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片山潜 -> 《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
第二章 全盛时代
当我们在日本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一年半之后，从经验上使我们确切地相信，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望的。无论是1897年（明治30年）12月1日组成的铁工工会，或是1898年（明治31年）2月中所成立的日本铁路公司的司机、司炉们的工会，其会员人数的增加都很顺利。而其次年（1899年，明治32年），在日本的工人运动史上，可以说是收获最多、最大的一年。
所有参加运动的人们，都对工人阶级伟大的前途，抱有坚强的信念；所以都以充分的勇气和热情来活动着。我们指导者之中，有两个人住在神户，就在那里他们开始了同样的运动；其中的一个，是以制鞋为职业，曾经到过美国；他是个优秀的工人阶级宣传家，现在，他还在神户从事着运动。
在东京，工人们的集会是有规则地在市内或近郊的各地方举行着，这些集会的听众，一天比一天增多。《劳动世界》的读者，也有很大程度的增加；它是提供外国方面有关工人运动的最新情报的、工人阶级唯一的机关刊物；事实上，它是一手包办工人阶级宣传工作的机关刊物。它还教育着整个的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在那时候，迫切地热望着吸收新的知识；接着，就在学到的基础上，立即行动起来。
关于合作社的问题，曾经花了半年或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公开的集会上，或是在《劳动世界》上加以宣传；因而成立了许多由各种工会的会员所组织、经营的合作社零售店。
1898年7月号的“劳动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十一个合作社零售店的报告。这些合作社所已收到的股款总额达七千六二〇圆，一个月的营业总额为七千四九七圆，社员总数是一千三四六名。十一个零售店中有一个在铁路工厂所在地的大宫，这个零售店，直到现在还存在着。
五年以前，这个合作社建造了一个大俱乐部，其中拥有能容纳一千人以上的大礼堂，这个俱乐部，现在被用来作戏院了。至于零售店，不仅对工人，就是对大宫的一般人民也给予了很大的便利。几年之后，工会虽然因失败而消失了，可是这个合作社却还存在着，并且还能繁荣地发展到今天。因为这个零售店是合作社的零售店，所以其所售的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比附近店铺中要低廉。
再把话题转回到工会吧！在这以前，我们除了不能到街上去举行示威游行和在屋外集会以外，其余各方面，比较上说，政府是没有作任何干涉的。虽然说，常发生警察驱散工人们集会的事，可是，对于我们的运动，却并没有作什么大的干涉。正相反，这一种少数警察对我们集会的干涉，反增加了刺激，使人民群众同情我们。
可是，到1899年（明治32年）1月，铁工工会在上野公园举行该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庆祝会的时候，政府对我们作了强暴而且完全不当的镇压。这个公园是归皇室管理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公园当局的许可，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已经得到了皇室的许可，可是政府却还突然下令，解散这个集会。
这种运用高压手段的禁止，是根据以普鲁士的法律作为范本的旧法律而施行的。
政府当局，虽然想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因为还没有一个适用于这方面的实际的法律，所以我们能在这几年之中，继续不断地从事于教育、宣传方面的活动；甚至于连警察方面的干涉；也被我们的宣传家们加以有利的利用了。
当时，对日本的工人来说，罢工是一种用来达到、获得他们正当要求的有效武器。而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是利用罢工这武器来达到他们的要求的。
从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来看，那幺佃农们是常常利用暴动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对领主、代官的不平的。因此，在日本，暴动对于封建时代的改革和劳动人民的发展上，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的。和这情形相同，日本的工人们，今天也在利用罢工作为改善劳动条件的直接武器。
1899年（明治32年）3月，在太田资信的领导下，瓦匠们把他们那老式的行会改组成了新式的工会。太田在这一行业中，具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并且还是这个职业行会中的有威信的指导者、工人运动的领袖。当时瓦匠工会拥有会员二千六百人。
除了上面已经提过的造船木工和石匠等的工会以外，像这样性质的工会组织还有不少。1900年（明治33年）8月1日号的《劳动世界》上，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工会组织的文章，说：
“渡船工会拥有二千名会员，他们是在五百只渡船上工作的船夫；渡船的持有人，供给他们的医疗费用和若干互助救济基金。
