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二月政制，在其四个月存在时间，就已在自己的矛盾中窒息欲死了。6月初召开全俄苏维埃大会，其任务在于替前线进攻造成一个政治幌子。在彼得格勒，前线进攻的开始，与工人士兵大规模示威适相符合，这示威原是妥协派组织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却变成反对妥协派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示威了。群众中继长增高的愤慨之情，两星期后导成为另一个示威，它是没有任何上面的号召而爆发的，酿成了流血冲突，这事件已用“七月事变”的名字写进了历史。七月的半暴动恰恰发生于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它完结了前者，给后者好像做了一次预演。我们将在“七月事变”的门限上结束这一卷书，但在转而叙述此等事件之前，（6月间演出这些事件的舞台是彼得格勒），我们还得对群众中发生着的某种过程，作一观察。
5月初，有一个自由派人士肯定地说：政府愈向左，则国家愈向右——所谓“国家”，当然是指“占有阶级”而言的。列宁回答他道：“公民，我可以给你担保，工人与较贫及最贫的农民的‘国家’，比欠尔诺夫们及策列铁里们要左到一千倍，比我们要左到一百倍。稍微再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的。”列宁估量工人与农民比布尔什维克派要左到“一百倍”。这仿佛是有点无稽的：工人与士兵仍旧拥护着妥协派，他们中间大多数还对布尔什维克派存在着戒心。但列宁探测得更加深刻些。群众的社会利益，其仇恨及其希望，仍旧只是在寻找表现方式。妥协派政策是他们第一阶段的表现方式。群众比这些欠尔诺夫与策列铁里要无比地左些，但他们自己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激烈性质。列宁断定群众比布尔什维克派更左，这是对的，因为党的最大多数人员，还不曾领会到觉醒人民深处所沸腾着的革命热情。群众的愤慨之情，被战争的拖延，经济的崩坏，与政府的恶意消极所滋养与激发了。
横跨欧亚的那个广大无际的平原，亏了铁路才形成为一个国家的，战争却予铁路以最重打击。运输是不断地破坏着；不能应用的车头，在某几条路上，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总司令部里有学问的工程师，做着报告，说不消六个月，铁路交通将陷于完全瘫痪之境了。这些计算，自然有不少故播惊惶的作用在内。但交通破坏确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它使货物堆积于途，加强商品交换的纷乱，刺激着生活费用的高涨。
各城市的粮食情形是愈趋严重了。土地运动已能在四十三个省分中造成了根据地。麦子之输入军队与城市，日益减缩，形势危殆。在最肥沃的区域中，固然还存有几千万与几万万普特的剩余谷物。但实行限价购买的办法，所得结果令人极不满意；而且制成麦子又因交通破坏之故，难于输入中心城市。自从1916年秋天起，预料可到前线的粮食车，只有半数到达。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中心，只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粮食的百分之十。它们差不多没有存粮。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摇摆于食量不足与完全饥饿之间。合作政府的上台，以禁焙白面包的民主法令为其信号。从今以后，“法国式尖面包”之重新出现于首都，还得经过好几年。牛油缺乏。6月间，全国对于白糖的需求，被规定了某限度。
被战争破坏的市场机关，还不曾被那种国家调节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乃是诸先进资本主义国政府不得不采用的，而德国之所以能支持四年战争，也只靠有此种制度。
经济崩溃的可怕象征，在每一个步骤上暴露出来。工厂中的生产力低落的原因，除交通破坏之外，还在于设备之消损，原料与辅助物件的缺乏，人手之经常流动，不正当的财政应用，以及在于人们普遍的失去信心。最主要的企业，仍旧在替战争作工。两三年以后的定单都已经分配好了。但工人则不相信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报纸上登载着战争利润的疯狂数字。生活费用在飞腾。工人们等待一种变革。工厂中的技术人员与行政人员，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在这班人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工厂制度解体了。一切关节削弱了。战争与经济的远景变成阴暗了，财产权利无所依恃，利润减少了，危险增加了，老板们没有兴趣在革命的环境中从事生产了。资产阶级整个地走上了经济失败主义之路。他们把那因经济瘫痪而促成的暂时损失与亏折，看成为反对革命作斗争的一种额外支出，——这革命有危及“文化”之虞。同时，“善意的”报纸则天天责备工人们对工业恶意怠工，责他们盗窃原料，滥烧柴薪，以便引起停顿。这种指责的虚伪超过了任何界限。因为这报纸是实际领导合作政府的那个政党的报纸，所以工人的愤怒也自然要转向临时政府发泄了。
工业家不曾忘记1905年革命的经验，那时的有组织关厂，在政府帮助之下，不仅破坏了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而且在扑灭革命这一事业上，给了皇朝以无价的帮助。关厂问题，这次也曾提出讨论于“工商业历届大会常设会议”——他们那样纯洁地称呼着这个托拉斯与辛迪加资本的战斗组织。工业界领袖之一，工程师奥尔巴黑，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解释关厂意见为何被弃，道：“这似乎会叫人看作对军队后方施行打击……这步骤，如果得不到政府支持，则大多数觉得它的结果是暗淡的。”整个不幸在于“真实”政府之缺如。临时政府给苏维埃弄得不能行动；有理智的苏维埃领袖则给群众弄得不能行动；工厂里的工人是武装的；此外，差不多每一个工厂，邻近都有一团或一营士兵，表同情于工人。在这些条件之下，工业家老爷们觉得关厂之举，由“国民观点看来是令人讨厌的”。但他们绝未放弃了进攻，而只是要将进攻适应于环境，使它具有一种不是同时实行的，而是匍匐潜行的性质罢了。照奥尔巴黑的外交口气说，工业家“最后得到结论说，这课实物教程将让生活本身来授：采取不得不然的与渐进的关厂办法，就是说，要个别地关，——这事情不久就实际发生了”。换句话说，工业家联合的“常设会议”，为避免担负“大责任”起见，否决了示威式的关厂，但向各会员建议个别实行，并须寻找好听的借口。
