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德国共产主义的老卫士

　　卡普—吕特维茨暴动的失败是德国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列金想在工会直接控制之下改组政府的企图没有成功。但革命运动在德国的工业区又恢复起来了。这在莱茵地区，特别是鲁尔河流域，此外还在萨克森州都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持续了几个月之久。为了打败“鲁尔河的红军”，艾伯特和米勒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授权帝国军队的冯·泽克特将军组织国防军，这个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后来就成为复活的德国陆军的核心，二十年以后它再一次蹂躏了欧洲。

　　然而，鲁尔地区的无产阶级暴动是一个自发的运动，它并没有政治方向。所有三个工人阶级党派确实都反对冒险。他们发出了一个联合宣言，号召工人放下武器，以免和国防军冲突。威廉·皮克代表共产党签了字。鲁尔的暴动成功的希望很小。协约国的胜利了的军队已有了警惕。事实上，冯·泽克特将军主要是由于得到了胜利了的敌人的默许才能建立起国防军，而不是由于《魏玛宪法》在法律上所给予的许可。

　　德国中部的革命运动则孕育着更大的希望。海因里希·布莱德勒尔显露了头角。他不久便成为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且保持这个地位直到1923年第二次德国革命失败之后为止。布兰德勒尔不是平步青云上来的人。他的职业是建筑工人，他以一个高度熟练的工人的身份而上升到行业的上层。他年轻时，遍游欧洲各地，靠当一名中世纪式的学徒工维持生活。他曾在瑞士见过列宁，并在那里同布尔什维克流亡者一起生活过。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他就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最后，他在克姆尼茨（Chemnitz，又名卡尔-马克思城，在东德境内。）定居下来，把当地的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和政治团体。这个团体在革命爆发时，和共产主义者站在了一起。当柏林军官暴动的消息传到克姆尼茨时，当地的工人在布兰德勒尔指导下，实际上夺取了那个城镇，并准备设防守卫。他们占领了市参议会，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苏维埃），作为该镇的事实上的政府。他们把所有可能参加反革命的人都逮捕了起来，并缴了当地驻军的武器。布兰德勒尔计划向大工业城市莱比锡进军。在那里同萨克森州其他城镇的起义工人会师，然后向柏林猛冲并加以围困，因为据说柏林已被波罗的海集团军占领了。

　　正当布兰德勒尔进行他的战略部署时，一位比他更引人注意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马克斯·赫尔茨；他从萨克森高地的贫穷农民中募集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游击队。当时，柏林的反革命势力被打败了。布兰德勒尔主张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在各工业城镇建立一个强固的共产主义基地。他不同意赫尔茨的挑衅性活动，并把他开除出了共产党。但是这位萨克森州游击队首领的传奇般的声誉已经在全国各地传遍。共产党总部决定派一个代表去亲自同布兰德勒尔会晤，并把德国中部形势的第一手资料告诉他。

　　马克斯·赫尔茨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和有关他的游击活动的有声有色的记述使我着了迷。我很想见见他，并就近观察他是怎么指挥作战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已经接替皮克当了共产党领袖，他一反平常的冷淡的幽默态度，对我的浪漫主义习癖报以慈祥的微笑，并且安排了我的旅程。可是，这次我并没有见到马克斯·赫尔茨。我直到1928年才见到他；他在1921年被捕入狱，服满了七年的刑期，于1928年到了莫斯科。我在克姆尼茨倒是遇见了布兰德勒尔。

　　我同一位名叫古拉尔斯基的人一起从柏林出发；他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刚从莫斯科来。鲍罗廷就是这样把他介绍给我的。但是他更喜欢化名克莱因，装作德国人。此人在外表上或智慧上都不如鲍罗廷，他是一个典型的东欧犹太人，服饰华丽，架子十足，对自己的使命讳莫如深。尽管如此，他作为皮亚特尼茨基的私人代表，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都取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皮亚特尼茨基在20年代初期控制着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并且向各国分部发放少量的金钱。

　　布兰德勒尔和古拉尔斯基都讲德语，他们的话我是听不懂的。布兰德勒尔几乎不理睬我，但他的相貌和讲起话来好像发怒的叭喇狗在狂吠的深沉喉音，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本人就像一支叭喇狗——大脑袋，面孔宽阔结实，躯干短小有力，显而易见是个驼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建筑师的助手，曾从很高的施工架上摔下来，脊骨受了伤。心理学家说，一个人要是意识到自己身体上的缺陷，就会产生变态心理。虽然在初次见面时，我痛苦地遭到冷遇，但是后来我逐渐同布兰德勒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个人除了极度害羞之外，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他尽量靠着粗野的声音和明显的粗鲁态度来掩饰这一缺点。一个搞群众工作的人竟会害羞，这也许就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吧。

