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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无产阶级与农民

　　俄国无产阶级在专制国家的政治条件中，完成了它自己最初的几步。被法律禁止的罢工，地下小组，非法传单，街道游行，与警军冲突——这些就是它的学校，这学校是由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慢慢屈服的专制主义这两个条件综合而成的。工人之集中于大企业，国家压迫的集中性质，最后加以年青与新鲜的无产阶级之冲动性，便发生了这样的结果，即西欧颇为稀少的政治罢工，在俄国却成为基本的斗争方法了。

　　始于本世纪初的罢工工人的数字，乃是俄国政治史上一个最有教益的指数。所以我虽极不愿拿数字来重累本书，但也不能不引证自1903年至1917年这一期间的俄国政治罢工表。我们把数字弄成最简单的形式，它们只对那些在工厂监察处管辖之下的企业而言；凡铁路，矿业，手工业，以及一般小企业（更不必说农业了，）则因种种原因，并未计算在内。不过各种时期罢工曲线的变化，也不会因此而比较看不清楚的。

　　我们看到了一条曲线，——这在曲线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个孕育着大革命的民族之政治体温的曲线。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为数甚少——在隶属于工厂监察处之下的企业中，1905年约有一百五十万工人，1917年约有两百五十万工人！——但罢工运动却发展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未曾有的程度。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荏弱无力，农民运动则分裂离散，且在政治上盲目无知，在这样条件中，工人的革命罢工就成为一种破城槌，让觉醒的民族用来攻击专制主义的城墙。在1905年这一年中，政治罢工的参加者达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人，（有些工人是参加了好几次罢工的，这里当然是重复算上了，）只凭这个数目，即使我们对俄国政治日历不再知道其它东西，也足以使我们的指头在表上指出革命之年来了。

　　在1904年，即在日俄战争第一年中，工厂监察处所发表的罢工人数，一共不过两万五千，1905年，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两者的参加人，一共有二百八十六万三千，比上年增加了一百十五倍。单凭这一个非常的事实，就足以叫人想到：无产阶级既为事变的进程所逼，仓促间酿成了这样空前的革命活动，那就该以任何代价，从自己的核心中发出一种能适应着斗争的范围与任务的伟大性的组织来了；这种组织就是苏维埃，它诞生于第一次革命中，成为总罢工与夺取政权的机关。

　　无产阶级于1905年的12月暴动中遭受了失败，在以后两年中，仍旧英勇地奋斗，以图保持既得的地位。这两年，就罢工的数字看来，这是直接的衔接着革命的，不过已经是退潮之年了。再往后的四年（1908－1911），呈现在罢工统计这面镜子中的，乃是反革命胜利的几年。这时期恰巧又碰到了工业恐慌，于是更使那业已流尽了血的无产阶级精力耗竭。低潮的深处是与高潮的顶点相对称着的。民族的痉挛症在这些简单的数字中找到了反映。

　　开始于1910年的工业活跃，使工人们站起足来，且予他们的力量以新的刺激。1912年至1914年的数字，差不多重复了1905年至1907年的数字，不过是在相反的程序中，即不是从高潮到低潮，而是从低潮到高潮了。现在是更多的工人，而且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在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着新的革命进攻。1914年上半年，在政治罢工者的数目上，显然已接近了第一次革命那年所达到的最高点。但战争发生，突兀地打断了这个过程。大战的头几个月，以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滞钝性为其特点。不过早在1915年的春天，这种麻痹情形就开始过去了。展开了政治罢工之新的循环，这循环在1917年二月中，以工人及士兵的暴动来解开了。

　　群众斗争之急剧的进退，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好几年中，仿佛是不可认识似的。这些工厂在两三年之前，曾因某一件警察的专横行动而一致罢工的，今天却完全失去了革命的色彩，并且对于当权者最可怕的罪刑，也曾毫无抵抗地加以接受了。大败曾使人们在长期间失却勇气。革命分子失去了驾御群众的力量。群众意识中，又升起了那些尚未焚毁的成见与迷信。在这些时候，从乡间出来的鄙野分子，使工人的队伍变得稀淡了。怀疑主义者便带着讥讽态度摇着头，这样就是1907年至1911年间的情形。可是群众中分子运动的过程，却医好了失败的心理创伤。一次新的事变，或一次隐藏着的经济的推动，便展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循环。革命分子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听众。斗争在更高的阶段上复活转来了。

