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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导师的遗著
（1901年9月17日）
弗兰茨．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梅．拉萨尔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年3月至1844年3月）。
一年前一位编纂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目录的资产阶级学者在《政治学手册》中刚刚抱怨说，不但完全缺少“一部详细的马克思传记”，而且也完全缺少“一套包括马克思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马克思著作全集”，并且不能设想在近期内“这项工作能由单独一个人来完成”[1]。现在我们却很顺利地一举完成这两项工作：马克思著作的科学版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详细传记。
尽管梅林在前言里说，他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只不过是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科学版本作准备工作，然而它──如果狄茨出版社答应不久为我们提供的其它各卷也是按这种精神编辑的话──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这两位老导师的著作的科学（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讲）版本了，而且就在这一场合涉及我们的马克思之处来说，它同时也是我们能够设想的最好的马克思传记。
当然，表面上看来我们见到的第1卷只收集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几篇内容完全不同而且互不相关的著作：他论述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其次是关于书报检查与出版自由，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文，还有恩格斯论述国民经济学和英国情况的两篇著作。这些著作本身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单独阅读起来固然会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然而它们对于非常细心的读者来说也始终只是一些里程碑，读者只能从这些著作中想象马克思在这一期间经历过的发展，不能弄清这些著作的内在的和外部的联系。即使根据马克思对于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学说的自然哲学加以比较时所作的努力而深入的研究，也很难直接说明这两位古代哲学大师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有什么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不清楚希腊哲学同三月革命以前的普鲁士书报检查、莱茵地区的林木盗窃和黑格尔法哲学问题怎么能够有内在的联系。
然而梅林在这本书里谦虚地用“导言”作标题插进一些论述，于是从马克思思想活动中的一些形形色色的，孤立的片段中，一个完整的、充满活力的形象、一个甚至可以捉摸到的、生动的人物就逐渐出现在我们眼前，以他为中心，所有一切同他亲近的并且在思想上经常同他交往的人──亲戚，老师，朋友，同学和战友──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物重新被人想起，或近或远地围绕着他活跃起来，我们看到他们诸位生气勃勃，在活动，在斗争，在思考，在工作，和马克思以及彼此之间保持思想上的接触，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自己特殊的精神素质和兴趣，甚至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和脾气。这一群人和我们靠得如此之近，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思考和交谈。梅林以他们为中心设计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历史场面，近景是思想和政治状况，各种时事问题和有争论的问题，各种思潮流派、党派、大学生活，著作界，资产阶级社会，官方；在远景中他概述了历史事件的一般特征，并且粗略地但清楚地把在变动和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作为总的背景。
梅林就这样把马克思生活中的思想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片断联成一个整体。他不是把马克思从他那个时代割裂开来，把他像一个陌生人、一个曾经存在的人、一个已经逝世的人那样摆在我们面前，让他用一种混乱的、令人似懂非懂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他的思想抱负和斗争。梅林使我们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置身于30年代和40年代，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活跃的生活之中，共同经历、共同体会那一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马克思在他个那个时代中战斗、成长和发展。
梅林在写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时已经显示出自己是描绘历史环境的大师。但从目前这本书来看，我们认为他在这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也许是因为这幅图画的画面较小，可以在艺术上更加细致地调色；也许是因为这幅画是以梅林对之倾注了那么多真挚的爱的一个形象为中心的。
梅林的那些“导言”所占用的篇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而且形式上看他被迫把这些导言作为单篇的、独立的、每次都是研究不同材料的片断插进来，时而描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统治权术，时而介绍希腊哲学，时而说明莱茵地区工业的发展情况，时而叙述30年代和40年代哲学和政治杂志的幸与不幸。正是由于这一情况他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使人感到吃惊。但是他也善于用寥寥数语刻划出一个形象，用有力的几笔展开一幅历史前景。他自己很少或者几乎根本不涉及次要人物、却通过突如其来地在毫不相干的地方插进一些从他们自己的信中或从另一些写给他们的信中摘来的短文的几句话，通过一些顺便写下的，却很确切的简短评语，使我们眼前立刻出现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对这个人物以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我们就很了解了。比方说卢格[2]的形象就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出现，他那喜欢埋怨的、略欠豁达的正直品格，他那热情的努力和斗争无疑激起了我们的同情，但从他身上我们也清楚地感到，他不可能在思想方面来对马克思的发展起任何值得一提的作用。
我们在近处多次遇到布鲁诺．鲍威尔[3]，他的精神力量无疑是令人敬佩的，但我们本能地感到他是不可信赖的，我们认为，他尽管比周围的人高出一头，但是同有着火一般热情的、还不太成熟的，内心还有矛盾的、正在寻求和探索的青年马克思相比，却是一个侏儒。
