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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受革命损害的那些阶级的律师与新闻记者们，事后曾浪费了不少笔墨，企图证明二月间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只是一次娘儿们的骚乱，后来获得了兵变的支持，是诈称为革命的。当年路易十六也曾企图把巴士底狱的夺取想成为一种骚乱；但人们却恭恭敬敬地解释给他听：这是革命呢。那些在革命中蒙受了损失的人，很少愿以真名字来称呼它，因为这个名字，不管那些恶毒的反动派如何努力想加以玷污，但它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上总围绕着一道从旧桎梏与成见中获得解放的荣光。每一世纪的特权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老是企图宣布推翻他们的那次革命，与过去历次革命相反，只是一次兵变、纷乱或暴徒的骚乱。寿限已过的各个阶级，都没什么发明创意。
2月27日之后不久，曾有好几次企图，要把革命与少年土耳其党的军事政变等量齐观，这样的政变，我们已经知道，在俄国资产阶级的上层曾梦想过好多次。不过这种比拟是没有希望的，以致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都郑重地予以反对。一个年青时代曾经研究过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这个俄国型的桑巴特[1]，于3月10日在《交易所消息报》上写道：
“土耳其党的革命在于军队的胜利暴动，它是为军队的领袖所准备与实行的。士兵们不过是自己官长阴谋的顺从的执行者。然而在2月27日推倒俄国皇座的各团禁卫军，却是没有他们的官长而自动出来的……开始暴动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来到国会的不是军官而是士兵。士兵之拥护工人并非因为他们顺从地执行着他们军官的命令，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与工人的血缘关系，工人与他们自己一样，也属于劳动者阶级。农民与工人——这两个社会阶级，干成了俄国革命。”
这几句话既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补充。革命的往后发展，已充分证实了与加强了这几句话的意义。
在彼得格勒，二月革命最后的一日乃是胜利的最初一日：那天充满了狂欢，拥抱，快乐的眼泪，滔滔不绝的感情的流露；同时，它又是予敌人以最后打击的一个日子。枪声还在街上响着。据说泼老讨包包夫的“法老”，不曾得知民众胜利的消息，还是从屋顶向下射击着。下面的人则向阁楼、假窗与钟楼开枪，人们假定那些地方住着沙皇制度之武装幽灵。大约在四点钟，他们占领了提督府，这里躲藏着过去国家政权的残余物。革命组织与临时形成的团体，在全城拘捕着人。希吕塞尔堡苦役监狱不放一枪即被占领。无论在首都或它的附郊，愈来愈多的军队参加到革命中来。
莫斯科的变动只是彼得格勒暴动的一个回声。工人与士兵中怀着同样的情绪，不过表示得没有那样清楚罢了。资产阶级中所表示的倾向略左。至于革命组织中，则比彼得格勒的具有更大弱点。当尼瓦河畔的事件开始发生时，莫斯科激进派知识分子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着该做些什么，并未得到结论。2月27日，莫斯科的工厂作坊中开始罢工，然后又发生示威。军官们对营房中的士兵说，街上有乌合的痞子们骚乱，就会镇压下去的。“但早已在现在”，士兵希希林说，“士兵就能把痞子这两个字从反面来了解了。”两点时分，从各团出来的许多士兵，出现在市政局的大厦里，在寻求参加革命的方法。次日，罢工扩大了。群众拿了旗子到市政局来。摩托车连的一个士兵穆拉洛夫，他是老布尔什维克，农学家，性子善良与勇敢的大个子，把第一支完整的与有纪律的队伍（它占领了无线电站与其他地点），领到了市政局。八个月后，穆拉洛夫将指挥莫斯科军区的所有军队。
监狱开放了。就是这位穆拉洛夫驾驶着一辆装满了开释的政治犯的卡车。一个警官，举手齐着帽嘴，询问革命者是否也要把犹太人开放。捷尔任斯基刚从苦役监狱里放出，还不曾换去囚衣，便在市政局大厦里演说起来，这儿已经组织了代表苏维埃。炮兵道劳费也夫讲雪乌糖果厂的工人如何于3月1日带了旗子到炮兵旅的营房里来与士兵亲善的情形，又讲到他们中间有好多人如何忍受不住快乐而哭了出来。在城中，偶尔从角落里会有枪射出，但一般说并不曾发生武装冲突，也没有牺牲者：彼得格勒替莫斯科负了责任了。
