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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新路向 >> | |
党内的集团与派别问题已成为讨论中心。鉴于它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与极端的尖锐性，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来处理它。但是，现在它却被用完全错误的方式提出来。
我们是国内唯一的政党，在独裁时期，也不能不如此。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各以其不同的需要，对我们党发生作用，他们要通过党这个中介，寻找各自的政治表现。我们这时代中含有的困难与矛盾，无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利益的暂时不协调，或者整个无产阶级与农民间一时的利益冲突，经由工人支部与农民支部，经由国家机关支部或青年学生支部这些中介，对党发生作用。所以即使是党内插话性的观点分歧与意见差异，都会表示出各别的社会利益的轻微压力，在某种场合，那些歧异会转变成固定的派别；这些派别迟早又会采取有组织的小组织形式，它们和党内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发生了这种情形，则甚至会感受到更大的外界压力。这便是共产党不得不垄断政治生活之指导时代中党内派别的辩证变化。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不要小组织，那就不能有任何长期性的派别；如果不要长期性的派别，那就得避免暂时性的派别；最后是，为的要不让暂时性的派别发生，就不能有意见的分歧，因为一有了两种意见，人们便免不了要结成派别。可是在另一方面，要想拥有半百万党员，在异常复杂与痛苦的条件中领导国家的一个政党内部不发生不同意见，如何才能办到呢？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所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这矛盾是不能仅用纯粹的形式措置来规避的。
“旧路向”的拥护者，当其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时怀有如此信心，即一切都会照旧的。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你看吧，我们党机关的盖子刚刚揭开一点，党内各种各样的派别倾向就表明出来了。盖子必须再度盖下去，让热水壶封得密密实实的。近来看到的十几篇关于“反小组织”的演说和文章，泛滥着此种短视的智慧。机关人物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相信中央委员会决议案或者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之他们必须使此错误不能为害，或者以为这是一种机关的权术，一定要加以利用的。依我之见，他们是非常之错的。如果说真有一个策略，目的在将混乱引入党中，那末这个策略便是这种人所执行的，他们假装恭顺地接受新路向，而实则坚决保持旧路向。
党的公共意见势必要在意见的冲突与分歧中产生出来。把这个产生过程只局限于机关之内，然后授权机关将其讨论结果用口号与命令等形式向全党提供，那便是在思想和政治上使党成了不毛之地。如果叫整个党参加来制订并通过决议，那末会促成暂时性的思想派别，它们有变成长期性派别与甚至小组织的危险。那末怎么办才好呢？是否根本没有解决办法呢？是否在“安静”制度与分裂成小组织状态这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中间路线呢？不。是有中间路线的，而领导者的整个任务就在于：当每一个必要时候，特别当有转变时候，去寻找出一条符合于当时真正局势的中间路线。
中央委员会决议案说得明白：官僚制度乃是形成小组织的诸般来源之一。这个真理，目前几乎是不指自明的。旧路向自然离“充分的”民主很远，但它之不能阻止党内发生非法小组织，跟目前狂风暴雨式的讨论一样——据说这种讨论是会促成短暂的或长期的派别的，谁若闭目不见这种情形，谁便是可笑的。要想阻止这种情形产生，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倾耳去听取党内广大群众的声音，不要把每一个批评都当作是小组织精神的表现，因此驱使有觉悟的与守纪律的共产主义者或者保持经常的缄默，或者将自己组成为小组织。
不过这样提出问题，不是替米亚士尼可夫[1]及其一派的行为辩护吗？我们听到了高级官僚思想的声音。为什么会如此的呢？首先，我们上面用加重号圈出的那句话，不过是摘引中央委员会决议案的字句。再，究竟从何时起一种解释便等于一个辩护呢？我们说：脓疮乃是因为氧气流入不足而致的血液不良运行的结果，这当然不是替脓疮辩护，也不是要把它当作人类肌体组织上的一个正常部分。唯一的结论是：脓疮必须刺破和消毒，而首先，窗户必须敞开，让新鲜空气进来供给血液以必需的氧气。而毛病却出在“旧路向”的最勇敢的拥护者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是错误的，特别是说官僚主义乃小组织的来源之一的那一节，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不曾如此公开地说，那只为了形式上的顾虑，这种顾虑是和他们的智慧相符的，也是浸透了形式主义——这是官僚主义的主要属性。
