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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与人民相决裂、与外国财政资本的关系比与本国劳动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对革命（它已胜利）表仇视的后起的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凭自己的名义找出一个理由，来替它对政权的请求权作辩护。但必须创造出一个理由来，因为革命不仅把继承权，而且也把请求权加以无情的审核了。革命后最初几天内，成为革命国家首领的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最不能提出叫群众信服的理由。
身为亚历山大二世侍童，骑兵团团长，本省贵族领袖，尼古拉二世的宫内大臣，彻头彻尾的皇党，富有的地主与土地行政长官，十月党党员，国会议员的罗将柯，后来被选为国会议长。这是发生于古契柯夫辞去职权以后的事。古契柯夫因有“少年土耳其党”之称，被宫廷仇恨：国会希望以宫内大臣作中介，更易获得皇帝的心。罗将柯做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伪善地叫沙皇相信他对朝廷的忠贞，恳求恩准觐见皇太子，且把自己介绍给后者道，他是“俄国最大与最胖的人”。但不管这一切拜詹廷式的小丑行径，宫内大臣总还不能使沙皇赞成宪法，而沙后则在书信中简短地称罗将柯为无赖汉。当大战期间，国会议长向沙皇亲自报告时，无疑会以大胆的谏诤，爱国主义的批判与暗淡的预言，好几次把沙皇逼到角里，使他不快。拉斯布丁把罗将柯当作私敌。接近宫廷党羽的柯尔洛夫谈起罗将柯的本质道：“心智无疑褊狭，厚颜。”维特对国会议长的批评比较得客气，但好得不多：“人并不蠢，颇聪明的；但罗将柯的主要美质总还不在于他的智慧，而在于他的嗓子，——他有一个出色的低音。”罗将柯最初想借救火皮带之助来战胜革命；当他得悉了高利津亲王的政府弃职而逃时，哭了；他诚惶诚恐地拒绝社会主义者送给他的政权；嗣后决定接受，但是以忠臣的身分权且接受，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件失物奉还给皇帝。如果这个可能没有来到，那不是罗将柯的过错。虽然革命就是在那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曾予宫内大臣以广大可能，使他能在暴动起来的军队之前大显其低音。已在2月27日了，这位退伍的骑兵上尉罗将柯对那前来陶立特宫的骑兵部队讲话：“信奉正教的军人们，请听我的忠告。我是老年人了，不会欺骗你们的，——你们要听官长们的话，他们不会教你们干坏事情的，他们会完全得到国会的同意来办事。神圣的俄罗斯万岁！”这样的一种革命，全体禁卫军的军官们都会接受的。可是士兵们却糊涂了，为什么要造成革命呢？罗将柯害怕士兵，害怕工人，把齐赫泽与其他的左派当作德国奸细，而且做了革命的首领之后，还无时不在返顾着，看苏维埃会不会将他逮捕起来。
罗将柯这人物有些可笑，但非偶然：赋有低音好嗓子的宫内大臣，乃是俄国两个统治阶级联盟的化身，这两个阶级就是地主与资产阶级，他还联合着进步的僧侣，因为罗将柯本人很虔敬，是教会赞美歌的通家，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则不管自己对正教的关系如何，但为了秩序之故，总以为联合教会，是与联合皇朝一样必需的。
这几天，那位由阴谋家，哗变者与暴君弑戮者手中取得政权的可敬的皇党，脸色完全变得惨白了。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觉得好了多少。其中有几人根本就不曾在陶立特宫中出现，以为局势还不充分明确。最聪明的，在燃烧着的革命薪堆的周围蹑手蹑脚地走，闻烟而咳，自言自语道：让它烧成炭吧，那时我们将试行煮点东西。委员会同意拿取政权，但不马上决定成立内阁。正像米留可夫所说：“等待着组织政府时机的来到”，委员会只限于从国会的议员中，指派政府各高级机关的长官：还留着后退余地。
派那个不重要的但也许是议员中最不怯懦的卡拉乌洛夫当内政部长，他于3月1日下令逮捕一切公开与秘密的警官及宪兵队官长。这一可怕的革命姿态，具有纯粹空洞的性质，因为警察在任何命令之前早已被捕，而监狱却成为他们免于杀戮的唯一逃避所了。在许久以后，反动派把卡拉乌洛夫这一示威式的法令，视为此后一切不幸的开始。
彼得格勒司令一职，派由恩格尔哈特上校担任，他是禁卫团的一员军官，跑马场老板兼大地主。非但没有逮捕那由前线回来镇压首都的“独裁者”伊凡诺夫，恩格尔哈特还派一名反动军官去听他的指挥，充当参谋长：终究说来，这都是自家人。
派充司法部长是的是莫斯科自由派律师界的明星，那个说话漂亮而空洞的麦克拉可夫，他首先让反动的官僚懂得，他是不愿做听命于革命的部长的，“回头瞥见一个刚进来的同志——信差”，并用法文说道：“Le danger est à gauche”（危险生于左边）。
工人与士兵毋须懂得法国话，便能觉得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都是自己凶恶的敌人。
不过罗将柯站在委员会领袖地位，喧嚷得并不久。他那革命政府主席的候补资格，自动地取消了：有产者与皇朝间的中介人，显已不适为有产者与革命间的中介人。但他并不退出舞台，固执地企图复活国会，用以反对苏维埃，且始终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团结企图的中心。以后我们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事情。
3月1日，临时委员会着手组织内阁，其中延揽的人，就是1915年以来，国会反复向沙皇推荐，即所谓得全国物望的那几个人物：这是大农业家与工业家，国会反对派的议员，进步联盟的领袖们。事实是如此：工人与士兵所完成的革命，对革命政府的人选，除了一个例外，不曾反映一点。这例外就是克伦斯基。由罗将柯至克伦斯基的振幅（ampli-tude）,便是二月革命的官方振幅。