如果梅林不使我们完全进入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之中，我们怎么能和非常正直的老科本[4]结识呢！他以青年人的热情颂扬弗里德里希大帝，把他当作现代启蒙思想、希腊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政治艺术和一切可能存在的道德和天才的体现者！然而我们对于他本人和他在思想上对马克思的影响有很好的了解，并且愿意紧握他那真挚的手，因为他把心爱的著作献给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创立者。然而被梅林从历史文献的废墟中第一次发掘出来的科本的形象不过是一颗人造的珍珠。
但是梅林用最丰富的色彩着意刻划的是老马克思的形象。德国工人阶级恐怕是在这里第一次对自己的伟大的先驱的父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正如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这位卓越人物的聪明智慧、他的清晰的思想和端正的品德引起我们的仰慕，他成了我们热爱和尊敬的朋友。
马克思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状大起来的，他们就这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烈地吸引了我们。我们与那个时代柏林的思想领袖们交往，深深地关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命运，我们和这一群青年黑格尔分子一起为反对伪善而斗争，我们参加《莱茵报》编辑部同科伦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和受难的编辑们一同迁往巴黎，我们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德法年鉴》的创办，预感到将会发生新的问题，出现新的前景。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这样一个人的传记理解为他的精神生活的全部丰富色彩和整个成长过程的再现，那么梅林──就他在第一卷中研究的那一段时间来说──也就提供了完满的马克思传记。一切有可能对马克思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个人的和社会的、伦理的和科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每一种都充分地得到了考虑。梅林决不试图根据传记这个词的传统意义来撰写一部传记，他决不试图用倒叙的方法来“说明”已经发展成熟的马克思，正是这种情况保证了每一种因素都得到了它应有的那一分考虑。他的作法刚好与传统相反，他从头开始再现尚未成熟的、正在成长的马克思，他只逐步指出表明马克思的每一次思想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突出部分，让整体本身去对读者产生影响。而正是我们从书里对这个时代和这个人物的描绘中获得的和谐的印象，正是我们在注视和了解马克思的成长时产生的满意心情，提供了说明马克思发展的具有“充分根据的”保证，保证一切都像梅林所阐述的那样、并在那种程度上共同构成了这个伟人的一生。
马克思有一次（目前我们无法查找这句话的出处，它肯定是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某个脚注里）说过，决不能用向过去追溯一个事件的原因的办法，而只能用以过去为起点再现一个事件的办法来检验对于这一事件的解释是否符合唯物主义。马克思就是这样再现法国二月革命和拿破仑政变并从而说明这些事件的。现在梅林也就是这样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把马克思本人当作德国思想史中的一个光辉事件而加以再现的。而且由于他在这样做时在历史哲学观点方面也忠实地遵循马克思，从人的环境来说明人，从历史来说明环境，从经济史来说明政治史，所以梅林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书是学生向导师的最崇高的敬意的表现。
我们也不知道，除了刚刚提供给我们的这本书外，还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科学”版本。从作家和他的时代出发去阐明每一件思想作品是科学性的最高准则。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所有现在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一方面同他个人的发展有联系，另一方面也同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的思想流派和社会状况有联系。梅林用两种方式来解释每一篇文章，首先是具体地说明材料本身，其次是说明它与马克思及他那个时代的联系。例如对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在这里同时看到的是一篇希腊哲学史简短的、但是概括而精辟的叙述，直到它以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作逻辑的结局为止，还有一篇德国哲学发展的叙述，直到它达到与上述各希腊学派的共同点为止。最后还从上面涉及的那些题目角度对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本身作了评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每一次既了解到所涉及的问题对于马克思和他那个时代具有的意义，也了解到马克思为那些问题作出什么贡献。结尾时，梅林又在每一篇发表的文章的后面，用简短的形式对该题目有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给予全部必要的指示，并写了文章的题解。
不过梅林出版的这本着作并不是官方的、传统的、学究意义上的“科学”版本，随便举例说，不是像瓦格纳编辑和科扎克书店出版的洛贝尔图斯著作那样的“科学”版本。梅林的版本根本没有教授先生的那种自吹自擂和厚颜无耻的毛病，这位教授在他所谓的“经济社会主义方面的李嘉图”的著作的前言里除了说他的这个李嘉图是一个伟大的经典作家以外，只字不提他的著作，他的时代，他的重要意义，却啰啰嗦嗦地向广大读者讲述他自己在搜集遗稿时的苦恼以及他与出版方面的竞争对手鲁道夫．迈耶尔[5]和摩里茨．维尔特[6]的争吵，他表现的如此粗俗，使读者感到厌倦，恨不得一挥手把妨碍他去读原著的编者推到一边，这种编者就像一个笨拙的侍从一样，他不把我们引到他的主人那儿去，却把我们拦在前厅听他讲那些废话，说什么他早上如何如何没有把主人的皮鞋擦好并因此受到申斥。
梅林的解释和马克思的文章融为一个整体，使人根本没有感到它是另外一篇著作。一个作者完全溶化在另一个作者之中，评注和它的对象结合成了一本书。而这本书教会我们去理解马克思和热爱马克思。德国工人阶级可以为首先献给他们的这部著作感到骄傲，这本书以大师的手笔描绘了他们的最伟大的导师。
二
我们早就从《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自己后来发表的言论中大体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这个不知满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来说，费尔巴哈从人道主义角度对黑格尔所做的修正是“一次启示”，并且推动他去构思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作为从事经济实践的人，通过对英国社会状况的观察而受到激励和启发，他们同时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门。不过我们对于这一内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的内在发展过程的各个细节和大的脉络的认识，从来没有像梅林出版的这本书给我们介绍的那样清楚。
