去看看本书第一卷中说起的党内那些过程。尤其当本书著作时候，斯大林一派正在以前所未闻的努力，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来从历史之中抹去了关于十月革命事实上如何准备及如何成功的一切回忆，——那种回顾更加是必要的了。
大战之前几年当中布尔什维克党在公开报纸上自称为“彻底的民主派”。这个别号不是偶然选取来的。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勇气敢彻底提出实行革命的民主口号。但在预测革命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并未超出这些口号以上。可是大战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帝国主义结成了不解之缘，确定指示出：“彻底的民主”政纲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的了。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那些人，在大战时未曾有此觉悟的，必然被革命所震惊，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左翼同路人。
虽说当年烽火让有关资料极为残破——1923年后的追述整理又增添了高层新内斗的倾向性——通过对欧战期间党史的精心研究，我们仍可发现，在大战期中布尔什维克派上层分子思想理论方面有很大的衰落，那时党的经常生活事实上已经停止了。这个衰落有两重原因，一方面流亡者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地下组织脱离了境外中心（首先是列宁的指导），结果呢？境外人员受到隔绝，国内分子又滑入歧途[3]。
每个国内的列宁派老干部，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其中没有一个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曾经写了什么文件足可被人认为至少是从第二国际向第三国际路上轻走一步的。几年之前，一个老党员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写道：“关于和平，关于渐渐起来的革命的性质，关于本党在未来临时政府中的作用等问题，在我们的头脑里是很模糊的，或简直未曾入于我们的思考领域之内。”直至现在，人家还未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一页笔记，一封书信，其中斯大林、莫洛托夫或现时其他领袖在那几年间曾经提出他们的意见关于战争和革命前途的，——即使顺带的或匆忙的提出，也不曾有过。这自然并不是说“老布尔什维克派”，在战争，社会民主党破产和俄罗斯革命准备那几年之中，丝毫未曾写过关于那些问题。历史事变太迫切要求一个回答，而坐牢和流放也给人以足够的间暇来思考和通信。然而关于那些问题写下来的一切文件之中，没有一件可以附会解释是向着十月革命思想前进一步的。只消指出党史学院不许印行斯大林的笔从1914年至1917年间写的一字一句，而且不得不小心隐藏关于1917年三月的最重要文件，——我们便可明白了。在当今领袖分子大多数人的官方政治传记中，大战那几年事迹有如一页白纸。这便是赤裸裸的真相。
最近的青年历史家之一，拜也夫斯基，奉命专门表明党的上层领袖在战争那几年中如何朝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发展的。无论他的科学良知如何表现得柔顺，他仍然不能从那些材料之中得到什么结论，除了这个贫乏的声明：“我们不能追随这个过程的线索，但某些文件和回忆无疑证明了：党的思想曾在暗中摸索循着列宁的四月提纲的方向。……”仿佛说问题是关于暗中摸索的，而不是关于科学的估量和政治的预断！
彼得格勒《真理报》，于革命之初，企图采取一种国际主义立场，——这固然是一种极端矛盾的立场，因为并不超出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范围之外。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派，充军回来，立刻就给中央机关报以一个民主爱国的方向。加里宁为了辩护他被人骂做机会主义者，于5月30日提醒人道：应当“拿《真理报》来做例。起初《真理报》采取一种政策。斯大林，穆兰诺夫，加米涅夫回来了，他们把住真理报的舵，朝着另一方向驶去。”
几年之前莫洛托夫也写道：“必须坦白承认，党并没有明白的眼光，也没有坚决的意志，如革命时机所要求的……同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一般，鼓动工作并无坚固的基础，因为思想还未曾达到那种勇敢的结论，认为必须为了社会主义和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直接斗争。”“仅仅到了革命的第二月才开始转变。”“从列宁回到俄国来，即四月间起，我们的党才觉得有个巩固的立足地了。在此以前，党还是暗中摸索着，柔弱而无把握，找寻它的道路。”
要先天地走到十月革命的思想，无论在西伯利亚，在莫斯科，或甚至在彼得格勒，都是办不到的，惟有在世界历史道路的十字街头上才办得到。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必须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前途相会合才能在俄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必须有个更高的观察点，必须有个非民族的而为国际的眼界，更不必说需要具有较党内所谓实干家群体更丰富深刻的思想素养。
在那些实干家看来，帝制的推翻将在俄国开辟一个“自由的”共和国时代，他们将在此共和国内，依照西方国家榜样，实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三个老布尔什维克，赖可夫、斯克伏错夫和魏格曼，“受了因革命而得解放的那林边区社会主义民主党人之委托，”三月间从托姆斯克打电报来说：“我们向复活的《真理报》致敬，它以前如此成功教育了革命的干部去夺取政治自由。我们也深深相信它亦将成功把那些干部团结于它的旗帜之下，为了继续民族革命斗争。”从这个集体的电报中，我们可以推出整个观念，系统，——一种鸿沟界在这个观念系统和列宁的四月提纲之间。二月革命突然的使那以加米涅夫、赖可夫、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层，变成了保护祖国的民主派，向右转弯，去同孟什维克派接近。未来的党史家雅罗斯拉夫斯基，未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鄂终尼宫启宰，未来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三月间与孟什维克派亲密合作在雅库茨克出版一个杂志《社会民主》，站在那爱国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边缘立场上。最近几年，这个杂志被人家小心搜罗起来，以便焚毁了。