克伦斯基之加入政府，仿佛是以革命之全权大使的资格。但他对革命的关系，却只在于他在外省当律师时，曾出庭为一些政治案件辩护。克伦斯基不曾做过革命家，——他只在革命的旁边擦过。借了他合法地位的光，最初被选入第四届国会，克伦斯基成了灰色的与无定性的劳动派主席。这派别乃是自由派与民粹派政治上异种交合的贫血产物。他没有理论修养，没有政治训练，没有综合思索的能力，也没有政治的意志。所有这些品质，他代之以灵敏的感受性，轻易的可燃性与这样的口才：它不能影响于人的思想或意志而能刺戟人的神经。克伦斯基在国会里的演说带有一种浮夸动听的激进主义精神，这就给他不少机会，使他造成了即令不是民望，却也总是名望这种东西。大战时，克伦斯基以爱国主义者资格，与自由派一起把革命这个思想的本身也认为是有害的。当革命来到，且因他拥有类似民望的东西，故如此轻易地将他抬高时，他才承认了革命。在他看来，革命与新政权当然是二而一的东西。执行委员会却决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这公式，克伦斯基觉得关闭了他参加政府之门，所以即此一点，他已认定它是错误的了。克伦斯基深信他的社会主义不妨碍资产阶级革命，正犹后者无害于他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信念是有道理的。国会临时委员会决定要使这位激进派议员脱离苏维埃，而这是不难办到的。只要把司法部长的皮包奉献给他好了，这位置已为麦克拉可夫所拒绝。克伦斯基在廊下拉住了他的朋友们，问道：接受不接受呢？朋友们并不怀疑克伦斯基是已经决定接受的了。苏汉诺夫，那时极倾向于克伦斯基，在他的身上看出——诚然是在后来的回忆中了——有“对自己某种使命的确信……谁假使还猜不到这个使命，那他就在极愤怒地反对他。”最后，朋友们，连苏汉诺夫在内，都劝克伦斯基接受这只皮包：这样总比较妥当些，有自己人在里面，许能知道那些狡猾的自由派干些什么。但是私下里将克伦斯基推入罪愆，（即使不推，他自己也用全力在奔赴），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却拒绝给他以正式核准。苏汉诺夫提醒克伦斯基道：执行委员会已经表示过反对它的人员参加政府，倘将问题重新在苏维埃中提出，“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苏维埃也许会简单地回答道：“政权应属于苏维埃民主派。”这是苏汉诺夫亲口讲的故事——是天真与无耻的一种叫人难信的混合物。这个关于政权之一切神秘性的创造者公开承认着：自从2月27日晚起事实上早已掌握了政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3月2日还想形式上也取得政权；只因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背着工人和士兵，不让他们知道，且不顾他们的真实意志，才把政权强抢过去送给资产阶级的。在苏汉诺夫的故事中，民主派与自由派间的勾搭，具备了反革命罪之一切必须的法理上的证词，这恰恰是反对人民政权及其权利的那种阴谋罪的证词。
关于克伦斯基的不耐，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大家都以为国会中人刚从社会主义者手里接受全部政权，现在社会主义者要正式从他们那里取回一小块，未免有些不便。最好让克伦斯基一人做事一人当吧。真的，这些先生们以某种无误的本能，在任何情境中，都能找出一个最昏乱与最虚伪的办法来。但克伦斯基不愿穿着激进派议员的短衣走进政府；他要披上胜利革命全权代表的斗蓬外套。为了避免冲突，他既不请求他自以为隶属的那个党，也不请求他为主席团之一的那个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预先没有通知领袖，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当最初几天，它还是一种混乱的会议——上，他要求越次发言；在他这次演说——有人说它杂乱无章，有些人说是歇斯底里，不过它是没有矛盾的——中，他要人家对他信任，说到自己总是准备为革命而死，并说到他更迫切地准备担任司法部长之职。只要提起必须大赦政治犯与审判沙皇的官长，就足以引起无经验的与无人领导的会场之热烈鼓掌了。希里亚泼尼高夫回忆道：“这套把戏，引得许多人对克伦斯基发生深刻的愤怒与厌恶。”但没有人反对他：我们已经知道社会主义者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就避免把这问题提出于群众之前。不曾表决。克伦斯基决心把鼓掌解释成信任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苏维埃无疑地赞成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内阁，它把这行为看作取消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个步骤；和这政府，苏维埃是一分钟都不能调和的。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总在3月2日推翻了正式的政权教条，同意了接受司法部长的位置。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说：“他很满意于自己的任命。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临时委员会的所在，躺在椅子里，热烈地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俄国司法置于怎样高不可及的台脚上。”诚然。几月之后，在迫害布尔什维克的司法程序中，他表现了这一点。