产业工会是东京湾中港湾工人们所组织的工会名称，它拥有四百名会员。
在码头上工作的工人们，有二个工会组织，其会员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人。
除了产业工会以外，还有两个港湾工人的工会；一个是由在船上工作的工人所组织，而另一个则是由在码头上工作的工人所组成的。前者有三千会员，后者有一千会员。”
从这篇报告中，可以知道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而且，也可以从这里见到，所有行业的工人们都已经感觉到其本身有组织工会的必要。
东京印刷工人工会采取了和铁工工会、铁路上的司机和司炉们的工会不同的战术，以努力解决其本身的问题。这个工会，从一成立起，就高唱所谓劳资利害相同的共同性。为了更明显和清楚地说明其态度；我们可以看看下列的事实。
会长一职，选的是议员岛田三郎；其理由是他们从岛田对于劳资双方来说，都是友人这一点来加考虑的。印刷工人工会为了达到它的目的起见，采取了这种政策；并且还在实际上得到了东京帝国本科教授们的热烈支持。这个工会在1899年（明治32年）11月3日于东京神田区锦町的锦辉馆中举行成立典礼时，会设了很丰盛的宴席。这个工会，据他们自称拥有会员二千人。
当时，本科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对于印刷工人工会对他们所采取的友谊态度，感到很大的兴趣；因此，就在社会改良主义这一名称之下，开始了一种改良社会的运动。这批本科的学者们，所受德国流派的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他们主张应以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基础而作点滴的改良。我们曾经和他们在公开的集会上，或是在报刊上作过激烈的辩论。工人们中间，则是大多数都支持铁工工会、《劳动世界》编辑者们所采取的态度。
从1899年（明治32年）的年初起，《劳动世界》为了讨论社会主义起见，每期设了专栏。虽然说，《劳动世界》从过去起，就曾不断地报道外国方面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只有今天我们才认为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原则来教育工人同志们的时候了。
同年11月，在大阪又有名为《大阪周报》的工人报纸出版，这个报纸明白地主张社会主义是解决工人问题的唯一方法。这报纸是大井宪太郎个人创办，并由他自己担任编辑。大井是1890年（明治23年）以前，自由党在要求设立议会和订立人民宪法当时，有名的自由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幸得很，《大阪周报》出版没多久，就因资金不足和得不到工人的支持而失败了。
1899年（明治32年）是我们的运动发展极其顺利的一年。我曾两次到日本铁路沿线的东北地区作访问旅行，第一次在春天，第二次则在秋天；两次虽然都是以铁工工会总会参事会员的资格去的，但其结果都非常圆满。铁工工会的各支部的情况也都很好，对于工人运动来说，几乎或者完全没有什么障碍存在。东京的厨师工会和横滨的家俱工人工会都是在这一年中，由《劳动世界》及其主笔的直接援助之下组成的。
当时作为大受欢迎的政策的社会主义
1899年（明治32年），对于日本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来说，是前途更加辉煌的一年。社会上一般地都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对社会的改良，抱着很大的关心。日本自由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并且也是1868年（明治元年）革命（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板垣伯爵，曾经创设了一个以社会主义的原理为基础的，名为同气俱乐部的革新俱乐部组织；并且还在工业都市的和歌山市及大宫市中，设立了教育工人和供他们娱乐之用的工人俱乐部。《东京经济杂志》的编辑兼所有人，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有名指导者，议员田口卯吉博士则热烈地主张单税论，猛烈攻击地主。
当时，大家之所以对社会改革极为关心，而且热烈地加以讨论的原因，是由于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以及资本家阶级对工人、女工们的残酷行为所激发的。现在举二三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吧！
1899年（明治32年）6月，在九州的丰国煤矿发生了有207名矿工被活埋的事；当时，矿方先去抢救矿中的设施，而不去救人，以致到后来这些矿工全部被烧死。稍隔了些日子，又发生有31名年轻的纺织女工在纺织厂的宿舍中被烧死的事；这批年轻的少女，在一天十六小时的劳动以后，就被禁闭在宿舍里面；而这些宿舍的门窗，为了防止她们逃走起见，都是从外面锁上的。发生这惨剧的宿舍，是在半夜一时起火的，那时候，这些疲劳万分的女工们根本就无法逃生；即使人从窗户中跳了出来，也不免陷于摔死或残废的境地，其余的，就完全被烧死了。此外，还因为帚川的铁桥根本没有人管理，所以在日本铁路的路线上，就有四十名工人被杀。
这些在全国各种企业中所发生的惨剧，以及其他更多的惨事，在大众之间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唤起了他们的义愤；于是就把这些事情都总结在一起，产生了对资本家们这些残暴行为的抗议。其结果就是《劳动世界》所采取的政策，广泛地得到了群众的承认。
