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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伏洛达斯基。动员卫戍军的责任属于军事委员会。[1]军事委员会的指导权，从三月起就操在两个老布尔什维克手里，以后工作发展多赖这二个人之力。博得魏斯基在布尔什维克干部中是一个灿烂的与众不同的人物，具有旧式俄罗斯革命家的特点，从神学院出来的，魄力雄伟而不守轨范，有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想像力，但，实在说，常流于幻想。“博德魏斯基主义”这个字眼，以后在列宁口中含有一种善意讽刺的和劝诫的意味。但是这个热狂的性格的弱点，主要是到了夺取政权之后才表现出来，那时有太多的机会和手段刺激了博德魏斯基那个过于丰富的魄力和那个对于虚夸事业的爱好。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他的乐观主义的果断，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孜孜不倦，——都使得他成了正在觉醒的士兵群众的一个难以代替的领袖。尼夫斯基，过去是大学讲师，性格没有博德魏斯基那般浪漫，但其忠实于党并不少逊，他绝不是一个组织家，一年以后他仅因不幸的偶然才做了苏维埃交通部长；他的直率，和气和温柔的性格吸引了士兵。在这两个领袖周围团结着一群助手：士兵和青年军官，——其中有些人后来很有不小的作用。七月三日夜里，军事委员会忽然走到舞台中心来。博德魏斯基很胜任指挥之职，在他底下组织一个临时司令部。简短的宣言和训令发到卫戍军各部队去。为的保护示威者免遭攻击起见，就在那联络外区和市中心的几座桥上和几条大街的十字街头安置了装甲汽车。昨夜，机关枪兵已经在彼得·保罗堡垒前面布置哨岗了。奥兰宁堡、彼得霍夫、红村及其他邻近首都诸点，驻军已经从电话和专差得知明日示威消息。一般的政治领导权，自然仍旧操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手里。
机关枪兵回到他们的兵营时，天明了，疲乏，而且冷得发抖，虽然是七月间天气。一阵夜雨也把普地洛夫厂工人淋得透湿。示威者直至早晨11点钟才会齐，军队来得还更迟些。今天，第一机关枪团全体又到街上来了。但他们不像昨天一般演着主动者角色。工人们走上前面去。此外昨天站着旁观的工厂，今天也加入了。凡在领袖们动摇或反对的厂中，青年工人便强迫工厂委员会的值日委员放汽笛停工。在那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占支配地位的波罗的工厂里，五千工人约有四千出来。斯可罗霍德鞋厂，一向被认为社会革命党的要塞，现在也改变了情绪，害得一个工厂代表，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好多天不敢露面。所有的工厂停了工，开会；都选举示威领导者和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的代表。又有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走向陶立特宫来了；也有几万人半路上拐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今日的运动，比昨日更庄严，更有组织。党的领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空气也比昨天热烈。士兵和工人出来，是为的解决危机。政府狼狈无措了，因为在这第二日示威中，政府的无能比第一日表现得更加清楚。执行委员会在等待忠实于它的队伍，但各方面来的报告都说与它敌对的队伍向首都开来。从喀琅施塔得，从新彼得霍夫，从红村，从红丘要塞，从所有附近的中心，或陆或海，陆军和海军士兵都向首都开来，携带着乐器和枪械，尤其可怕的还携带着布尔什维克标语。有几团还带军官来哩，——恰如二月时候一样，装作是奉长官命令行动的。
米留可夫记载道：“政府会议尚未开完，司令部就传来消息，说尼夫斯基大街开火了。于是决议迁到司令部去开会。在场者有李沃夫亲王，策列铁里，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和军政部两个次长。有个时候政府陷于无望状态。没有附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和伊士玛洛夫斯基团士兵向政府声明他们保持‘中立’。在宫殿广场，只有残废军人和几百名哥萨克兵在保卫着司令部。”波洛夫泽夫将军于七月四日早晨发出一张布告，说他要肃清彼得格勒的武装匪徒，居民必须紧闭屋门，非万分必要切勿到街上去。这个恐吓人的布告，没有人去理会。这位军区司令仅能调集几小队哥萨克兵和军官生来对抗示威者。一整天，他们放了几次枪，又酿成了几次流血冲突。防守冬宫的第一顿河团一个少尉，事后向侦查委员会报告道：“我们奉令解除经过的小队伍的武装，不管是什么队伍，汽车武装也要解除的。为执行这个命令，我们就时时从宫里走出来缴人家的械……”哥萨克军官这个老实的故事，很恰切说出势力的对比，并描绘了一幅斗争画图。“叛变的”军队成营成连的从兵营出来，占领了街道和广场。政府军队则埋伏待机，或以小队伍突然出来袭击，——他们做的恰恰是往常叛兵所做的游击。这个颠倒职务，可以这样解释，即是：政府的差不多全体武力都是敌视政府的，——至多守中立。政府是靠执行委员会恩准而存在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又是从群众希望中得来，——群众希望执行委员会，终于能适合群众的志愿而拿取政权。
喀琅施塔得水兵一到彼得格勒斗争场，示威就达到最高之点了。机关枪兵诸代表前一日已经在这个军港守兵之中做了工作。铁锚广场开了一个大会，为当地组织所不及料，是从彼得格勒来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演说的人号召水兵们去援助彼得格勒。洛雪尔，一个医科学生，是喀琅施塔得青年英雄之一，在铁锚广场受人敬爱，他这天想说几句话，劝人稳重一点。几千人叫喊打断他的话。洛雪尔惯于受人喝采的，此次不得不走下台来。直到夜里，人家才知道，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号召群众到街上来。这就解决了问题。社会革命党左派——在喀琅施塔得没有而且不能有右派——宣布要参加示威。这些人本与克伦斯基同党，他此时正在前方调集军队来攻打示威者。那夜，喀琅施塔得诸组织的会议上，情绪如此高张，甚至临时政府的特派员马舍夫斯基，胆子小，也投票赞成向彼得格勒进军。计划定好了；船只征用了。为了这次政治的进军之需要，75普特（1普特＝16.3公斤）重的军火从储藏库里拿出来分发了。约有一万个武装的水兵，陆军和工人，拥挤在拖船和客轮上于中午12点钟开进尼瓦河口。他们在河两岸登陆，列成一队，军乐领头，来福枪挂在背后。水兵和陆军背后走着彼得格勒区和华西里岛区的工人，中间杂有几连赤卫队，两旁有装甲汽车保护，又有无数的旗帜和标语在头上飘扬。
