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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论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理论

（A.Tscherewanin. Das Proletariat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Stuttgart, 1908. Verlag Dietz）



　　每一个善良的欧洲人（不单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俄国是个出乎意外的国家。原因很简单，当你不知道原因时，总是觉得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旅行家们曾说过，在俄国，大街要靠一堆堆篝火来御寒。二十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当然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却都认为俄国的气候严寒，致使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发展不起来。而相反地，有一位法国小说家，不知是欧仁·苏[1]，还是大仲马，硬要自己的主人公在俄国酸果蔓的阴影（sous l'ombre d'une kljukwa）下喝茶。当然，每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现在知道，围着茶炊坐在酸果蔓下面几乎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但是，俄国革命天翻地覆，出乎意料地迫使很多西方社会主义者改变了对俄国的看法——俄国的气候原本需要人们在街头生火御寒，现在竟能让北极的低矮植被变为热带的高大的猴面包树。正因为如此，在沙皇制度武力镇压了第一次革命浪潮之后，很多人便急忙从酸果蔓的阴影下面转到了悲观失望的阴影之下。
　　所幸，在俄国革命的冲击下，西方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弄清俄国社会真相。而我很难决定哪种事物更有价值——是这种思想上的兴趣还是第三届国家杜马？须知第三届国家杜马同样是革命的赠礼。它至少像一条死狗由于落潮而被遗弃在浅滩上，可以说是大海的“赠礼”一样。
　　在此，必须向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为顺应革命的诉求，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三本著作[2]。但是必须说，它们的价值显然参差不齐。马斯洛夫[3]的书对俄国土地关系作了颇有价值的研究。这本著作的科学价值之大，使人不仅可以原谅作者这部著作形式上的极端不完善，而且甚至还可以原谅他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的荒谬绝伦的修改。帕日特诺夫[4]的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独立的学术著作。它虽然提供了相当多的说明俄国工人状况的材料，其中有工厂、矿山、住宅、医院方面的材料，也有一些工会方面的材料，但是没有国家的社会机体方面的材料。作者也没有给自己提出后者的任务。因此，他的著作并不有助于理解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不久前出版的切列万宁小册子的德译本想阐明这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

一


　　切列万宁的出发点是阐明革命的普遍原因。他认为革命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抗拒的需要与国家和法律的农奴制形式之间冲突的产物。他写道：“经济发展的铁律最终导致所有的居民阶层，除了封建贵族以外，都不得不与政府敌对。”（第10页）
　　在这个反对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集团里，“无产阶级无疑起了核心作用”（同上）。但是它本身只有加入整个反对派才具有意义。无产阶级在为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的历史范围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因为得到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反之，无产阶级每当因为自己的行动欠温和（也可以说，因历史地过早行动）使自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隔离起来，就会遭到失败并阻碍革命的发展。这就是切列万宁的历史观的实质[5]。他在自己的这本小册子里满篇都在不厌其烦地同夸大革命力量和过高估计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进行斗争。
　　他分析了1905年1月9日的大惨案，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写到：1月9日工人们到冬宫去不是请求，而是要求，他这样说是不正确的。”（第27页）他指责党组织过高估计了1905年2月彼得堡无产阶级在施德洛夫斯基参议员的委员会问题上表现出的成熟性，当时当选的群众代表要求公开的法律保障，而由于没有得到这样的保障，他们就退了出来；工人们因为自己的代表被捕，举行了罢工。他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十月大罢工，同时如此表述自己的结论：“我们已经弄清了十月罢工的参加者以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完全肯定，无产阶级不是单独地，也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沉重地（也许是致命地）打击了专制制度。”（第56页）10月17日宣言颁布之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渴望回到安定的局面。因此，无产阶级发动革命起义乃是“疯狂之举”。本来应该让无产阶级专注于杜马选举。切列万宁对一些人进行了攻击，因为这些人指出，目前杜马只有口头承诺，至于选举的方式和时间，以及是否进行普遍选举，还不得而知。他援引了我在颁布宣言那天写的文章说：“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刚刚获得的胜利被完全不正确地贬低了。宣言一发表，他们就立即写道：‘虽然有了宪法，但专制制度还没垮掉。我们有了一切，但我们一无所有。’”
　　形势越来越糟。无产阶级非但不支持提出在杜马选举中实行普选权要求的乡绅大会，反而突然同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宣布决裂，去迎合新的“可疑的同盟者”：农民和军队。以革命方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十一月罢工作来回应波兰的戒严。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这条道路导致十二月份不可挽回的败局。而这种败局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以后的错误，就为第一届杜马的破产和以后反革命的得势做好铺垫。
　　切列万宁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德译者为了缓和一下切列万宁的指责和揭发的劲头，真是煞费了苦心。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切列万宁的著作也仍然更像是一份关于无产阶级反对“现实的、正确的策略”的革命罪行的起诉书，而不像是真实描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切列万宁以形式主义的演绎代替了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一旦胜利，无产阶级就应当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协助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它应当协助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策略不相容的；无产阶级的实际策略，势必引导它去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因而是错误的。
　　这种华而不实的逻辑结构（在经院哲学家那里被称作“连锁法”），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力量及其阶级结构这个主要问题。我们知道，胜利了的无套裤汉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统治做好了准备。这个经典案例，发生在城市居民主要由手工业—商业市民组成、并受雅各宾派领导的时代。目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是工业无产阶级。仅凭这一类比，我们可以考虑到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历史形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是否会因此而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呢？又是又不是。这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取决于形势的继续发展。如果各个资产阶级的联盟（包括被无产阶级解放的农民的联盟）抛弃了无产阶级，那么革命将保持其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不择手段地取得政治领导权，以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么俄国革命就能够揭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关于俄国革命将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自然只能给以相对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单纯规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等于根本没有谈其内部发展的形式，而且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把它看作是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的追求者。