　　为要懂得俄国工人阶级中两个主要派别，心目中必须看到下述的事实：孟什维克主义最后形成于反动及退潮诸年，主要依赖着与革命脱离关系的一薄层工人之上，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则在反动时代遭受到残酷的摧残，迨至战前几年中，却迅速地高升到新的革命潮流的顶点。“最有力量、最勇敢、能不断从事于斗争、能抵抗且能经常进行组织的，那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这些组织与人物。”——这几句话，乃是警察厅用以批评战前几年中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的。

　　1914年7月间，当外交家们以最后一只钉子敲进准备用以钉死欧洲的那个十字架时，彼得格勒像一只革命的锅子似地沸腾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庞加莱[2]去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坟上献放花圈，正在街头冲突的最后回声与爱国主义游行的最初呼声之中。

　　1912年至1914年间攻势的群众运动，如果不被战争所打断，会不会直接就推翻沙皇制度？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态度的。那过程当然会一往不复地走上革命。但革命在这个情形下，得经过怎样的阶段呢？它不会再遭到一次失败吗？工人得以多久的时间来唤起农民与争取军队呢？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只能做一些猜度。战争无论如何，总是开始给这过程以一个后退的动向，而这只为在次一阶段上，可以更有力地加速这个过程，并保证它获得莫大的胜利。

　　在第一通战鼓声中，革命运动死亡了。最活动的一批工人被动员去了。革命分子从工厂中被抛掷到前方。罢工要受严重的处罚。工人刊物一扫而尽。职工会都被窒死。作坊中注入了成千万的妇女，孩童与农民。战争——加以第二国际的破灭——在政治上大大地使群众误入了迷途，并使那当时刚抬起头来的工厂当局，能用工厂的名义来说些爱国主义的话，能吸引到大部分工人，且强迫那些比较勇敢与坚决的工人保持沉默与等待。革命思想简直只能在狭小的与低声说话的范围中，维持着光热。在工厂中，那几时没有一个人敢自称“布尔什维克”，这不仅害怕被捕，并且还怕挨那些落后工人的打。

　　国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人选本弱，一到了战争爆发，它就不能称职了。它和孟什维克派的议员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宣言，答允“保卫民族的文化福利，反对从任何方面来的任何袭击。”国会用鼓掌来特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放弃立场。在俄国的政党组织与派别中，没有一个采取了列宁在国外所宣布的公开失败主义的立场。不过布尔什维克中爱国主义者的百分比是很小的。与民粹派及孟什维克相反，布尔什维克早从1914年起，就开始在群众中以文字及口说的方法进行反战鼓动了。布尔什维克的国会议员们不久就从迷惘中恢复转来，重新进行革命工作；关于这，由于那详尽的奸细系统，当局是很密切地获得情报的。只叫指出这件事实就够了：当大战前夜彼得格勒党委员会的七个委员中，有三个原来是替秘密警察服务的。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与革命玩着迷藏之戏。11月间，布尔什维克的议员们被捕。在全国开始了一次扑灭该党的运动。1915年2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团事件在法院中审讯。议员们的行径是很谨慎的。党团的理论教唆者——加米涅夫，和现在任乌克兰中执会主席彼脱洛夫斯基的态度一样，与列宁的失败主义观点离开。警察厅见到议员们之遭受严厉处分，并不曾在工人方面引起任何反抗运动，颇为满意。

　　仿佛战争在暗地里更换了工人阶级的成分。这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际本来如此：彼得格勒工人的成分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是新的。革命的传统突然破坏了。战前的一切事物，连布尔什维克的国会党团在内，一下子退到了后面，差不多完全给人忘却了。但在这种平静的，爱国主义的，一部分甚至还是在专制主义的无望的掩盖之下，群众中却正积聚了未来爆炸的情绪。

　　1915年8月间，沙皇的大臣们奔走相告：工人们“到处在搜寻叛变卖国与有利于德国人的怠工事实，而且很热心地在寻求我们前方失利的负咎人。”实际上，这期间正在觉醒的群众的批评，一部分由于真心，一部分则只为了保护色，往往从“保卫祖国”的立场出发。但这种思想不过是一个出发点罢了。工人们的不满，给自己开拓着更深刻的道路，终于使厂主，使黑色百人团的工人，使厂方的走狗们不能作声，让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抬起头来。