这种匍匐性的关厂，实行得极有系统。像立宪民主党人柯特勒——曾任维特内阁大臣——那样的资本阶级诸领袖，关于工业破坏，提出了动人报告，他们不把破坏之罪归于三年来的战争，而归之于三个月的革命。不耐烦的《言语报》预言道：“在两三星期内，工厂与作坊将一个个关门了。”此地，威胁是穿上了预言这件衣服的。工程师，教授，新闻记者在普通报纸与专门刊物上，发动了一个运动，说抑制工人乃是救国的基本条件。部长兼工业家康诺瓦洛夫在5月17日，刚巧在他示威式退出政府之前，声明道：“假使在最近期间，这些糊涂头脑不能清醒……那我们就将见到几十与几百个工厂关门了。”
6月中旬，那时召集的一次工商业大会，要求临时政府“与发展革命的制度坚决地决裂”。以前我们已听到过将军们方面所作的这一要求了：“停止革命。”不过这班工业家把问题弄得更明确些：“祸源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派，而又在于诸社会主义政党。只有坚定的铁手才能挽救俄罗斯。”
这班工业家准备好政治环境后，便从空言转入了行动。在三四两月中，大约关闭了一百二十九个小企业，其中有九千工人；在5月间，关闭的工厂为一百零八个，工人数也是九千；6月间，关闭的已有一百二十五厂了，受累工人为三万八千；7月间，二百零六个工厂把四万八千名工人轰到了街上。关厂运动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着。但这还不过开始罢了。纺织业的莫斯科跟在彼得格勒后面动起来了，外省则又跟在莫斯科后面。工业家以燃料，原料，补充物件，信用借款之缺乏为借口。工厂委员会出来干涉，往往能无疑地查明这是厂主恶意破坏生产，意在压迫工人，或图谋向政府勒索津贴。特别干得厚颜无耻的，是那些外国资本家，他们是以自己的大使为中介而行动的。在某几个情形中，厂主怠工是如此其明显，以致工厂委员会揭穿了他的虚伪之后，他竟不得不重新开工。革命如此把社会矛盾逐一暴露着，终于就遇到了那个最主要的矛盾：生产之社会性质与生产工具及其配备之私有权之间的矛盾了。为要战胜工人，厂主关闭了他的厂，仿佛这问题只关于他个人用的鼻烟壶，而不关于为全体人民生活所需的企业哩。
银行，既抵制自由公债而获得了成功，现在又采取战斗态度，反对有损大资本利益的国帑预算。银行家给财政部长写了一封信，“预言”着，如果采取激烈的财政改革，则资本行将流向国外，证券将转入保险箱去。换句话说，爱国的银行家恫吓着要用财政的关闭办法来补足工业方面的关厂了，政府赶紧顺从：毕竟这些怠工的组织者都是些可敬的人呀，他们不得不为战争与革命冒着资本的险，而不是什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他们除了本人的头颅之外，是无所冒险的。
执行委员会不能不懂得：在群众眼中看来，对于国家的经济命运，尤其当社会主义者公开加入政府之后，是要由统治苏维埃的大多数人负责的。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拟就了广泛的纲领，要实行经济生活的国家调节。温和派经济学家的建议，在危难局势的压力之下，也证明出比这些建议的作者激进得多了。那纲领说道：“对于许多工业部门，实行国家贸易垄断之时机业已成熟（面包、肉盐、皮业）；对于另一些部门，成立国家调节托拉斯的条件，业已成熟（煤、油、五金、糖、纸）；最后差不多对于一切工业部门，现代条件都要求国家在原料及制成品之分配，以及在价格之规定方面，尽调节作用；……与此同时，必须将所有信用机关，加以统制。……”
5月16日，执行委员会，于政治领袖们惶惑之际，差不多不经讨论，便通过了自己这班经济学家的建议，且附有一个古怪警告：——那是对政府而发的——政府应负责把“国民经济及劳动，有计划地加以组织”，并且提醒他们道：因不能执行这一任务之故，“旧制度倒了，而临时政府也曾不得不为此改了组”。为要给自己打气，妥协派却惊吓了自己。
“纲领是极妙的”，列宁写道，“无论就统制，就托拉斯国有化，就压制投机，就劳动义务……来说都是极妙的。这个‘可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是必须承认的，因为除此之外，再不能从这确实危殆的与可怕的破灭中，求得别的纲领与出路了……”不过，整个问题在于谁将执行这个极妙的纲领？难道是合作政府吗？事实将立刻答复我们。执行委员会通过经济纲领之次日，工商部长康诺瓦洛夫，便猛然碰上了门，辞职而去了。暂时代理他的是工程师帕钦斯基，此人也是大资本家的一个代表，其忠诚不下于前任，但能力过之。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甚至不能把执行委员会的纲领郑重提出于自由派同僚之前。要晓得欠尔诺夫企图由政府禁止土地买卖都不曾成功呢！
为要应付日益加甚的困难起见，政府方面提出了一个纲领，要疏散彼得格勒，这意思就是说，要将工厂作坊移转到国家内地。这纲领根据两种理由：军事的——因德国人有夺取彼得格勒危险；经济的——彼得格勒离燃料与原料的产地太远。此种疏散办法，是要几个月与几年之内取消彼得格勒的工业，其政治目的则在于将工人阶级先锋队分散于全国。与此纲领相并行，军事当局不断造出借口，要把革命的军事部队调开彼得格勒。
帕钦斯基竭力要叫苏维埃中的工人部相信疏散办法之利。因为要想违反工人意志而履行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但工人们不肯同意。疏散办法之绝少进展，正和调节工业办法之不能进行一样。经济破坏是愈来愈深，物价腾贵着，静默的关厂运动扩大着，随之而又增加着失业者。政府是在原地踏步停留不进。后来米留可夫写道：“内阁只在随流而泳，流水却奔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河床。”是的，流水正奔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河床。
* * *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革命又在替无产阶级确定形态。无产阶级是极需要给它定形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彼得格勒工人在二月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布尔什维克派占据了最战斗的阵地，但是暴动之后，他们立刻给推到了某个次要地位上去了。妥协派各政党走到了政治舞台前面。他们将政权转交给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个联盟的旗帜是爱国主义。它的攻击力是如此之强，以致至少有一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屈服于它之前。自从列宁回国以后，党的路线突然更张，因此，它的影响也迅速增加起来。在4月间的武装示威中，工人与士兵的先锋部队，早就想挣断妥协派的铁链了。但一经努力，便向后退。妥协派仍旧掌握着国政。