在许多省里的城市中，运动在3月1日才刚开始，甚至在莫斯科也已完成革命之时才开始。在脱威尔，工人罢了工，游行到兵营去，又同士兵混合在一起，走遍全城的街道。那时唱的还是《马赛曲》，不是《国际歌》。在尼齐尼·诺甫高老特，几千民众聚集在市政局，这些市政局在大多数的城市中，都起着陶立特宫的作用。市长演说了一会之后，工人便带了红旗前去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向晚时，二十队卫戍军中，已经有十八队自愿转到革命方面了。在萨马拉与萨拉托夫，举行了露天大会，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哈尔可夫，警察局长到车站上去得知了革命的消息之后，便站立在马车上，在激昂的群众之前，高举他的帽子，尽他的肺量喊道：“革命万岁，万岁！”也加德林诺斯拉夫关于革命的消息是从哈尔可夫得来的。副警长迈开大步，走在游行队的前面，手里擎着长长的指挥刀，仿佛是公祭日大阅兵的姿势。等得到最后明白了皇朝不能再起之时，国家机关里的人便小心地取下了沙皇的肖像，藏匿在阁楼上。这样的传说，有真实的也有捏造的，在自由派人士中流传得不少，这些人那时谈到革命，还不曾失去应用玩笑口吻的兴趣。至于工人，以及卫戍军中的士兵，则以完全不同的态度经历了这些事变。
关于其他许多省里的城市（泼斯可夫、奥勒尔、留平斯克、本沙、喀山、察利津等，）《编年史》在3月2日那一天有这样的记载：“一知道暴动消息，人民便参加了革命。”这一描写，不管它是怎样地简略，但对于所发生的情形却作了根本正确的说明。
乡村中，关于革命的消息是从邻近的城市流进来的，它的流传一部分由于官厅，但主要的乃由于市集，由于工人，由于请假回乡的士兵。乡村之接受革命，比城市来得迟缓，并且较不热烈，不过也同样深刻地：乡村将革命同战争与土地问题联结了起来。
如果说彼得格勒完成了二月革命，那不是夸大之谈。全国的其余部分是附从于它的。除了彼得格勒，无论哪里都不曾发生战争。在整个国家中，不曾找到过一部分人民，任何政党，任何机关或军队，决定挺身而出，要为旧制度斗争的。这就表示出反动派事后的说法，即以为如果彼得堡卫戍军中有骑卫兵，或者如果伊凡诺夫从前线调来一旅可靠军队，则皇朝命运就会不同这种说法，是何等的没有根据了。无论在后方或前线，都找不出一旅一团准备为尼古拉第二斗争的。
革命是由一个城市发动并靠它的力量来实行的，这城市大约拥有全国人口的七十五分之一。假使你愿意，那你可以说，这一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行动，却是用最不民主的方式来完成了的。它以既成事实置于全国之前。立宪会议业已在望这一个事实，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的日期与方法，系由胜利的彼得格勒暴动中产生的机关决定的，这一般地在民主形式作用问题上，与特殊地在革命的时代上，投射了一道明显的光辉。革命时常予那些对人民意志所作的法理的拜物教以重大打击，革命愈加深刻、勇敢与民主，则此种打击也就愈是无情。
人们经常说，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而言的时候，总以为专制制度的极端集中化，结果让革命的首都能替全国思想与行动。这种解释是肤浅的。如果革命表现出集中化的倾向，这不是效法那被推翻的专制皇朝，而是新社会之不可抗拒的要求的结果，这新社会是不能与特殊的神宠论（particularism）相调和的。如果首都在革命中起着一个仿佛集中全国意志的支配作用，那只因为首都最清楚与最彻底地表现着新社会的根本倾向罢了。各省把首都所已采取的步骤，当作他们自己已实现的意愿来接受。各中心城市的发动作用，并不含有破坏民主主义的意思，而是民主主义之机动性的实现。不过，这种机动性的节奏，在历次伟大的革命中，从来不曾与形式的，代表制的民主主义的节奏相符合。各省附和着中心城市的行动，但在时间上是比较略迟的。革命既以事件之迅速发展为其特征，则各省之事后附和城市这一个事实，便在革命的议会制度中造成了尖锐的危机——不能以民主方法解决的危机。在所有真正的革命中，全民代表制总一定与革命的动力相冲突，而首都则为此种动力的主要发源地。十七世纪英国的情形如此，十八世纪法国的情形如此，二十世纪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首都的作用并非由官僚集中主义的传统而是由起领导作用的革命阶级的处境来决定，至于革命领导阶级的先锋队，自然集中在主要城市：这无论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言，都是同样正确的。