　　群众从批评转入到行动。愤怒之情最先发泄于粮食纷扰中，这种纷扰在某些地方采取了局部叛乱的形式。在市场上或广场上的妇女，老人，儿童，比那时在工厂中负有军事责任的工人，觉得更能自主些与勇敢些。在莫斯科，这种运动于5月间转变成反德国人的虐杀。虽然它的参加者主要是些城市里的流氓，并且在警察的保护之下武装起来的，但是在工业区的莫斯科竟能发生虐杀运动，这个可能性的本身，就已足以证明工人的觉醒所达到的程度，还不能以自己的口号与纪律，加在那些乱动的城市小民身上了。波及全国的粮食纷扰，破坏了战争的催眠状态，且开拓着罢工的道路。

　　不熟练劳动力之流入工厂与对于军事利润之贪婪的追求，使各处的劳动条件都趋恶化，且发生了最残酷的剥削方法。生活费用的提高自动地减低了工资。经济罢工乃是群众的必然反映，这反映发生得愈迟，则其来势愈猛。与罢工相随而至的，则有露天大会，政治决议的提出，与警察冲突，时时开枪，打死了人。

　　斗争首先发生在中心的纺织区域。6月5日，警察在考斯脱罗马枪击织工，四死九伤。8月10日军队向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的工人开枪，死十六人，伤三十人。在纺织工人的运动中，又牵涉进地方部队的士兵。全国各地都发生抗议罢工，反对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的枪杀案。经济斗争和它平行地泛滥着。纺织工人往往跑在前列。

　　与1914年上半年相比，这次运动就其进攻的力量与口号的明确性来说，乃是后退了一大步。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斗争中吸引进很多生的群众，而且它是在工人们的领导层完全解体这种情形之下发生的。虽然如此，在这战时第一次的罢工中，却已听得到大斗争临近的声音了。司法大臣黑伏斯刀夫在8月16日说道：“如果说现在还不曾发生工人们的武装示威，那完全因为他们没有组织的缘故。”高连茂金的意见表示得更确切：“工人领袖们的困难在于缺乏组织，它因国会五议员的被捕而破坏了。”内务大臣补充道：“国会议员（布尔什维克）决不能赦免，他们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心。”这班人至少对于真正敌人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不会弄错的。

　　当内阁甚至在大纷乱与此同时准备对自由派让步之时，还以为必须依照旧法，从头部打击工人革命，即打击布尔什维克。大资产阶级努力与孟什维克取得合作。被罢工运动的宏大规模所骇住了的自由主义工业家，企图将爱国主义的纪律加在工人们身上，乃让工人推选出来的代表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内务大臣抱怨道，要反对古契柯夫的计划很难：“整件事情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且以国防的名义进行的。”不过我们应该指出：就连警察也避不拘捕社会爱国主义者，将他们看作是反对罢工与革命“过火”行为的一些间接同盟者。秘密警察因为过分相信爱国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深信在战争持续期间，暴动是不会发生的。

　　当军事工业委员会进行选举时，以那强有力的五金工人格伏士吉夫——此人以后我们还会见到他，做革命混合政府的劳工部长——为首的祖国保卫派居于少数。不过他们不仅利用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援助，而且还利用了官僚们的助力，打败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抵制派，强迫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派代表参加爱国主义的工业机关。孟什维克的立场，清楚地表示于他们的一个代表后来在委员会中向工业家所作的一篇演说中，他说：“你们应该要求现存的官僚政权下台，把他们的地位让给你们，你们是现存制度的继承人。”年青的政治友谊并不是每日地，而是每小时地增长着。等到革命之后，这友谊将产生它成熟之果。

　　战争使地下的秘密运动遭受到可怕的摧残。自从国会党团被捕之后，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有集中的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存在是插话性的，而且经常与工人区域没有联系。只有分散的团体、小组与个人，在干些工作。可是罢工斗争的开始活跃，使他们在工厂中赢得了精神与力量。逐渐地，他们相互间发见了，建立了区的联系。地下工作复活转来。后来警察厅里写着这样的话：“在俄国拥有最大多数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派，自从战争开始起，就在各大中心区域（例如，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可夫、基辅、土拉、考斯脱罗马、夫拉地米尔斯卡雅县、萨马拉）散发大量革命宣言：要求停战，推翻现存政府与建立共和国。并且这种工作在工人的罢工与扰乱中，已有了明显的结果。”