无可争辩，小组织在目前局势中乃是一种祸害，而派别纵使是暂时性的，也会转变成小组织。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宣布派别与小组织是一种罪恶，绝不足以阻止它们的产生。要有效地阻止它们，所需要的乃是定出某一政策，采取一个适合于真正局势的正确方向。
只要研究一下我们党的历史，甚至只要研究一下革命时期，即小组织的建立成为特别危险的那个时期，我们便能看到反对小组织的斗争不仅限于形式上斥责的与禁止派别。
那是当1917年秋天，关于夺取政权的那个主要问题[2]，在党内爆发了最可怕的不同意见。因为事变以急剧的步子在前进，斗争的尖锐性立即给不同意见带上了极度的派别性质。也许他们心里并不要这样做的，而事实上那些反对武装起义的人竟和非党分子结了同盟，在党外刊物上刊登他们的声明，等等。当其时，党的统一悬于一发之上。如何去避免分裂呢？只有靠事变的迅速发展及其有利的结果。如果事变拖延几个月，党的分裂便不可避免；如果起义归于失败，则分裂更是难免。在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坚决领导之下，党用一次猛烈的进攻，越过了反对派的头，结果政权夺到了手，那个数量不很大而质量很强的反对派，才算接纳了十月革命的政纲。当时的小组织与党分裂的危险并非靠基于党章的形式决定来克服，而靠革命行动来克服的。
为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议，我们发生了第二次大争论。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当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组织，有其自己的机关报之类。最近有个传说，说布哈林有一时期差不多已准备要逮捕列宁政府人员[3]，此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我不能说。一般说来，这说法听上去有点像一篇梅恩—李特[4]的撇脚小说，或者像一篇共产主义的宾堪顿[5]的侦探故事。也许党史将来会提它一笔的。不过虽然如此，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小组织的存在总表示出对于党统一的极度危险。那时候要走到分裂是不难的，并不需要领导方面……尽什么巨大的心思；只要它发布一个禁令去反对左派共产主义小组织就可以促成了。可是，党却采取了更加复杂的方法：它情愿讨论，解释，用经验作证明，并且暂时容忍那个反常的与破格的情形存在，即让一个有组织的派别存在于党内。
在军队组织问题上，同样也产生过一个相当强大与顽固的派别[6]，它反对建立常备军与一切由此发生的事项：例如集中的军事机关，任用军事专家等等。当其时，斗争非常尖锐。但它像十月革命时期的争论一样，问题是用经验，用战争本身来解决的。正式的军事政策所犯的某些错误与夸张，多少也因反对派的压力而减少了，所以这个反对派非但不曾为害，反倒有利于正规军队的集中化组织。至于反对派倒是逐渐地分崩离散的。反对派最积极代表人物中的大多数参加了军队的组织工作，他们在许多场合曾经担当了重要职位。
当党为了职工会问题而进行可纪念的讨论时，形成了一些明确的派别[7]。现在，我们已有可能在一览中看遍那整个时期，且有可能在其后的经验的光鉴之下来阐明它，我们能够这样把它写下来的，即：那次讨论根本不是围绕着职工会，甚至也不是关于工人民主制；举凡表露于那些争论中者，乃是党内军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过分延长而发生的一种深刻的惶惑。那时国家的整个经济机体是处在层层交迫中，关于职工会作用与工人民主的讨论，掩盖了对于新经济道路的寻求，后因粮食征发及谷物垄断的废止，以及逐渐将国家工业从中央经济管理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使那受钳制的经济体找到了出路。这些历史性的决定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所以完全掩盖了职工会本身的作用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数月之后，关于职工会的决定即加以极大的修改，因此更使那个职工会争论无形消灭了。
最延长的派别，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派别，乃是“工人反对派”[8]。这个派别反映了（虽然是以歪曲方式反映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矛盾，反映了党的某些错误以及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些本质的、客观的困难。但那时我们对付它也不以形式的禁止为限。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作了正式的决定；在清洗党员问题上，我们采取了有效的与极其重要的办法，以此满足了“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和要求中那些公正的与健全的几项。重要的事情是：只因为党采取了一些决定与经济措施，结果使不同意见与派别归于消失，党的第十次大会才有可能形式上禁止派别的组织，因为它相信这些决定已不会成为具文的了。不过经验和良好的政治意识都昭示我们：这个禁令的本身当然不含有绝对的甚至郑重的保证，使新的思想派别与组织派别不再发生。在此情形下，主要的保证乃是一个正确领导，它能及时注意反映于党内的各个时机的需要，乃是党机关的柔和性，它不该麻痹而应该组织起全党的创意力；它不该惧怕批评，也不该用小组织的妖怪帽子去恐吓党。要知道恐吓常常是畏怯的结果。第十次大会禁止小组织的决议只能具有辅助性质；其本身并不提供一把钥匙，让我们能解开任何一个或所有的内部困难。如果相信有了这个决议之后，不管的党的发展如何，领导的错误如何，党机关的保守主义如何，外部的影响等等如何，它已足以使我们不再见到派别，不再有因小组织形成而生的骚动，那便是犯了愚钝的“组织拜物主义”的毛病。这样去了解问题，本身就是深刻地官僚主义的。