当二月革命的胜利完全确定之后，便开始来计算牺牲者。彼得格勒的伤亡数共计一千四百四十三名，其中八百六十九名是军人，而此数中有六十名是军官。与大屠杀的任何一次战役相比，这些数目都深深叫人感觉到微小。自由派的报章宣布二月革命是不流血的。在爱国主义的各党间实行普遍的关系净化与相互宽赦之时，没有人肯出来确定真相。这位一切胜利事业的朋友，甚至也是胜利暴动的朋友——亚尔培·汤麦斯[2]，那时写到“那最光明，最节日气的，最不流血的俄国革命。”诚然，他希望革命始终会处在法国交易所的支配之下。不过归根结蒂说来，汤麦斯毕竟不是这种说法的发明人。1789年6月27日，密拉博[3]惊叹道：“怎样的幸福呀，这次大革命将没有恶行与不流眼泪而获得成功！……太久以来，历史总只告诉我们一些猛兽行为的故事……我们现在可以希望：人的历史正在开始了。”当全体三个等级联合在国民会议中的时候，亚尔培·汤麦斯的祖先们写道：“革命结束了，它不曾化费一滴血。”虽然我们应该承认，在那时期实际上确乎也不曾流血。而在二月的那几天中，则并不如此。可是关于不流血革命的传说却顽固地坚持着，适应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要求，它把事情描写成这个样子：仿佛政权是自动地交给他们的。
如果二月革命绝不是不流血的，那末鉴于暴动时期，以及特别当暴动后第一时期中牺牲者数目之不足道，总不能不令人惊异的吧。毕竟这是俄国民众对几世纪来身受的压迫、迫害、侮弄与可恶的耳光之一种清偿呀！固然，水兵与士兵在某些地方确曾对付了几个最卑劣的酷刑者，杀了几个军官。不过这种杀害的数目在开始比之于旧时流血的侮辱次数，那是极少的。只在好久以后，当群众相信统治阶级要把一切拉向后退，并且要像他们从来攘夺那非由他们生产的生活财富一般地，攘夺那非由他们完成的革命之时，群众才抛弃了他们的善心。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二月革命系由工人与农民（后者以士兵代表）完成，这是对的。但还有一个问题不曾解决：谁领导了革命？谁使工人兴起？谁领士兵走上了街道？在胜利之后，这些问题成为党派斗争的题材。最简单的，就是它以这样的一个普遍公式来解答：谁也没有领导了革命，它是自发的。“自发”的理论，真是再好没有地投合了不仅这些先生们的心意，他们昨天还和平地治理着，裁判着，控诉着，保障着，做着买卖或指挥着军队，今天却急忙地跟革命攀上了亲戚；而且也投合了许多职业政客与过去革命者的心意，他们在睡梦中度过了革命，所以愿意这样想：在这方面他们原不曾与其他所有的人相异。
在他那古怪的《俄国纷乱史》中，过去的白军总司令邓尼金将军，这样说到了2月27日的情形：“在那个决定的日子上，没有领袖，只有一种盲目的不可抵抗的自然力。在它那可怕的奔流中，那时看不到目的，看不到计划，也看不到口号。”有学问的历史家米留可夫，探究得没有比这个酷爱写作的将军深刻些。在革命之前，这个自由派领袖宣布任何关于革命的思想都是德国参谋部的起意。但是经过了一次使自由派走上政权的革命以后，局势变得复杂了。现在米留可夫的任务已不在于用霍亨索伦氏的起意来辱没革命，而是相反的，乃在于不把发动的荣誉交给革命者了。因此，自由派便全心全力地扶植着革命是自发的与非人格的那种理论。米留可夫同情地引证着那个半自由派、半社会主义者史丹开维奇（他是一个大学讲师，后来做总司令部的政府特派员，）所说的话。史丹开维奇关于二月革命，写过这样的话：“群众自己行动，服从着某种不能说明的内在的号召……士兵们用什么口号出来的？当他们夺取彼得格勒与焚烧地方法院时候，谁领导了他们的？没有政治思想，没有革命口号，不是阴谋，也不是骚乱，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它一下子把旧政权粉碎得无影无踪。”这儿自发性差不多带上了神秘性质。
就是这位史丹开维奇又给我们以一个最有价值的证明：“1月底，我在一次很亲密的朋友们的集会上，偶然遇见了克伦斯基……对于民众兴起的可能性，大家都确定地表示了否定态度，深怕一经引起的人民的群众运动，将落于极左的孔道中，而这对于战争的进行会造成极度困难。”克伦斯基的亲密朋友们的观点，在本质上与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并无丝毫差异。从这里是不能产生发动力的。
“革命之袭击有似晴天霹雳”，社会革命党主席秦情诺夫说，“让我们坦白地承认：它之来到，对于我们，即对于长年为它工作并永远期待着它的革命者们，也仿佛是一件伟大的与愉快的意外之事。”
事情对于孟什维克也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曾亡命国外的资产阶级记者，讲述他2月24日晨电车上遇见未来革命政府部长史高倍列夫的情形：“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是运动的领袖之一，对我说：这骚乱带有抢劫性质，不免要给镇压下去的。但这并不妨碍史高倍列夫在1月之后，一口咬定说，干了革命的是他和他的朋友。”此地，色彩大概煊染得浓了一点。但在这根本上，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立场，是转述得颇近于真的。