二


　　首先，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政治派别是什么呢？当人们谈到这个名称时，心里总是把在革命过程中的自由派同人民群众，即首先同农民等同起来。但在实际中（问题的根子也就在这里）这两者并不等同，而且也不可能等同。
　　立宪民主党近两年来在自由派圈子里居领导地位，这个党是在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和“解放社”合并而成的。乡绅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不满政府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位处“体面的”社会地位，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不愿走上革命道路。这之中许多的先生都上过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预科学校。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当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享有特权并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立宪民主党结合了地方自治工作者（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1905年底，地主被农村的骚动吓坏了，急剧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旧制度，这充分暴露了农业自由派的真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泪离开地主的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归宿。如果总结一下三次选举运动，那就可以看出，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那里有选举资格的居民都是立宪民主党的支柱。然而，俄国的自由派却未能摆脱无足轻重的状态，只要看看他们那可怜的举止，情况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过火行为，而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欧洲革命的动力，其核心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小资产阶级完全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扼杀了西方的手工业民主派，并且不让它在东方形成。
　　欧洲资本在俄国碰到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它不让他们脱离农民而变成手工业者，就立即用工厂来摧残他们。在这里，它把我们旧的古老城市，其中包括莫斯科这个“大村庄”，变成了最新工业的集中点。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手工业时期，没有行会的传统和偏见，一瞬间就成了大量集中的阶级。在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去了中小资本的立足点。没有可能把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同1848年的柏林或者维也纳相比，更不用说同1789年的巴黎相比。而1789年的巴黎，还不能设想铁路、电报并把拥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场看作最大企业。但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工业就其集中的程度而言，不仅能同欧洲国家相媲美，而且远远地把它们抛到了后边。下面这个小统计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德意志帝国1895年统计数据[6] 奥地利1902年统计[7] 俄国1902年统计[8]
人数状况企业数工人数 企业数工人数企业数 工人数
51—100018, 6982, 595, 336 6, 334993, 000 6, 3341, 202, 800
≥1000255448, 731 115179, 876 4581, 155, 000

　　50名工人以下的企业我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在俄国对这类企业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两行数字表明，从生产集中的角度看，俄国的工业大大地超过了奥地利。虽然大中企业（51—1000名工人）的总数碰巧完全一样（6334个），但是俄国大型企业（1000名工人以上）的数量却比奥地利多3倍。如果我们不仅把落后的奥地利，而且把像德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拿来比较，结果也是一样。德国255个大型企业工人人数略少于50万人；俄国458个大型企业的工人人数为100多万人。把俄国各种类型的工商业企业带来的利润加以对比，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利润额企业数利润总额（百万卢布）
1000—2000卢布37, 000—44.5% 56—8.6%
＞50000卢布1, 400—1.7% 291—45.0%

