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摘录）
〔意〕莱·巴索
1969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四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我们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卢森堡的学说。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前面的叙述已经驳斥了右派经常发表的指责罗莎·卢森堡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说法；现在我们还必须驳斥另一些批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还有其他方面提出的批评，也就是驳斥“自发性神秘论”这种谴责，驳斥低估党的领导作用、低估对革命斗争的自觉领导这种谴责。大家知道，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有过多次论战，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关于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的可能性，还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分裂的各派是否联合的争论。然而从理论角度出发，我觉得关于党一阶级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关于自发性的作用问题的争论最为重要。这尤其是因为，这一问题还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首先是对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批评联系在一起，即批评他们忽视了及时组织自己的派别，后来又迟迟不从社会民主党或者从战争中产生的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从而对于战后的重大事件在组织上没有准备。这里我们想研究关于“自发性神秘论”的谴责。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找出根源的话，我们就不是严肃地研究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列宁对自发性的批判的理论基础包含在《怎么办？》一文中：“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1]列宁这种从外界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输入阶级觉悟的理论是来源于考茨基的[2]，这是关于启蒙的灵感的理论，但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灵感。我们不必花很多笔墨来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点，提一下《宣言》[3]，《哲学的贫困》[4]，《国际章程》[5]就够了，注释中引文用的段落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是自动上升成为阶级和组成政党的，而对于通晓马克思思想的人来说，这就是提高到具有阶级觉悟：只要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这些理论家就不过是空想主义者，而当无产阶级终于达到了组成政党的成熟阶段时，理论家就只需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可见，理论家只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可见自觉性决不是从外界灌输给无产阶级的，相反，理论家是根据无产阶级的经验得出他们的理论的。至于这些理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思考的工人，这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只要他们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就同一这个阶级化为一体了。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并且当然要通过自觉地对斗争进行思考而获得阶级觉悟，这对于马克思说来是重要的。此外，只要提一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尤其是它的第三条，就足以弄清楚，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是不能从外界接受教育的（否则，谁来教育教育者呢？），由于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觉悟只能通过实践，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是通过另外一个人的实践而形成，只能通过斗争、行动、经验而形成。当然不是整个无产阶级同时提高到同等水平的觉悟；最先进的，最觉悟的部分致力于把其他的无产者提高到他们已经达到的水平。这一最先进的部分，最觉悟的战土，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是这样说的），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他们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他们的任务是与其他的无产者作斗争，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斗争，阶级斗争有哪些更为深刻的原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有哪些永久性的利益。
因此罗莎·卢森堡这样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众所周知，阶级斗争不是一种发明，不是社会民主党自由创造出来的、可以由它随意地自动地用于一定时期的东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在社会民主党之前产生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一起在欧洲兴起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首次把现代无产阶级引向阶级斗争，不如说是阶级斗争唤起社会民主党的诞生，以便使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片断的阶级斗争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内在联系。”[6]在这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中可能包含着什么样的发展和什么样的矛盾，这是很清楚的。根据考茨基和列宁的论点，在自发性与自觉性之间存在着可以说是机械的矛盾，后者被看作是从外部来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持续异化的危险，觉悟分子和群众分裂的危险，这种分裂可能成为党和群众之间、领导和基层之间的分裂。列宁始终能避免使这种分裂变成现实，这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领导艺术，由于他经常乐于体会群众的感情和愿望，并且尽可能加以考虑。不能否认，在他的理论和党的领袖由于这一理论而产生的心理状态中含有这种危险，他死后发生的事件以十分令人痛心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7]。相反，在这方面由罗莎·卢森堡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却认为，自发性-自觉性的关系并不包含矛盾，而是一种辩证的过渡：自觉性从自发性产生，它又在不断的教育过程中克服自发性；这种关系避免了破裂，因此群众和政治积极分子之间，阶级和党之间，基层和领导之间产生一种循环，它不仅朝一个方向转（自上而下输送自觉性），而是朝两个方向转，因为自觉性本身是从自发斗争的经验中产生的，并且从其中汲取营养。