当困难之际，自由派由于某种太简单的计算与国际的传统，想把劳动部长一席叫孟什维克齐赫泽来担任，但他坚决拒绝，仍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齐赫泽虽没有克伦斯基那样大的光芒，但这人毕竟是用更加严正的质料做成的。
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之无可争论的领袖，形式上虽不是临时政府的首脑，但是它的轴心。当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已与米留可夫决裂之后，写道：“米留可夫一般地说，与内阁中其他的同僚是不能比的，他是一种智慧力，是一个学问渊博得几乎不可穷竭、且有广大智慧的人。”苏汉诺夫责米留可夫个人摧毁了俄国自由主义，同时却又写道：“那时米留可夫是一切资产阶级政派的中心人物、灵魂与脑筋……没有他，革命的第一时期便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批评虽有许多过甚之辞，它们却指出了米留可夫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其他政治家之无可争辩的优越。他力量之所在，也正是他弱点之所在：他比旁人更充分与更完满地在政治语言中表示出来俄国资产阶级的命运，即它那历史的无出路性。如果孟什维克为米留可夫之毁灭自由主义而啼哭，则人们能有更大的理由说：是自由主义毁灭了米留可夫。
尽管他为帝国主义目的而怀着新斯拉夫主义，米留可夫却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西欧派。他把西欧文明之盛行于俄国，作为本党的目的。但他走得越远，他就越怕西欧各民族所曾经过的革命道路。因此，他的欧化主义变成为对西欧之无力的嫉妒。
英法资产阶级依照自己形象造成了新社会。德国资产阶级来得较晚，不得不在长期间靠哲学的燕麦粥来维持生活。德国人发明了“宇宙观”这个名词，它是为英国人或法国人所没有的：当西欧民族造出了一个新世界时，德国人则想出了它。不过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上虽然贫乏，却创造了古典哲学，——而这是一宗不小的宝藏。俄国资产阶级来得更晚。不错，它把“宇宙观”这个德国字翻译成俄文，而且译成了好几种，但这只更明显地于暴露它政治无能之外，又暴露出它哲学上的致命贫乏。它之输入思想，有似输入机械一样，它对后者规定了高度关税，对前者施行恐怖的检疫扣留。对于本阶级的这些特点，米留可夫就是要给予政治表现的。
曾任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写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后来创造了立宪民主党——自由派地主组织与左派知识分子的联盟结合而成——的米留可夫完全解脱了政治玩票主义那种一半贵族一半知识分子式的特点，这特点为大多数俄国自由派政治家所固有的。米留可夫对自己的事业很严肃，单就这一点，即已使他与众不同了。
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派老是不好意思成为自由派。民粹主义的色采，后来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色泽，在长期间成为他们一种必不可少的保护色。在这广大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许多年青工业家，对社会主义所表示的羞怯的与本质上很不深刻的投降中，表示出那一阶级之缺乏自信；它想集中几百万金钱于自己之手，虽然时机正好；但要成为民族的首领，则为时已经太迟。鬓须茸茸的父亲们，暴富的农民与商店的老板们，积聚了钱财，可不曾想起自己的社会作用。儿子们正在革命前思想的发酵时期读毕了大学，当他们企图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地位时，却不曾急忙趋至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它已被先进国用破了，褪了色，打满了补缀。在相当时期内，他们把一部分灵魂，甚至把一部分收入，捐助给革命者。自由职业的代表们尤其如此，他们中间好多人的少年时期，都是在对社会主义的不断同情中度过了的。米留可夫教授从不曾害过社会主义的疹子。他是生就的布尔乔亚，并不以此为羞。
诚然，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米留可夫绝未放弃借驯顺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利用革命民众的希望。维特讲道，当他在1905年10月组织立宪内阁，向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割去革命尾巴”时，他们回答他说，他们之不能放弃革命的武装力量，正犹维特自己之不能放弃军队。实际上，这在那时就已是虚声恫吓了。为要提高自己身价，立宪民主党人用群众来吓唬维特，但他们自己也怕群众。恰恰是根据了1905年的经验，米留可夫深信道：任凭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派别对自由主义的同情多么强，革命的真正力量——群众，却永不会把自己武器交给资产阶级的，他们武装得愈好，则对资产阶级也愈危险。当他公开宣布红旗为红破布之时，米留可夫带着显然的轻松神情，取消了那个实质上从未真正开始的传奇。