　　工人游行到冬宫的那个传统纪念日，在一年之前差不多还是不声不响地过去了的，而在1916年1月9日却引起了普遍的罢工。罢工运动在这一年中增加了一倍。每次大的与坚决的罢工，总同时发生着与警察的冲突。对于军队，工人们表示出一种明显的友谊；秘密警察不止一次地记载着这个可怕事实。

　　军事工业膨胀了，吞尽了它周围所有的资源，同时也掘毁了自身的基础。和平生产的部门开始衰亡。虽然有这么多的计划，但经济的调节不曾有丝毫成绩。官僚制度在有力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反抗之下，已不能把此事操在自己手里，同时却又不愿把调节的作用交给资产阶级。混乱滋长着。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着熟练工人。波兰的煤矿、作坊与工厂，很快就失去了：在大战的第一年中，约有全国工业能力的五分之一丧失了，全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供应着军队与战争的需要，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由国内的纺织工业生产的。载重过度的交通工具，已表示出无力供给各工厂以必需量的燃料。战争不仅吞去了本年度国民收入的全部，而且还开始大大地斫蚀了国家的固定资本。

　　工业家愈来愈不愿对工人让步，而政府则仍旧以严厉的压迫来答复每一次罢工，这一切都推动工人的思想从部分走向一般，从经济走向政治：“该一下子全体罢工了。”这样产生了总罢工的思想。群众的激烈化，不能比罢工统计中所表示的更令人相信的了。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比参加经济斗争的要少两倍半；1916年，前者比后者少两倍；但在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政治罢工所包含的人数，比经济罢工的人数已经多到六倍。彼得格勒的作用可以由一个数字来决定：在战争的几年中，它一个地方的政治罢工者竟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二！

　　在斗争火焰中，焚毁了不少古旧的信念。秘密警察“带着痛苦”报告道：如果依照法律的要求，对“一切无礼的与公开的侮辱圣上的事件”统统办理，“那末违犯第一百零三条的案子将达到空前未有的数目”。但群众的意识却还是落在他们自身运动的后面。战争的可怕压迫与国家的破灭，竟如此加速了斗争的过程，以致广大的群众一直到革命之时，也还不能自拔于许多从乡村或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带来的观点与成见。这件事实在二月革命头几个月中也还留着它的记印。

　　在1916年岁尾，物价飞跃地增涨着。通货膨胀与运输解体之外，复加以商品的实际缺乏。那时间，人民的需求紧缩了一半有余。工人运动的曲线突然向上伸展了。自从十月以来，斗争进入到决定阶段，各式各样的不满合而为一：彼得格勒在作急奔之后之一顿，准备着明年二月间的跳跃。露天大会的潮浪飞快地波及到各个工厂。讨论的题目是：食粮，生活高昂，战争，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分散着。政治罢工开展了。工厂的出口处举行着临时组成的示威。某些个工厂与士兵们表示亲善的事件也看到了；凶猛的罢工爆发出来，抗议法庭对于波罗的海舰队革命水兵的审判。法国大使请史朵梅尔首相注意一件他所知道的士兵枪击警察的事实。史朵梅尔宽慰大使说：“将予以无情镇压。”11月间，很多该服军役的工人被从彼得格勒工厂里弄出来送上前线。这一年在雷雨中告了终结。

　　华里也夫把当时情形与1905年相比之后，得到了一个极不安的结论：“反对情绪达到了这样非常的程度，这在上述的纷乱时期（即1905年革命——译者）中，广大的群众远不会达到过的。”华西里也夫不信赖卫戍军。甚至连警官都觉得不完全可靠。秘密警察提出了报告，说到总罢工口号之复活以及关于恐怖行动再炽的危险。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与军官，谈起现状道：“还在那里观望什么？——把这班肮脏的奴才抓起来，杀死就得。假使我们在此地，我们可不会老是思想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是五金工人出身，讲述那几天工人们神经紧张的情形道：“有几时，只叫一声汽笛，或者一点喧嚷，就够使工人们当作是停工的信号。”这件小事无论当作政治的象征，或当作心理的情调看，都同样是出色的；因为革命在没有跑上街去之前，已经踞坐在人们的神经中了。