克希辛该雅邸宅只有两步路距离。一个矮小而瘦弱的人，焦油一般黑，斯维特洛夫——党的主要组织家之一，四月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站在阳台上，用他那有力的低音，向底下叫喊：“队头向前进，——各排靠拢些，——后排跟上去。”阳台上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向示威者说话，他总是容易受他周围的人情绪所感染，态度和声音是庄严的，善于雄辩，——不很可靠的，但常为别人所难得代替的。底下暴风雨一般向他拍掌。但是示威者最希望的是能听列宁亲口说话。今天早晨，列宁从芬兰临时居留处召回来了。水兵们如此坚持要听他的意见，虽然有病，列宁也不得不出来。一阵不可抵抗的狂喜之浪，一阵真正的喀琅施塔得浪潮，迎接了领袖在阳台上出现。不耐烦的，而且同往常一样有点难为情地等待欢呼声完结，列宁就说起话来了，在喝采声尚未平息之前。他的演说，敌派报纸后来几星期之中多方狂吠和曲解，其实只有几句简单的话：向示威者致敬，表示相信“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终能实现，号召群众坚决和镇定。又是一阵欢呼，队伍就奏着乐前进了。
从这个好像庆祝佳节的典礼到开始流血之间，有个奇异的插话。喀琅施塔得社会革命党左派诸领袖，到了演武场之时发觉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一面大旗走在示威大队前头。那是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停顿一会之后才出现的。为了党派嫉妒心所驱使，他们要求拿开这面大旗。布尔什维克派不答应。社会革命党人于是宣布他们要全部退出了。然而没有一个水兵或陆军跟着这些领袖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整个政策便是如此反复常的，有时演喜剧，有时演悲剧。
在尼夫斯基大街和立登尼街转角处，示威大队的后卫忽然被人开枪射击，好多人受伤。立登尼和潘特莱莫诺夫街转角之处，枪开得更厉害，喀琅施塔得的领袖辣斯可尼可夫说：“示威者最感痛苦的，就是他们不能确定敌人在什么地方，从哪里开枪的。”水兵们抓起来福枪来，乱放，死伤了好多人。费了很大力量，队伍秩序才算恢复了。大队又奏乐前进，但佳节欢乐的心情没有一丝留下来了。“似乎到处有敌人隐藏着。来福枪再不和和平平掮在左肩上了，而是作预备放姿势。”
这天，全城各处有不少流血的冲突。有几处无疑是出于误会，慌张，走火，虚惊。这类悲惨的意外事件，本是革命的不可免的浪费，——革命本身又是历史发展的浪费。但在七月事变中也无疑有一种故意挑起流血的成分。那几日很明白的，以后也证实了。博德魏斯基说：“示威的士兵开始经过尼夫斯基大街及其邻近区域（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居住的）时候，不祥的冲突征兆就现出来了：怪异的枪声，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开的或什么人开的。……群众起初慌张起来，以后有些不大镇定的，不大能自制的人，就胡乱开火。”在官方的《新闻报》上，孟什维克康托罗维趣，以如下的话描写一队工人被射击事情：“由许多工厂集成的六万工人大队，正沿着萨多夫街前进。他们在一个教堂前面经过时候，塔顶上钟敲响了，仿佛信号一般，屋顶上立刻有来福枪和机关枪开下来。工人群众躲到街那边去时，那边屋顶上也有人开枪。”那些顶楼和屋盖，二月间泼老讨包包夫的“法老”曾架设机关枪的，如今则是那些军官团体分子在做着工作。他们图谋——也未尝不成功——用向示威者开火的手段引起惊惶，引起各示威军队之间的冲突。开枪的房子受了搜查以后，机关枪巢就发现了，有时还发现开枪的人。
然而这些流血事件的主使者，主要是政府军队，——他们无力制止运动，却有力挑衅。约在晚上八点钟，示威者声势最盛的时候，有两连哥萨克骑兵携带轻炮驰往陶立特宫守卫去。路上，他们坚决拒绝同示威者说话，——这已经是不好的兆头了。这些哥萨克兵到处扣留武装汽车，并解除小队人的武装，只要他们办得到。在工人和士兵占据的街道上，哥萨克大炮分明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挑衅。什么事情都是表示要冲突的。将近立登尼桥时，哥萨克兵遇着了密集的群众，那里群众已经安排了一些障碍物，在那通往陶立特宫去的街道上有一个时候笼罩着不祥的寂静，然后邻近房屋出来的枪击打破了寂静。于是打起来了。工人默特列夫写道：“哥萨克兵用一排排子弹来射击。工人和士兵一面散开去躲藏，或简单卧倒在人行道上，还枪。”士兵们的炮火迫得哥萨克兵后退。他们退到沿尼瓦河码头上时，就开了三响大炮，——《新闻报》也记载了开大炮事情，——但经不起来福枪射击，他们终于向陶立特宫撤退了。路上又遇着一队工人，哥萨克兵遂受到致命的打击，抛弃了他们的大炮，马匹，马枪，而躲避在资产阶级房屋门洞，或者完全分散了。
立登尼桥的冲突，本是一场小战，却成为七月事变中最大的战役，好多示威者的回忆中都可发现关于此次战役的故事。布新爱立克森工厂一个工人，同机关枪兵一起游行，记载了遇见示威群众时，“哥萨克兵立刻开枪。好多工人死在地下，就在这里我中了一弹，射穿了一条腿而停在另一条腿内……现在我的一根拐杖和一条废腿就是七月事变一个纪念……”立登尼桥冲突中，七个哥萨克兵被打死，19个受伤。示威者则死了六个，约有20个受伤。这里和那里躺着死马。
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敌方见证。那个少尉阿卫林，就是早晨以游击手段向那反对政府的正规军进攻的，他说道：“晚上八点钟，我们奉波洛夫泽夫将军命令，带两连人和两尊轻炮到陶立特宫去：我们走到立登尼桥，看见桥上武装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我带着前队走近他们，要他们缴械，但无效，全队人转身过桥到维包格区那边去了。我尚未去追赶他们，忽然一个矮小士兵，没有肩章，转过身来向我开枪，但没有打中我。这枪如同一个信号，于是各方面开枪向我们乱放。人群叫喊道：‘哥萨克兵打我们！’这是事实：哥萨克兵下马来，开枪。他们想开大炮哩，但士兵们如此拼命放来福枪，迫得哥萨克兵不得不后退，散往全城去了。”有个士兵向哥萨克少尉开枪，这并非不可能的；一个哥萨克军官，莫想得到七月群众的敬礼，送他一颗子弹到是有的。但更容易令人相信的，是那些丰富的见证，即说最初几枪不是街上开的，而是从埋伏场所开出来的。与那军官同在一连的一个哥萨克兵确实作证道：射击哥萨克兵的枪，是从地方法院方面开出来的，以后又是从撒穆尔巷和立登尼其他房屋开来的。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记载，哥萨克兵未到立登尼桥之前就有人从一个石屋对他们开机关枪了。工人默特列夫说，当士兵们搜索那个屋子时，发现一个将军的住宅里储藏着许多军械，其中有两架机关枪和子弹。这没有什么不可信的。战时，种种武器，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堆积若干在指挥官手里本是常事。而且从上面撒布一阵铅雨给那些“暴民”，这个诱惑一定也是很大的。不错，子弹射中了哥萨克兵，但七月群众之中有一种确信，认为反革命分子有意射击政府军队，为的激起他们施行强暴。军官们昨天才具有无限制的权力，到了国内战争来时，他们就使用无限制的诈欺和残暴了。彼得格勒充满了秘密和半秘密的军官团体，有很高的靠山和很充裕的资助。差不多在七月事变前一个月，孟什维克里培尔写了一个秘密的报告，其中断言：阴谋军官同布哈南有联络。不错，协约国外交家们又如何能不努力促成俄国强有力的政权之迅速建立呢？