那所谓“知识分子”对民众的隔绝，构成了俄国报章杂志上的一个传统的论题，而“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自由派看来，则与社会主义者看法相反，是指一切“有教养的”，亦即占有的阶级而言。当第一次革命时，这隔绝性那样悲惨地在自由派之前暴露以后，“教养阶级”的思想家，就生活在某种可怕的末日裁判的不断期待之中了。有一位自由派的作家，一个与政治情势的缓急并无关联的哲学家，用如此狂乱的力量来表示他在群众之前的恐惧，竟致叫人想起杜斯陀也夫斯基疯癫的反动论调来：“不管我们立场如何，我们决不能梦想跟人民联合，——我们应该怕他比怕政府的任何刑罚更甚，要感谢政府，它独自地用刺刀和监狱，保护我们不受人民的狂暴迫害。”自由派的政治自觉既然如此，还能梦想领导革命的民族吗？米留可夫的全部政策都盖着绝望的烙印。在国家危急之际，他领导的政党所想的是怎样闪避打击，而不是如何施行打击。
以作家而论，米留可夫是沉重，冗赘与讨厌的。以演说家而论亦然。文饰非他之所长。这一点，倘米留可夫的丑陋政策不那样显然地需要掩饰，或它至少有伟大传统那样的客观幌子给他遮盖，那许还是一种优点哩；但说到传统，他却连渺小的都没有。法国的官家政策——这是资产阶级自私与背信的精华——拥有两个强有力的助手：传统与修辞。这两者互相奖掖着，用一种保护物裹着每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也裹着庞加莱那样的大产业家的平庸的职员。所以这不是米留可夫的过错，如果他没有光荣的祖先，如果他不在欧亚交界之处来实行资产阶级自我主义的政策。
我们在社会革命党人索可洛夫关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中，读到：“人们一方面对克伦斯基同情，另方面则从最初起，便对米留可夫存一种公然的与很奇怪的大反感。那时我不懂，而即令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个可敬的社会事业家会那样不得民望？”如果俗子们懂得了自己赞美克伦斯基与憎恶米留可夫的原因，他们就不成其为俗子了。资产阶级的浅见者之所以不欢喜米留可夫，因为米留可夫太率直，太清醒，没有文饰，表现着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质。资产阶级在米留可夫这面镜子中，看见自己是灰色的，贪婪的，懦怯的，于是跟常有的情形一样，他便迁怒于镜子了。
米留可夫这方面呢，见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满的鬼脸便平静而自信地说道：“浅见之人是蠢材。”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生气，简直还带着抚慰的态度，仿佛在说：假使浅见之人今天不懂得我，不要紧，以后会懂的。米留可夫心中怀着一个颇有根据的信心：资产阶级不会抛弃他，将遵循着局势的逻辑，跟在他，米留可夫的后面，因为此外别无去路。事实上：二月革命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那些右翼的，也都在立宪民主党领袖之后，一边走，一边骂，甚至还在咒他。
至于像苏汉诺夫那样的，带有社会主义色采的民主派政治家们则不同。这不是普通的浅见者流，相反的，是职业的政治家，于自己这门小行业是颇为擅长的。这政治家不能有“聪明”相，因为在他所想望的与所达到的之间，有那样明显的矛盾。但他卖弄着聪明，纠扰着与麻烦着。要把他拉在后面，那得欺骗他，不仅承认他有完全的独立性，而且还得责备他太爱指挥人，责他独断独行。这就投了他之所好，使他肯起助手的作用。正是和这些社会主义的才子们晤谈时，米留可夫抛出了这句漂亮的话：“浅见之人是蠢材。”这是一种微妙的谀辞：“只有我和你是聪明的。”事实上，米留可夫正在这时候用一只环串住了民主朋友的鼻子。就是由于这只环，他们后来被牵掉了。
个人民望之不孚，使米留可夫不能作政府的首脑，他担任外交一席，这在国会中时，早已成为他的专业了。
革命政府的陆军部长，属于为我们所熟知的古契柯夫，这个莫斯科的大工业家，他在年青时代是一个具有冒险性质的自由派，然后，当第一次革命被扑灭之时，他是斯托雷平治下大资产阶级的信赖人物。头两届为立宪民主党人所统治的国会之被解散，促成了1907年6月3日的政潮，它以改变选举法使其利于古契柯夫一党为目的的，因此，古契柯夫领导了末两届国会，至革命为止。当那被恐怖主义者所杀的斯托雷平的铜像，于1911年在基辅揭幕时，古契柯夫献致花圈，默默地俯伏到地：这是代表他的阶级表示的姿态。在国会中，古契柯夫专心致志于“军事力量”问题，且与米留可夫手携手地准备了战争。古契柯夫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资格，联合工业家于爱国反对派的旗帜之下，但同时这绝不妨碍进步联盟的领袖们，连罗将柯在内，在军事合同中攫取不义之财。古契柯夫的革命履历，将他的名字跟宫廷革命的半神话联了起来。而且一位前任警察证明道，古契柯夫“在私人谈话中涉及皇帝时，竟让自己应用那最厉害的詈骂”。这仿佛是完全可信的。不过在这方面古契柯夫倒并非例外。虔敬的沙后仇恨古契柯夫，在她的书信中对他尽量施行粗野的漫骂，并希望他吊死在“高树上”。自然在沙后心目中该受这种处罚的并不在少数。不过无论如何，那个在第一次革命的刽子手之前鞠躬到地的人，却做了第二次革命的陆军部长了。
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被任为农业部长，他本是一个外省医生，后来被举为国会议员。党中最接近他的同志们，认他是一个忠实的庸人：或如纳博科夫所说，是“一个俄国外省的知识分子，不是国家范围内，而是一省或一县范围内的”。早年不确定的激进主义，久已洗去，而兴格略夫最所关心的是要把自己政治家的成熟性表示给占有阶级看。虽然立宪民主党的旧政纲说到“以公平代价收买地主土地”，但没有一个业主看重这个政纲——尤其是在目前的战时通货膨胀期间。而兴格略夫则以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延迟解决土地问题，并以立宪民主党人不愿召集的立宪会议这一海市蜃楼来安慰农民。二月革命势必在土地问题与战争问题上折断它的颈骨。兴格略夫在这点上是竭其所能来助成了的。