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关于下面这问题，人们曾写了好多文章，即：布尔什维克派之胜利，得归功于厌倦了战争的农民军队，这个解释是很肤浅的。一个相反的论断倒更接近于真情些，即是说：妥协派之所以能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统治权，首先乃由于农民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占有的特别地位。如果革命发展于和平之时，则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将自最初时候起，便要明显得多了。假使没有战争，则革命胜利势将来得晚些，如果不把战争的死亡人数计算在内，则也许要付较高代价的。但那时，革命也不曾留下了余地，让妥协主义与爱国情绪泛滥一时了。无论如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此等事变好久以前所预言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之夺取政权，总不是以农民军队的一时情绪，而以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为出发点的。这一预见完全被证实了。不过阶级间基本的相互关系，经过战争而屈折反射出来，且在军队的压力，——即在失去阶级性的武装农民组织的压力之下，一时发生了变动。恰恰是这个人为的社会结构，如此非常地加强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政策的地位，使它能有八个月的试验时期，以致削弱了国家与革命。
不过提起农民军队，并不曾完全说明了妥协政策的根源问题。我们还必须在无产阶级本身中，在其成分中，在其政治水平中，寻找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一时得势的补充原因。战争大大变动了工人阶级的成分与情绪。如果以往几年是革命浪潮的高涨时期，那末战争一下子就打断了这个过程。动员之计划与实行，不仅根据于军事观点，而首先，又根据于警察观点。政府赶紧把工人中比较积极与不安静的一层，清除出工业区域。在战争的最初几月中，有百分之四十工人——主要是熟练工人，被动员出工厂，这统计我们是可以相信的。这些工人之被征入军队，予生产过程以很有害的影响，所以战争工业愈使厂主们得到高利润，他们便愈加热烈地对这种动员提出抗议。因此，政府就不再继续破坏工人的干部了。为工业所必需的工人，以服军服者的资格留在厂里。因动员而酿成的隙裂，由乡村移民，城市小民，不熟练工人，妇女，小孩所填补了。女工在工业中的比数，由三十二升到四十。
恰恰在首都，无产阶级之更新与稀释这个过程，规模非常之大。在战争几年中，自1914年至1917年彼得格勒省中，雇有五百以上工人的大企业中的工人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由于波兰，特别是沿波罗的海诸省中，工厂作坊之被毁灭，但主要则由于军事工业之普遍发达，所以将近1917年时，彼得格勒的工厂与作坊中，大约集中了四十万工人。其中三十三万五千工人是在一百四十个大工厂作工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最战斗分子，在前线上起了不小作用，助成了军队中的革命情绪。但是代替他们在厂里作工的，昨天才来自乡间的那些人，他们往往是小康的农民与躲在厂里企图不上前线的小店主，再加以妇人与小孩，这些人都比普通人更易服从。此外还得加添一点，即被赋与了军役义务的那些熟练工人，——这样的人有十几万，——行动特别来得小心，怕被送往前线去。爱国主义情绪的社会基础就是如此，这情绪早在沙皇治下就抓住一部分工人了。
但在这个爱国主义中是没有稳固性的。无情的军事警察的压迫，加倍的剥削，前线败北与经济崩坏，都推动工人去从事斗争。不过战时罢工，首先具有经济性质，而且比战前的罢工性质上要温和得多。阶级之削弱，又因党的削弱而加甚了。自从布尔什维克派的国会议员被捕与被充军之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由于事先混进里面来的各层奸细之助，以致遭到了普遍破坏，这破坏，党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前，也还不曾恢复得过来。在1915年至1916年期间，那个稀释了的工人阶级，得经过一个斗争的初等学校，以便在1917年2月间，能使部分的经济罢工与饥饿妇人的示威，汇合成总罢工，且吸引军队到暴动中来。
这样，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之踏进二月革命，不仅是成分复杂，还不曾混成一体，而且即令它是最前进的诸层，也是减低了政治水平的。外省情形则更糟。战争使无产阶级中政治文盲与半文盲现象复活起来，正是这个复活，造成了妥协派诸党一时得势的第二个条件。
革命给人以教育，而且教育得很快。它的力量正在于此。每一星期，它总拿点新的东西给群众。每两月就造成一个时代。二月底，发生了暴动。四月底，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装示威。七月初，又发生了一次示威，规模大得多，口号也坚决得多。八月底，科尔尼洛夫企图政变，给群众打败了。十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夺取了政权。在这些节拍快得惊人的事变之下，发生着深刻的分子运动的过程，它使工人阶级分子复杂的各部分，融合成一个政治整体。在这中间，起着决定作用的也还是罢工。
革命闪电袭击着战争利润的盛宴，工业家受了惊吓，在最初几星期内便对工人让了步。彼得格勒厂主们甚至同意了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是附有条件，并注明例外情形的。但这并不能使局势安静下来，因为生活境况不断恶化着。五月间，执行委员会竟不得不承认：因物价飞涨之故，工人情境“在许多部门中，几乎是陷在经常挨饿的边界上”。工人区中的情绪是愈加兴奋与紧张了。最使他们痛苦的，就是看不到前途。群众如果懂得了什么，那是能忍受最大痛苦的。但新政制愈来愈把真相揭露在他们之前，原来它是旧关系的一只假面具，——正因为反对此种关系，群众在二月间暴动了的。这个新制度，他们是不愿意忍受了。