在进一步分析了现在提供的材料之后，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到1844年出版《德法年鉴》和与恩格斯在思想上发生接触为止）同时存在着两条彼此独立的线。一条线是继续不断的内心危机，表现为寻找“真理”，具体说，就是寻找解决思维同存在、物质世界同思维过程之间的哲学矛盾的方法。另一条线是同实际世界、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时事问题和有争论的问题的一系列接触。马克思评论书报检查、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的文章，以编辑部名义就摩塞尔河沿岸葡萄酒酿造者问题发表的文章以及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都属于这一类。这些著作对于马克思的发展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他在老问题上通过不断接触德国实际存在的困苦而对社会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几年以后他就对这一社会写下了死刑判决书；在这些问题上他认识了后来他的哲学思想像闪电般射入的那一园地[7]。当年同马克思共同信奉黑格尔的伙伴鲍威尔、施特劳斯[8]、费尔巴哈没有走出抽象的思辨哲学的领域，而马克思却锻炼成实践的战士了。由于同德国实际保持生气勃勃的、不断的接触，他后来能够在费尔巴哈完成了使人摆脱抽象对人的精神重压这一工作以后立即就以此为依据而把“对于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9]”并且提出这一问题：“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那里呢？”[10]
第二，他在这样不断地接触实际的时事问题的时候，每次都痛切地认识到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缺陷，这就促使他重新去研究和探讨主要的问题：一个总的观点，从它出发，可以对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切局部问题提出协调一致的解释和统一的解决方法。
梅林说得对，马克思在他计划为《莱茵报》撰写但是没有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即关于农民的地产分析这一纯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恐怕不会再同黑格尔的观点和睦相处了。其实，他在这以前论述实际问题时，就已经摒弃了这种观点。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锐利武器固然使他在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时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然而在这里为他效劳的只不过是辩证法即思想的方法；至于说到观点本身，即实质性的态度，那么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为出版自由和为贫苦农民在森林里自由拾柴的权利辩护时，与其说是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中引伸出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正像梅林自己说的那样，首先是马克思对“贫穷的、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群众”的深深的、真诚的同情，是这颗“心”促使他早在唯心主义阶段就进行斗争，并且决定了他的立场。
我们认为，目前发表的著作所十分清楚地表明的事实非常重要，而且恰恰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经历了我们自己队伍中的所谓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这种“批判”的主要倾向（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是肢解马克思的学术体系，排除至今恰恰构成它的主要支柱的那些因素：通过客观的必然性进行历史的论证，通过经济分析进行科学的论证。据说，单纯凭经验观察到剥削的事实即“剩余产品”，就足以成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基础，只要意识到分配的“不公正”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合理的。
事实证明，马克思自己早在40年代初就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剥削的事实，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他也已对法国和英国的原始形式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好的了解。例如他关于林木盗窃的阐述就是前者的证明，当《莱茵报》同奥格斯堡《总汇报》就共产主义进行争论时，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向奥格斯堡《总汇报》发出的训诫则是后一点的证明。1842年10月马克思写道：“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11]
按照现在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或者──从学生追溯到老师那里──更确切地说，按照在“社会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观点，这些前题已足以为工人运动提供论据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显然还没有能使这个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转向社会主义。在同一篇论述共产主义的文章中马克思表明自己在1842年底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意向。
他作为该报的主编写道：“《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12]
由此可见，对那些蠢材来说，“经验的事实”已足以使他们去进行一种平庸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笨拙改名工作，但它们却不能使 天才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因为还缺乏普通概括性的、有成效的观点、缺乏用来建立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坚如盘石的基础。马克思必须通过另一条道路来达到这一点，这只是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一场论战之后才有可能。
现在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经历过的内心危机的三个重要界标：1837年11月10日卡尔写给他父亲的、令人惊奇的长信，几年前已经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但是现在同马克思整个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才充分显示它的重大意义；其次是在这卷书里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最后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从这三篇文献中看到，马克思以不同的形式探讨意识与存在的统一这个问题，寻找对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道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元论的统一的解释，并取得了一些不同的成果。显然，在他没有亲自参与揭示这种一元论之前，他是不会找到它的。