自由派和妥协派都以为所有过火的举动，是“无政府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奸细唆使出来的。工人和士兵则深深相信七月冲突和牺牲应归爱国派挑唆家负责。哪方面是对的呢？群众的判断自然不是不会错误。但若以为群众是盲目的和易受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群众亲切接触之处，事实和猜测是用千万双眼睛和耳朵搜集来的，他们靠自己的经验来检查传闻的消息，选取了一些，抛弃了一些。关于某个群众运动的传闻若是互相矛盾的，则群众自己采取的一个最近于真。正为此故，像泰因[2]那一流的国际骗子，研究伟大的民众运动，不去注意街上的呼声，反而消磨时间在小心搜集和审察那些在会客室中孤独和恐惧心境下产生的无聊闲谈上面，——那种人是无益于学问的。
示威群众又包围了陶立特宫，要求回答。当喀琅施塔得的人来到时候，有一群人叫欠尔诺夫出来见他们。这位向来爱说话的部长，此次感到了群众的情绪，只做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提到政权问题的危机时候，他轻蔑的说起那几个退出政府的立宪民主党人。“他们走得好！”他喊道。一些喊声打断他的话：“那么，以前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米留可夫甚至还记载：“一个身躯高大的工人，拿拳头在部长面前晃几晃，气愤的叫道：‘把政权拿去罢，你这狗娘养的，既然人家送给你了。’”这虽是一件轶事，却很恰切表示七月事变的精采。欠尔诺夫的回答是无所谓的；无论如何不能说服喀琅施塔得的人……刚刚过去了两三分钟，有人奔进大厅来，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这人叫喊说：水兵们把欠尔诺夫捕去了，正要结果他。执行委员会说不出的慌张，派了好几个重要委员，完全是国际主义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人，去营救这位部长。欠尔诺夫后来在政府委员会作证，说他从演说台走下来时，就发现大门圆柱背后几个人有一种恶意的动作。“他们包围了我，不让我通过到门去……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指挥着阻拦我的那些水兵，不断指着停在近旁的一辆汽车……此时，托洛茨基从陶立特宫出现了，他来到这里，站上我坐的汽车前面，做了一篇短短演说。”托洛茨基提议释放欠尔诺夫，请反对此提议的人都举起手来。“没有一双手举起来。拥我上汽车的那一群人，现在站在旁边去，带着不高兴的神气。我记得托洛茨基说：‘欠尔诺夫公民，没有人阻止你回去了。’……这个事件的整个情形，令我断定有些不良分子，在工人和士兵群众以外活动，事先定好计划，把我叫出去，逮捕我。”
托洛茨基自己被捕以前一个星期，曾在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过，“这些事实已经走进历史去了，我们要设法显出它们的真相来……我看见一小群流氓站在门口。我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说，那些人是帝制时代秘密警察，他们想钻进陶立特宫来的（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坐位上说：‘不错！’）……我说，从在一万人群众中间，我也分别得出他们。”在7月24日作的证言里面（那时他已经关在克列斯蒂监狱单人房里了，）托洛茨基写道：“我起初决定与欠尔诺夫和要逮捕他的那些人同坐汽车开到人群外面去，为的避免群众中冲突和惊惶。但海军准尉辣斯可尼可夫非常兴奋的走了来，对我说：‘那不行……倘若你和欠尔诺夫同车出去，人家明天要说是喀琅施塔得的人捕了他。必须立刻释放欠尔诺夫。’喇叭吹号叫群众静默，我遂有机会简单说几句话，临了问道：‘这里，凡是赞成用强暴手段的人，举起手来，’欠尔诺夫于是可以不受阻拦，立刻转回宫内去了。”
这二个证人，同时也是此事件的主角，他们的作征可以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将欠尔诺夫事件以及逮捕克伦斯基的“图谋”，看做确凿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一个武装暴动。也不乏那种暗示，尤其在口头鼓动时，即认为托洛茨基指挥逮捕欠尔诺夫。这种话，陶立特宫甚至也有人说。欠尔诺夫本人，关于他被捕半小时种种经过颇近真地写了一篇秘密文书呈给侦查委员会，但不肯公开说出来，为的免得妨害他的党去煽惑人家气愤布尔什维克派。而且欠尔诺夫是政府大员，这个政府把托洛茨基逮捕下狱。调和派，一定会觉得：一群阴谋流氓，若非希望群众对那个‘被害人’之仇视足够保护他们，他们绝不敢进行如此骇人的计划：青天白日之下在广大群众中逮捕一个部长。在某种限度之下，事实上也是这样，汽车旁边没有一个人肯自动想法释放欠尔诺夫。假使有人于某处逮捕了克伦斯基，那工人和士兵也是不会去救他的。在此意义之下说来，群众确然精神上参加了那些真实的或想像的谋害社会主义部长之行为，因此有助于喀琅施塔得人的被人控告。但是妥协派，为了顾虑着他们的民主威望的残存物，不敢公然拿出这个议论：他们虽以仇视态度从示威群众分离出来，但到底还在被围的陶立特宫内做那工农兵苏维埃的首脑哩。
晚上八点钟，波洛夫泽夫将军来的电话，给了执行委员会以若干希望：两连哥萨克兵带了轻炮正向陶立特宫开来。终于有救兵了！但这次，他们的希望又是落空了的。各方面来的电话只有更加重了执行委员会的惊惶：哥萨克兵失踪了，好像蒸发飞散了一般，连同他们的马匹，鞍鞯和大炮也不见了。米留可夫写道，晚上出现了“政府求救于军队的第一个效果。”譬如——他又说——第176团赶到陶立特宫来援救了。这话确然合乎事实，然而奇怪的，此事竟可作为那种认仇为友或认友为仇的事情的一个例证，——国内战争第一时期两个阵营正在开始分化，难免要发生这类事情。的确有一团人开到陶立特宫来，做行军的装束：背负行囊和衣包，腰悬水壶和盆碗。士兵们在路上淋得透湿，疲倦得很；他们是从红村来的。那确是176团。但他们并无援救政府之意。这一团人和区际派有联络，此次是由两个布尔什维克士兵列文孙和默德卫滴夫领导着，来此替苏维埃争政权的。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如坐针毡，忽然得到报告，说有一团人，行军装束，从远地开来，军官一齐来，此时正坐在宫殿窗户底下休息。丹，穿着军医官制服，到团长跟前去，求他派兵站岗以防护陶立特宫。不久果然派兵站岗了。我们可以设想，丹很满意的把这事实报知主席团，这消息由此就到新闻纸上来。苏汉诺夫在他的《札记》上觉得一团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居然肯听一个孟什维克领袖指挥，是很滑稽的，——他想，这又是一个证据，表明七月示威的“胡闹”。事实上，这件事是简单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丹请求团长布置岗位，团长转而请教于一个值日副官，青年少尉卜里哥洛夫斯基。是幸运还是恶运，卜里哥洛夫斯基是个布尔什维克，是个“区际派”分子，他立刻请教于托洛茨基，那时托洛茨基和一小群布尔什维克正在宫内一个旁边房间里观察着。不用说，人家劝告卜里哥洛夫斯基立刻把岗位布置起来：宫殿出入口给朋友守卫着总比给仇敌守卫着好得多！如此，176团本是出来示威反对政府的，反而保护政府以抵御示威者了。倘若真的是一个暴动问题，卜里哥洛夫斯基少尉背后带了四名兵就容易将整个执行委员会都逮捕起来。但没有人想到要逮捕人。布尔什维克兵团的士兵诚心执行他们的守卫职务。