　　换句话说，在全部企业中近一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还不到总利润的1/10，可是全部剩余价值几乎有一半都落到了1/60的企业手中。
　　这几个小小的数字足以雄辩地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过晚。这个特点使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这两极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中，在城市居民的成分中，还是在革命斗争的经济中，工人的地位，相当于在西欧相应的时代从行会和同业公会中出来的手工业—商业民主派所处的那种地位。我们没有那种曾与年轻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
　　不错，在政治方面，小资产阶级不管在哪里始终是极不定形的，但是在它最顺利的历史时期它曾展现过巨大的政治积极性。而在俄国，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悬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身受地主的传统和教授偏见的束缚，诞生于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之中，根本不敢想着去影响工人，无法越过无产阶级并在同地主利益的斗争中去掌握农民。这样，这个不幸的、断了脊梁的民主派变成了立宪民主党。甚至，即便不醉心于民族自豪感，也可以做出如下论断：俄国自由派的短促的命运就其暴露出来的内在劣根性和极端迟钝来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旧的革命像迄今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群众的精力，却提供了微小的客观成果。我们无论从哪种观点看待事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革命的“无所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绝不会使我们得出悲观的结论。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只不过是暂时反映了其深刻的社会性质。我们的革命就其直接的、它所引起的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由于工商业居民的激烈的阶级分化，没有一个能把自己的社会威望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结合起来的、率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若要独立行事，就应当在无情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严酷教训中，为了自己的胜利而创造政治前提和组织前提。他们别无选择。

三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手工业民主派的工业职能的同时，也夺取了它的任务，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夺取的是它的任务，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手段。
　　官方社会组织的整个编制：中小学、大学、市政局、报刊、剧院，都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服务的。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优势：甚至我们患佝偻病的自由派在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如通过决议、请愿和竞选的时候，就自动组织起来并掌握现成的机构。除了生产过程本身赋予无产阶级的那种联系之外，无产阶级没有从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任何文化—政治遗产。它不得不在这个基础上在革命战斗的硝烟中创建政治组织。它出色地克服了这种困难。它的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时期——1905年年底，同时也是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出色的阶级组织的时期。然而，这只是任务的一小部分，工人不仅应当战胜自己的无组织性，而且应当战胜自己敌人的有组织的力量。
　　总罢工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还是使国家政权的集中化机器和国家大量高度集中的生产力依赖于自己。这就使它的罢工有了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1905年10月专制制度不得不举手投降。但是很快就清楚了，总罢工仅仅只是提出了革命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革命的问题。
　　革命首先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而罢工，就像分析所提示的和事变所表明的那样，是对现政权施加压力的一种革命手段。顺便说说，从来不越出钦赐宪法一步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正是因此而赞成把总罢工当作一种斗争手段，诚然，只有事后的一刹那间，无产阶级认识到罢工的局限性，感到必然也有必要越出它的界限。
　　由于城市领导农村、工业领导农业，并且新型的俄国工业没有有力而壮实的小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来说，工人只不过是辅助部队），所以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并面临着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经院哲学家们只是通过刊印马克思的书的那张纸看待世界，然后就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可以引用随便多少“原文”来证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不适时”。而现实的俄国工人阶级，在纯阶级组织的领导下在1905年年底投入了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而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充当了这一方和另一方的决斗副手。此时的无产阶级随着自己的全部革命发展碰到了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军队两者的对峙已经不可避免了。对峙的结局取决于军队的行动，而军队的行动则取决于它的成分。
　　工人在国内的政治作用比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事变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体现了这点。工人还把自己的阶级优越性（技术训练，文化修养，团结行动的能力）带到兵营里去。
　　在军队的一切革命运动中，工兵部队中技术熟练的士兵或炮兵发挥主要作用。他们的故乡是城市，是工厂区。在舰队起义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轮机小队。无产者即使占全体舰员的少数，倘若掌握了机器——装甲舰的心脏，也就掌握了全体舰员。但是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军队，自然表现出农民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军队会自然而然地克服庄稼汉的生产分散性，而把它的主要缺陷——政治上的消极性，变为自己的主要优点。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一系列斗争中，有时忽视农村的消极性，有时又依靠它的自发的不满情绪。但是，当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成为当前现实的要务时，穿军装的庄稼汉——俄国步兵的中坚力量，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1905年12月俄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更实际的因素：农民军队的人数。

