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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些说，此题可改为：论工农联盟与造谣）
近几月来，同志们已有好几次问过我，究竟我过去对农民的观点是怎样的，它与列宁的观点有何不同。另有些人，把问题用更明确更具体的方式向我提出：人家说你对农民在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你没有充分重视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经济的与政治的联盟——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曾经在口头上与文字上向我提出来。
——但是你们从哪儿听到这番议论呢？我吃惊地问。你们的问题根据什么事实呢？
——事情正是这样，他们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不过外面有的是这些谣言。……
最初，我并不看重这些谈话。不过刚刚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却让我深思起来。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我完全偶然地记起来了，在四五年前，这类谣言在俄国曾经广泛流传过。
在那时，谣言只是说：列宁拥护农民，而托洛茨基则反对……然后我去翻阅有关此一问题的文章：我的一篇是刊载在联邦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消息报（1919年2月7日）上，列宁的一篇登载于同年2月15日的真理报。列宁直接答复农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告诉说——这里我摘引列宁的文章——“谣言传播着，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见冲突，说他们二人间有强烈的意见恰恰是关于中农问题的。”
在我的信中，我解释了我们农民政策的一般性质，我们对富农、贫农的态度，我的结论是：在苏维埃政府中，关于此一问题，不曾有过也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不过反革命派，由于他们的事业愈来愈糟糕，只好求助于他们唯一武器：欺骗劳苦大众，使人们相信苏维埃政府因内部分歧而破裂了。
在我文章发表后一星期，列宁发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如下：
“托洛茨基声明说外面流传的关于他同我之间（在农民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乃是大地主、资本家及其他走狗们，以及其他助手们（善意的并非善意的）所散布的一种最荒唐与最无耻的假话。在我方面，我完全可以在托洛茨基的声明下面签名。”
不过这些谣言，正如我们所见，是难于彻底澄清的。记一记法国人的谚语吧：“诬蔑诬蔑，总会有点东西沾上他的身。”诚然，现在来玩弄这种谣言的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尊贵的先生们的数目从1919年以来是大大减少了。可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这里有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者，在乡间，还有商人与富农。在共产党对农民态度问题上散布些混乱与纠纷，不容否认，对他们是有利的。
正是富农、零售商、新商人，城市里的经纪，要寻找一条与农民（这个谷物的生产者，工业品的购买者）的市场连锁，他们拼命要把苏维埃国家排挤出这个联合，正是在这个战场上，现在展开着主力战斗。在此地，政治也是为经济服务的。那些私有的中间人为要和农民之间铸成一条连锁，要获得农民信任，显然是很欢迎也愿意散布地主们的老假话——只是他们做得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从那时以还，苏维埃政权是更加强固了。
列宁那篇题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著名文章，给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或国家工业与农业间的依存关系，描绘了一幅简单、明了同时又巨细不遗的图画。这篇文章被人人所牢记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此回叙或引证它。它的基本思想如下：在未来数年内，我们一定要使苏维埃国家能适应农民的需要和力量，而同时保持其工人国家的性质；我们一定使苏维埃工业一方面适应农民市场，另一方面适应农民的纳税能力，而同时保持这个工业的性质为国家的，亦即是说，为社会主义的。只有照此方式，我们才能在革命起来破坏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平衡之前，避免破坏我们苏维埃国家中的平衡。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经济与我们政治的基本问题的，不在于随时背诵“工农联盟”这个口号（虽然这口号本身是好的），而是在于能使工业有效地适应于农业经济。
这里我们就要谈到“剪刀”问题，要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首先提出于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在各方面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但是价格的规定不仅有赖于某一工厂内部的工作组织，而且有赖于整个国家工业的组织，国家运输业、国家财政、以及国家贸易机关的组织。