在最落后的与最受剥削的工人阶层中，罢工性质特别暴烈。洗衣匠，染工，桶匠，工商业雇员，建筑工人，铜匠，纸糊匠，打杂小工，皮鞋匠，糊盒匠，香肠工人，家具工人，在六月这一整月中，一层接一层地，继续着罢工。五金工人倒反而开始起抑制作用了。先进工人们是愈加明白了：在战争，经济破坏，与通货膨胀的条件中，个别的经济罢工是不会有认真的改善的，必须在最基本的地方来一些改变才好。资本家的关厂，不仅使工人能接受监督工业的要求，而且还使他们发生这种思想，即工厂必须掌在国家手里。因为大多数私家工厂都替战争生产，而同一类型的国有企业又与它们并存着，所以工业国有这个结论，就愈加自然地发生了。早在1917年的夏季，就有好些工人与职员的代表团，从俄罗斯各个偏远去处，来到首都，请求把工厂收归国有，因为股东们再不肯拿出钱来了。但政府是连听都不愿意听到这个。因此，必须改变政府。妥协派反对此种行动。工人们就移转阵线来反对妥协派。
拥有四万工人的普地洛夫厂，在革命最初几月中，乃是社会革命党的堡垒。但这个堡垒的卫队，并不能长期间抵御布尔什维克派。率领布尔什维克派进攻这个堡垒的，常常是伏洛达斯基。以前他是一个成衣匠，犹太人，在美国住过好几年，英语说得很好；伏洛达斯基是一个出色的群众煽动家，他的演说是合乎逻辑的，有急智的，有勇敢的。他的美国音调，使他洪钟似的声音上带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清楚地响彻在几千人的大会场中。工人弥尼乔夫讲道：“自从他在那瓦区中出现的那一刻起，社会革命党先生们在普地洛夫厂里的地盘，就开始动摇起来了，在大约两个月中间吧，普地洛夫厂工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跑了。”
罢工，以及一般阶级斗争之增长，差不多自然而然提高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每当问题关于生活利益之时，工人们总相信布尔什维克派是没有卑劣动机的，他们不隐瞒任何事情，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发生冲突时，所有工人——无党派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派的——都向着布尔什维克派。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工厂作坊委员会，——它正为工厂的生命而与管理处及厂主的怠工斗争——比苏维埃更早转向于布尔什维克这一个事实了。六月初，彼得格勒及其附郊各工厂作坊委员会所开的那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案，在四百二十一票中获得了三百三十五票。这一事实，完全不曾为大报纸所注意。然而，这表示出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虽不曾与妥协派相决裂，但在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上，实际已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了。
职工会的六月大会，使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共有五十多个职工会，其中有不下于二十五万会员。五金工人工会计有十万工人；在五月一个月中，会员数就增加了一倍。布尔什维克派在工会中的影响，则增加得更快。
一切苏维埃的部分改选，都表示出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将近6月1日，莫斯科苏维埃中已有了二百零六名布尔什维克，一百七十六名孟什维克，一百一十名社会革命党员。各省也发生着同样转变，不过速度较慢罢了。党员数不断增加。四月底，彼得格勒党部有一万五千党员。将近六月底，已有三万二千余人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工人部，此时已由布尔什维克派占了多数。不过在两部（即工人部与士兵部——译者）联席会议中，士兵的代表压倒了布尔什维克派。《真理报》日益坚决地要求普遍重选：“五十万彼得格勒工人，在苏维埃中所有代表，比十五万彼得格勒卫戍军的代表要少四倍。”
在苏维埃六月大会上，列宁要求以严厉手段来反对工业家与银行家的关厂、抢劫、以及他们有组织的破坏经济生活。“把资本家先生们的利润公布出来，逮捕五十个或一百个最大的百万富豪。只叫拘禁他们几个礼拜，即使用拘禁尼古拉·罗曼诺夫那种优待办法也不妨，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只要逼他们吐露出线索，奸计，龌龊自私的行为来就够了，这些行为，即是在新政府之下，也在耗损我们国家千百万财富呢。”苏维埃领袖们觉得列宁的提议是古怪的。“对个别的资本家行施暴力，难道就能改变经济生活的法则吗？”他们把工业家凭反对人民的阴谋来规定法则这回事，看成是天经地义。克伦斯基对列宁大发雷霆，但是一月之后，他却不惜逮捕几千工人，因为他们之了解“经济生活的法则”，与工业家有所分歧。
经济政治之间的联系显露出来了。国家，往常惯以神秘的原则资格出现的，如今却愈来愈采取着原始形态而行动了，所谓原始形态，就是指它采取着武装人群的队伍形式。全国各地工人，把那些拒绝让步或甚至不愿谈判的老板们，或强迫送到苏维埃去，或软禁在家。这样看来，工人自卫团之成为有产阶级最仇恨的对象，原是不足怪的。
最初执行委员会要把百分之十的工人武装起来，那决议并未实行。但工人还是部分地武装了，而且参加于自卫团队伍的都是些最积极分子。工人自卫团的领导权集中于工厂委员会之手，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权则日益转入布尔什维克派之手了。莫斯科包斯达夫希克厂一个工人说道：“6月1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新工厂委员会一经选出……就成立了八十个人的一队自卫团，没有枪械，拿了棍棒下操，由一个老兵，勒瓦可夫同志率领。”
报纸指控自卫团实行暴行、征发、与非法逮捕。自卫团之应用暴力是无疑的：成立它的目的正是为此。不过它的罪状，乃在于对那一个阶级的代表们行施暴力，这个阶级是不惯于遭受暴力，并且也不愿意去习于忍受暴力的。
在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普地洛夫厂曾起了领导作用，该厂于6月23日召集会议，参加有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央会议、职工会中央理事局、以及七十三个工厂的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之下，承认工厂罢工在某种情形之下，能促成“彼得格勒工人作无组织的政治斗争”，因此，大会向普地洛夫厂工人建议“约束自己的合法愤慨”，准备力量来从事全面进攻。