安卡斯基是这派老布尔什维克之一，当还允许人写这类话的时候，曾写了如下的话：“必须公开承认，不少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四月间党会议以前，关于1917年革命性质问题，还保持着1905年布尔什维克派旧观点，很困难地才抛弃与消除了这些观点。”应当补充一点说：业已失去效力的1905年思想，在1917年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派旧观点”了，已经成为一种爱国改良主义的思想了。
一个官方历史出版物说：“列宁的四月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中的确没有势力。赞成这个划时代提纲的人只有2票，反对者13票，弃权者1票。”博德魏斯基写道：“列宁的结论，连他的最热心的弟子也以为是太大胆的。”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意见，列宁的演说“使得布尔什维克党陷于孤立，因之自然使无产阶级和党的地位极度恶化。”
三月底，斯大林表示赞成军事保护祖国，赞成有条件地拥护临时政府，赞成苏汉诺夫的和平主义宣言，赞成与策列铁里的党合并。1924年他回顾前事，自己写道：“当时我与党内其他同志同站在这个错误立场，直至四月中旬才完全放弃了，而去拥护列宁的提纲。必须有个新的路向。列宁便以其有名的四月提纲给予党以这个新路向。……”
加里宁直至四月底还主张与孟什维克派结成选举联盟哩。在彼得格勒市党会议上，列宁说：“我强烈反对加里宁，因为与爱国派联盟是不可想象的。……这是背叛社会主义。”加里宁的主张便是在彼得格勒也不是没有人拥护的。在会议时候，据说：“在列宁影响之下，联合的恶浊空气，渐渐消散了。”
在外省，反抗列宁提纲，还继续得更长久些，有些地方甚至继续至十月。据基辅一个工人西夫错夫说，“（列宁的）提纲里所发挥的思想，并非立刻就被基辅整个布尔什维克派组织所接受了的。有些同志——毕亚大可夫是其中之一——不同意那个提纲……”哈尔可夫一个铁路工人穆古诺夫说了这个故事：“老布尔什维克派在整个铁路工人群众之中有很大势力。……有好多老布尔什维克派站在我们组织的外面，……二月革命之后，他们有些人误会了，加入于孟什维克派里面，后来他们自己好笑起来，不明白何以有这误会。”这一类的见证，并不在少数。
虽然如此，但现在一提到列宁四月间所实行的党的重新武装，御用历史家便要认为是亵渎神圣了。这些新兴的历史家，拿党的威望来代替历史真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现在甚至无权利去征引斯大林自己的话，——斯大林在1924年还不得不承认四月间转变的突兀哩。他说：“必须有列宁的有名的四月提纲，党才能勇敢的走上新的道路。”“新的方向”和“新的道路”，这便是党的重新武装。然而六年之后，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历史家资格因为提到了斯大林在革命初时“关于根本问题采取一种错误的立场”，竟至于各方面受人家野蛮迫害。“威望”，这个偶像，是一切怪物之中最能吞噬人的！
党的革命传统，下面来的工人压力和上面来的列宁的批评，迫得党的上层分子在四五月间不得不——借用斯大林自己的话——“走上新的道路”。但只要不是一点都不懂政治心理，就决不会认为仅仅投票赞成列宁的提纲，便等于确实而完全的放弃那“关于根本问题的错误立场”了。事实上，战争那几年中自然而然强大起来的庸俗的民主观点，虽然附和于新的政纲，暗中却是同这个政纲反对的。
8月6日，加米涅夫不顾布尔什维克派四月会议的决议案，仍然在执行委员会上发言，赞成派代表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那里准备的社会爱国派会议。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没有一个人反对加米涅夫的演说。列宁写了一篇大发雷霆的文章，但在加米涅夫演说十日之后才登载出来。必须列宁自己以及其他中央委员有力的压迫，以斯大林为首的编辑部才肯发表这篇抗议文章。
七月事变之后，党内动摇起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陷于孤立，使得好多领袖害怕起来，尤其在外省。在科尔尼洛夫事变之中，那些受惊吓的人企图去接近妥协派，结果又使得列宁大声警告起来。
8月30日，斯大林以总编辑资格，毫无保留地发表季诺维也夫一篇文章《所不应为之事》，反对准备暴动：“必须正视事实：在彼得格勒，我们的环境容易促成1871年巴黎公社式的暴动之爆发……”9月3日，列宁写了关于其他问题的文章，其中没有指明季诺维也夫，但暗中打击他：“拿公社来做譬喻，是很浮浅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第一，从1871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派毕竟学得了一点教训，他们不会将银行置诸度外，不会放弃进攻凡尔塞；而且即使是巴黎公社，若在这种条件之下，也是会胜利的。此外，布尔什维克派得到政权之后能够献给民众的东西，公社那时候则一下拿不出来，这就是：土地给农民，立刻提议媾和。……”这是一个无指名的警告，但非模棱两可的警告，不仅警告季诺维也夫，而且警告《真理报》编辑斯大林。
在预备国会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分裂了。民主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党团那个参加预备国会的决议，得到了好多地方委员会拥护，即使不是得到多数拥护。譬如在基辅就是这样。耶夫珍妮亚·宾希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基辅委员会多数人赞成参加，而且推举毕亚大可夫为代表。”在许多情形，譬如加米涅夫、赖可夫、毕亚大可夫及其他诸人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动摇有一种连续性：四月间反对列宁的提纲，九月间反对抵制预备国会，十月间反对暴动。反之布尔什维克派次一层的干部，较接近于群众的，政治上较新颖的，则容易接受抵制预备国会口号，而强迫各级委员会，连中央委员会在内，突然转变态度。在列宁诸信影响之下，基辅市党会议就是大多数反对当地委员会。差不多在每次政治大转弯点时，列宁总是这样依靠在党的机关下层之上反对最上层的，或依靠党的群众之上反对整个机关的。
在此种情形之下，十月以前领袖的动摇绝非出乎列宁意料之外。他预先就怀有机警的不信任心，他注意那些使人忧虑的征兆，他从最不利的假设出发，他认为多加一次压力总比表示宽容更加妥当些。
莫斯科地方局，无疑是受了列宁指使，才于九月通过一个强硬的决议案，反对中央委员会，责它迟疑、动摇，惹起党内思想混乱，又迫它“采取一个明显而确定的路线倾向于暴动。”洛莫夫以莫斯科地方局之名，10月3日以此决议案通知中央委员会。记录之中这样写道：“决定不辩论这报告。”中央委员会还在继续规避“怎么办？”问题。但列宁经过莫斯科施行的压力，并非没有影响的：二日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退出预备国会。