当我们谈到自觉性形成的“不中断的过程”时，我们不是说，这个过程就象自然界的产物那样，象一个腺体产生分泌液那样按照过程本身的“有机”概念而自动进行。实际上，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过渡总是意味着一种质变，意味着象罗莎·卢森堡着重指出的那样逋过自我批评辩证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意味着在思考的因素中克服直接性的因素。只要提一下罗莎·卢森堡关于工人运动的矛盾性质的意见（她认为，在当前社会范围内进行改良的日常斗争的因素和最终目的——即用革命来改变这个社会——的因素是同时存在的）就足以使我们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自发性一自觉性的关系中存在着相同的、内在的紧张状态和相同的辩证法。人们必须看到阶级一党的关系中存在着相同的辩证法，而罗莎·卢森堡在批评列宁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正是“与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分子”的拙劣提法时肯定是有道理的。她又说：“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一术语仍旧可能表示一种异化的观点。——巴索注）有联系，而它就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也就是上面阐述的那种意义的内在运动。——巴索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8]
罗莎·卢森堡认为这种辩证过程的两个因素，即自发性和自觉性、群众和党，是始终存在的，并且正确地认识到二者的关系。“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最有教养的、最有阶级觉梧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不能也不应当以听天由命的态度袖手等待‘革命的形势’出现，等待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上掉下来。相反，社会民主党必须始终如一地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力图加速它的发展。”[9]我们已经在另一处地方引用过这一段。在同一篇文章中，罗莎·卢森堡认为群众斗争时期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任务是：“提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确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使无产阶级现存的和已经解放出来的、得到证实的权力的全部总和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时期都成为现实，并且在党的斗争立场中表现出来，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就其坚决性和明确性而言，决不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是超越这一力量对比，这就是群众罢工时期‘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10]
可见不容置疑，对罗莎·卢森堡来说还存在着一个自觉领导斗争的问题，总方向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方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无产阶级统一的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是通过社会民主党表达出来的因素，所以它必须受以下条件的限制：“首先是受历史情况的限制，因为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行动决不能从虚无产生，而是只能作为历史的因素产生，用罗莎·卢森堡的一种说法来讲，只能作为‘历史的因素’产生”[11]；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同意适应“规律”，也就是说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适应真正的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才能使自己的决议获得胜利。[12]此外，这个方向还要得到无组织的、没有觉悟的、在事件的自发推动下行动的群众的同意，如果党脱离了群众，它提出的口号群众不听，在人民心中得不到反响，这个行动就注定要失败。但如果党恰如其分地解释历史过程，并且对继续发展采取正确态度，如果党经常与广大群众接触，加强群众自发的斗争潜力并加以引导甚至激发，却又决不允许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分裂，那么群众行动实际上就会成为真正的人民运动，革命就会胜利前进。
但是为了使党和群众之间，或者领导和基层之间不。出现分裂，党的领导不应仅仅限于提出口号的任务，而必须首先千方百计说明这些口号的原因和目标，把真相告诉群众。群众不能单独行动，因为“海洋，永恒的大海（始终蕴藏着）一切潜在的可能性：风平浪静和狂风激浪，最可鄙的怯懦和最热烈的英雄主义。群众始终是它根据当时环境必须成为的那个样子，它又随时都会突然变成和它现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样子”[13]。群众必须受到领导，不过要依靠说明真相：在这一点上，也就是关于真相的革命作用及其在领导一群众的关系中的必要性问题，罗莎·卢森堡是非常严格的。“没有比幻想更损害革命的了，没有比明确地、坦率地说明真相更有益于革命的了。”[14]因此：“如果要争取最广泛的无产者阶层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性群众行动，而且如果社会民主党要在群众运动中真正掌握并保持领导，从政治意义上支配整个运动，那么社会民主党必须懂得，十分明确地、彻底地和坚决地给德国无产阶级规定即将来到的斗争时期的策略和目标。”[15]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自觉的教育过程，才能促进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自我教育，也只有这样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现代无产阶级经过历史考验后的情况（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比）完全不同。它所犯的错误同它的任务一样重大。没有已经规定好的、一劳永逸的有效公式，没有不会犯错误的领袖给现代无产阶级指出一条必经之路。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教员，它的自我解放的艰难道路不仅是由无限的痛苦、而且也是由无数的错误铺成的。无产阶级行程的目的，它的解放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善于向自身的错误学习。自我批评，毫无顾忌的、严格的、深入到事物本质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维持生命的空气和阳光。在目前的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堕落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人类的不幸。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不愿意衡量这种堕落的深度，不想从中学习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失败。”[16]罗莎·卢森堡于1904年在反对列宁的集中制原则的论战性文章结尾写下的名句的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就很清楚了：“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和有价值得多。”[17]换句话说：如果领导与群众之间没有鸿沟，如果他们之间正如我们所叙述的那样存在着固定的、辩证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群众凭自发的冲动师行动起来，并且在党的帮助下理解了这一冲动的原因和目的，那么即使行动失败，即使犯了错误，也会是有教益的错误。可是如果群众是接受命令，或者只是在领袖认为合适的时候受到号召，那就会缺乏辩证的关系；这是一种分裂，一种向布朗基主义的倒退，[18]在这一点上布朗基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不号召群众经常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而只是按照密谋计划动员群众支持领袖们的决议，在实行这种密谋时既不和群众发生任何接触，也不让他们知道。[19]我们知道，罗莎·卢森堡自己根据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驳斥了孟什维克关于列宁有布朗基主义观点的谴责，但是我们所阐述的关于自发性问题、组织问题和自上而下的领导问题的意见分歧基本上保持不变[20]。