财政部长这只皮包为一姓德列钦可的年青人所得。“从哪儿冒出来的？”陶立特宫中每个人都迷惑地互询着，消息灵通的人士解释道：此人开设好些糖厂，拥有地产，森林与其他无量数的财产，约值八千万金卢布，是基辅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说得一口漂亮的法国话，而最出色的，他是舞剧的通家。他们更郑乎其事地添说一句道：因德列钦可为古契柯夫所宠信，几乎也参加了那个本拟推翻尼古拉第二的大阴谋的。革命妨碍了阴谋，却帮助了德列钦可。
当二月间，首都寒冷的街道上进行着革命斗争的五天过程中，有一个人物像影子似的在我们面前闪过好几次，这是出身贵族的自由派，前沙皇大臣的儿子纳博科夫——在他自满的正确性与无情的自我主义上，简直具有象征意义。暴动紧急的那几日，纳博科夫是在办公室的四壁间，或在家里，“在沉闷与焦躁的期待状态中”度过了的，现在他做了临时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实际上就是不管部部长。在柏林的亡命地，他被白卫军的一颗流弹打死了。他留下了一些并不无趣的关于临时政府的笔记。这就算是他的功绩吧。
不过我们忘记提起总理了，——虽然在他那届短命内阁的危机最甚时刻，大家也都忘记了他。3月2日，当米留可夫把新政府介绍给陶立特宫的会议时，这样形容着李沃夫亲王：“他是为沙皇制度所迫害的俄国舆论的化身。”后来，在他的革命史中，米留可夫谨慎地指明：政府以李沃夫亲王为首，“临时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都不很知道他的为人。”在此地，历史家的米留可夫想替政治家的米留可夫脱卸推选李沃夫的责任。事实上，亲王久已是立宪民主党党员，属于它的右翼。第一届国会解散后，在召开关于维包格区的著名的代表会议上，向民众发表了一个自由主义受辱后陈套的宣言：不纳税；李沃夫亲王也参加那次会议，但不签字于宣言。纳博科夫回忆道：亲王刚刚坐车来到维包格区，就病了，病因“由于他感觉到他处身于其间的那种兴奋情绪。”显然地，亲王的体气是生就的不适于受革命震动的。颇为温和的李沃夫亲王，因政治上的淡漠，仿佛心襟开广，故在一切以他为领袖的组织中，都能容受大量的左倾知识分子，过去革命者，社会主义爱国家，兵役逃避者。这班人工作得不比官僚们坏，他们不盗用公款。同时又替亲王造成了一些类似民望的东西。一个亲王，富有的与自由主义的——这可叫普通的布尔乔亚敬畏了。因此，早在沙皇时代，李沃夫亲王就被拟推为首相过的。如果把上面说过的话归结成一句，那我们不得不承认：二月革命政府的首席虽是一个尊位，但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空位。罗将柯无论如何比他会更有色采些。
俄罗斯国家的传说史，在《年代纪》上，开始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斯拉夫族的代表跑到斯干地那维亚半岛的诸王公那里，请求道，“请来统治我们，君临我们吧。”不幸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们把历史神话变成了实话，不是在第九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并非向海外的，而是向国内的王公们请求罢了。这样一来，工人与士兵胜利暴动的结果，便让几个最富有的地主与工业家掌握了政权，这几个人一无特色，是没有政纲的政治上的票友，且以那讨厌兴奋的亲王为领袖。
新政府的构成成分，在协约国的大使馆中，在资产阶级与官僚们的客厅里，在中等资产阶级与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更广大的阶层中，都受到满意的欢迎。李沃夫亲王，十月党人古契柯夫，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这些名字听到了都叫人放心。克伦斯基这个名字，也许会叫协约国皱眉，但不会使他们吃惊。比较有远见的人是懂得的：毕竟这国家里还发生着革命呢；有米留可夫那样可靠的马拖着辕，添了一匹躁烈的副马只会有益。爱好俄国譬喻的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一定会如此说的吧。
在工人与士兵中，新政府的人选立刻引起了仇恨的感觉，或最好也引起了沉默的迷惘。米留可夫或古契柯夫这二个名字，不仅在工厂中，便是在军营中也引不起一个欢迎之声。关于这一点，还保存着不少证据。军官姆斯的斯拉夫斯基报告说：士兵们知道了政权由沙皇转入亲王之手以后，表示阴郁的惊愕：难道为了这也值得流血吗？克伦斯基的亲信之一——史丹开维奇，于3月3日巡视自己的工兵营，一连一连地，把新政府介绍给他们，这政府在他本人看来，乃是一切可能产生的政府中最好的，他以很大的热情来说到它。“但是听众中感觉到冷淡。”只当演说者提到克伦斯基时，士兵们才“燃烧起真正满足之情”。在那时，首都中资产阶级的舆论，早已把克伦斯基变成为革命的中心英雄。士兵们比工人们更想把克伦斯基看作资产阶级政府的对立物，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参加。但克伦斯基并非对立物，而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补充、掩盖与文饰。他保障着米留可夫所保障的同样的利益，不过藉助于发闪的镁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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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成立以后，国家的真正结构如何？
帝制反动派躲藏在隙缝之中。洪水的头浪甫经退去，各式各派的有产者便结集在立宪民主党的旗帜之下，该党顷刻间变成为公开活动场上唯一非社会主义的，同时极右翼的政党了。