在这次重要会议的前夕，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早已警告过执行委员会：“有四万群众……任便哪一日都能罢工并走到街上来。如果不是本党加以制止，他们早就这样干了。将来我们是否还能制止他们，那是没有保障的。不过只叫普地洛夫厂工人一出来——这是无疑的——那必然要引起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一个行动。”
执行委员会领袖们认定这些警告是一种煸惑，或者干脆把它当作耳边风，保持着自己的平静。他们自己已不再上工厂与兵营里去了，因为他们在工人和士兵眼中，已成为讨厌人物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派还拥有权威，足使他们去约束工人士兵作零碎行动。但群众的不耐情绪，有时甚至也会反对着布尔什维克派了。
工厂与舰队中，有无政府派出现。与从来的情形一样，在巨大事变与广大群众之前，他们总暴露出自己有机性的破产。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苏维埃乃是一种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意义，所以他们认为废除国家政权很容易。而且，给革命弄得口瞪目呆之后，他们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对国家问题默不作声。他们的破产，主要地表现于他们之鼓励那些琐碎爆发。经济之陷入死巷与彼得格勒工人之日益困苦，给了无政府派以某些支持点。他们不能认真地在全国规模中估量力量的对比，准备把下面发生的每一个小推动都视作救命之最后一击，所以有时竟指斥布尔什维克派为不坚决，甚至骂他们妥协。但除了出出怨言之外，他们普通总是别无所事。群众对无政府派演说的反响，有时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可用以测验革命的蒸气压力。
* * *
在芬兰车站上欢迎了列宁的水兵们，两星期后，在各方面袭来的爱国主义的打击之下，声明道：“假使我们早已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到我们这里的，那我们非但不会对他欢呼，我们还要叫他听听我们的愤怒呼声：‘打倒你！回到你经过的国家去’。”克里米士兵苏维埃，前后相接地，一个个恐吓要用武装的手阻止列宁进入这个爱国主义的半岛，虽然他根本不曾想到那边去。2月27日革命行动的领班，伏伦斯基团，最热烈时候，甚至决定逮捕列宁，以致执行委员会竟觉得非采取办法来反对此种行动不可。此种情绪一直到7月前线进攻时还不曾消散，而当七月事变之后，又猛然爆发出来了。同时，在最远城市的卫戍军与前线最偏远部分的士兵，则愈来愈大胆地以布尔什维克派的言语说话了，虽然他们往往并不完全明白这种言语。各兵团中的布尔什维克派还只是些个别分子，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却愈加深入于群众之中了。它们仿佛是在全国各部分自行发生的。自由派观察家在这里所见到的，无非是些愚蠢与纷乱罢了。《言语报》写道：“我们的祖国简直变成一所疯人院了，这儿行动着与指挥着的是些中了魔的人，还没有失去理智的人则惊恐地站在旁边，紧靠着墙。”在历来的革命中，“温和派”总恰恰用这样的话来吐露心事的。妥协派报纸安慰自己道，士兵们虽然有这许多误会，但不愿意跟布尔什维克派发生任何关系。可是，群众的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反映着事变发展的逻辑，它成为列宁党之一个不可摧毁的力量。
士兵比连衣可讲过一件故事：前线为苏维埃大会选举代表时，经过三天讨论，而当选的还只是社会革命党人；但同时，士兵代表们不管领袖的反对，通过了一个决议：必须拿取地主土地，毋需等到立宪会议。“一般说来，凡为士兵所懂得的问题，士兵们对付的情绪简直比极端布尔什维克派中最极端的分子还左。”列宁说“群众比我们要左到百倍”之时，他心目中是指此而言。
陶立特省中某处一个摩托脚踏车厂的一个书记，也讲过一个故事：士兵们读过了资产阶级报纸之后，就骂某些不认识的什么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但当场他们就转过来讨论必须停止大战，夺取地主土地等问题了。发誓不让列宁进入克里米去的，也正是这等爱国家啊。
后方庞大的卫戍军中的士兵，正在苦恼着。这一大批闲人，焦躁地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变更，造成了一种神经兴奋状态，这状态表现于不断地预备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到街上去，成群结队地坐电车兜风，以及像瘟疫似的流行嘴咬葵瓜子。肩搭军用外套，嘴唇上黏着瓜子壳的士兵，成为资产阶级报纸上最可恨的一种形象。战争时候被他们滥加恭维，称之为英雄——这不妨碍他们在前线鞭笞这个英雄，——在二月革命之后，被他们抬高来当作解放者的人，现在突然变成为贪生怕死者，卖国贼，暴徒，德国奸细了。真的，爱国派报纸是不惜以任何罪恶，加之于俄国士兵与水兵们的身上的。
执行委员会的能事，就只给自己辨白，与无政府斗争，消灭过火行为，分发惶恐的调查表与道德的教训。察利津，被视为无政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巢穴的，中央为该地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那里的苏维埃主席用毫不含糊的话回答道：“卫戍军愈左倾，则市井小民愈右倾。”你能把这个公式，从察利津扩大到全国去。士兵们向左，资产阶级向右。
每一个士兵，凡能比别人更勇敢地表示出大家都感觉到的情绪来的，总被上面骂做布尔什维克，以致他终于相信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了。士兵们的思想，开始从和平与土地问题，转到夺取政权问题上来。由单零地应响布尔什维克的各别口号，变而为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觉同情了。伏伦斯基团，四月里曾想逮捕列宁的，在两个月过程中，其情绪转而赞成布尔什维克派了。爱格尔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中也发生了同样事情。拉脱维亚轻步兵团的成立，原是皇朝想利用当地碎地农民与雇农对于立凡尼亚省大地主的仇恨来作战的。这几团的兵打得极好。但皇朝原想利用的阶级仇恨精神，却继续沿自己的道路前进。拉脱维亚轻步兵是最先和皇朝决裂，后来又最先和妥协派决裂的那些部队之一。早在5月17日，八团拉脱维亚轻步兵的诸代表，就已差不多一致赞成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在革命的往后发展中，他们将起巨大作用。