如果我们工业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适当的比例，那是因为国家拥有巨额不能体现的资本，它沉重地压在一切工业身上，抬高了每一码棉布与每一盒火柴的价格。如果一只木桶的几块壁板长短不齐，那末你盛水之时，只能达到最短一块板的高度；否则，不管你注入多少水，都要流泻出来的。如果我们国家工业的不同部分（煤，五金，机械，纱、布等等）相互间不能契合无间，或将由最不发达的部门所决定。目前的销售危机，是农民市场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严厉警告：别喋喋不休地空谈什么工农联盟了，将它实现出来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危机是经济的自然调节者，归根结蒂地说，也是唯一的调节者。所谓调节，即是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在生产总量与市场能力之间实现协调。但是在我们的苏维埃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物——中，工商业危机却不能被认为国民经济各部分间正常的甚或的必不可免的协调者。危机带走了、毁灭了或分散了国家财富的一定分量，而此一分量的一部分则落入中介人、零售商、即一般的私有资本的手中，只因我们承袭了一个极度解体的工业，它的各个部分在战前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比例，和我们现在必须要保持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把工业的各个不同部分协调起来，使它们经过市场这个煤介，适应于农民经济，这便有很大困难。如果我们纵容危机肆虐，以此达成必须的经济改组，那便给予私有资本以一切便利，因为它早已插身在我们和乡村之间，即我们和农民及手工业者之间。[1]
现在私人商业资本获利甚巨。它愈来愈不满于自己的中间人地位了。它企图组织生产者，并向国家租营工厂企业。换言之，它再度开始了原始积累的过程——首先在商业方面，然后在工业方面。很清楚，我们经受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损失，都是私有资本的一次好处。第一因为它减弱了我们，再则因为此一损失的重大部分均落于新资本家手中。
在此等情形中，我们手中操有什么武器可以战胜私有资本呢？这武器是——精心结构的计划去处理市场问题以及一般的经济任务。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着工业的基本生产力，交通工具与信用机关。我们不必等到有了部分危机或总危机之后，才能发现我们经济各个成分之间的缺乏协调。我们用不着在暗中摸索，因为我们手中持有市场的皇牌们能够——我们必须学会它——越来越好地估计经济的各个基本成分，预见它在生产过程中与市场上未来的相互关系，使经济的一切部分在数量上与质量上趋于协调，且使整个工业能适应乡村经济。这乃是实现工农联盟的真正道路。
教育乡村是一件好的事情。不过工农联盟的基础却是廉价的犁和钉，廉价的花布和火柴。减低工业品价格的道路得以经营工业之正确的（即是说，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组织，使之符合于农业的发展。
说：“一切有赖于工农联盟而不在于工业的计划”，表明出说话的人不懂得问题的本质，因为，除非工业被合理地组织起来，按照确定的计划来进行，否则工农联盟是不能实现的。此外没有其他道路，也不能有其他方法。
正确地提出和规定我们国家计划局的工作，乃是直接与合理的途径，使我们胜利地去接近工农联盟问题的解决——并非压制市场，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2]。这一点，农民是尚未了解的。但我们应该懂得它。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前进工人都应该懂得它。早些或迟些，农民总会感觉到国家经济计划局的工作对他的经济的影响。毋须说，这项工作是很复杂与最困难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一个逐渐精确的制度和坚决的措置。我们一定要从此次危险中学得不少东西，以便危机过去后，我们能较为聪明些。
当然，复兴农业也同样重要。但它是以远较自发性的方式来实现的，有时，它之有赖于国家的行动，较之有赖于工业者为小。工人国家要（在它能力所许的限度内）设立农业贷款与进行农事援助，去帮助农民，以此使农产品（谷物，肉类，牛油）输往世界市场这个任务的，能比较轻易地完成。不过，我们说要只有通过工业，才能对农业直接地，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以低廉的价格供给乡间以农具与机器。一定要供给他们人造肥料和廉价的家常用品。为要组织并发展农贷，国家需要有巨额运转基金，为要取得这笔基金，国家工业一定要赚钱，为要赚钱，则必须工业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能够合理地协调起来。这乃是为了实现工农联盟的真正实际的道路。
在政治上的准备这个联盟，尤其是为要驳斥那由中间贸易机关所散播的虚假谣言和谰语，必须办一个真正农民刊物。这里的所谓“真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刊物要去接触群众的，要为他们所理解的，会使他们更加接近工人阶级的。一种销数达五万到十万的刊物，也许可称是对农民讲话的刊物了，但不是农民刊物，因为它到不了农民手里，它会被我们的无数“机关”半途截住，这些“机关”会就中拿取几份为自己之用。我们需要一种周刊（日刊太贵，我们的交通方法又不能作经常的递送），在第一年内它的销数应是二百万份。这种刊物不应该“教导”农民，也不应向他们“发出呼吁”，但要对他们讲讲在苏维埃俄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是要讲到与农民经济有直接影响的事情。革命后的农民迅速养成了阅读的兴趣，所以问题只在于我们知道如何编一本适合农民阅读的刊物。该项刊物的流通数将会逐月增加，在第一时期将会替苏维埃国家与广大农村群众间保证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络。不过刊物本身问题也使我们回转到工业问题上来。刊物的印刷和装订诸技术必须是精美的。这份农民刊物不但在编辑上，而且在印刷上一定都要是可资矜式的，因为如果我们城市中的粗心大意的标本每周一次地送给农民们看，将是一种羞耻。
回答别人向我提出的关于农民的许多问题，这是我目前所能说的一切。如果这些解释还不能满足向我提问题的同志们，那我准备再说些具体的、新的，我将从最近整整六年来苏维埃工作经验中引证出确实的资料。因为这个问题是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的。
[1] 在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之前，我们还要遭到好多次危机，这是的毋须说的。问题是要把它们减至最少数，且使每一危机比之前一次更少痛苦——托洛茨基。
[2] 为避免误解起见，我着重指出，这里所谈的问题恰恰是关于一个正确的问题接近法。因为，显然，光是有了经济计划局并不等于问题的全盘解决。工业与全部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依赖的因素条件，是有数十种的。不过只当我们有了一个稳固的、称职的、不停工作的国家经济计划局之后，才能恰当地估定这些因素和条件，因而的能调节我们所有的活动。——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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