群众成群结队地趋向于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意识中，社会主义者与苏维埃是二而一的。不仅工人与后方庞大的卫戍军士兵，而且城市中的全体各色的小人物们：手艺人，街道小生意人，小官吏，马车夫，门房，各式仆役，都觉得临时政府及其官署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在寻找一个较近便的，更易接近的政权。步行上京城的农民，愈来愈多地跑到陶立特宫去。群众之涌入苏维埃，有如穿过革命的凯旋门。一切留在苏维埃范围之外的事物，仿佛与革命相割裂，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实在也是如此：在苏维埃范围之外，还是有产者的世界，其中一切色采，现在混和成一个暗灰淡红的保护色。
并非全体劳动者都选取了苏维埃；并非全体都在同一时候觉醒了的；并非各层被压迫者都敢在顷刻间便相信革命和他们也有关系。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只深沉地激动了一个模糊的希望。群众中一切积极的都趋向于苏维埃，而积极性在革命时期，比任何其他时期更容易占取上风；既然群众的积极性在日益增长，则苏维埃的基础在日益扩大，这是革命的唯一真实基础。
陶立特宫分成两半：国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始挤在某几个狭小的办公室中，那里经流着不断的人潮。国会议员们企图在他们豪华的厅房中以主人自居。但革命的泛滥很快便冲去了屏障。不管自己领袖们的一切犹豫，苏维埃的地盘不可抵抗地扩大了，国会却给挤到了后院。力量之新的关系，到处给自己开辟了道路。
陶立特宫中议员，军队里军官，司令部里的司令官、工厂、铁路、电报局中的主任与经理，地产上的地主与管理人，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便都自觉到处在群众可疑的与不倦的监视之下。苏维埃在群众的眼中，乃是他们对一切压迫者所表示的那种不信之有组织的表现。排字匠热心地检阅着所排文章的底稿，铁路工人警戒与焦灼地监视着军车，电报生会重读电报原稿，士兵们每当他们的军官一有行动，便怀疑地回顾，工人们将黑色百人团的工头逐出工厂，把自由派的主任加以监视。国会从革命的头几小时，临时政府则从它的开始几天起，便成为一个蓄水池，其中汇流着社会上等人士的怨诉与抱憾，他们反对“过火行为”的抗议，以及他们的痛苦观察与暗淡预感。
“没有资产阶级，我们就无法管理国家机关”，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是这样地论断着，他们胆怯地仰望着官衙，而旧国家骷髅们的空眼睛则从那上面俯视着。办法想出来了，就是在那被革命者砍去了首级的机关上，装上某种自由派的头。新总长们走进了沙皇政府的旧官署，掌管了拥有打字机、电话，听差，女速记员与公务员的机关，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他们便一天一天更相信那架机器是在空转着。
后来克伦斯基回忆道：临时政府“在全俄陷于无政府状态后的第三天掌握了政权，那时，在俄罗斯国土的全部幅员上，不仅没有任何政权，而且真连一个警察都没有。”领导数百万群众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并不在计算之中：反正这不过是无政府的因素。国家之陷于孤儿状态，是以警察消灭来形容的。在这位最左倾部长的自白中，人们获得了用以了解政府全部政策的锁钥。
各级省长，遵照李沃夫亲王的命令，由各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担任，这些人与前任省长相差不多；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常是赞成农奴制的地主，他们过去甚至把省长当作雅可宾党。各县首领为县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虽然换上了“特派专员”这个新名义，民众却还认识那些旧敌人。诚如密尔顿[1]某次论到卑怯的长老会派的改革时所云：“就是那几个老神父，不过称呼着漂亮的名字罢了。”省与县的特派委员们，从各省长与警察局长那里去取得了打字机、司书与小官吏以后，只能让自己发觉他们并不曾继承到任何政权。省中与县里的生活集中在苏维埃的周围。这样地，从上到下发生着两重政权。不过各个地方苏维埃的领导者，虽然同样是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但是比较单纯，且决不把那整个局势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政权，予以抛弃。因此，各省特派委员的主要活动，就是怨诉其全权之完全不能行使。
在自由派内阁组成后的第二日，资产阶级觉得它没有得到政权，反而失去了它。革命前，拉斯布丁私党虽然是疯狂地专横，但它的实权却属有限。资产阶级对国事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凭俄国参战这件事来说吧，这大半是资产阶级的事，皇朝的原因比较的少。不过主要的还在于沙皇政府给有产者保障了他们的工厂、土地、银行、房产、报纸，因而它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乃是他们的政权。二月革命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改变了这个情状：它把政权的外表属性堂而皇之交给了资产阶级，但同时夺去了资产阶级在革命前所享有的那一分国家实权。过去以李沃夫亲王为主人的地方自治会议，以及由古契柯夫指挥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两种组织里的雇员，现在却以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名义，成了国家、前线、城市与乡村的局势的主人，他们委任李沃夫与古契柯夫当了总长，且给立下了条件，完全成为他们雇佣的执事了。