从后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来看，我们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研究法学并且正是在这一方面作了最重要的研究哲学的尝试，这一情况是特别有利的。其它的黑格尔分子几乎是一味死守在神学的思辨领域里，也就是说死守住抽象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却一开始就在无意之中接触到物质的社会生活的最近、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即法。法的确在许多地方如此清楚地暴露出隐藏在自身中的经济核心，以致连在其它方面没有传染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家有时也不得不对整段整段的法律史作出纯经济的解释，巴塞尔的阿尔诺德教授在60年代研究中世纪城市所有制时就是这样的。
马克思在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生时就开始了第一次内心的斗争，他对于整个法学领域从哲学上作了批判性的说明。当然，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可能使物质的法学和形式的法学结合起来，因此，这一宏伟的计划失败了。马克思在失望之余转向纯粹的哲学，我们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看到他力图解决自然哲学中的同样的问题。
对于整个法学领域作出统一说明的任务虽然没有解决，却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迹。社会的存在形式问题仍旧是他的主要问题。费尔巴哈刚刚完成他在哲学中的“政变”，并且使迄今受到自身思想肆无忌惮的虐待的人重新以血肉俱全之躯登上王位，并且把作为尘世和天国的独裁者的权力交给他，这时马克思立即用这个新获得的尺度回头再去研究他的第一个大问题──法哲学，也就是社会的存在形式。对于费尔巴哈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如果说费尔巴哈把人从人本身的哲学幻影中解放出来，那么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解放作为社会的受压迫和受虐待的成员的人呢？
一眼就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作为普遍的国际性学说、作为历史理论、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作出回答。
马克思从新的立场出发，从无数光彩夺目的、接二连三咆哮奔腾而来的辩证的结论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胜利的一个演绎的图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结尾部分说：“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它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它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3]
马克思在1844年初是这样写的。这下他倒霉了！他因此犯了一个错误，50多年以后他的那些从他那里受益的学生还要为此同他算账。这就是他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演绎法，他先验地预见到社会主义胜利和斗争的必然性，而不是简单地以“剩余产品”及其“不公正性”这一经验事实为依据。
相反，只是在演绎法的照耀下，他才对一切所有的“经验事实”有了新的看法，只有在他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根阿莉阿德尼线[14]时，他才在现存社会日常事实的迷宫中找到了这一社会的发展和灭亡的科学规律的道路。
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它是科学的，它就像闪电一样射入资产阶级社会中这块无产阶级的园地，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本身在它历史地形成的同时也带来了充分的、唯一的真正“科学的”合法证书，说明它必然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与此同样，梅林为我们提供的这本关于马克思学说创立的第一阶段的著作同时也是这一学说的合法证明书，这一学说产生的历史真实性的证明书。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同意梅林的这句话：“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根源就意味着揭露“战胜”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根据的。”[15]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的图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会再一之向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保证，马克思的思想将不顾种种软弱无力的“战胜”它的尝试仍旧证实自己是炸毁资产阶级社会并且把“德国人”解放“成为人”的那种强烈的闪电。
发表于1901年9月17日《前进报》第21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130－141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1] 卡尔．迪耳《政治学手册》修订第2版第5卷，1900年耶纳德文版第707页。──编者注
[2]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编者注
[3]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4] 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1808－1863）──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佛教史专家。──编者注
[5] 鲁道夫．梅尔曼．迈耶尔（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俾斯麦的反对者，90年代为《新时代》杂志撰稿人，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以及《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的作者。──编者注
[6] 摩里茨．维尔特（1849－1916以后）──德国政论家。──编者注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编者注
[8] 大衛．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编者注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编者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页。──编者注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编者注
[12] 同上，第133页。──编者注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5页。──编者注
[14] 出自古希腊神话的比喻，指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编者注
[15] 弗兰茨．默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费迪南梅．拉萨尔遗著1923年柏林和斯图加特版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 3. －1844. 3. ）第11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