那两连哥萨克骑兵是通到陶立特宫去的路上唯一的障碍，他们消灭了后，好多示威者就认为胜利已有保证了。事实上，主要的障碍正在陶立特宫里面。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于晚上六点钟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大家同意让5个演说人发言，他们一说话就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做反革命派。一个说：“你们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这是工人们通过的决议……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那威吓我们的饥荒问题……”另一个加上几句话：“你们眼前见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那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同你们合作了，我们问你们以后要同谁做买卖呢？我们要求政权移交苏维埃。”6月18日示威的宣传口号，如今变成群众的一种武力的最后通牒了。但是妥协派仍然被太重的锁链拴在有产阶级的战车上。政权给苏维埃么？但这首先是表示一个勇敢的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完全孤立，几星期中就要灭亡。不！负责任的民主派不肯走上冒险道路的！策列铁里说：“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在剩余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那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
但这回联席会议接二连三的被打断。普地洛夫厂工人来敲陶立特宫的门：他们直至晚上才出发，疲倦，气愤，异常兴奋。“策列铁里，——我们要策列铁里！”这批群众约有三万人，举代表进宫里来，有人在代表们背后呼喊：策列铁里若是不肯自动出来，就要拉他出来。从恐吓到行动还须走一段长路，但事情仍是会急转直下的；布尔什维克派赶紧起来干涉。季诺维也夫后来报告道：“我们的同志提议要我出去同普地洛夫厂工人说话……人头如海，我从未曾见过。几万人紧紧团聚在一处。‘叫策列铁里！’声音还继续着，——我开始说：‘代替了策列铁里，我出来见你们。’哗笑。这就改变了情绪。我能够做一篇很长的演说……最后，我请求听众和平的散回去，保持秩序，无论如何不让人家挑拨去做什么进攻的行动，集会的工人暴风雨一般拍掌，排成行列，开始散去了。”这件事最能表现群众的深刻怨望，他们没有什么进攻计划，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在七月事变中的真实作用。
正当季诺维也夫同门外的普地洛夫厂工人说话时，一大队工人代表，其中有些人拿着枪，暴风雨般冲进大厅来，执行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那些委员从坐位上跳起来。“其中有些人并未表现充足的勇气和镇定，”——苏汉诺夫说，他把这一幕剧写得很生动。一个工人，“一个典型的无裤党，戴鸭舌帽，穿蓝布短衣，没有束带，手里拿着一把枪，”跳到演说台上来，为了激昂和愤怒而战栗着，“同志们！我们工人能容忍这个叛逆行为至多少时候呢？你们正在同资产阶级和地主做买卖……我们在这里，我们普地洛夫工厂三万工人……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齐赫泽表现很大的镇静力，那把枪就在他的鼻子之前晃着。他安静的从主席高位上俯下身来，拿一张印好的宣言塞在那个工人的发抖的手里：“同志，请你拿着，我请你读一读。里面说了普地洛夫工厂同志应当做什么事情……”那篇宣言里什么都没有说，除了要示威者回家去，否则是背叛革命。事实上，孟什维克派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在陶立特宫墙下的鼓动之中，以及在这时代鼓动狂潮之中，季诺维也夫占据一个大位置。他是具有非常能力的一个演说家。他的高中音起初会使你惊讶，但后来就以其奇特的乐音迷住你。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他知道如何去感染群众的情绪，如何随着群众的感动而激昂起来，及如何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找到一种虽然冗长却很能吸引人的表现。敌人时常叫季诺维也夫做布尔什维克派中最大的煽惑家。这是他们常用的方式，表示敬重他的最大的优点，——他能够深入民心，而弹动其弦索。然而不能否认，季诺维也夫只是一个鼓动家，而非理论家或革命的战略家，若非受一种外来的纪律所裁制，他很容易流于“煽惑主义”，[3]这里用的不是庸俗的意义，而是科学的意义。即是说，他表现一种倾向，容易为了眼前的成功而牺牲远大的利益。季诺维也夫的鼓动家敏感，每逢估计政治局势问题发生时，使他成了一个非常可宝贵的顾问，——但仅此而已。在党的会议时，他若有一个已定的政治观念在群众大会试验过的而又浸透工人和士兵的希望和怨恨的，那他就很能征服人，说服人，迷住人了。他方面，季诺维也夫也能够在怀敌意的大会中，甚至在那时的执行委员会中，给那些最极端和最易爆炸的思想以一种遮饰的和委婉的形式，而深入于那些怀有不信任成见的人的心中。为的成就这些宝贵的效果，他除了自觉他是对的以外还须有一种别的东西；他必须还有一种使他放心的信念，以为有一双可靠而强壮的手替他担负了政治的责任。列宁给了他这个信念。若有一个已定的战略公式，透彻发挥了问题的本质，季诺维也夫就可以巧妙而敏感的补充以他刚刚从街道，工厂或兵营搜集来的呼号，抗议和要求。在此种时机，他就是从列宁到群众间——有时从群众到列宁间——一架理想的传达机器。季诺维也夫总是跟随他的老师走，除了很少几次。但这几次恰好是党，阶级和国家的命运悬而待决时候。这位革命鼓动家缺少革命的性格。每遇征服人心的问题时候，季诺维也夫始终是个孜孜不倦的战士，但一到实际行动，他忽然丧失斗争勇气了。此时他忽然从群众后退，也从列宁后退，只听到动摇声音，只搜集疑惑，只看见障碍。于是他的委婉的差不多女性的声音就丧失了其说服人的力量，而表示他的内心弱点。七月那几日在陶立特宫墙下，季诺维也夫是非常活动，灵巧和有力的。他提起群众的激昂至最高点，——并非号召他们做坚决的行动，反是制止他们。这个恰合于时机和党的政策。季诺维也夫此时如鱼在水一般。