另方面，创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以后，执行委员会却绝不敢像《圣经》上上帝似的声明他的创作是好的。相反地，它立即赶紧加大自己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声明道，只当新政权忠实的为民主革命服务时，执行委员会才拥护它。临时政府完全知道如果没有官方民主派的拥护，它是连一小时都不能维持；但这种拥护的允应，只当作好行为的酬报，即是说，只当临时政府履行那不属于它本分的、民主派刚刚不愿意履行的任务，民主派才能拥护它。政府从不曾知道，究竟在何种范围以内，它能显露出自己半违禁的主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不能常常事先把这范围告诉政府，因为连他们也很难预猜到究竟在哪一点上，他们自己人中间会反映着群众的不满而发生不满。资产阶级以为社会主义者欺骗了它。至于社会主义者则恐怕自由派提出未成熟的要求，只能激怒群众，并使业已困难的局势愈趋恶化。“只当能怎样……才怎样”——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在整个十月前期盖下了印记，它成为二月革命混血制度所包含的内部谎骗的一个法理公式。
为要影响政府，执行委员会选举了一个特种委员会，它客气地，但是可笑地，称之为“联络委员会”。革命政权的组织，便这样地建筑在互相规劝的原则之上。相当有名的神秘主义的作家梅来希考夫斯基，只能在《旧约》中替这种政制找到前例：即以色列诸王与先知们。不过《圣经》里的先知们，与末代罗曼诺夫朝的那个先知一样，至少是直接从天上得到感应的，君王们对之又不敢违拗，这就保证了政权的单一性。苏维埃的先知们则完全相反：他们只凭自己狭隘智慧的感应来预言。而自由派的总长们呢，则以为苏维埃根本就做不出什么好事情。齐赫泽，史高部列夫，苏汉诺夫等人，跑到政府里去，唠劳叨叨地劝它让步；总长们表示反对；代表们回到执行委员会来，用政府权威压迫它；再去和总长们接洽；然后——又从头开始这一套。这架复杂的磨子从不曾磨出一些粉来。
联络委员会里人人抱怨。特别是古契柯夫，为了因苏维埃的放任而引起的军队中的纷扰，他在民主主义者的面前哭过。有时，这位革命政府的陆军部长“实实在在……淌下眼泪来了，至少也用手帕热烈地擦了眼。”他以为先知们的直接任务，就是替涂油的君王们[2]揩干眼泪，这倒不是没有理由的。
3月9日，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致电陆军部长：“假使我们放纵苏维埃，则德国人的羁轭已不在远。”古契柯夫涕泪交流地回答他道：唉，政府没有实权；军队，铁道，邮电都操在苏维埃手中。“可以干脆地说，只当苏维埃允许之时，临时政府才能存在。”
时光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局势却毫不改善。当临时政府在4月初派国会议员上前线时，他咬牙切齿地暗示他们，不要与苏维埃代表表示任何不同之见。自由派议员们一路上只觉得自己是被押解着，但他们又知道如果不然，那他们非但不能达到士兵之前，而且连车厢里坐位都找不到。孟塞列夫亲王回忆录中这一段散文式的细节，极其出色地补足了古契柯夫与参谋部论二月政权结构之实质的通讯。有一个反动派的俊才，这样地形容当时情形：“旧政府被拘禁在彼得·保罗堡垒，新政府则软禁在家”，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但是临时政府除了苏维埃上层模棱两可的拥护之外，难道没有其他的支持吗？各个有产阶级上哪里去了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以自己的过去和皇朝相结合的有产阶级，革命后重新围聚在新的轴心的周围。全国资本家联合的代表——工商会议，早在3月2日便“对国会的行为敬礼”，且宣布愿受国会委员会的“完全管辖”。地方自治会议与各市政局也采取同样方针。3月10日，连贵族联合会——皇座的支持——也用一种感人的卑怯口气，号召全体俄国人“团结在临时政府的周围，现在它已成为俄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产阶级的各个机关与团体都开始来斥责二重政权，将纷乱之责加在苏维埃身上，起初是小心地，然后愈来愈大胆了。跟在这些主人后面的有上层雇员，自由职业者联盟与国家机关的官吏。从各支军队中，打来了由司令部捏造的此种性质的电报、宣言与决议。自由派报章上发动了“拥护单一政权”运动，它在最近几月中将具有烈火似的性质，打击苏维埃领袖。所有这些并在一起，仿佛是极其惊心动魄的。数量庞大的机关、名人、决议、文章、与夫坚决的语气，这一切对执行委员会的那些易受感动的首领们，无疑发生了影响。但有产阶级此种可怕的示威，并没有真实力量在后面。——可是财产的力量呢？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用这话来反驳布尔什维克。财产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只当它被普遍的承认，而这承认又为那名之曰法律与国家这个强制制度所支持时，它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这正是局势之本质所在啊，旧国家于顷刻间崩坏了，一切权利在群众看来都成了问题。工厂中，工人愈加意识到自己是主人，而主人倒是不速之客了。乡村中的地主则更少自信，因为面对着险恶与仇恨的农民，离政府又远，虽然由于距离远，地主们开始确曾相信政府权力的存在。有产者一旦失去了处置产业的可能，甚至不能保持它的时候，那就不成为其真正的有产者，变成为诚惶诚恐的浅见者流了，他们不能予政府以丝毫支持，因为最需要支持的却是他们自己。很快就要咒骂政府的懦弱。但咒骂政府，他们只在咒骂自己的命运。