敌人和反对者明白，这个举动就是走上了暴动道路。苏汉诺夫道：“托洛茨基将他的大军从预备国会撤退出来之后，就是毅然决然向着暴力革命走去的。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关于退出预备国会事情时候，结末喊道：‘直接而公开为全国革命政权斗争万岁！这是10月9日的事情。”
第二天按照列宁要求，举行那次有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暴动问题完全明白地提了出来。列宁以此次会议结果来决定他以后的政策：是经过中央委员会执行呢，还是反对中央委员会呢？苏汉诺夫写道：“俏皮的历史女神真会开玩笑！布尔什维克派上层领袖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是在我的家中开的，我的卡博夫街住宅（门牌32号内第31宅）开的。但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妻子是个布尔什维克。“这回大家曾特别设法，使我在别处过夜：至少，我妻子是确切知道我的意向的，她给了我一友谊的和无私心的劝告，要我在长途旅行之后莫过于疲倦了。总之，这次会议有完全保证不会被我撞破的。”这次会议，更重要得多的，是有了保证不会被克伦斯基的警察所撞破。
21个中央委员之中12人到会。列宁到了，披了假发，戴了眼镜，刮了胡子。会开了大约十个钟头，直至深夜。有一个休息，大家喝了茶，吃了面包和腊肠，为得振作精神。是需要振作精神的：讨论的是关于在旧俄罗斯帝国之内夺取政权问题。同往常一样，斯维尔德洛夫先做一个组织报告。这回他报告的消息是关于前线的，这些消息显然预先同列宁配合好了，为了给他做根据来求出必要的结论：这完全合于列宁惯常的手段。北方前线军队代表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报告，反革命的长官准备“一种秘密阴谋，要调兵攻击后方”。从明斯克西方战线司令部，也有人报告又有一个科尔尼洛夫式冒险在准备之中。为了当地卫戍军革命情绪之故，司令部遂用哥萨克队伍将全城包围起来。“各司令部和总司令部中间正在进行着一种秘密可疑的谈判。”我们完全可能在明斯克对司令部下手：当地卫戍军决心要解除那包围他们的哥萨克军队的武装。他们也可以从明斯克派一军革命的队伍到彼得格勒来。前线的人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将向克伦斯基进攻。以上便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报告：并非各部分都是完全确定的，但含有一种鼓励人的意义。
列宁立刻采取攻势：“从九月初起，显然有一种冷淡心情，对于暴动问题。”人家借口于群众之中有某种灰心，某种幻灭。这是不足为奇的：“群众厌倦了空话和决议案。”应当看看整个局势。城市事变，现在是在巨大的农民运动背景之下进行的。为了扑灭土地革命，政府需要庞大力量。“政治状况便如此完全准备好了。应当说说技术方面。全部事情都在这里。可是我们同那些保护祖国的人一样，倾向于将有系统准备暴动认为是一种政治罪过。”说话者显然压制着感情：他的心里积蓄太多的感情。“必须利用北方苏维埃大会和明斯克提议，来进行一个坚决动作。”
北方大会刚在同一天开会，二三天之后就要结束。列宁认为最近几日的任务就是“进行一个坚决动作”。不能等待。不能延期。我们听斯维尔德洛夫说，人家在前线准备一个政变。苏维埃大会开得成么？谁也不知道。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不要等待什么大会。几年之后，托洛茨基写道：“这些紧张而热烈的即席话语，其一般的精神始终是不可形容的，不能再现的，渗透了一种愿望，要将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传达给反对者，犹豫者，动摇者……”
列宁期待着一阵大的反抗。但是他的忧虑很快就消失了。中央委员会九月间一致拒绝立刻暴动之提议，本来属于插曲的性质：左派为了时机不合原故，反对“包围亚力山大戏院”，右派反对则为了一般战略理由，虽然那时这些理由尚未经彻底思考过。三个星期过去，在此时间内，中央委员会大大的向左倾了。10票对2票赞成暴动。这是重大的胜利！
暴动之后不久，在党内斗争的一个新阶段上，列宁于某次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辩论时候，曾提起了当初他在那次中央委员会开会前如何“害怕新合并的国际主义派会表现机会主义，但此恐惧不久消失了；我们的党中却有些同志（中央委员会的）不同意。这使我心里极其难过。”当时在此中央委员会里的“此种国际主义者”，除托洛茨基——列宁是不会指他而言的——外，还有越飞，未来驻柏林大使，有乌里茨基，未来彼得格勒“契卡”首领，有索可尼可夫，未来金卢布的创立者；这三个人都站在列宁一边。投票反对的，是二个老布尔什维克派，就过去历史说，他们是最接近于列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说“使我心里极其难过”的话，就是为他们二人说的。10月10日的会议差不多完全是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的一种热烈的论战。列宁实行攻势，其他的人一个跟一个附和着。
列宁匆匆忙忙用铅笔头在一张有方格子的孩子用的练习薄纸上写下了决议案，——这是很不完全的建筑图样，但给了暴动方针以一个有力的援助。“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危险），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已经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暴动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
无论在估量时局上或在表示起草人性格上，这一点很可令人注意的，就是：暴动条件列举次序。首先是世界革命成熟了；俄国的暴动不过被看做大链条中之一环。列宁始终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是他的大前提，他非以此为前提不可。暴动任务直接当作党的任务提出来。关于与苏维埃配合着准备暴动这困难问题，此时尚未讨论到。没有一个字提到召集全俄苏维埃大会。作为暴动据点来说，除了北方大会和“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之外，还据托洛茨基请求添加了几个字“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这是唯一的暗示，关于后来因事变发展而迫成的首都暴动计划。没有人根据策略观点提议修正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本是决定了暴动的战略出发点，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两人连暴动必要也否认了。