一个无名士兵从前线写信来说：“今天，6月13日，我们在长官室里开了一个小小会议，谈起了列宁和克伦斯基，士兵们大部分赞成列宁，而官长们则说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布尔乔亚’。”前线进攻溃败之后，克伦斯基这名字在军队中是十分叫人讨厌的了。
6月21日，彼得霍夫的军官生出来游街，拿着旗子和横布额，上面写着：“打倒奸细”，“克伦斯基与勃罗西洛夫万岁。”当然，军官生自己是拥护勃罗西洛夫的。第四营的士兵向军官生袭击，蹂躏他们，驱散了游行队。引起了他们最大仇恨的乃是拥护克伦斯基的那横布额。
6月间的前线进攻，大大加速了军队中的政治演变。布尔什维克派，因为是事先高声反对进攻的唯一政党，所以它的声望，便开始以非常的速度增长起来了。诚然，布尔什维克派报纸要想达到军队中去是极其困难的。他们报纸的流通数，比起自由派报纸的以及一般爱国派报纸的流通数来，那是极其微小。“……简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你们的一张报纸”，——一个士兵用它粗陋的笔迹写信到莫斯科来——“我们所得到的只有关于你们报纸的谣言。这里，不要钱买的资产阶级报纸散发给我们看，这些纸头成捆地送到前线来。”但使布尔什维克派获得无比的声誉的，正是这些爱国派报纸呢。每一件被压迫者的抗议，每一桩夺取土地事件，每一次对付可恨军官的暴行，那些报纸都推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结果士兵们倒相信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些正直之人了。
第十二军团特派员，于7月初，将士兵情绪报告克伦斯基道：“凡有事情，最后总归罪于那些资产阶级部长以及已出卖给资产阶级的苏维埃。至于一般方面，在广大群众中，那是不透明的漆黑一团；我很觉遗憾，竟不得不报告你：最近他们连报纸都不大读了，他们完全不相信印刷品，‘写得很漂亮’，‘只会说废话’……”最初几月中，那些爱国派特派员的报告总是赞美革命军队，赞美它的觉悟，它的纪律。后来，军队经过了四个月的不断失望，对政府的演说家与新闻记者业已失去信心之后，就是这几位特派员可终于发现军队中只是不透明的漆黑一团了。
卫戍军愈向左倾，市井小民便愈向右倾。在前线进攻的推动之下，反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似的在彼得格勒发生出来。它们给自己取的名称，一个响亮似一个：“祖国光荣协会”，“军役协会”，“自由之营”，“精神团”，等等。这些庄严灿烂的招牌遮盖了贵族军官官僚资产阶级的野心与企图，其中有几个组织例如“军事同盟”“圣乔治骑士联合会”，或“志愿师”，那是军事阴谋的现成细胞。这些“光荣”与“精神”的骑士们，以暴烈的爱国家资格，不仅很容易接近协约国的军事使节团，有时甚至还能得到政府津贴呢，——虽然这种津贴，当初对于苏维埃，政府曾以其为“私人组织”之故而加以拒绝了的。
报界大王苏伏林家的一个支派，那时它正办着一种《小报》，以“独立社会主义派”的机关报自命，鼓吹铁的独裁，推高尔却克[1]海军大将为其候补者。比较保守的报章，凡是不曾完全表明自己面目的，企图以一切方法来给高尔却克建立民望。这位海军大将的往后事业，证明出早在1917年之夏，就已有一个大规模计划和他的名字相联，而在苏伏林背后，则站着一些有力人物。
反动派遵照着简单的策略计算，除了某些单方面的突发事件之外，总假装着它的打击只是对付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这个名字，变成为“祸根”的同义词了。恰似在革命之前，沙皇军官们总把一切不幸，连他们自己的愚蠢在内，归罪于德国奸细，特别又归罪于犹太人一般，现在当六月进攻溃败之后，人们便把失败与败北之责，不断加之于布尔什维克派身上。在这件事上，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那样的民主派，不仅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自由派，便是跟邓尼金将军这般公开的封建主，丝毫没有分别。
凡当矛盾紧张已达极度，而爆发时机尚未来到之时，更公然与更清楚地表示出政治力量之分化来的，往往不是在基本问题上，而是在偶然的枝节事故上。在那几星期中，政治热情的避雷针之一，是喀琅施塔得。这个古老的要塞，本来该做帝都海门的一个忠贞哨兵，但在过去曾不止一次揭起了叛旗。不管镇压如何残酷，叛逆的火焰却从不曾在喀琅施塔得消灭过。革命之后，它曾吓人地旺炽一时。这个海军要塞的名字，在爱国派报纸上，很快就成了革命的最坏方面，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义字了。其实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5月间，其中参加有107个布尔什维克，112个社会革命党人，30个孟什维克与97个无党无派的。但正是那些生活在高压力之下的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所属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重要问题上，跟随着布尔什维克派走。
在政治方面，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既不倾向于诡计，也不倾向于外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法则：说过就干。这就无怪他们对于幽灵似的政府，倾向于采取最简单化的行动方法了。5月13日，当地苏维埃决定：“喀琅施塔得的唯一政权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政府特派员立宪民主党人贝贝里亚夫——此人起着车子上的第五轮作用——之被撤职，在海军要塞里完全不曾为人注意。模范的秩序保持着。城中禁止赌牌。所有妓院都封闭了，娼妓都被驱逐出境。苏维埃禁止街上酗酒，违者“没收财产，充发前线”。这恫吓实行了不止一次。