　　各省也经历着同样的阶段，不过比较慢些罢了。这种运动之愈加带有群众性，以及它战斗精神的增涨，使重心由纺织工人转入五金工人，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由各省转到彼得格勒。在1917年的头两月中，一共有五十七万五千名政治罢工者，其中最大部分是在首都。当1月9日的前夜，警察虽然又搜捕革命者，但在血的纪念日，首都仍旧有十五万工人罢工。情绪是紧张的，五金工人走在前列，工人们愈来愈觉得退路是没有了。每一个工厂都形成了一个活动核心，常常团聚在布尔什维克的周围。当二月最初的两星期中，罢工与露天大会不断地进行着。8日那一天，普提洛夫工厂里的警察遭到了一阵“铁片与铁渣的冰雹”。14日，即国会开幕的日子，彼得格勒罢工者约达九万人。莫斯科也有几家工厂停工。16日，当局决定在彼得格勒采用面包券办法。这件新奇的事情袭击着神经。19日粮食店的四周聚集了许多民众，尤其是妇人，大家要求面包。一天之后，城中某几部分发生了抢劫面包店的事件。这已经是几天后就将来到的那次暴动的闪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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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自身中汲取着革命勇气。它居于民族少数这一个事实，就已经说明：它如果不在人民大众中获得有力的支持，那就不能使自己的斗争具有这样规模，更不能起来作国家的首领了。而土地问题则给它保证了这样一个支持。

　　迟至1861年才发生的农民的半解放，使乡村经济陷在与两百年前差不多同样的水准之上。旧有公社土地——当土地改革时相当遭受盗窃——的保存，再加上老式的耕作法，自然使乡村人口过剩的危机尖锐起来，而这危机同时也就是三田制的危机。农民之所以更加觉得落入圈套，因为那些过程并非发生于十七世纪，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即是在很先进的货币的条件之下，这种经济对木梨所提出的要求，只有曳引机才能予以满足了。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历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接近，以及它的结果，即矛盾之异常尖锐。

　　有学问的农学家与经济学家曾宣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在合理耕作的条件之下，土地是完全足够的，这就是说，他们叫农民跳跃到更高的技术与文化阶段，可不必侵犯地主与乡村警官，也不必侵犯沙皇。但是没有一个经济制度，尤其是最滞缓的农业制度，曾经在尚未竭尽它可能性之前就下了台的。农民在没有发见他必须转入一种较为紧张的经济文化之前，他还得作最后一次尝试来扩大自己的三田制。这尝试如想成功，显然只有牺牲那些不属于农民的土地。窒息在自己窄狭的土地范围中，处在国赋与市场的急迫的鞭笞之下，农民们不得不企图一劳永逸地取消地主们的土地。

　　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欧俄境内所有可耕土地之总数共计二亿八千万俄亩[3]。其中公社领地约及一亿四千万，皇室领地五百余万，教会修道院的领地则约为五百五十万俄亩。在全部私有土地中，三万名大地主，共有七千万俄亩，每人各占五百余；其它土地则归一千万农户所有，他们所有的土地数目，也就等于三万名大地主的所有。这一个土地统计，构成了农民战争之现成的政纲。

　　在第一次革命中，未能消灭地主。那时全体农民群众并不曾统统起来，乡村中的运动不曾与城市中的运动相配合。农民组成的军队表示动摇，最后还供给了足以扑灭工人运动的力量。当谢米诺夫斯基禁卫团刚解决好了莫斯科暴动之后，皇朝便立即抛去了一切关于削减地主土地，以及削减它自己专制权力的思想。

　　不过，被打败的革命对于乡村却决不是毫无影踪地过去了的，政府取消了旧时的土地赎取金，且开启了更广大的移住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受了惊吓的地主们，不仅在田租方面作重大让步，并且还开始拼命出卖自己的产业。那些能租田与购买地主土地的富裕农民，很成功地利用了此等革命果实。

　　不过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开启了最宽广的门户，让农民中分裂出资本主义的农民来，该项法律乃是胜利的反革命之一个主要改良。11月9日的法律，甚至给任何公社中的少数农民有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从公社土地中割出一块来作为独立产业的权利，所以它是反对公社的一颗资本主义的爆炸弹。内阁会议主席斯托雷平[4]把政府这个农民问题中新政策的本质描写成“向强者下注”。这意思就是说：鼓励上层的农民用购买“解放了的”地块这个方法，来占领公社的土地，再转变新的资本主义农民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不过提出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容易的，要解决它可就比较难了。企图将富农问题偷偷地代替农民问题，反革命是理该要折断自己的颈子的。