立登尼桥一仗，是示威发展一个大转变。从此没有人敢在窗口和阳台看示威了。那些富人都群聚火车站，要离开都城。街上的斗争转变为没有确定目的的一种零星冲突。夜里，示威者和爱国派之间发生徒手战，或无计划的缴械，来福枪从这人手里转到那人手里。分散出来的小队的士兵随便行动。“匪徒和暗探，附和着士兵，唆使他们做无政府式行动，”——博德魏斯基说。小队水兵和陆军搜索那些在屋顶放枪的人，竟去检查地窖。有几处托辞检查，竟实行抢劫。他方面，“虐杀”[4]手段也用出来了。城中商人自觉有力量的部分，便发狂的攻击工人，残暴的敲打工人。新列斯内工厂工人阿法那细夫说：“一群人叫着‘打死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淹没他们！’便来攻击我们，把我们结实打了一顿。”一个被打的人死在医院。阿法那细夫自己从迦德邻运河中被水兵们救起来，受伤和流血。
冲突，牺牲，无结果的斗争，无确定的目标，——这就说明了当时情况。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执行委员会了；此时下层分子也难得有人反对此决议。群众散回各区去，他们无意明日再开始斗争。他们觉到了那个“政权交给苏维埃”的问题，比外表所呈献的，要复杂得多了。
陶立特宫终于解围了。附近街道没有人了。但是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仍旧开下去，有时中断，有时长篇大论的演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以后，人家才明白，那些妥协派在等待着什么事情。隔壁房间里，工厂和兵团诸代表还在呆等。默特列夫记载道：“半夜过去好久了，我们还在等着一个‘决议’……为了疲倦和饥饿而烦躁起来，我们就在亚历山大大厅走来走去……到了7月5日早晨4点钟，我们的呆等终于有个结束……一群武装的军官和士兵闹嚷嚷地经过宫殿入口开着的门冲进来。”全宫殿充满了响亮的马赛歌声。当这快要天亮的时候，那种踏步声和军乐声使会议厅发生一种非常的激动。代表们从各自的席上跳了起来。一个新的祸事么？但是丹正在演说台上，……他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这不是什么祸事。这是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兵队开到这里来了。”不错，望眼欲穿的可靠的队伍终于开到了。他们占据了过道，残暴的攻打那还留在宫里的少数工人，一部分携带武器的工人被他们缴械了，被他们逮捕带走了。少尉顾秦，一个有名的孟什维克，穿着军装走上演说台去。主席，丹，张开两臂来拥抱他，音乐奏着胜利的歌调。妥协派快活得透不过气来，以得意的眼睛瞪视左边，互相握手，张开喉咙，倾注他们的热情于马赛歌里。“反革命开始时一幅典型的画图，”马尔托夫喃喃自语说，他晓得如何观察，他也明白好多的事情。苏汉诺夫记载的这一幕剧的政治意义还更重要些，如果你记得马尔托夫和丹同属于一个党，在丹看来，这一幕剧恰好表示革命的最高胜利。
直至此时观察了多数代表洋溢着喜气之后，苏维埃左翼才明白：这个官方的民主力量的最高机关，到了真正的民主力量出现于街上时候，是何等的孤立。在36个小时当中，那些人轮流着退到会场外去，为的打电话同司令部或在前线的克伦斯基相联络，请求救兵，号召，劝说，祈求，一个个鼓动家派出去，然后又等待着。危险过去了，但是恐惧心仍在那里作怪。因此早晨5点钟，那些“忠实分子”的踏步声，在他们的耳朵中如同一曲逢凶化吉的交响乐。演说台上终于发出坦白的演说了，说起侥幸镇压一个武装的叛乱，说起此次必须同布尔什维克派算账。然而进入陶立特宫的那些军队，并不是从前线来的，有如好多人看见当时情景所猜测的一般。那些军队本是从彼得格勒卫戍军中抽调而来的，主要是从最落后的三团抽调来的：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和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7月3日，这三团人声明守中立，无论如何用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威权都调他们不动。士兵们在军营里惶恐不安坐着等。直到7月4日下午，政权机关想出了一个有力量的办法：拿些文件给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看，其中证明列宁是德国侦探，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般明白。这事成功了。各团传遍了新闻。军官，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派来的鼓动家，加倍活动。中立诸团的情绪忽然改变了。天快亮时，已经无需要他们了，人们却成功了把他们集合起来，带他们穿过无人的街道至空虚的陶立特宫。那夜马赛歌是伊士马伊洛夫斯团的军乐队奏的，——1905年12月3日，恰好是这一团（当时最反动的）奉令逮捕第一次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当时苏维埃正在开会，由托洛茨基当主席。历史剧的盲目导演者，每一步都演出了动人的情节，却不是有意串这种情节：他简单的让事变的逻辑自由发挥罢了。
* * *
街道上肃清了群众之后，那个成立不久的革命政府便伸伸它的麻木的四肢。工人代表扣留起来了，枪械缴了，各区间的联络切断了。大约早晨6点钟，一辆汽车停在《真理报》编辑部门口。汽车装来军官和士兵，还有一架机关枪，立刻安在窗口上。这些不速之客走后，留下了一个捣得稀烂的办公室：抽屉撬开了，地板堆满了扯破的稿子。电话线根根扯断。门房和差役被打一顿，捉去了。印刷厂受的攻击还更厉害，印刷厂是最近3个月来工人捐钱买的。旋转印刷机捣毁了，铸字机破坏了，排字机碎成片片了。布尔什维克派想错了，他们骂克伦斯基政府懦弱无能！