在沙皇舰队与海军要塞的可怕制度中经过了锻炼，习惯于严峻工作，习惯于牺牲，而且又习惯于狂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如今见新生活的帷幕开始在他们面前升起，自觉到将成为此种生活的未来主人，于是紧张着他们所有的肌肉，以便表示他们是有资格来革命的。他们如饥如渴地抓住了彼得格勒的朋友与敌人，几乎是强迫地把他们拖到喀琅施塔得去，为要叫他们看看革命水兵的实际如何。这样一种精神紧张，自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但它到底继续了好久。喀琅施塔得水兵成为革命的一种战斗的十字军人了，但是哪一种革命的战斗的十字军人呢？无论如何总不是化身为策列铁里部长及其特派员贝贝里亚夫的那种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屹立着，有似那正在来临的第二次革命的先驱者。因此，那些太以第一次革命为满足的人们，要如此仇恨它了。
贝贝里亚夫之和平的与不被注意的撤职，拥护现存秩序的报纸差不多把它描写为反对国家统一的一个武装暴动。政府向苏维埃诉怨。苏维埃立即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施加压力。两重政权这架机器便噪声轧轧地转动起来了。5月24日，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因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二人之参加，又由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坚持，同意承认：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持续期间，事实上不得不服从于临时政府的权力，直到苏维埃政府在全国建立以后为止。不过水兵为了此次屈服，大为愤怒，所以第二天，苏维埃在他们的压力之下，又宣布喀琅施塔得的观点并未改变，昨天不过把这观点的“解释”告诉那两位部长罢了。这是一个显然的策略错误，不过隐藏在这错误之后的，除革命的野心外，却并无其他东西。
上面决心利用这个侥幸时机，来教训教训喀琅施塔得人，同时要逼他们付出过去罪恶的代价。以检察官资格出场的，自然是策列铁里。他伤心地提起了本人的坐牢日子，而特别用以反对喀琅施塔得人，他大发雷霆，说他们把八十名军官幽禁在要塞暗狱里。全体善心的报纸都拥护他。不过，即使那些妥协派报纸，即部长们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那些人的被幽禁，是因为“确实盗用公款”，又因为“这些人用拳头打击士兵，打得叫人害怕……”据策列铁里本人的正式机关报《新闻报》所载：“出场作证的水兵们，证明（那些被捕军官）之镇压1906年的暴动，证明成批枪杀，证明他们曾目睹许多驳船，满装杀死的与海中溺死的尸首，他们又证实许多其他可怕事件……他们陈述这些事情时，讲得十分简单，如同讲日常事物一般。”
喀琅施塔得人坚决反对将被捕者交给政府。这些出身高贵的刽子手与盗用公款者，对于政府的关系，比1906年以及其他年份中受磨难的水兵对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有系统地把沙皇政治警察中最恶毒的侦探，从彼得·保罗狱堡中释放出来，并不是偶然的。苏汉诺夫客气地形容这位部长是“合作政府中最可疑人物之一”。民主派新贵们顶顶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使反动官僚承认他们的善心。
对于策列铁里的控诉，喀琅施塔得人在自己的宣言中回答道：“在革命那几日，被我们逮捕的一些军官，宪兵与警察，曾经亲自对政府代表声明：他们对监狱管理，并无抱怨之处。固然，喀琅施塔得的监狱建筑是可怕的。但这正是沙皇时代替我们建造的狱室呀！我们并没有其他监狱。我们所以要在这些监狱里拘禁人民公敌，不是由于复仇，乃是为革命自保打算。”
5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审判喀琅施塔得水兵，托洛茨基出场辩护，警告策列铁里道：当反革命危险来到时，“当反革命的将军企图把绞索套上革命的脖子时，立宪民主党人将用肥皂弄滑这条绳索，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将前来斗争，要和我们同生同死。”这警告，当三月以后，科尔尼洛夫将军称兵作乱，攻打首都，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召唤喀琅施塔得水兵来保卫冬宫之时，竟一字一句地应验了。但这警告发生什么结果呢？在六月间，这些民主派老爷们正在保卫法律与秩序，反对无政府，任凭什么理由或预言都不能对他们发生效力。策列铁里以五百八十票对一百六十二票及七十四票弃权的多数，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无政府的”喀琅施塔得之叛离革命民主主义。这个翘首以望的消息一传到了马林斯基宫，说“逐出教会”的圣谕业已通过，政府便立即断绝了首都与喀琅施塔得间的私人电话交通，以防布尔什维克派中心去影响喀琅施塔得人，下令一切练习舰驶离该岛水面，并要求该地苏维埃“无条件屈服”。当时正在开会的农民代表大会，以“不供给粮食于喀琅施塔得”相恫吓。反动派站立在妥协派背后，想谋得坚决的，如属可能，则最好是流血的，解决办法。
一个青年史家尤果夫写道：“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轻率步骤，能引起很坏结果。必须找出一条适当道路来，以便走出这个业已造成的局面。托洛茨基正怀着这个目的，到喀琅施塔得去。他在苏维埃中演说，并起草了一个宣言，那宣言为苏维埃所接受，后来，托洛茨基将它提出于铁锚广场的群众大会中，一致通过。”喀琅施塔得人保持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实际问题上让了步。
冲突的和平解决，使资产阶级报纸十分愤怒起来，（满纸胡诌着）：要塞成了无政府状态，喀琅施塔得人自印钞票——钞票的荒谬式样竟复制在各报上，——抢劫国富，公妻，盗行，荒唐的酒宴在进行着。水兵们以自己严格的秩序自豪，捏紧了起茧的拳头，读着这些报纸，这些报纸印成几百万份，向全俄罗斯散播着关于他们的诬蔑。
配勒凡则夫的司法机关将喀琅施塔得的军官囚犯要来之后，——把他们释放了。假使有谁能调查一下：这些释放者之中，有几人后来参加了内战，又有几多水兵，士兵，工人，与农民，被他们所枪杀与绞死，那是极有益处的。可惜我们不能在这里做这个极其有益的统计了。
政府威望是挽救了。但水兵所受的委屈，立刻得到了补偿。全国各地：个别的左派苏维埃，工厂，军队，群众大会，开始给红色的喀琅施塔得寄来致敬的决议。第一机关枪团全体在彼得格勒街上游行，表示自己对喀琅施塔得人的尊敬，“为了他们不信任临时政府的坚决立场。”