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历史供给了我们一个明显的例子。禁止组成派别与小组织的第十次大会开完不久，一次很激烈的组织斗争爆发于彼得格勒，进且形成了两个显然对立的派别。初初一看，仿佛最简单的办法是宣布二派之一（至少一派）为有毒的、罪恶的、小组织的等等，事情就解决了。可是中央委员会坚决拒绝采用此一方法，这方法是由彼得格勒方面建议的。中委会以两派的仲裁者自居，结果，当然不是立即做到的，却终于使二派不但合作，而且完全混合了。这里你们看到了一个重要例子，值得将它记在心头，而且能用以使某些官僚主义的头脑明白一点的。
上面我们说过，党内每一个重要的与延续的派别（更不用提每一个有组织的小组织了），都有成为某种社会利益的代言人的倾向。每一个不正确的偏差都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敌对无产阶级的或半敌对的某一阶级利益的表现。不过这个说法首先适用于官僚主义。我们必须从这方面开始讨论问题。说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偏差，是一种不健全的偏差，我希望不会有人提出反对。事情是这样的，官僚主义有将党领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这正是它的危险所在。但这里有一个事实具有最高度的教育意义，同时也最令人吃惊的，那便是：那些同志，最直捷地、最坚决地、有时以最粗暴方式断定每一个不同意见，每一个意见的派别，虽然是短暂的，也都是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各种阶级利益的表现——但他们不要把此标准应用于官僚主义。
但在此一情形中，这个社会标准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官僚主义是一种明确的罪恶，一种昭著的与无可争辩地有害的偏差，它虽受到了正式的斥责，却根本不处于消失过程中。而且，人们是很难使官僚主义在一次痛击之下消失的！但若正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说，官僚主义的斗争预先视同某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相反，党领导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那个热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官僚主义的抵抗。当然，在此种抵抗的掩盖之下，各种错误的，不健康的与有害的倾向会呈现出来。要揭露它们的本质，只有靠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处理他们的思想内容。但将对官僚主义的抵抗视为替某些外来影响开辟孔道的派别，则其自身便成了官僚主义影响的“孔道”。
不过，说党内的思想不同，尤其是不同的派别，不外乎是互相矛盾的诸阶级的影响的斗争，——对这种说法，不能了解得过于简单，不能过于庸俗化。例如在1920年，侵入波兰这个问题激起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另一派主张谨慎[9]。这里含有不同的阶级倾向吗？我不相信有人会敢于这样断定。这里的歧见只关于局势，关于各个力量以及方法的估计。而估计的基本标准却双方都是一样的。
时常有这样情形发生：党能够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同一个问题，歧见之发生因而只关于用哪一个方法可以更好，更有效并更经济地去解决它。这些歧见，依问题的大小而定，可以涉及到党内大部分的人，但这样不一定表示出这里有了两个阶级倾向。
无疑，将来我们会有不止一次的，而是数十次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的道路是艰难的，而关于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任务与经济问题，一定要产生不同意见以及相同意见者的暂时派别。我党对此所采取的最有效的预防措置之一，将永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各个意见的微差异作政治的检讨。但应用的一定要是那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讨，不是那保卫官僚主义机构的刻板辞句。我们愈是郑重其事地踏上“新路向”的道路，则目前纷纷崛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庞杂的心智与意向没有大大改变，要认真踏上新路向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目前见到的却是相反情形，我们见到了党机关的新的进攻，它排拒任何一个对“旧路向”的批评，将每一批评当作小组织精神的表现——那个“旧路向”虽然受到形式上的斥责却未被消灭的。如果小组织精神是危险的——它确实是危险的——那我们对那由保守的官僚小组织精神所代表的危险闭目不见，却是罪恶的了。