治安警察法
在1900年（明治33年）春季的第十六次帝国议会中，通过了一项法律，并且立即实施了。这法律就是称为治安警察法的，这法律的产生，证明了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都已敲起了丧钟。因为这个法律是禁止工人阶级组织工会的。这个法律，在事实上禁止了工业劳动者和佃农们，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起来反对雇主、地主的运动。
凡劝诱他人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减低地租等运动的事，都被宣告为扰乱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后来这个法律把一切工人运动都解释成为犯罪了。
这次议会中，还通过了产业组合法；可是工人们因为治安警察法的缘故，以致竟完全不能利用这个产业组合法。
治安警察法这种强暴镇压工人阶级的特征，使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支持者，更深切地感觉到在日本必须争取普通选举权。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组织了一个争取普通选举权的协会（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这个会的会员中有不少社会上知名的人士；东京理发工人工会和日本铁路公司的工会也参加了。不过，到后来由于普通选举运动而办到的事，只不过众议院通过了普通选举法而已；到贵族院，这个法案还是被否决了。
在这期间，我们用了比在组织工会时更热烈的情绪，在工人们的集会中宣传社会主义。普通选举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可是由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镇压工人阶级的政策，给了我们的运动以很大的、足以加强信心的刺激；也就是说，这些措施使我们不得不在工人们中间从事于社会主义政策的宣传。
当时，在公开的集会上谈论有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策，比谈论有关工会、罢工和不合作等等较有言论自由。因为后者和当时日本的企业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在几年中间，逐渐地用社会主义教育了日本的工人。下面的事，恐怕是由我们的宣传所引起的最初的直接的结果。
1901年（明治34年）3月，在大宫市举行的日本铁路工会的年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称社会主义是解决工人问题的唯一的根本的方法；并且还令其执行委员会参加争取普通选举权的运动。
社会民主党
日本铁路工会所议决采取的明显的社会主义立场，以及当时其它许多的征兆，都使我们确信日本工人阶级从事于政治活动的准备，业已成熟。因此在1901年（明治34年）的5月2日，经过几星期以来在铁工工会总会中的讨论和研究之后，创立了一个名为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这同时，我们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宣言和党的纲领。这个党的发起人是幸德传次郎、安部矶雄、木下尚江、河上清、西川光次郎和我。
我们的宣言，在东京的四种日报和《劳动世界》，以及一个地方报纸上发表了。党，虽然为政府所禁止了，可是，社会主义却开始被广泛地宣传着。因为在东京四大日报上所发表的我们的宣言，传播得很广泛，所以给群众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报纸上发表这个宣言的编辑们的按语，反而使社会民主党被禁的这个问题广泛地向全国宣传开了。
这种令人兴奋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大大地激励了被禁止的社会民主党六个发起人；使他们更有劲地、热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宣传的活动。
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与政治没有关系的团体——社会主义协会。在这个协会的名义下，我们举行了社会主义的演说会；不用说，来听讲是要收费的。会员人数逐渐地但是着实地有了增加；不久之后，这些人也都开始参加了演说会。
单纯工会活动的宣传，逐渐受到了政府当局的严厉取缔和限制。可是，在当时，我们对工人政策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还是比较自由的；而且在人民大众之间，也是受到欢迎的。例如有一个小型的日报《二六新报》，就曾连载由社会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安部矶雄同志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达二星期之久。
甚而像《时事新报》那样大型的资产阶级的报纸，也发表了我们社会主义者集会的通知。其他报纸上，对于我们的集会，也在新闻栏中有所报道。一般的说，这种一看就能知道的友好态度，恐怕是出于商业的动机，想多销几份报纸吧：虽然这样，但是对于我们的宣传，却是很有利的。举一个例来说：