　　至1916年1月1日之时，二百五十万名家主[5]据有一千七百万俄亩的私产。此外还有两百万名家主要求着他们该分派到的一千四百万俄亩。这仿佛是政府改良的巨大成功。但是分离出来的经济单位，大多数是完全不能自存的，它们不过成为自然淘汰的材料罢了。这时候，最后的地主与小农则拼命出卖，前者出卖自己的的领地，后者出卖自己的小土块，至于以买者资格出场的，则主要是那新兴的农民资产阶级。农村经济进入到一个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兴旺阶段。俄国农业生产品的输出，五年内（1908－1912）自十亿增至十五亿卢布。这意思就是说：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无产阶级化，而乡村的上层分子则把愈来愈多的谷物抛售到市场上去。

　　代替那强迫的公社联系，农民迅速地发展了一种自愿的合作，这在不多几年之内，竟能相当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同时它又马上成为自由派与民主主义者理想化的对象。不过在合作社中，只有那些富农有实际力量，而归根结蒂，这合作社也就是为富农服务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主要力集中在农民合作社中，最后则将自己对于人民的爱，转换到殷实的资产阶级的轨道。这在特殊方面说，也就准备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将来与道地资本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缔结同盟的基础。

　　自由主义在表面上，虽对反动的土地政策保持反对立场，但怀着很大希望，注视着公社之因资本主义的作用而解体。自由主义的特鲁别茨哥依亲王写道：“在乡村中发生着一种有力的小资产阶级，它那特自的性质与格调，无论对统一贵族（United Nobilty）的理想，或社会主义者的梦想，都同样是背弛的。”

　　但这块可赞美的徽章还有它的反面。从公社中分裂出来的不仅是“有力的小资产阶级”，还有与他们相反的人呢。战争开始时，出卖那无以自活的一小块土地的农户，数目达到了一百万，这就表示有不下于五百万的无产阶级化的人。还有几百万赤贫的农民——他们除了保留着一块不能图得一饱的土地之外，别无他物，——也是颇具爆炸性的材料。结果则农民中再生产着此种矛盾，竟使俄国这么早就掘毁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基础。新的乡村资产阶级，本应成为旧的与更有力的有产者之支持，但它与基本的农民群众如此敌对，竟和旧的有产者之敌对整个人民一样。在农民资产阶级能成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之前，它本身先就需要一个坚强的制度来作支持，以便保持它业已取得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怪乎土地问题要在历届国会中都成为极尖锐的问题了。谁都觉得最后一句话还不曾说出。农民议员彼得脱里钦可有一次在国会的演讲坛上说道：“凭你们辩论多少，——总不会造出另一个地球来的。这就是说，你们不会把土地给我们。”这个农民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相反的，他是右派议员，是一个皇党。

　　土地运动与工人的罢工运动一样，至1907年末而渐趋沉静，自1908年起部分地复兴，在以后几年中愈益加强。诚然，斗争多半是在公社的内部扩展着的；而反动派的政治算盘也正打在这里。当分割公社土地时，常常发生农民的武装冲突。不过反对地主的斗争也不曾消逝。农民竭力焚烧贵族的庄园、收成物、干草堆，顺便也会占领那些违反公社众人意志而被割去的零碎土地。

　　战争发生时，农民正处在这样的情形中。政府从农村中带走了大约有一千万劳动者与两百万匹马。贫弱的经济单位愈来愈贫弱。没有播种地的农民数目增大了。而在战争的第二年，连中农都开始破产。农民对战争的仇视逐月增强着。在1916年的10月间，彼得格勒宪兵总部报告道：乡村中已经不再相信战争的胜利了：根据保险掮客，教师，商人等的话，“一切人都等待着，并且焦急地问着，到底这可咒诅的战争几时才得完结？……”不但如此：“到处都讨论着政治问题，做着反对地主与商人的决议，建立各种团体的小组……统一的中心现在还没有，不过要知道农民是会经过合作社联合起来的，而合作社则每小时都在全俄生长着。”这儿有些话是夸大了的，宪兵在某些地方跑过了头，不过所指出来的基本点，却无疑是正确的。