后来，御用的历史家企图把这件事情说做：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以外，党的所有领袖都是赞成暴动的；——这个企图被事实和文件打得粉碎。姑不论那些赞成暴动的人往往倾向于将暴动延期至于一个不定的时日，即就公然反对暴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来说，在中央委员会之内也不是孤立的：十日那天没有到会的赖可夫和诺更完全赞同他们二人的意见，密柳亭则是接近于他二人的。列宁自己作证：“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我们看见有些动摇，仿佛害怕夺取政权斗争。”据安东诺夫·萨托夫斯基说，密柳亭10月10日之后来到萨托夫，“说起了伊里奇一封要求‘动手’的信，说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动摇，列宁的提议起初无人赞成，列宁的气愤，以及最后大家还是倾向于暴动。”布尔什维克萨多夫斯基以后也说起“那时流行一种缺乏信心，缺乏果断的情绪。连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那时，据说也有了动摇，有了冲突，人们不知道如何下手及应不应当下手。”
萨多夫斯基自己在这个时候也是苏维埃士兵部和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领袖之一。但如好些人的回忆录所说的，正是军事委员会的人在十月间对于暴动观念特别怀有成见：军事委员会的专门性质使得其领袖们倾向于过轻估量政治条件和过重估量技术条件。10月16日，克留连科在一个报告中说道：“常务局（军事委员会的）多数人提议无需要从实际上去催促这个问题尖锐化，但少数人则以为我们可以负起倡导的责任。”18日，军事委员会另一个重要委员辣舍维趣说：“不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么？我觉得不应当勉强加速事变。……没有什么东西保证我们能够保持政权。……列宁提出的战略计划，是行不通的。”安东诺夫·奥夫先珂说起军事委员会重要工作人员同列宁见面的情形：“博德魏斯基表示怀疑，尼夫斯基有时拥护他，有时为列宁的果决口气所感动，我则报告芬兰状况。……列宁的果决和信心，增加了我的力量，鼓动了尼夫斯基的勇气，但博德委魏斯固执他的怀疑。”不应当忘记了，在所有这类的回忆之中，怀疑是以水彩画颜色画出的，而果敢则是以触目的油画颜色画出的。
坚决反对暴动的有楚诺夫斯基。马奴易斯基，则以怀疑者态度，反复指出“前线不与我们一致”以为警告。托姆斯基反对暴动。伏洛达斯基拥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暴动的人并非都是公然发表反对意见的。15日，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时，加里宁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是它通过的最好的决议案之一。……我们实际上走近武装暴动了。但什么时候才是可能的呢——无人知道；也许要过一年之后。”如此表示“同意”于中央委员会，这最足以表明加里宁的性格，然而并非他一个人如此。很多的人赞成议案，只为的以后更有把握来反对暴动。
莫斯科诸上层领袖，意见最不一致。地方局拥护列宁。在莫斯科委员会里，动摇很厉害，占支配势力的意见是主张延宕的。省委员会采取一个不确定的态度，而且据雅可弗列娃说，地方局中人，认为省委员会到了紧急关头一定会站到反对暴动方面去的。
萨拉托夫一个同志列贝德夫说起他于暴动以前不久探访莫斯科时，曾与赖可夫一同散步，赖可夫用指头指着那些岩石房子，那些华丽的商店，那些熙来攘往的街道，叹息于我们未来任务之艰难。“这里，在莫斯科资产阶级中心，我们的确自觉好像是一些心想推翻一座大山的侏儒。”
在党的每个组织里，在每个省委员会里，都有人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般主张；在好多委员会，这种人甚至占了多数。连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那般无产阶级中心，布尔什维克派唯我独尊的地方，上层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是非常之激烈的。1925年，写回忆录已经必须适应新路线的需要了，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启塞列夫还是写道：“党内工人分子，除了若干人以外，都是拥护列宁的；反对列宁的是党内一群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以及几个孤独的工人。”在公开辩论时候，反对暴动的人的议论，同季诺维也夫的和加米涅夫的一个样。启塞列夫又写道：“但在私下辩论之中，还更激烈些，更坦白些。人家甚至于说：列宁是个疯子，他一定要陷害了工人阶级，这个武装暴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要失败的，党和工人阶级一定要被打击的，而革命一定要后退好多年的。……”傅伦采尤其是这样想法，他个人是很勇敢的，但并不以眼界广阔见称于人。
彼得格勒暴动已经胜利了，也还不能处处打破右派的观望惰性和直接抵抗。领导分子的迟疑，后来几乎使莫斯科暴动归于失败。在基辅，毕亚大可夫领导的委员会实行一个纯粹守势的政策。总之，使乌克兰议会居于发起地位，后来连政权也交给乌克兰议会。佛位欠夫说道：“我们的党在伏龙尼士的组织，非常的迟疑不决。在伏龙尼士的暴动，并非党委员会做的，而是其中积极的少数人做的，莫依塞夫就是这些少数人的首领。”在许多省城之中，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还同妥协派联盟，“以打击反革命”。——好像这个时候妥协派不是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支柱！差不多处处都需要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同时推动，才能打破地方委员会的最后迟疑。迫使它与妥协派决裂，而去领导运动。“十月的和十一月初，在本党之内真是‘大混乱’的日子。有许多人很快的屈服于一时的情绪。”说这几句话的希里亚泼尼高夫，自己也是迟疑不决的。
所有那些分子，譬如哈尔可夫的布尔什维克派，革命初时处于孟什维克派营垒中的，后来惊讶的自问“这怎样是可能的呢？”——他们在十月那几日，不晓得如何是好，只是迟疑着，延宕着。这些人在现在思想反动时候，纷纷要求他们的“老布尔什维克”特权了。最近几年人们无论如何努力掩盖这类事实，那些文件无论如何秘不公布，但在当时的报纸及以后的回忆录和历史杂志之中仍有好多证据，证明最革命的党的机关，在暴动前夜，也是一个大阻力，官僚机构之中必然含有保守精神，机关必须是替党服务的一种工具，即是服从思想的指挥和接受群众监督的，才能履行它的革命使命。
10月10日的决议案非常重要。它给了真正主张暴动的一派以党内坚固的合法地盘。在所有的党组织里面，在所有支部里面，最坚决的分子开始占据第一等位置。党的组织，从彼得格勒的开始，团集起来，计算自己的势力和物质，巩固相互间的联系，给予暴动宣传以更浓厚的性质。