这时，执行委员会与内阁的全部活动，仿佛都为了这一目的，即证明革命时期的统治艺术，乃在于多说废话来虚度光阴。在自由派方面，这是有意如此的。依照他们的坚信，除了对协约国矢忠这件事外，一切问题都需要延宕。
米留可夫将密约告诉他的同僚。克伦斯基把它当作耳边风。晃然只有一个与总理同姓，但非亲王，暴发户，宗教会议的总检事长——李沃夫，才狂怒起来，甚至称这些密约为“盗行与欺骗”，这当然会引起米留可夫的轻蔑的微笑（“浅见者是蠢材”）与简单地提议讨论以下事项。政府正式宣言答允于最短期间召集起来立宪会议，但究竟哪一个日期，则故意不加确定。关于国家形式，绝不谈起：政府还在希望帝制这个失去的乐园回来。但宣言的实质在于允应作战至最后胜利，与“坚持履行与同盟者所签订的协定”。关于人民生计的最严重问题，则仿佛革命之举行只为要说明：一切照旧。因为民主派把协约国承认新政权这件事看成有神秘意义，——一个小商人未经银行承认他有借款资格，是不值钱的，——所以执行委员会默默地容忍了3月6日的帝国主义宣言。一年后，苏汉诺夫痛心道：“没有一个民主派的正式机关报……公然对临时政府的宣言发出反响，那宣言在革命诞生之初，便在欧洲民主派的前面辱没了我们的革命。”
3月8日，最后才从内阁实验室里发出了大赦法令。那时全国的牢门都已打开了，流放的政治犯在会议、欢呼、军乐、演说与鲜花所汇成的不断的洪流中归来。那法令仿佛是官衙里起着的一个后发的回声。12日，宣布取消死刑。4月后，死刑又在军队中复活。克伦斯基允将司法提高到空前的崇高地位。由于热情冲动，他曾真正实行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让工人与士兵的代表参加和解法庭，充任该项法庭的人员。这是唯一能感觉到革命心跳动的一个措置，因此，它惹起了一切司法界阉官们的震怒。不过事情也就在这里停住了。德米扬诺夫律师，在克伦斯基的部里担任要职，亦属“社会主义者”，决定以一切旧官员留职为原则。据他说：“革命政府的政策，决不应不必要地得罪任何人。”这在根本上，乃是整个临时政府的指导原则，它最怕得罪有产阶级中、甚至沙皇官僚中的任何人。不仅法官，便是沙皇时代的检察官，也还留任旧职。当然，群众是可以得罪的。但这事与苏维埃相关：群众并不入于政府的视野之内。
只有我们上面提起过的那个性气浮躁的总检事长李沃夫，公开报告着宗教会议中正在开会的全是“白痴与痞子”，才算惹起了一点仿佛是新鲜的风波。部长们听到了这种色采浓厚的批评，不禁愕然，但宗教会议继续成为国家机关，希腊正教还依然是国教。便是宗教会议的人员也一仍旧贯，因为革命不该和任何人争吵。
谘议院的大员——侍候过两三朝皇帝的臣仆——还在继续开会，至少还在领受俸禄。这事实简直具有象征意义。工厂与军营中喧嚷地提出抗议。执行委员会表示愤激。政府开了两次会议来讨论关于谘议院大员们的命运与俸禄问题，得不到任何决定。是的，怎能惊扰这班可尊敬的人呢，何况在他们中间，还有不少好朋友？
拉斯布丁系的大臣们还在坐牢，但临时政府却已赶紧替这些过去的大臣们决定恩俸了。这听起来像是嘲笑，或像是另一世界传来的声音。可是政府不愿和自己的前任争吵，即令他们坐在牢里。
参议员还是穿了绣花议员服在打瞌睡，当新由克伦斯基任命的左派参议员索可洛夫敢于穿黑色大礼服出席时，他们干脆把他撵了出来：沙皇的参议员们一经相信革命政府没有牙齿，便不怕和二月革命争吵了。
以前卡尔·马克思认为德国三月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只改革了上层的政治机构，而不触动上层机构下面的一切阶层——旧官僚，旧军队，以及生息教养于专制制度下且在对它服务中老去的旧法官们。”克伦斯基式的社会主义者正在马克思认定是失败原因的地方，去寻找得救之道。孟什维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同意了克伦斯基，不赞成马克思。
只有一宗事项，政府显出了创意力与革命速度的，就是关于股票的立法：改革法令在3月17日早晨就颁布出来了。关于取消民族歧视与信教限制的法律，倒要再过三天才出来。要知道在政府人物中，在旧朝治下，有不少人只感受到股票交易缺乏的痛苦呢。
工人们不耐烦地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政府假装两耳聩聩。现当大战，一切都该为祖国利益而牺牲。况且这是苏维埃的事：让它去安抚工人好了。
更严重的是关于土地的问题。这儿可无论什么事情都干得一点了。农业部长兴格略夫得到先知们的鼓励，下令各地成立土地委员会，谨慎地不规定它们的作用与任务。农民心想：委员会该要给他们土地了。地主们则以为：委员会该要保护他们的产业吧。这样，在二月政制的颈子上，一开始就套上了农民的活索，它比其他所有的索子更不假借。
依照官方的学说，促发革命的一切问题，都得延至立宪会议解决。难道那无可谴责的立宪民主党人能僭定国民意志吗？虽然是抱憾得很，他们竟不曾把米哈依尔·罗曼诺夫高骑在这个意志之上。对于未来的国民代表大会，那时是以这样官僚式的顽固与有意迟缓来准备的，以致立宪会议的本身变成为海市蜃楼了。只在3月25日，差不多在革命后一月——这是革命之月！——政府才决定召集一个笨重的特别会议来起草选举法。但它不曾召开。米留可夫在他彻头彻尾虚伪的《革命史》中，不好意思地说道，由于种种迟延的结果，“特别会议在第一届政府任内不曾开始。”这些迟延乃是特别会议的结构及其任务使然。那任务就在于：将立宪会议延迟至最好时期；即延迟至胜利，延至和平，或延至科尔尼洛夫的改元正朔。
出世太晚的俄国资产阶级，拼命仇视革命。但它的仇恨里缺乏力量。它得期待与玩弄鬼计。资产阶级既无推翻与窒息革命的可能，便想以饿困之法来克服它。
[1] John Milton (1608—1671)英国诗人，《失乐园》著者。——译者。
[2] 古犹太立王之法，以香油涂其头，此地借以喻临时政府各首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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