最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最后起作用的领袖之一，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姆斯的斯拉夫斯基，这样说到二月革命：“革命突然降临到我们，即当时革命者的身上时，宛如《福音书》上愚蠢的小姑娘，正打着盹。”[4]究竟他们像小姑娘到何种程度，这倒并不重要；不过他们大家都熟睡着确是真的。
布尔什维克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一部分了。那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是三个人：工人出身的希里亚泼尼高夫，柴鲁次基与学生出身的莫洛托夫。希里亚泼尼高夫在外国住过很久，与列宁的关系很接近，在政治意义上，他比中央委员会办事处的其他两人较为成熟与积极。可是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的回忆，最好不过地证实了那三人是不能胜任事变的。直到最后一小时，这些领袖还认为这是革命的示威，与许多次示威一样，而决不是武装暴动。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加育劳夫——维包格区的领袖之一，坚决地断定说：“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党中心机关的领导的创意……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是被捕了，而中央委员会主席希里亚泼尼高夫同志则无力对明天的事情给予指示。”
地下组织的软弱，乃是警察破坏的直接结果；在大战初期爱国情绪猖獗的环境中，此种破坏使政府得到了非常的结果。一切组织，连革命组织在内，都有落于其社会基础之后的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在1917年之初还不曾从压迫与溃散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群众中的爱国狂热却已激剧地为革命的愤慨所代替了。
为要更加清楚地了解革命领导方面的情形，应该记得：最有权威的革命者，左派政党的领袖们，都亡命在国外，一部分则被拘禁在狱中或流放地。对旧制度愈加危险的政党，则在革命时期它便愈加酷烈地显得没有头脑。民粹派拥有国会的党团，以无党派的激进分子克伦斯基为首领。社会革命党的正式领袖欠尔诺夫正在外国。孟什维克在国会里拥有党团，以齐赫泽及史高倍列夫为首领。马尔托夫亡命国外，丹[5]与策列铁里则在流放地。在民粹派的与孟什维克的左派党团的周围，围绕着大量过去参加过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一个类似政治参谋部那样的组织，但是这种参谋部，只能在胜利之后才显露出来。布尔什维克没有国会党团：五个工人议员，被沙皇政府当作革命的组织中心，在大战的最初几月就已被捕。列宁亡命国外，季诺维也夫和他在一起，加米涅夫在流放地，当时不很知名的实际工作领导者：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斯大林，也在流放中。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捷尔任斯基，当时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则在苦役监狱里。那时恰巧存在的几个领袖，只因为他们惯于在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之下行动，自己不以为且别人也不以为他们能在革命事变中起领导作用的。
但假使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对暴动者起一个有威望的领导，那末其他的政治团体就不用说了。这便加强了关于二月革命自发性的那种流行信念。然而这是大错的，至少也是没有内容的。