保持党的统一乃是最大多数共产党员最关心的事。但一件事必须公开说出来：今天假使有一个严重的有害于此统一的危险，或至少是有害于党的一致的，那就是这个不受控制的官僚主义。这是一个营垒，它曾经喊出了挑拨的声音。正是盘据在那里的人敢于这样说过：我们不怕分裂！正是这一派系的代表们用指头在过去之中探索，寻出任何一宗似是而非的事情来，将更多的怨恨注入讨论中。又故意将旧斗争与旧分裂的记忆复活转来，藉使全党心理不知不觉地习惯于一个新罪恶的可能性，即以为党重新发生一次分裂那种可怕与可悲的事情都有可能的。他们叫两个需要相互对立起来：党的统一与党内减少官僚制度。
如果党任由自己采取此一道路，牺牲其自身民主的重要因素，则结果只能增加其内部斗争，损害其团结性。你若自己对党没有信心，你就不能要求党对机关发生信心。这是整个问题之所在。官僚们存心不信任党，不信任党的觉悟性及其纪律精神，乃是机关统治所造成的一切罪恶的主要原因。党不要小组织与不愿容忍小组织。相信党将摧毁或让人摧毁它的机关，那是荒谬的。党知道机关是由一些最有价值的份子组成的，他们体现着过去经验的最大部份。但党要使机关更新，要提醒人们这是党的机关，是由党推选出来的，因而机关决不可和全党群众脱离。
好好地考虑一下党内所形成的局势，把那讨论过程中特别清楚地呈现出来的局势深思一番，那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是在双重的远景中展开着。或者，目前沿着中委会决议案路线所实行的有机的思想分化，将是党的有机生长路上的一个前进步骤，将是新的伟大的一章的开始——那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愿有的结果，这结果对党说是最有益的，那时党将轻易地克服讨论中与反对中的任何过火举动，更不必说那些庸俗的民主倾向了。或者，机关转入进攻，它本身愈来愈受那些最保守的份子所操纵，并且藉口于反对小组织，将使党倒退，恢复“平静”。这第二种可能发展是非常可悲的；当然，它不会阻止党风发展，但此发展将付出很大代价，即是要费很大力气，且经受激烈骚动。因为这个方法只会更加激起一些有害的，分解性的与敌视党的派别。这便是两个看得见的前途。
我关于“新路向”的信（中译者按：即后面附录第一号。）目的在于帮助党采取第一条道路，这是最经济与最正确的一条道路。我完全主张信上所提出的立场，却排拒人家对它所作的任何带有派系性的与骗人的解释。
[2]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夺取政权的主要领袖是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赖可夫、诺根、密留丁、希里亚泼尼可夫、梁尚诺夫、拉林、洛佐夫斯基等等。
[3] （A）1918年初，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镇上举行德帝国主义军方与俄国革命政府间的谈判，胜利的德军提出了最苛刻条件。为了如何应付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内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以列宁为首的一派，主张接受德方条件，藉使苏维埃政权获得绝对需要的喘息机会；另一派以布哈林、拉迪克、克雷斯丁斯基、奥新斯基、倍拉·孔、沙普朗诺夫，耶可夫连夫、包克罗夫斯基、马克雪莫夫斯基、斯密诺尔夫、皮亚塔可夫、泼雷奥勃拉顺斯基等等为首，认为如果签了此一屈辱条约，就是出卖革命，故主张组织革命战争，对德抗战。这个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派控制了莫斯科的党部，自行出版刊物，猛烈攻击列宁、中央委员会及其政策。托洛茨基当时的立场介乎二者之间，他那有名的口号是：“不和平，不战争”。那意思是说：简单宣布战争状态业已终结，但不签署和约。最后，德军大举进攻，托洛茨基以弃权表决的方式的确来帮助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多数，击败左派，签署条约（由托洛茨基任代表的）。数月后，德国战败，条约不得生效，党内争论也自动消灭。后来布哈林曾经承认他错了，对的是列宁。
（B）：1923年12月21日，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登载了一封由九位以前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领袖的信，它讲述一个故事，说，1918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卡姆可夫跟布哈林与皮亚塔可夫开玩笑道：“哦，如果你们在党内得到多数会怎么办？列宁会辞职，我们将和你们共同组成一个新的人民委员会议（译者按：即现今的部长会议）。在此情形中，我想我们会推举皮亚塔可夫当主席……”稍迟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另一领袖普罗斯强对拉迪克说：“你就只能够写写决议。把列宁逮捕一天，对德宣了战，然后再全体一致推选列宁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干脆得多吗？”