　　各有产阶级不能不预见到，乡村行将开出发票来和他们算账，不过他们一想道总有解救之法，这些阴暗思想便消散了。关于这一点，那位最爱寻根探源的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在战争期间，曾和前任农务大臣克利伏兴，前首相高高夫次夫，大地主抱勃林斯基伯爵，国会议长罗将柯，大工业家普地洛夫与其它的名人们谈过话。这就是当他谈话时所发见的人们的意见：要把激烈的土地改革实行出来，得有一支含有三十万测量员的常备队，进行十五年工作才行；不过在这时期中，家主的数目该达到三千万名了，因此，一切预见的估计都将不能适用。这样看来，土地改革在地主官僚与银行家的眼中，乃是求取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6]。至于农民之完全不懂得这样微妙的数学，那是毋须说的。他们以为，首先得一阵烟熏走那些老爷们，然后再瞧。

　　如果在战争期间，乡村里总还是比较平静的话，那就因为它的活动分子正在前方。士兵们不会忘记土地，至少当他们不想到死的时候；而战壕中农民们想到未来，那思想总渗入了火药气味。不过即使农民学会了拿枪，但是单凭他一已之力，也还从来不曾完成过民主的土地革命，亦即农民本身的革命的。它需要领导。农民们该在工人身上去寻找领导者，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与所有过去革命间的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全部的不同点，即在于此。

　　在英国，农奴制度实际消灭于十四世纪之末，即在俄国农奴制未发生前的两世纪，在它消灭前的四世纪有半。农民土地所有权之被剥夺，在英国经过了一次宗教改革与两次革命，一直拖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不是从外面逼入，因此它有足够的时间，能在无产阶级觉醒而走进政治生活之前很久，就消灭了独立的农民。

　　在法国，资产阶级为要与国王的绝对专制、贵族制度与教会的王公斗争起见，它的各个阶层不得不用几种方法：在十八世纪末完成了激烈的土地革命。此后，独立的农民便在长时期内成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持者，而在1871年，它帮助资产阶级镇压了巴黎公社。

　　在德国，资产阶级表示出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它在1848年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和三百余年前，当农民战争时，路德把农民出卖给他们的诸侯一样。另一方面，德国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中叶还是太弱，不足以握起对农民的领导权。因此，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一相当长（虽然没有英国资本主义所得到的那样长）的时间，还足以使那从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出来的农村经济，从属于自己利益。

　　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乃是贵族与官僚的皇朝，在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压迫下，但当资产阶级全无政治力量之时，实行出来的。农民解放的性质是如此：国家之被逼从事于资本主义的改造，便不得不转变土地问题为革命问题。俄国资产者曾梦想要照法国式，或丹麦式，或美国式——任何国家的形式都好，只是不要俄国式，来求得土地关系的发展，但他们没有看透，也没有及时地叫自己具备些法国历史或美国社会结构的知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革命的历史，但当紧急关头，他们总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与地主在一起，而不是跟革命的农村在一起。只有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首领。

　　落后国家的配合发展律——意即落后成分与最新因素之特殊的结合——在此地是以它最完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之前，并且还给了我们一个钥匙，去猜破俄国革命基本的谜，如果作为旧俄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已为资产阶级所解决，如果它能被资产阶级所解决，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在1917年走上政权。为要实现苏维埃的国家，需要两个历史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接近与相互错综；这就是说：必须农民战争，即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曙光期所特有的运动，与无产阶级暴动，即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夕照时的运动，相互参杂起来。1917年革命的本质就在于此。

　　[1] 1903年与1904年的数字，是对一般罢工而言，当然其中经济罢工的次数还比较多些。

　　[2] 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府首脑。曾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2－1913）、总统（1913—1920）。推行军国主义政策，极力策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C.R

　　[3] 俄亩，约及我国的十二亩强——译者。

　　[4] 斯托雷平（l862—1911），出身贵族。因镇压农民运动有功，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策划并发动1907年“六三政变”，开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1911）。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屠杀革命者，绞索遍及全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年法令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随时可将份地确定为私产，以建立独立田庄（在村社某一地段内获得一块份地）和独家农场（完全脱离村社的土地），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1911年法令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推行向西伯利亚等边疆的移民政策。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11年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C.R

　　[5] 即独立形成的自由农民——译者。

　　[6] 即不可能之事。——译者【此为三大几何作图问题之一：化圆为方。1882年被证明不可能。－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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