苏汉诺夫写道：“一般说来，此时街道已经恢复常态。差不多没有群众拥聚在街上，或当街开会；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开了门。”早晨，布尔什维克号召停止示威的传单——被捣毁的印刷厂的最后出产品——散发出去了。哥萨克兵和军官生在街上拘捕水兵，陆军和工人，解他们进监狱或看守所。在店铺里和人行道上，人家说的都是关于德国人的金钱。有人敢替布尔什维克派辩护，立刻就要被捕。“此时没有可能宣布列宁是一个正人君子，——人家要把你捉到警察局去的。”苏汉诺夫总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留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常来往的街道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工人区域情形另是一样。工厂里还没有人做工。人们小心戒备着。传闻有队伍从前线开回来。维包格区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讨论着，若来攻击应当怎么办。默特列夫说：“赤卫队和一般工厂青年决心进彼得·保罗堡垒去，帮助被围在那里的队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口袋里，鞋子里和衣服里。他们坐划子过河去，一部分从桥上过去。”哥隆那区排字工人斯密诺夫，回忆道：我看见几支小火轮载着海军学生，从杜德霍夫和奥兰宁堡开下尼瓦河来。下午两点钟时，大家知道大局不好了……我看见水兵们一个个的由小路走回喀琅施塔得去……谣言传开来，说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德国奸细。卑鄙的迫害开始了……历史家米留可夫很满意的把这一切总括起来道：“街上的人，情绪和成分都完全改变了。黄昏时，彼得格勒是非常安静的。”
前线队伍尚未开到以前，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得到妥协派的政治合作，继续隐瞒着他们的真正意向。下午，有几个执行委员，以里倍尔为首，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来，同布尔什维克诸领袖开谈判。这次访问表明一种最和平的态度。依照当时成立的协定，布尔什维克派应该叫水兵们回喀琅施塔得去，叫机关枪兵退出彼得·保罗堡垒，并撤除巡逻队和装甲汽车；政府方面则应允不许人虐杀或压迫布尔什维克派，并释放那些被捕的人，除了犯刑事的不释放。
但这个协定并不能持久。关于德国金钱和前线军队调回的风声传开去，卫戍军中渐渐有些部队表示尽忠于民主派和克伦斯基了，他们派代表到陶立特宫或司令部去。最后，前线军队果真陆续开到了。妥协派方面的气概一点钟比一点钟骄傲起来。前线来的队伍本准备要用血手从那些德国奸细夺回首都。现在显然明白无需要军队来做这事，但必须找个请救兵的藉口。为的避免自己陷于嫌疑之中，妥协派就尽力向带兵官表示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站在他们方面的，布尔什维克派则是他们的公敌。当加米涅夫提醒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注意几点钟之前成立的协定时候，里倍尔以一个铁石心肠的政治家口吻回答说：“势力的对比，现在已经改变了。”里倍尔从拉萨尔的通俗讲演里学到：大炮是宪法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喀琅施塔得代表团，以辣斯可尼可夫为首，屡次被执行委员会的军事部传了去，军事部的要求一点钟比一点钟加多，最后竟变为里倍尔的一个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刻同意解除喀琅施塔得的人的武装。辣斯可尼夫说道：“我们从军事部出来，又去同托洛次基和加米涅夫商议。列夫·达维多维奇（即托洛次基）教我们立刻秘密送喀琅施塔得的人回去。我们决定派同志到各兵营去，并通知喀琅施塔得的人，说他们就要被迫缴械。”大多数的水兵来得及走开了，惟有几小队仍留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
李沃夫亲王，得到社会主义部长知情和同意，早于7月4日签发一个命令给波洛夫泽夫将军，要他“逮捕那些占据克希辛斯该雅宅的布尔什维克派，把那个屋子腾出来驻兵。”此时，编辑部和印刷厂被捣毁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大本营的命运问题就成了生死关头的问题。必须防卫这座屋子。军事委员会任命辣斯可尼可夫为防卫司令，他大规模地——依照一种喀琅施塔得办法——履行他的职务；征发大炮，甚至叫一只小兵舰开进尼瓦河口来。辣斯可尼可夫事后以如下的话解释他这个布置：“这些军事准备，在我方面，自然不是仅仅为了自卫，因为空气中不仅含有火药气而且含有虐杀气……我还以为——我相信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一只好的兵舰在尼瓦河口就足够大大摇动临时政府的决心。”所有这一切是颇空泛的，而且不太认真。我们可想得到，7月5日白天，军事委员会诸领袖，连辣斯可尼可夫在内，尚未明白局势改变至什么程度。所以在这个时候，武装示威已经迫不得已急忙后退，为的不被敌人迫上武装暴动了，而有些军事领袖却还在实行一些偶然的未经深思的前进步骤。那些青年的喀琅施塔得领袖，这回并非第一次过了火。但若没有那些爱过火的人的帮助，你能革命么？事实上；一切人类大事业之中不是必然含有百分之几的轻举妄动成分么？这次只限于发出一些训令而已，而那些训令不久又给辣斯可尼可夫自己撤消了。当此时候，传到这邸宅来的消息一个险似一个。有个人看见尼瓦河对岸一座屋子窗口架了机关枪，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瞄准；又有个人看见一队装甲汽车向这方面开来；第三个人则报告哥萨克巡逻队临近来的消息。两个军事委员奉派到军区司令部去谈判。波洛夫泽夫向他们保证说，捣毁《真理报》事件，他不知情，他也不准备去压迫军事委员会。事实上，他不过在等待前线来的足够的救兵而已。
当此喀琅施塔得退兵之时，整个波罗的海舰队刚准备好了前进。这舰队的主要部分停在芬兰海上，全体约有七万水兵。还有一军人也驻扎在芬兰，此外赫尔辛基海港工厂有一万俄国工人在做工。这是革命的一个有力的拳头。海陆士兵的压力如此难以抵御，甚至社会革命党的赫尔辛基委员会也出来反对合作政府，因此在芬兰海陆军中所有苏维埃机关都一致要求执行委员会接受政权。为了拥护这个要求，波罗的海方面的人决心随时都可开进尼瓦河口去。然而有件事情阻止他们，就是害怕消弱了海军防守线，让德国舰队容易来进攻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人意外的事情。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称为“波中”的——于7月4日召集各舰委员会开一个非常会议，主席狄宾科宣读舰队司令刚刚接到的两个秘密命令，由海军部次长杜达勒夫签字的。第一个命令要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派四艘驱逐舰到彼得格勒来以武力阻止喀琅施塔得水兵登陆；第二个命令要舰队司令不许各战舰以任何借口从赫尔辛基开往喀琅施塔得，有不从者不惜以潜水艇击沉之。那位海军上将觉得左右双方的枪口都对准了他[5]，为要保存自己的脑壳，所以把电报交给“波中”，并声明说：即使“波中”副署，他也不执行这二个命令。这二个电报宣读后，水兵们惊骇起来。他们固然一有机会便用那绝不客气的话来痛骂克伦斯基和那些妥协派。