但这个议决并未结束中央委员会中的争论，反而使这争论具体化了，公开化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之前才觉得某一部分领袖分子向他们表同情，现在惊讶看见左倾运动进行得如此迅速。他们决定不再空费时间，第二天就发出一篇告全党同志书。他们写道：“对于历史，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对于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我们没有权利在目前拿武装暴动来作孤注一掷。”
他们的前途乃是：以强大的反对党资格参加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其革命工作上只能依靠苏维埃”。由此得到一个公式：“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国家制度的配合形态。”布尔什维克派将占少数的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派已占多数的苏维埃，即资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机关，应该在两重政权的和平体系之中“配合”起来。这一点，连妥协派得势之时也未曾做到的。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如何能成就此事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尾几句话说：“那将是极大的历史错误，倘若以‘不是现在，就是永不’的方式来提出政权过渡于无产阶级党问题。不，无产阶级党将长大起来，它的纲领将日多一日被广大的群众所明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义接续增长，不问阶级冲突的真实进程如何，这是与那时列宁的根本见解相矛盾的，列宁认为“俄国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依赖于二三日的斗争。”
无需要说明，在这戏剧式的对答中列宁是完全对的。一个革命局势，是不能随意保存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派若不于十月和十一月之间夺取政权，则他们多半将完全夺不到政权。那时，在群众眼中，布尔什维克派将不是坚决的领袖，而是那种言不顾行的人；群众将离开了党，因为党在二三个月之中使他们失望，正如他们当初离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一般。一部分工人将流于消极，另一部分则将消耗其精力于痉挛式的运动，无政府主义式的爆发流于游击式战争，流于复仇和绝望的恐怖举动。资产阶级喘息既定之后，也将利用这个情形去同德国单独媾和，去摧残革命的组织。俄国又将加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环中，变成了半帝国主义的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无产阶级暴动不知何时何日方能发生。正为深深看到这个前途列宁才大声疾呼：“俄国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依赖于二三日的斗争。”
但现在10月10日之后，党内状况根本改变了。列宁已经不是孤立的“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再不拒绝他的建议了。孤立的是右派。列宁无须乎以辞职为代价去换取他的鼓动自由。党的合法地位属于他的方面。反之，现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散布他们的文件反对中央委员会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案，则是破坏纪律的。列宁在斗争之中绝不宽容敌人的过错，连比这更小的过错都要处罚的！
10日那次会议由捷尔任斯基提议，当场选举七个人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可尼可夫，布卜诺夫。然而这个新机关完全没有生气：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还在躲藏着，此外季诺维也夫继续进行斗争反对暴动，加米涅夫亦然。十月间成立的政治局没有开过一次会，人家不久就把它忘记了，如同忘记在事变潮流之中特意组织的其他机关一般。
10日会议未曾拟定什么实际的暴动计划，连粗枝大叶的计划也没有。但决议案中虽然没有提到，大众还是约定暴动应于苏维埃大会之前发生的，而且至迟应于10月15日开始。这个日子，并非大家都甘心接受：太近了，显然在彼得格勒来不及准备的。但要求改迟，那无异乎帮助右派而紊乱了人心。此外，必要时还来得及延期的！
最初规定于15日暴动，——这个事实，是事变7年之后，1924年，在托洛茨基回忆列宁的文章中，第一次宣布出来。不久斯大林就出来否认这个事实，而此问题在俄国历史文献上辩论得很激烈。大家知道，暴动直至25日才发生，因之最初规定的日子没有遵守。不肖门徒一代所作历史认为中央委员会政策之中不但没有错误的，连日子也不会迟延的。斯大林论此问题说：“如此说来，中央委员会是先规定10月15日为暴动日子，然后自己违反了（！）这个决定，把暴动改期到10月25日了。这是事实么？不是。这不是事实。”斯大林由此做出结论说：“托洛茨基记性不好。”至于证据的话，他举出了10月10日的决议案，其中并没有提起什么日子。
关于暴动时日发生争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为着了解事变的节奏，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10日的决议案没有提起什么日子，这话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个决议案整个的是关于全国暴动而且是给党员中几千个领导者使用的。若在其中写下了不久即将在彼得格勒暴动的日子那将是太轻率了。试想，列宁为了谨慎之故，那时期写的信都不敢注明时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决议案是如此重要，同时又如此简单，一切参加者都不难记住在心上，尤其因为只消记几日就够了。斯大林拿决议案文字来作证，这样可见是一个完全的误解。
然而我们还是承认，如果一个参加者依赖于自己的记性，尤其他的陈述被另一个参加者否认时候，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个证据还是不充足的。幸而分析了当时情势和文件之后，这个问题便无可否认地解决了。