上面提过的《二六新报》，是我的朋友所办的报纸，曾经与我担任总会参事会员的铁工工会合作。在1901年（明治34年）的4月3日，日本四大节日之一的天长节时，铁工工会拟假座向岛公园举办工人联欢大会。这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就有大约五万人左右的工人同志，来缴纳二十钱的入场费而申请参加；其中包括有铁工工会的会员六千名。这个联欢大会虽然被政府下令禁止，但是《二六新报》却还主张举行；几经交涉之后，政府方面才同意在参加人数不超过五千名的范围之内举行，其理由是政府当局不可能动员一千名以上的警察，所以决定在这公园中举行时，参加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五千名。
《二六新报》通知说，参加的人数只以五千人为限，看谁捷足先登，因而想出了应付这种情势的计划。让这五万人之中，谁都想能先到。
这一天，可以说是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呈现着空前盛况的一天。有很多人在前一天的晚上，就到了公园中，整夜的等着。第二天一清早，在那里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限额；等到开会的时候，来参加的人已有三、四万之多。
警察的力量，在人民群众和平的示威运动前面是没有力量的。这个联欢大会中通过了要求实行普通选举、制订工厂法以及其他事项的决议。这个会，无论在哪一方面来说，都是非常成功的。日本的工人阶级，至少在这一天是实际感觉到了他们本身的力量。在这联欢大会之后一个月中间，全国各地也都举行了集会；可是，由于政府方面认为这样的集会，对于国家来说是有危险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许可再度举行联欢大会。其实，政府的这种做法，正暴露了它在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前面，感到其本身没有力量的事实。
就在社会民主党被禁之后，东京有名的，为大家所熟悉的日报《万朝报》开始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就是采用了大部份社会主义纲领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改良团体“理想团”。当时的《万朝报》中，我们的同志幸德和堺正担任着社论委员；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万朝报》此举，可能是继承被禁止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但是几年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期待是完全相反。
1903年（明治36年）秋天，正当与俄国的战争日见迫切的时候，《万朝报》采取了极端的主战论的立场；在这情形之下，幸德同志和堺同志离开了这报纸。
从演说会的成功和《劳动世界》销路的日见增加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关切，使我们感觉到有将《劳动世界》加以扩展的必要。因此，在1901年（明治34年）的夏天，我们就预告，到12月号，即《劳动世界》出版满一百期以后，就改版为日报。原来，《劳动世界》是每月出版两次的半月刊。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在工人同志之间发起了征求预订的运动，要求他们能预订一年，并预缴报费二圆四十钱；这种要求，立刻得到了反应，收到了不少订户。这样，大约经过了八个月的筹备工作以后，在1902年（明治35年）的元旦日，我们，出版了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日报的创刊号。
我们取得了自由使用铁工工会总会会所的权利，把二楼全部作为编辑部和排字间之用；我们的办公室则设在楼下前面的一室中，后面就充印刷之用。我们的日报，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所支持的；安部、幸德、河上、木下等同志和许多其他的人士也都支持我们，投寄论说稿件。至于有关报纸资金方面的事，则由我负全部的责任。在购进铅字、机器等一切必要的设备，整整花了一千美金。
这报纸整整的出版了两个月。当时，东京市的报纸，其贩卖、分送和批发等工作都是由二十一家报纸代销处负责的；他们对于我们的报纸，提出了比别家报纸高的折扣率，无法使我们接受，因而使这报纸完全不可能在每天早晨送到各读者的家中。除此以外，我们在事务方面也缺少经验，都成了形成困难的原因；尽管有工人阶级，尤其是铁工工会的热心支持和同情，也没有使我们冲破了这些困难。
同时，我本人的健康情况，也因为过度疲劳而达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为了恢复健康，我非选择一个要比东京的气候温暖的地方不可。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得已把这报纸停刊了。当然，这对我个人来说，或是对整个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如立刻停刊；以便在最近的将来复刊，另行采取其他形式来继续从事宣传活动，这样做是较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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