但直到此时，他们还以为此事是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中央执委员中占多数的一派，和芬兰地方委员会中占多数的一派，本是同党派的人，——这个地方委员会刚出来主张一个苏维埃政府。显然，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不会赞成去击沉那些主张执行委员会拿起政权的战舰。一个旧时海军军官，如杜达勒夫也者，如何能插足在苏维埃家务纠纷里面，而把这纠纷变成一个海战呢？昨天那些大战舰才被官方视为革命的屏障，——而且拿来同那些落后的驱逐舰和潜水艇相对照，革命宣传差不多未曾达到那些舰艇哩！政府现在居然要靠潜水艇的帮助击沉那些战舰了么？这些事实简直不能被水兵们迟钝的头脑所了解。那两个命令，他们以为是属于噩梦的，其实却是三月播种之后7月应有的收成。从4月起，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号召外省起来反对彼得格勒，号召士兵起来反对工人，号召骑兵起来反对机关枪兵了。他们在苏维埃中给了士兵代表以特权，超出工人之上；他们优待零星小企业工人而反对金属大工业工人。他们自己代表过去时代，所以在一切种种落后性中寻求援助。现在他们脚底下的基础动摇了，于是唆使后卫来反对前锋。政治有其自己的逻辑，尤其在革命时候。妥协派各方面受迫，不得不命令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击沉比较先进的战舰。对于妥协派最不幸的，就是他们依赖的落后分子已在日加一日的努力赶上先进分子了。潜水艇官兵对于杜达勒夫的命令之气愤也不减于诸战舰官兵。
主持“波中”的人绝非哈姆雷特[6]一流人。他们不坐失时机，立刻和舰委员共同决议，派那只指定来攻击喀琅施塔得的驱逐舰奥尔费号立刻到彼得格勒去，一来探听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二来“逮捕海军部次长杜达勒夫。”这个决议虽然出人意外，但仍明白表示波罗的海水兵如何还把妥协派看作阋墙的兄弟，与他们认为公敌的杜达勒夫不同。奥尔费号开进尼瓦河口时，正在一万武装喀琅施塔得人在此登陆之后24小时。但是“势力的对比已经改变了。”水兵们一个整天不得允许登陆。直到晚上，“波中”和各舰代表共67个水兵才得允许到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去，——那时正在第一次结算七月事变的账。胜利者在他们的新胜利中是洋洋得意的。魏廷斯基在演说，很得意的描绘懦弱和屈辱时候的情形，为的更加鲜明衫托出后来的胜利。他说：“首先来帮助我们的队伍，是装甲汽车队。我们坚决计划好了，那些武装暴徒如果使用武力，我们就开枪……看见革命遭遇的危险如此之大，我们就发了一个命令给某些部队（在前线）乘火车回首都来……”这个联席会议的大多数人正在吐露他们的仇恨，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尤其反对水兵。就在这个空气之中，波罗的海代表们来了，还带了一个命令逮捕杜达勒夫。那些胜利者用狂野的叫喊，顿脚，挥拳，来迎接波罗的海舰队的决议案。逮捕杜达勒夫么？什么？这位勇敢的海军中将，不过履行他对于革命的神圣职务罢了，至于他们，水兵们，叛乱者，反革命分子，则在背后打击革命！联席会议以一个特别的决议案郑重宣布他们与杜达勒夫一致。水兵们目瞪口呆望着演说的人，又互相望着。直至此时他们才开始明白一向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了。第二天，全体代表被捕，在监牢内完成他们的政治教育！接着，“波中”主席，那个海军准尉狄宾科来援助他们，也被捕了；在他以后被捕的还有海军上将凡德勒夫斯基，他是被召来首都问话的。
6日早晨，工人们复工了。现在惟有前线召回的军队在街上示威。反间谍机关的人员在街上检查通行证，到处捉人。青年工人魏诺夫，散发“小页《真理报》”，那是代替昨日被捣毁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而出版的，——在街上被一群暴徒杀死了，也许就是反间谍机关人员杀死他。黑色百人团反动分子尝到了镇压反抗的味道。劫掠，强暴，有时开枪，继续发生于城里各部分。这一日中，队伍接二连三从前线开到了：骑兵师，顿河哥萨克团，轻骑兵师，伊兹波团，小俄罗斯团，龙骑兵团及其他。高尔基的报纸写道：“哥萨克兵，大批开到，嚣张得很。”城内有二个地方，新到的伊兹波团被人开机关枪射击。两处机关枪都发现了，在顶楼上，但找不到开枪的人。在其他地方，开到的军队也被人射击。这种恶意的开枪事件深深陷害了工人。显然是有经验的挑唆家，拿子弹来欢迎士兵，意图播下反布尔什维克种子。工人们急忙努力向新到的士兵解释这种事情，但人家不许工人们接近士兵。自从二月以来，这是第一次，军官生或军官站在工人和士兵之间。
妥协派欢天喜地欢迎新到的军队。在军队代表大会上，当着许多军官和军官生面前，那个魏廷基献殷勤的解释说：“现在军队和装甲汽车沿着百万大街开往宫殿广场去了，为得接受波洛夫泽夫将军的指挥；而这就是我们依赖的真实的力量。”为了做一种政治的掩护，四个社会主义者奉委襄助军区司令办事：阿夫克森齐耶夫和高次由执行委员会派的，史高倍列夫和欠尔诺夫由临时政府派的。但这并不能保全那位司令。克伦斯基后来向白卫军夸口说，他于七月事变中从前线回来时就把波洛夫泽夫免职了，为了“优柔寡断”。
现在终于可以解决那拖延许久的问题了，就是：捣毁那个设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的布尔什维克蜂窠。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尤其当革命时候，不重要的事实，以其象征的意义作用于想像，有时却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譬如，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之中，列宁“占夺”克希辛斯该雅邸宅问题占据了一个不相配称的重要位置，——克希辛斯该雅是个宫廷舞姬，她的出名，由于她的舞术者少些，由于她同罗曼诺夫皇朝诸男性代表关系者则更多些。她的私邸便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好像是尼古拉第二做皇储时给奠的基。大战前，人家谈起这个与冬宫望衡对宇的为贵宦命妇所常聚会的邸宅，总带着一种欣羡的敬意。但在大战时候，人家则常提到“赃物”了。士兵们则甚至以更恰当的话来说，将近老年了，这位舞姬便投身于爱国生涯。那个爽直的罗将柯关于此事曾说过如下的话：“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曾说，他知道了舞姬克希辛斯该雅参与和影响于造炮事务，许多工厂由她得到了定货单。”倘若革命之后无人居住的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未曾得到民众的好感，那是毫无足怪的。那时，革命引起了难于解决的住宅缺乏问题，政府从来不敢侵犯一所私人住宅。征发农民的马匹去打仗，那是一回事；征发空邸宅为革命之用，那又是一回事。但民众看法则不相同。