苏维埃大会预定于10月20日开会。从中央委员会开会那一日至大会开会，有10日的距离。大会并非要为苏维埃政权做鼓动的，而是要将政权拿在手里。但大会本身，几百个代表，是无能力夺取政权的；必须于大会之前将政权夺来交付于大会。“先战胜克伦斯基后召集大会。”——列宁从九月下半月起便以此观念为他的整个鼓动的中心。一切原则上赞成夺取政权的人对于此点都无异议。因之中央委员会不能不规定于10月10日至20日之间实行暴动的任务。但斗争将延续几日是无法预见的，于是暴动便规定于15日开始了。托洛茨基回忆列宁之时写道：“关于日子，我记得，差不多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的。大家明白日子不过是近似的性质，可以依照事变需要而提早一点或延迟一点。但亦不过是先后几日而已，不会多的。需要有个日子，而且需要有个很近的日子，这是绝对明显的。”
拿这个政治逻辑为证据，本可以结束此问题。但并非没有补充的证据。列宁好多次执拗的建议利用北方苏维埃大会来开始军事行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采取了这个思想。但这个地方大会于10日开会，刚刚可以在15日之前开完。
在16日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坚持要取消6日以前通过的决议案，他要求道：“我们必须坦白的对自己说，在以后5天之内我们不进行暴动。”这里说的是从今至苏维埃大会所余剩的5天日子。加米涅夫在同一会议上也声明：“规定日子就是实行冒险，”他还提醒人说：“以前人家说暴动应当发生于20日之前。”没有人辩驳他这一点，而且不能辩驳的。加米涅夫正是把这次延缓暴动视为列宁的决议案的破产。拿加米涅夫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暴动，“最近一星期来人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这话显然是夸大的。日子定了，大家都不得不紧张工作和加速步骤。但无疑，10日定的5天期限是太短促的。显然必须延期。17日执行中央委员会才把苏维埃大会改期于10月25日开会。这个改期来得恰恰好。
列宁为了延期恐慌起来了。他在孤独生活之中必然地夸大了一切内部阻碍和摩擦。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再召集一次会议，请首都比较重要的党机关各派代表来参加。正是在这个会议上，——16日在郊外列士尼地方开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提出上述的理由来取消前定的日子并反对再定一个日子。
争论又开始了，加倍激烈。密柳亭认为“我们未曾准备好作第一个打击。……另一个前途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个前途渐渐增大了，可能性渐渐迫近了。我们必须准备应付这个冲突。但这个前途是与暴动前途不相同的。”密柳亭是站在守势立场上，这个立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拥护得更加明白些。萧特曼，彼得格勒老工人，党的整个历史他都经过了，他肯定说，在全城党员会议上，在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都没有中央委员会那种战斗情绪。“我们还不能动手，但我们应当准备。”列宁攻击密柳亭和萧特曼，为了他们二人用悲观的态度估量势力关系：“并不是与军队作战，而是一部分军队反对另一部分军队。……事实证明了我们对于敌人占了优势。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能倡始呢？”
托洛茨基那次没有到会：正在那几个钟头，他指导苏维埃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最近几日他在斯摩尼学院确定了的观点，有了克留连科替他做辩护。克留连科刚同托洛茨基和安东诺夫·奥夫先珂二人携手指导了北方苏维埃大会。克留连科认为，无疑的，“水已充分沸腾了”，取消暴动决议案“乃是最重大的错误”。然而他仍不同意于列宁，“在关于谁将开始及如何开始的问题上”。现在明白规定暴动日子，还是不妥当的。“但军队调防问题正是斗争的导火线……如此，人家向我们进攻已为既成事实了。我们可以利用它。……不必为谁将开始这个问题来操心了，因为已经开始。”克留连科说明而且拥护那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卫戍军经常会议之基础的政策。以后暴动，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发展的。
列宁没有回答克留连科的话：最近六天彼得格勒的活生生图画未曾展开于他眼前。列宁害怕延缓。他一心注意着直接反对暴动的人。一切附加保留的意见，一切含有条件的言论，一切不够确定的回答，他都要解释为间接赞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二人以破釜沉舟的态度反对他。加米涅夫议论道：“这星期的结果，证明此时没有利于暴动的条件。我们没有暴动机关，我们的敌人的机关则强大得多了，这星期中多半是要更加强大起来的。……这里是两个策略互相斗争：阴谋策略和信任俄国革命动力策略。”机会主义者到了应当战斗时候总是信任那些“动力”的。
列宁反驳道：“若是认为暴动已经成熟了，就无须说起什么阴谋，如果在政治上暴动已不可避免，那就应当把暴动看作一个艺术来处理之。”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在党内展开了根本的争论，确实属于原则的争论，此争论是这样解决或那样解决都足以决定革命的命运。然而列宁的主张虽团结了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但在此主张之下又提出一些附带的却很重要的问题：在一个达到成熟的政治状况之下怎样走上暴动去呢？从暴动的政策经过什么桥梁走到暴动的技术呢？如何领导群众走上这个桥梁呢？
越飞在中央委员会中属于左派，他拥护10日的决议案。但他在一点上向列宁提出异议：“说是现在问题纯带技术性，这话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现在，暴动问题也应当从政治观点来看。”恰好是这一星期证明了：对于党对于苏维埃，对于群众，暴动还未曾变为纯粹的技术问题。正为此故，10日开会时规定的日子才不能遵守的。
列宁的新的决议案，号召“所有的组织及所有的工人和士兵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由20票对2票及3票弃权之多数通过，反对的2票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御用的历史家拿这个票数来证明反对者的势力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把问题简单化了。党的下层群众已经如此明显左倾，使得反对暴动的人不敢公然发表反对意见，而图谋掩饰两个营垒间的原则歧异。虽然预定了日子，暴动在16日以前还是未曾实行，那么以后人们难道不可以仅限于柏拉图式的追随“暴动路线”么？加里宁已经不是很孤立的了，在同一会议上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案说“未曾与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们商议，不许有什么举动”，虽有15票反对，却仍有6票赞成及3票弃权。由此可表现当时情绪：“赞成”中央委员会决议案的人，有几个事实上是要延缓至苏维埃大会时与外省的布尔什维克派商议后再决定；外省布尔什维克派大部分是比较稳健的。这种人，连弃权者在内，24人中共占9个，即是超过三分之一。自然还是少数，但在暴动参谋部内，这是很可观的少数。这个参谋部的无可补救的弱点，就在于它在党的下层和工人阶级之中得不到支持。