首都中的斗争并非延长一小时或两小时，而是五天。领袖们企图遏止它。群众则报之以压力，而且向前进。反对他们的，有：古旧国家，在它传统的表面之后，还假定存在着强大力量；有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国会，土地协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组织，学院，大学，以及颇为发达的出版物；最后，还有那两个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以爱国主义的抵抗力反对着从下面来的攻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暴动找到了最接近的，然而失去了头脑的组织，它拥有分散的干部，软弱无力的非法小组。不过虽然如此，那几天谁都不曾期待的革命，却发展起来了，且当表面上仿佛运动业已衰落之时，它却以一次激剧的上升，一个强烈的震动，保证了自己的胜利。
究竟这前无成例的容忍力与进攻力从何而来？光用痛苦来解释是不够的。痛苦这一种东西还嫌太少。彼得堡的工人，尽管在大战几年中，因生手之参加而变成虚弱，但还具有大的革命经验。当领导缺乏且上层表示反对之时，在他们的容忍力与进攻力中，就存在着那并不常常表明的、可是颇有根据的一种对于力量的估计，与对于自己战略的计算。
大战前夕，工人中的革命阶层，跟随于布尔什维克之后，而他们的后面则又带着群众。大战一经开始，局势突然变了：稀薄的一层保守派抬起头来，他们的背后拖着该阶级的大部分，革命分子显得孤立了，静默下去。在战争的过程中，局势开始变化，最初是缓慢地，等到失败之后，便愈加急速与激烈了。积极的不满之情抓住了整个工人阶级。不错，在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中，这个不满是蒙受着爱国主义的色彩的；但它与有产阶级之计算的与卑怯的爱国主义并无共同之点，这些阶级把一切内政问题都延迟到胜利之后。恰恰是战争，它的牺牲，它的恐怖与它的耻辱，不仅使工人中的老的阶层，甚至使新的阶层也与沙皇制度发生了冲突。以一种新的激烈程度冲突着，并使他们得到结论：再也不能忍受了！这结论是普遍的，他把群众联合一起，且予他们以强大的压力。
军队膨胀了，它吸收了几百万工人与农民。每人都有他的自己人在军队中：儿子，丈夫、兄弟、亲戚。军队不像战前一样地与人民隔离了。现在，人们遇见士兵的机会是无比地多：送他们上前线，当他们请假回家的时候跟他们一起住；在街上与电车中，跟他们谈起前线情形；到伤兵医院去探望他们。工人住区，军营，前线，以及在某种限度内连乡村都成为传达消息的脉管。工人们知道了士兵的感情与思想。关于战争，关于那些因战争发财的人，关于将军们，政府，以及关于沙皇与沙后，他们谈过无数次的话。士兵谈到战争就说：去它妈的！而工人说起政府也就回答道：去它妈的！士兵说：你们到底为什么在此地京城里老不说话？工人回答道：赤手空拳干不了什么事，1905年的时候我们早吃过军队的苦头……士兵便想了一下说：大家一下子起来好吗？工人说：正是要大家一下子！这样的谈话，在战前是进行于个别间的，带有密谋性质。现在它们却到处在谈了，谈到任何问题，而且差不多是公开地，至少在工人区中是如此。
沙皇的秘密警察有时很准确地放出它的试探针。革命前两星期，彼得格勒的一个侦探（具名为克里斯地扬诺夫），密报着行驶于郊外工人区的电车上的一次谈话。士兵讲述着他的一团里有八个人被判苦役，因为去年秋天他们拒绝向诺贝尔厂的工人开枪，反而射击了警察。谈话公开，因在工人区中，警察和和侦探都不愿意让人觉察。“我们要跟他们算账”，士兵的结论这样说。那报告接下去又说：“有一个工匠对他说：‘要这样干就得组织起来，好让大家一条心。’士兵回答道：‘别愁这个，我们老早就组织好啦……他们血也喝够啦，人家在阵地里受罪，他们在这儿可连面包都吃厌啦！’……没有发生特别的乱子。2月19日，1917年，克里斯地扬诺夫。”这是一首无比的侦探写的史诗！“没有发生特别的乱子。”但它们是会发生的，而且很快就要发生：电车上的谈话就表示出它们之难于避免的临近。
姆斯的斯拉夫斯基用一个有趣的例子来形容暴动的自发性：当革命之后马上发生的“2月27日军官协会”，企图以填写问题表的方法来确定谁先率领伏伦斯基团行动时，他们收到了七种回答，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提出了七个发动者。我们还可以添加一句：发动的作用确实属于好几个士兵，这是极可信的；而且那个主要的发动者在巷战中丧了命，埋没了自己的姓名，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减损无名氏这一发动行为的历史重要性。更重要的乃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它将使我们到军营之外去探究。禁卫军诸营的暴动，对自由派与合法社会主义的人士是惊奇之事，但对工人却绝非意外。没有工人的暴动，则连伏伦斯基团也不会跑到街上来。工人与哥萨克在街上的遭遇，（律师从他的窗上看到并用电话转告了议员的）在律师与议员看来是无人格过程的一个片断：工厂中的蝗虫跟军营中的蝗虫遭遇。但是那些敢于对工人眨眼的哥萨克就不是这样看法；那些立刻断定：“哥萨克是善意地眨眼”的工人也不是这样看法。军队与人民间的分子互渗运动，是不断地完成着的，工人们密切注意着军队的温度：且立刻觉得临界点之迫近。正是这个，予那深信胜利的群众进攻以如此坚强地的力量。