　　在最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中间还有一个驼背，这真是个少有的巧合。那就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我是在莫斯科见到他的。他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一位哲学教授。他也极端害羞——比布兰德勒尔更甚。在私人场合他很少说话。他在法西斯政权初期被捕，坐了二十二年牢，意大利解放时获释，不久就死了。长期的监禁损害了他那虚弱的身体，但吓不倒他的志气。葛兰西在考虑了克罗齐甚至在他转变成一个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之后在进步的年轻一代中仍享有很大的威望这个事实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应当加以修改，才能向那些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提供克罗齐所贡献的东西，甚至还要多得多。葛兰西留下了大约二千页的遗稿，这都是他在牢房里潜心研究的结果。这可能是到那个时候为止任何一位共产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所作的最大贡献。

　　布兰德勒尔不是知识分子。他是合乎马克思主义文献理想的工人典型——他通过自学达到高深的水平，对于自己属于一个注定要建立社会新秩序的阶级感到自豪，对于自己以及整个无产阶级都充满了信心。在20年代初期，和他一同担任共产党领导的人——恩斯特·迈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保罗·莱维，保罗·福尔利希——都是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法律、哲学、经济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对布兰德勒尔的才识有很深的印象，他就是依靠自己的才识来处理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

　　我看着他同古拉尔斯基谈话，心里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情。古拉尔斯基显然想要摆摆权威的架子。但布兰德勒尔对他并不怎么尊重；对于自己认为不重要的问题，就咆哮地说上三言两语作答。最后，布兰德勒尔才有些注意到我。他是典型的欧洲无产者，从没想到共产主义竟还可能在殖民地国家里找到信徒。我对他的态度感到愤慨，在初次会见之后怀着一种反感分了手，直到1922年，他到莫斯科来，我对他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这种感觉还未消除。又过了一年，我和他为了准备第二次德国革命便紧密地在一起工作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私交方面还不是友好的。我们之间似乎被一种捉摸不到的东西挡着似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他的害羞和我原来的反感所造成的。直到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国人很不公平地把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他的身上，并把他调离党的领导职位时，我才主动消除了隔阂。此后，他被拘留在莫斯科达两年之久。当然，经过了那场经历的刺激之后，他只好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了。后来在1929年我们又在柏林相见，可说是彼此终于见到了真心了。他原来是个最忠诚、最热心的朋友。

　　我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是私人的友谊。他更像一个学者，而不像革命家，虽然他对工人阶级社会解放事业很忠诚。假使他不献身于革命事业，他在学术界本来可以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人家要他和布兰德勒尔两人负起第二次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时，那个轻率的拉狄克就曾嘲笑他是生活在梦境中的典型的德国教授。批评是恶意的，但是说得还差不多。塔尔海默经常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缺席，但我们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他经常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里，面前总是放着一杯斟得满满的啤酒，聚精会神地在考虑高等数学里的某一个问题。但是责任感使他走出抽象概念的梦幻之乡，转而同样热心地去考虑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除了数学之外，语言学也是他专门研究的学问。他在学术界被公认为研究帕尼尼（Panini，大约公元前2～4世纪的印度梵文文法家。）的权威。除了布哈林之外，他就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最高理论家；甚至在他被开除出党之后，仍然负有这个盛名。

　　塔尔海默是我到达柏林之后不久见到的第一位德国共产党领袖。我们是在爱德华·富克斯的家里见面的，凡是不常去埃纳·莫里娜的时髦沙龙的共产党要人都以该处为聚会地点。富克斯在柏林郊区松林中的家很像个小型的美术陈列馆，也像个文物博览馆。他是收藏多米埃原画最多的收藏家，颇引为自豪。他的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专门搜集有关艺术史和文化史的书籍。每间藏书室都有其独特的风格。总的印象是相当精致幽雅，豪华而不过分。富克斯对于自己那满满的酒窖更是得意非凡。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奢靡享乐之家，它还有带一点希腊风味。当富克斯把我介绍给塔尔海默的时候，塔尔海默从一张大扶手椅子里站了起来，眼睛还端详着他那灼热的烟斗。富克斯说：他从鲍罗廷那里听到有关我的事情的时候，他认为我应当首先会见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一会儿恩斯特·迈尔也来了。他们三个人都讲英语，交谈的内容是一般性的。当时德国报纸上开始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关于印度不合作运动的消息。我的新相识都很好奇，他们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法就当时的具体形势方面给他们很多的启发。但是他们对于会见的这个印度人竟然不相信自己国家的情况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基本的不同之处，显然感到惊奇。他们对于我迫切的要了解德国的全部形势，也觉得有些意外。当我们在午夜分别时，大家已经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了。

　　此后，我们经常会面，我被邀请去参加共产党领袖们讨论有关当时革命问题的秘密会议。我从那里得益不浅，不久就能够参加讨论了。塔尔海默画了很大的工夫把讨论会的内容给我翻成英语，并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再把它译成德语。他是党的领袖。保罗·莱维还关在监牢里，布兰德勒尔远在萨克森。由于他的态度，自然使我在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都以友好、亲善和尊敬的态度对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