四


　　通过这个简要的分析，我们大可不必详细谈论切列万宁的起诉书的个别论点。切列万宁没有透过个别步骤、声明以及策略“错误”，从无产阶级的社会联系和它在革命中的发展去认识无产阶级本身。如果他拒绝1月9日工人上街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这一毫无疑义的思想，那么这是因为事变的外表掩盖了实质。如果说他那样尽心地强调知识分子在十月罢工中的重大作用，那么他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降低下列事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才使左翼民主派从地方自治派的尾巴变成了革命的暂时的辅助部队，强迫他们接受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即总罢工，并使他们依附于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代表苏维埃。
　　在切列万宁看来，宣言颁布之后，无产阶级应集中精力搞杜马选举。但是要知道当时不存在任何选举。选举的日期和性质谁也不知道。而且一般地说，是否进行选举也没有任何保证。
　　在10月，在颁布宣言的同时，我们遭到了全俄性的大摧残。怎么能令人相信不会用第二次大摧残来代替杜马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自己的进攻冲决了旧警察堤坝的无产阶级能干些什么呢？只能干它实际上已干了的那些事。当然，它夺取了新的阵地：摧毁了书报检查机关，创办了革命的报刊，夺取了集会自由，保护居民免受那些穿礼服的和衣衫褴褛的流氓无赖的迫害，建立了战斗的工会，团结在自己的阶级代表机关的周围，同革命的农民和军队建立了联系，他竭力在这些地方掘壕固守。当自由派那帮人嘟哝着什么军队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时，社会民主党却在军营里进行不倦的鼓动工作。它做得对不对呢？
　　虽然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事后切列万宁建议支持它）一听到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风声就急急忙忙地向右转，只是在获悉起义已经被镇压之后神经才重新镇定下来，代表苏维埃却正好相反，热情洋溢地向起义者表示敬意。它做得对不对呢？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并且到哪儿去寻求胜利的保证：是在地方自治派、自由派的安心中呢，还是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的联欢之中呢？
　　自然，由工人展开的没收土地的纲领把地主推向右转。然而它却把农民推向左转。自然，强有力的经济斗争把资本家抛进了维护秩序的阵营。然而它却唤起了倍受折磨和愚昧无知的工人投身于政治生活。自然，军队中的鼓动加速了同政府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是把在自由的蜜月里帮助了蹂躏者并枪杀了工人民兵的士兵置于特雷波夫的绝对指挥之下吗？切列万宁自己也感到，除了已经做过的以外，不能再做什么了。
　　他在结束他的分析时说：“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并立即补充说：“即使假定说，当时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策略。那也无关大局，并且丝毫也改变不了最终的客观结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第92页）切列万宁创立他的策略就像斯宾诺莎创立伦理学一样，用的是几何学的方法。他自己也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运用他的策略的，这自然也就说明，为什么有他那样想法的人在革命中无所建树。然而，对于缺点只在于不能运用的这种“现实的”策略能说些什么呢？对于它，我们可以借路德的话来说：“神学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不应当只是按照理性的法则去思索关于神的事情……
　　任何技艺，不管是为家庭生活服务的还是为世俗事务服务的，如果变成一种思辨方式并且不能付诸实践，这就表明它是不可救药的和毫无用处的（ist verloren und taugt nichts）。”



[1] 欧仁·苏（Eugène Sue，1804年1月26日—1857年8月3日），原名玛丽—若瑟夫·苏（Marie-Joseph Sue），法国作家。——中译者注

[2] 彼得·马斯洛夫《俄国农业问题》、帕日特洛夫《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切列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作者注

[3] 彼得·巴甫洛维奇·马斯洛夫（Пётр Павлович Маслов，1867年7月15日—1946年6月4日），苏联农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887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8年以后是取消派。1910年在卡普里学校讲课。1913年回国。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工作。十月革命后回到西伯利亚，参加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工作，后辞职，退出政治活动。在大学任教。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被驱逐出莫斯科。1946年逝世。——中译者注

[4] 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帕日特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ажитнов，1879年3月13日—1964年8月2日），苏联经济学家。1898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后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1908年起先后在圣彼得堡和哈尔科夫市杜马工作。1917—1923年任彼得格勒合作研究所所长。1931年起先后在供应人民委员会、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轻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64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5] 费·唐恩不久前在《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里也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他在立论的勇气上，至少在对待过去的事情上，是赶不上切列万宁的。——作者注

[6] 《德意志帝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第42页。——作者注

[7] 《奥地利统计手册》1907年维也纳版第229页。——作者注

[8] 波列查耶夫《俄国工人人数和成员统计》圣彼得堡版第46页和以后各页。——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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