这里我们应该引用一位自由派官员的锐利的评语，他想把自己对于二月革命的观察作一总结。“一般人都说：运动的开始是自发的，士兵们自动跑到了街上。我绝不能赞同这个意见。究竟‘自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自行发生’在社会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更不合适。只因在有名氏的革命领袖中，没有一人能把自己的票签挂在运动之上，那末这运动并不是无人格的，而只是无名氏罢了。”这样确定问题，比米留可夫之藉助于德国奸细与俄国人的盲目自发性，那是要无比地郑重些。至于说这话的人，那就是前任总检察官；遭遇革命时他正做着沙皇参议员。也许正是那法庭上的经验，让柴伐次基懂得了革命暴动是既不能听外国奸细的指挥而发生，也不能以自然界无人格过程的方式发生的吧。
就是这位著者讲了两件小事，这使他仿佛从一个钥匙洞中窥看了革命过程的实验室。星期五，2月24日，那时在上等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料想到在最近将来会发生革命，有一辆电车，其中乘着一个参议员，很突然地，发出一个刺耳之声，以致玻璃窗统被震动，有一扇甚至碎了，车子从立登尼街折入一条横街，停了。卖票员要大家下去：“车子不向前开了。”乘客反对，咒骂，但还是下了车。“我一直到现在还能想见那个不作声的卖票员的脸：狠毒地坚决的，像一种狼的形象。”一眼望去，电车交通到处都停了。这个已被自由派官员看出“狼相”来的坚决的卖票员，一定是给崇高的责任心支配着，以便以他一人之力，在战争时期，把那载有官员的车辆停止在帝京彼得格勒的街上。正是这样的卖票员们，停止了皇朝这个车辆，大致也说着这样的话：“车子不向前开了！”且在急忙之中，不分宪兵官长或自由派的参议员，便一股脑儿把官僚们赶下了车子。立登尼大街上的卖票员是历史的一个自觉因素。他得事先受过教育的。
地方法院焚烧时，一个自由派法学家（也是那位参议员的同道中人），在街上表示可惜之意，因为法院的专家鉴定实验室与公证人的文件从此消灭了。一个神情阴郁年纪不小的人，装束看来是工人，愤愤地反对道：“房子跟田地我们自己会分配，用不着文件！”多半这个插话是以文学笔法润饰过的。但这类年纪不小、能给予必要的答复的工人，在群众中却确有不少。他们本人与地方法院的焚烧并无关系：干吗要烧它呢？但他们无论如何已不能为此种“过火”行动所骇住了。他们给群众武装了一些不仅为反对沙皇警察，而且为反对自由派法学家所必须的思想。（这些法学家最怕的是财产的公证文件在革命的火焰中烧掉）。这些工厂中与街道上无名的素朴政治家，并非从天而降，总得有人教育过他们的啊。
当秘密警察记录二月最后几天的情形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是“自发的”，就是说：它没有从上面来的有计划的领导；但他们马上又加添一句说：“是在无产阶级一般的扩大宣传之下”进行的。这个估量真是一语破的：这些反对革命的职业家们，在他们去居住革命家让出来的狱室之前，比自由派领袖们对于那正在完成着的过程，具有一个远较亲切的观点。
自发性这一种神秘学说，解释不了任何事物。为要正确地估量局势与决定予敌人以打击的时机，则群众或它的领导层必须对历史事变能作自己的考察，并须有估计这些事变的自己的标准。换句话说，那群众必须不是抽象的群众，而是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与一般的俄国工人群众：他们经历过1905年革命，经历过1905年12月莫斯科暴动，他们被击毁于禁卫军的谢米诺夫斯基团之手；那群众中必须散布着这种工人，他们曾彻底的思索过1905年的经验，批判过自由派与孟什维克的立宪幻想，接受了革命的远景，曾几十次默想过军队的问题，注意地观察着军队中所发生的情形，他们能从自己的观察中做出革命的结论，且能将这些结论转告别人。最后在卫戍军本身的队伍中，必须有先进的士兵，他们过去为革命宣传所感动，或至少为它所触着。
在每一个工厂，每一行会，每一连，每一茶馆，在伤兵医院，在转送站，甚至在人口日渐减少的乡村中，都进行着革命思想之分子运动。到处都有解释事件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工人，人们向他们听取见闻，并盼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要的意见。这些领袖们时常与政党无关，靠那由各种孔道传到他们手里去的革命结论来营养，从自由派报纸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阶级的本能被一种政治的标准所琢磨，即使他们并不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发挥到底，可是他们的思想却总是不变与坚决地在同一方面上前进。经验，批评，创意，自我牺牲这许多成分，贯通了群众，这就是革命运动这个自觉过程中的有决定意义的内部运动力学，绝非浮浅一瞥所能见到。