不过喀琅施塔得已经准备作更有意义的报复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诬蔑，已使喀琅施塔得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因素。米留可夫写道：“掩护在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派，得到相当有训练的鼓动家之助，将一张宣传之网撒开向全俄。喀琅施塔得的密使被派上前线，去毁坏纪律；也有派赴后方的，他们到乡村里去煸惑乡人捣毁产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给密使们发一种特别证书：‘某某奉派至本省，以便出席县乡、区、与乡村委员会，具有表决权，并可任意在任何地点出席群众大会与召集大会’，‘此人有携带枪械之权，并免费坐火车轮船’。此外，‘该鼓动家之人身不可侵犯权，乃是由喀琅施塔得市苏维埃保证的’。”
米留可夫揭发波罗的海水兵的破坏工作，只是忘记解释一点：各处既存在着聪明的政府机关与报纸，那末孤单的水兵，拿着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这张古怪护照，如何与为什么能旅行全国而无阻，能到处找到食宿，能参加所有的民众大会，到处都能有人注意地听他们讲话，而且在历史事变上留下水兵的手印呢？为自由派政策服务的历史家，不向自己提出这个简单问题。但喀琅施塔得奇迹之可以思议，只因为水兵比很聪明的教授更深刻地表示着历史进化的要求。那张不很通顺的委任状，若依黑格尔的话来说，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合理的，至于那些主观上极其聪明的计划，乃是幽灵式的，因为历史的理性，甚至不曾在这些计划上留过一宿呢。
苏维埃落于工厂委员会之后。工厂委员会落于群众之后。士兵落于工人之后。外省则更落于首都之后。这样就是革命过程之不可免的动力，它产生着几千种矛盾，以便往后，仿佛是偶然地，顺便地，游戏似地，克服这些矛盾，而立即又产生出新的矛盾来。甚至党也落于革命动力之后，这就是说，此种组织，特别在革命时期，是最没有权利落后的，竟也落在革命动力之后了。在也加德林堡，贝尔姆，土拉，尼齐尼·诺伏高老特，梭尔莫伏，高郎姆娜，尤左夫加那样的工人中心，布尔什维克派只在五月底才跟孟什维克派分裂开来。在敖得萨，尼古拉也夫，衣利莎白格拉，波尔塔瓦，以及乌克兰的其他地点，布尔什维克在六月中旬也还不曾有独立组织。在巴库，士拉托斯脱，倍显次克，考斯脱罗马，布尔什维克派只当六月底才与孟什维克派最后分裂。这些事实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假使你想：再过四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派就要夺取政权了。在战争时期，党落在群众中分子运动过程之后是多么地远，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月领导落在伟大的历史任务之后，又是多么地远呀！人类历史上未曾见的一个最革命的党，遇到了革命事变还是措手不及的。它在烽火中重新建造，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整顿了自己的队伍。群众在转变点上，证明出比最左政党还要“左到百倍”。
布尔什维克派势力的增长，是以自然史过程的力量来实行的；不过如果加以最切近的观察，则亦表示出自己的矛盾与迂回，进潮与退潮。群众是成分复杂的，而且他们之学会驾御革命之火，不能用其他方法，只能先让自己炙伤了手，痛而却步。布尔什维克派只能加速群众的教育过程。他们耐性地解释着。在这一回。历史并不曾恶意作弄了他们的耐性。
当布尔什维克派坚决地在争取作坊，工厂，军队之时，民主的市政局选举却以巨大的，仿佛是继长增高的优势给了妥协派。这乃是革命中最尖锐与最像谜一般的矛盾之一。诚然，维包格区——纯粹无产阶级区——的市政局，还能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多数自傲。但这是一个例外情形。六月间，莫斯科的市政局选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总票数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连他们自己也对这数字吃惊哩，因为他们不能不觉得他们的影响正在迅速衰落着。为要懂得革命的真实发展及其在民主派镜子中的反映之间的相互关系，莫斯科的选举是有非常趣味的。工人士兵的诸先进阶层，已迅速地挣脱了妥协幻想。同时，最广大的小市民阶层，则才开始激动起来。对于这些分散的群众，民主选举差不多是给他们表示政见的第一个，至少是少数几个之一的，机会。当一个工人，他昨天是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今天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并后面还拉着士兵在一起，这时，那个车夫，搬运夫，门房，卖菜妇，小店主人及其伙计，教员，却干着如此英勇的一件大事：投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当他们第一次从政治不存在中脱离出来时。小资产阶级之事后投票拥护克伦斯基，因为他是二月革命的化身，而二月革命则直到今天才落到他们身上。社会革命党人占有百分之六十大多数的莫斯科市政局，乃是一盏将熄灯光的最后一闪。其他所有的民主自治机关，都是如此。才一发生，就已表示出过时的无力了。这里说明了革命行程是依赖着工人与士兵，而不是依赖那在革命旋风中扬起与转动的人类灰尘的。
这就是被压迫诸阶级在革命中觉醒时，那种深刻而又简单的辩证法。革命中有许多迷乱现象，其中最危险的之一，乃在于民主派的计算机器，把昨天，今天与明天总结在一起了，因此使形式民主主义者在实际只能发见革命笨重的尾巴之处，去寻找革命的头。列宁教会了他的党去分别头与尾巴。
[1] 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20)，国内战争时期充当协约国的傀儡。1918年11月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发动政变，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远东建立军事专政，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和陆海军最高统帅。－C.R
|
<<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