一个装甲车后备师，为了寻找适宜的驻所，便于三月初开进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而占据之，因为那位舞姬有很好的车库。装甲车师情愿把这屋子楼上让给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和这个装甲车师的友谊，补充了他们和机关枪团的友谊。这个邸宅之占据发生于列宁回国前几个星期，此事，起初差不多没有人注意。那个对于侵占者的义愤是随着布尔什维克派影响扩大而增加的。报纸上记载的故事，关于列宁如何住宿于那个舞姬的绣房，宅内所有的陈设如何被人毁坏和盗取，——都是纯粹的谎言。列宁住在他的姊妹的简陋的房子里。舞姬陈设则被房屋管理人封存起来。苏汉诺夫，于列宁回国那一天，参观过这个邸宅，他描写得很有趣。“那个有名的舞姬的房间，现出颇奇异而不配称的情景；优雅的天花板和墙壁，绝不与那些粗笨家具相调和，原始的桌子和板凳，乱七八糟安置着，随着事务的需要。一般说来，家具是很少的。克希辛斯该雅的可移动的陈设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报纸小心避开了装甲车师问题，而把列宁说做一个匪徒，以武力占据一个无拳无勇的热心艺术者的房屋。社论和专栏，都来发挥这个论题。衣衫槛褛的工人和士兵糟蹋了丝绒，绸缎和美丽的地毡！首都所有的会客厅，都激发了义愤。当初吉伦特派叫雅可宾派担负九月屠杀，军营失窃床垫，以及土地法运动诸事之责；如今，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也痛骂布尔什维克派摧折人类道德柱石以及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精致的地板上咳痰和吐唾了。皇朝的舞女成了被野蛮钉靴践踏下文化之象征。这样尊崇，令那位舞姬振作了勇气，竟向法院控告去。法院判决布尔什维克应当搬出那座屋子。但这是不很容易做到的。“在院子守卫的装甲汽车，气概威严得很，”查勒志斯基回忆道，他那时是彼得格勒委员会一个委员。此外机关枪团和其他队伍，也准备好于必要时赞助装甲汽车师。5月25日，执行委员会接到那个舞姬的代表律师的控告，居然承认：“革命的利益，要求服从法院判决。”但妥协派除了这个柏拉图式的格言之外未敢有所动作，——这事很使那个舞姬痛心，她的本性绝非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
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继续在那邸宅里办公。辣斯可尼可夫说：“民众接连不断的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进出。某些人有事情同这个或那个机关接头，某些人来拿宣传书报，某些人找《士兵真理报》编辑部；某些人则来参加会议。那里时常开会，有时接连开下去，在楼下宽阔的大厅里开，或在楼上有个长桌子的房间里开，那个房间多半是舞姬的宴会室。”阳台上空飘扬着中央委员会那面威严的旗帜，开群众大会时演说的人就在这阳台上讲话，不仅白天开大会，夜里也开。时常黑暗中来了一队士兵或一群众工人，要求一个人对他们演说。也有市民偶然结队在阳台之下观望，报纸上的胡说时时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当那危急的几天，心怀敌意的示威者暂时行近屋子，要求逮捕列宁和逐出布尔什维克派。看那在宅前经过的群众洪流，可以觉知那沸腾起来的革命深度。克希辛斯该雅邸宅问题在七月事变中达到了最高峰。米留可夫说：“运动的大本营并非陶立特宫，而是列宁的堡垒，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及其古典风格的阳台。”示威失败必然致成布尔什维克这个大本营的陷落。
早晨三点钟，彼得格勒团的后备营，一队机关枪兵，一连谢米诺夫斯基团士兵，一连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士兵，伏伦斯基团的教导队，两尊大炮和八辆装甲汽车，齐向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开来，二处只隔一衣带水。早晨七点钟，军区司令部一个副官，社会革命党人顾子明，要求腾出房屋。那时留在屋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只有120人，不肯交出他们的枪械，就跳到彼得·保罗堡垒那边去了。政府军队占据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时，除了几个工役以外没有找到其他的人。……现在还有彼得·保罗堡垒问题。我们还记得，青年赤卫队早已从维包格区渡河到那里去，以便必要时候帮助那些水兵。其中一个记载道：“堡垒墙头上立着几尊大炮，显然是水兵们安置的，以防万一——似乎要流血。”但是外交的谈判和平的解决了问题。斯大林奉了中央委员会委派向妥协派领袖提议共同设法以不流血手段结束喀琅施塔得水兵的行动。由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陪伴着，他不难说服水兵接受前一日里倍尔的最后通牒。当政府的装甲汽车开近堡垒时，一群代表从堡垒门走出来，宣布守兵服从执行委员会。水兵和陆军放下的武器，被几辆货车装走了。缴了械的水兵被送到货船上，回喀琅施塔得去。堡垒的投降，可以认为七月事变之落幕。前线召回的一个脚踏车队占据了业已肃清了布尔什维克的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彼得·保罗堡垒。十月革命将要发生时，这队人也站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了。
[1] 指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译者
[2] Hippolitet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以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说明历史事实和文艺作品。——译者
[3] 译者按：本书中凡遇agitator均译为鼓动家，凡遇demagogue均译为煽惑家。“煽惑主义”（demagogie）的庸俗意义乃是有意诏谀民众以便私图，至其科学的意义，则如书中所说。
[4] 译者按：Pogrom本是俄文，原意指民间捣毁犹太人商店，住宅，打伤，甚至杀死犹太人而言 。但这个手段，有时不仅施于犹太人。本书中凡遇Pogrom皆译为虐杀。
[5] 原文直译：海军上将处于两火之间。－C.R
[6] Hamlet，莎士比亚剧中人物，临大事犹豫不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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