第二天，加米涅夫得到季诺维也夫同意，交给高尔基的报纸一个声明，反对昨天通过的决议案。“不仅我和季诺维也夫，而且许多实际上工作同志，都认为，现时在这种社会势力关系之下，不得苏维埃大会同意，而且在大会开会之前几日，由我们发起一个武装暴动，那将是不可容许的行动，有害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一切为了这几天之内的暴动而孤注一掷，那将是挺而走险的一步。可是我们的党很有力量，它有很大的前途，无需要走这一步。……”机会主义者总是觉得“很有力量”无需要斗争的。
加米涅夫的声明不异于是直接向中央委员会宣战，而且是关于一个开不得玩笑的问题。局势突然变得非常严重了，且夹杂了其他许多个人事件，——这些事件有个共同的政治根源。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开会时，托洛茨基回答敌派提出的问题，声明苏维埃并未规定于最近几日内暴动，但若必须规定日子的话，工人和士兵会立刻前进的如同一个人。加米涅夫在主席台上坐于托洛茨基身边，立刻站起来做个简短的声明：他赞成托洛茨基话中的每一个字。这是一个无聊的诡计。托洛茨基显然是以蒙上法律公式的守势的话来掩饰一个攻势的政策，加米涅夫则企图利用托洛茨基这话来掩饰一个直接相反的政策，其实他根本上不同意于托洛茨基这句话。
为的打消加米涅夫的诡计的影响，托洛茨基同一日在全俄工厂作坊委员会会议上演说道：“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做的只是组织它，使之少流一点血，少痛苦一点。要达到此目的，依靠迟疑和动摇是不行的，只有顽强而奋勇的斗争，去夺取政权。”说到迟疑和动摇，大家明白乃是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赞成他们意见的人而说的。
此外托洛茨基又拿加米涅夫在苏维埃的声明交付于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去审查。在此时候，加米涅夫为了能自由反对暴动的原故，便辞去中央委员会之职。讨论这问题时他本人不在场。托洛茨基坚持说：“局势已经是不可忍受的了，”他提议接受加米涅夫的辞职。[4]
斯维尔德洛夫拥护托洛茨基的提议，他宣读列宁的一封信，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为“工贼”，并要求开除他们两人党籍。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上的诡计，是很卑鄙的。看哪，他完全同意于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党的责任，就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决定（说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说明起义已经完全成熟，应从各方面作好准备，等等），这个决定责成我们在公开言论中必须把‘过错’和起因都推在敌人身上，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加米涅夫的手段简直是欺骗。”
列宁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提出他的气愤抗议时候，他还不能知道季诺维也夫也有一信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他，季诺维也夫，怀抱的，“绝不是列宁所攻击的那种意见；”他，季诺维也夫，“赞成托洛茨基昨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声明。”第三个反对暴动者，卢那察尔斯基，在报纸上发表的意见也含有这个精神。为使季诺维也夫那封信（它登载在中央机关报上，恰在20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那一天）的恶意缠夹充分发挥起见，编辑部附了一个按语，表示同情：“我们方面也希望经过季诺维也夫这个声明（以及加米涅夫在苏维埃的声明）之后，问题可以视为解决了。列宁文章中的激烈口气绝没有改变这个情况，即是在根本上我们的意见仍是相同的。”这又是背后刺人一刀，而且是从意想不到的一方面刺来的。正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在敌人报纸上公开鼓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时候，党的中央机关报反责斥列宁的“激烈”口气，而表明它“在根本上”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意见一致。好像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比暴动问题更“根本”的！据一篇短的记录，托洛茨基曾在中央委员会声明：“中央机关报发表的季诺维也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二封信，以及编辑部的按语，都是不能容许的。”斯维尔德洛夫附议。
斯大林和索可尼可夫那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记录说：“索可尼可夫声明，编辑部关于季诺维也夫的信的按语，他不知情。他认为这个按语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斯大林个人，违反另一个编辑的意思，而且违反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思，竟以同情的话去赞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那最危急的时候，即暴动开始以前四天。人家十分气愤。
斯大林反对人家准许加米涅夫辞职，表示“我们的整个状况是矛盾的。”即是说，他辩护那些反对暴动的中央委员所散播的混乱情绪。以5票对3票，加米涅夫的辞职被接受了。6票再通过一个决议——又是反对斯大林——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事于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记录说：“斯大林声明他退出编辑部。”但为了免得一个业已不容易应付的局势更趋于困难起见，中央委员会拒绝斯大林的辞职。