自由派与驯良左翼的狂妄大佬们，总以为群众内部的变化永远不超出蚁穴蜂巢式的瞎忙水平。其实，激荡劳工人群的思想之深刻、勇敢和觉悟程度，把上等阶级赖以立足的贫乏思想远抛到后面。非但如此，他们的思想还比较得更合乎科学些：这不仅因为它颇承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培养，而首先因为它不断受那快要踏进革命舞台的群众之活经验的滋补。思想的科学性乃在于它和客观过程的适合，又在于它之能影响这一过程与领导之。难道那受《启示录》感应与信仰拉斯布丁梦想的政府各界的思想，能些少具有这种特点吗？或者自由派的思想，即希望参加于资本主义大国间的格斗，落后的俄国便能同时得到胜利与国会制度的那种思想，是有科学根基的吗？或许这类知识分子——他们奴颜婢膝地适应着童年便已衰朽的自由主义，而同时又用久已失去生命的隐喻来保障自己虚幻的独立——的思想生活是合乎科学的吗？其实，在所有这班人的思想中，有一个精神停顿、怪物、迷信与虚幻的王国，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它乃是“盲目自发性的王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把自由派关于二月革命的哲学全部倒置过来吗？是的，我们是有权这样说的：当那官方社会——由各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派别、政党与派系所形成的好多层数的全部上层建筑——靠着惰性与机械性在得过且过，受着过时思想残渣的营养，对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聋聩不闻，迷惑于幽灵，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之时，在工人群众中却发生着一种独立的与深刻的生长过程，这不仅增长了他们对统治者的仇恨，而且更能使他们对统治者的无力作批判性的估计，更积累起经验与创造的自觉；至于革命暴动及其胜利，则完成了这个过程。
因此，对于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谁领导了二月革命？现在我们可以作很明确的答复了：领导了二月革命的，主要是受了列宁党的教育的那些觉悟的与经过锻炼的工人们。不过我们必须立刻加添一句：这一领导足以保证暴动的胜利，但它不足以立即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证革命中的领导权。
[1] 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历史学派解体时期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青年时期曾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C.R
[2] Albert Thomas，法国右派社会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军需部长。－C.R
[3] Mirabeau（1749－1791），伯爵，自由派贵族，大革命初期领导人、著名的演说家和政治家。曾因号召反抗王权多次被囚，1789年出席三级会议，积极领导和参加建立国民议会的斗争，享有很高声望。1790年开始与宫廷往来，为国王和王后充当秘密顾问。1791年1月当选制宪议会主席，4月因过度疲劳死亡。－C.R
[4] 《马太福音25：1～13》中的故事。大意是天国到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没有做好准备，都在睡觉。－C.R
[5] 即唐恩（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Дан（Гурвич），ФедорИльич,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原译者将该人名译作“但”，因容易引起误读，故本电子版全部改为“丹”。以下不再一一注明。—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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