虽然在左派革命党人猛烈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此他们而且还组织过一次流产的暴动，但关于所谓“逮捕列宁的阴谋”，却最多不过是讲讲如上的玩笑吧了。那九人（皮亚塔可夫，斯多霍夫，拉迪克，耶可夫了娃，斯密尔诺夫，包克罗夫斯基，泼雷奥勃拉顺斯基，谢威定，马克雪莫夫斯基）的信，目的在答复流传于反托斗争初期的关于此一插话事件的夸张说法。九人还着重指出，列宁在1918年早就知道这个“阴谋”的，那时普罗斯强逝世，列宁给他写一讣闻，拉迪克将此玩笑告诉列宁，斯大林在《真理报》写文章说：“这是众所共知的，例如，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分离存在的派别，它和党的冲突如此激烈，意致郑重地（！）讨论到要成立一个新的人民委员会议来代替已有的，那个新会议由左派共产党人组成之。目前的反对派（即托洛茨基）中有许多人，像泼雷奥勃拉顺斯基，皮亚塔可夫，斯多霍夫等同志，都属于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派。”不过到了1937年，当他将布哈林作为“反革命份子”提付审判时，1918年的“阴谋”却郑乎其事地放进起诉书里，被当作是一椿全新的与耸人听闻的新发现——仿佛它并非党内二十年来周知的一件事，而且多少是当作笑话讲的。此事在布哈林被处死刑的判决书中，乃是一项主要罪状。
[4] Gaptain Meyne Reid，十九世纪爱尔兰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著有“带发头皮的猎取人”等书。
[5] 这里所指的是关于美国侦探阿伦，宾堪顿及其助手们的一些廉价小说。二十世纪之初，这些侦探小说曾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中广泛销行。
[6] 军事反对派的领导人为著名老布尔什维克及红军司令员V·M·斯密尔诺夫（许多年以后，他被斯大林放逐，他的死去可能是被杀的）。这个反对派为沙法罗夫与皮亚塔可夫所支持，在相当限度内亦为布哈林所支持。在红军内部，支援这个反对派的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佛龙瑞以及所谓察利津派。他们的批评主要是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政策，即反对组织集中化军队，克服游击战方式，在内战中利用沙皇旧军官作专家，利用他们来组织红军。此争论在1919年的第八次党大会上爆发出来，托洛茨基获得列宁的支持，赢得代表中大多数的赞成。
[7] 布尔什维克中间，关于职工会在苏维埃制度下作用用问题的争论，约自1920年11月（第八次职工大会）开始，延续到1921年3月（第十次党大会）。十次党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新经济政策，这个争论便几乎被取消了，因为各个不同的对职工会作用的看法，是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前提的。前提既已取消，以此为根据的争论当亦必随之取消，至少要作用不同方式提出了。在此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争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仅就争论本身言，托洛茨基是错的，因为他主张将职工会归并为国家机关；但若就争论的前提言，则错的却是列宁，因为托洛茨基很早就说军事共产主义不能再延续，必须采用新经济政策，只因列宁反对，未获通过，那末在不再适用的军事共产主义下要想进行紧急的生产恢复活动，托洛茨基的工会看法却是合适的。
在十次大会时，由职工会争论所引起的派别有如下几个：列宁派，支持者为汤姆斯基，齐诺维也夫等；托洛茨基派，支持者为布哈林、捷尔顺斯基等；工人反对派，领袖为柯伦泰与希里亚泼尼可夫，支持者为矿工工会与五金工会；民主集中派，其主要人物为：布勃诺夫，沙普朗诺夫等；另一派由伊根托夫，马斯洛夫等组成；又有一派则由布哈林自己，连同拉林、梭可尼可夫与耶可夫连娃组成。第十次大会所通过的是列宁派提出的决议。
[8] 由柯伦泰、希里亚泼尼可夫，美特维也夫等人领导的工人反对派，有工团主义倾向。它主张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流行与克服经济困难，应将一切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指导移交给职工会之手。第十次大会上，该派主张被认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偏向，坚持此项意见者不能继续作为党员，后来参加了托派与联合反对派。
[9] 1920年，毕苏斯基的波兰侵略军队被逐出苏联领土后，党中央委员会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否继续追击波兰人到华沙？列宁，齐诺维也夫等主张继续进攻，他们所根据的主要是关于波兰工农革命情绪的过于乐观的报告。托洛茨基与拉迪克反对进军华沙，理由是波兰的政治局势并未充分成熟，波兰群众不能给红军以足够的支援，而且红军本身的组织和给养也都不足以从事广泛进攻。列宁见解得到优势，红军继续西进。结果攻势在华沙郊外被遏止，红军战败，溃退。后来列宁曾经承认，对当时局势的估计是托洛茨基和拉迪克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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