斯大林的行为，以现在关于他的传说的眼光来看，似乎是不可解释的；但事实上完全合于他的精神修养和他的政治方法。每逢有大问题发生，斯大林总要退缩的——并非因为他像加米涅夫之缺乏刚强个性，而是因为他的眼光大狭小，他又没有创造的想像力。一种多疑的谨慎，使得他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当重大决定和深刻分歧时候，退入阴影中去，等待着，如属可能，则两方面敷衍。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投票赞成暴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斗争反对暴动。但若抛弃了列宁批评的“激烈”口气，则在根本上“我们的意见仍是相同的”。斯大林写这编辑部按语绝不是出于轻率的；刚刚相反他小心考虑了环境和字句。但10月20日他不相信可以拆断了那座桥梁，那座通到反对暴动者营垒去的桥梁。
我们上面征引的记录，并不是依照原文，而是依照斯大林办公室之内编辑过的官方文字，——但还是显示了不仅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人物的真实态度，而且党的领导机关的全部真面貌，连着它的一切内部矛盾和不可避免的个别动摇，无论文句如何简单和干燥。不仅一般历史，而且其中最大胆的暴动，也是人做出来的，凡是人性都为这些人所具备。但难道这能够减低已成的事业的重要性么？
如果能够把拿破仑的最光耀的胜利映在银幕之上，则除了天才，高见，灵巧，英勇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见某些元帅的动摇，某些将军的糊涂，某些军官的愚蠢，以及某几部分军队的惊惶失措，甚至吓得屁滚尿流。这个真实的影片不过证明了：拿破仑军队并非传说的机械人组成的，而是两个世纪之交养成的活生生的法国人组成的。人性弱点只有更加显出整个的伟大。
事后阐发起义原理总是容易些。事先即把起义壮举的魂魄融会于心，比较难。暴动的临近，必然激起了（并将激起）暴动的党的内部危机，历史上从来最有锻炼最革命的那个党的经验可为明证。只消指出，暴动之前几天，列宁不得不要求开除他的两个最亲近的和最杰出的门徒的党藉，便可明白了。后来人家企图将这次冲突归究于个人性格上一些“偶然的境况”，那是由于人家先把党的过去历史纯然如教会一般的理想化了。一方面列宁比他人更完全的更坚决地，在1917年秋天那几个月中发挥了暴动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群众趋向于暴动的意志；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比他人更坦白的代表了党内阻碍的倾向，动摇的精神，小资产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压力的影响。
倘若仅仅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上层所有的会议，所有的辩论以及所有的个人争吵，都记录下来的话，那么后代的人就可以明白：党的上层经过了如何激烈的内部斗争才得形成必需的决心以从事于暴动。同时这种记录又可表示一个革命的党何等需要内部民主制：斗争意志不能预先储积下来的，也不能由上头命令迫出来的——每次都需要独立地更新和锻炼斗争的意志。
1924年，斯大林引了本书著者说的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工具”，反问道：“我们的革命如何能胜利呢，如果它的‘根本工具’是如此不合用的？”这个回答的俏皮并没有遮盖其粗浅的谬误。在教会所形容的圣者，和候补圣者所形容的魔鬼之间，有着活生生的人；历史正是人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点，并不在于没有分歧、迟疑或动摇，而是在于当最困难的环境之中，这个党能够及时的解决了内部危机，保证自己有可能去对事变作决定性的干预。这也就表示了党，整个说来，正是完全合于革命之用的一个工具。
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实际上把它所要改良的那种事物的基础看做巩固而不动摇的。因此它必然屈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借助无产者的脊背臂膀出人头地的社会民主党，不过成为第二等的资产阶级党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造成了真正革命家的典型，他把自己的生活条件，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道德判断，都拿来隶属于那与当代社会不能并存的历史目的。有一种警觉的不可妥协性，在党内维持着党与资产阶级思想间不可缺少的距离；这个不可妥协性的灵魂就是列宁。他不断地用解剖刀切断着小资产阶级环境造成的党与官方舆论之间的联系同时，列宁又教党造成自己的舆论，立足于那个上升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之上。如此，靠着选择和教育，在不断的斗争之中，布尔什维克党终于创立了自己的不仅政治的而且道德的环境，与资产阶级舆论无关，而且是与此舆论不能两立的。正是这个才使得布尔什维克派能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动摇，而在行动上表现那种果敢的决心，无此决心，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1] 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客。1903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因曾为工会和左派人士辩护获胜而一举成名。1920年议员选举失败后退出社会党。此后成为右翼政客，历任外交部长、总理等职。1940年后出任维希政府副总理、总理，积极为德国法西斯效劳。1945年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C.R
[2] 荷兰共产主义者，属于“极左派”——译者。
[3] 原文直译：陷入地方主义或者乡下人的糊涂守旧。－L.X、辛达
[4] 托洛茨基原注——1929年发表的1917年中央委员会记录中，记载：托洛茨基解释在苏维埃的声明是被“加米涅夫迫出来的”。这显然是记录错了，或后来整理错了。托洛茨基的声明并无需要特别解释：环境使他不得不作这个声明。一种奇怪的偶合：莫斯科地方委员会完全拥护列宁的，也不得不于同一日，即18日，在莫斯科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连字句都差不多与托洛茨基的声明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个阴谋的党，我们并没有暗中规定行动的日子，……如果我们决定行动时，我们要在机关报之上说出来的。……”对于敌人的直接问题，不能拿其他的话来回答。但托洛茨基的声明虽不是而且不能是加米涅夫迫成的，却被加米涅夫的假同意所败坏，加以在那个时候条件之下，托洛次基又不能够出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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