在组织问题上与列宁的争论据说是特别热烈的，列宁利用一切机会抨击罗莎·卢森堡把组织看成一个过程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罗莎·卢森堡在1904年反对列宁的论战中写道：“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条件完全不同。它在历史上是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斗争任务。组织、觉悟和斗争在这里不象布朗基主义运动那样，是可以机械地和暂时地分割开来的不同的因素，而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除了一般的斗争原则以外，根本不存在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训练新兵那样教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去付诸实现的那种现成的、预先制定好了的详细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建立组织的斗争过程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变化不定的。”[21]罗莎·卢森堡这种观点当然包含着一个危险，即在基本上正确的展望的范围内丧失了认识必要的区别的能力。当然阶级觉悟是在斗争过程中，也就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组织结构也发生变化，受到改造，适应了运动中的新情况：因此反对僵化的、闭锁的、静止的组织的论战，反对把组织当作目的本身的冷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应当过分低估组织的因素，不应当主张，有了群众的具有创造力的目发性，组织形式也就可以取消了。卢卡奇的这一看法是对的：罗莎·卢森堡非常敏锐地看到关于组织的传统概念的局限性——这种概念谈到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是错误的，因此罗莎·卢森堡在清楚地认识组织问题这一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她把组织问题从抽象的孤立中解放出来，把它放进历史过程的整体之中，但是当她这样做时毫无疑问犯了错误，她有时排除了党和组织的中介作用而去理解群众斗争，或者至少是大大低估了这一因素。不过应该正确地承认，罗莎·卢森堡依靠这种观点能够认识无组织的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她是第一个能够认识新组织形式的价值的人。在这方面季诺维也夫的证明是很有特色的：“我想起1906年在库沃卡拉列宁的小套间里同罗莎·卢森堡的争论，当时她在我们的第一次革命失败之后过着一种流亡生活。罗莎·卢森堡在着手写一篇从理论上总结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的文章，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她第一个懂得，我们1905年的苏维埃就已经意味着什么，而当时这些苏维埃还刚刚处于粗具规模的阶段。”[22]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在理论表述方面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提不出很严重的原则性指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她与列宁相反，有时倾向于过高地评价自发性的因素；列宁的言论有时不够严谨，但他的实际领导能力，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是他人望尘莫及的。因此人们不能说罗莎·卢森堡有一个独特的“自发性理论”，尽管她有时表现出对群众的自发的首创精神过分信任，正如弗莱希特海姆最近所写的那样，在她看来，群众就象是艾森施坦导演的电影《波将金号装甲巡洋舰》中敖德萨的群众那样[23]。不过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形势的反应：对工会职员的已经成为运动发展的障碍的“官僚主义和狭隘观点”的反应[24]；对要群众具有“更加消极的遵守纪律的品德”这一无理要求的反应[25]；对经常存在的这一危险的反应；党的干部自认为“首创精神的当仁不让的体现者和地方党组织生活的领导的当仁不让的体现者”，并使党员们仅仅成为执行机器[26]；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基本上保守的”作用[27]的反应；以及普遍地对领导方面实行的一整套制动，仲裁和投降的政策的反应。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条件下，群众行动毫无疑问意味着对掌握着机构和组织的官僚主义稳定性起破坏作用的因素，它是能产生新的斗争方法和更加先进的目标的唯一源泉。罗莎·卢森堡完全理解革命领导的价值，这可以从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一她实际上属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革命领导人——从来没有低估过领导的作用，并且她在为战后时期新的革命的国际准备提纲时强调了必要的集中制领导，因此她受到李卜克内西的批评，偏偏是李卜克内西出来反对卢森堡，而为群众的自发性辩护[28]。
罗莎·卢森堡立场的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就她低估组织的因素这一点来说是受到批判的）是已经提到过的，这就是忽略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左派的派别组织，实行分裂太晚以及从而在战争爆发后建立一个自主性的党也太晚。毫无疑问，如果党的多数派的政策是投降政策，并且因而也就是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的政策，那么为真正的、战斗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一个派别、甚至建立一个自主性的党就是必要的。但是为了精确起见，必须说，这样的态度那时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相矛盾的。实际上拿列宁作比较意义不大，他在一个刚刚建立的党内从事斗争，这个党最重要的干部都在流亡中，它还没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相反，在罗莎·卢森堡于1898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时，这个党已成立了三十五年之久，并拥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它一直把工人阶级的统一作为一项成就加以称颂，并且被大家看作工人阶级的“这个”党。任何分裂的企图都会以前所未有的失败而告终，这不仅是由于一切工人阶级组织固有的惯性，而且首先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方面以及精神方面特别强大。甚至建立一个派别也是困难的，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是由于多年来在社会民主党内恰恰是左派坚决维护党的纪律以反对右派，而右派在实践中是违反党代表大会决议的。
尽管如此，从1913年初，由于在罗莎·卢森堡、梅林和卡尔斯基·马尔赫列夫斯基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份用胶版印刷的杂志《社会民主党通讯》，派别组织的基础已经产生。但是党的维持团结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对违反纪律的行动的担心是如此强烈，以致在1914年8月4日之后，也就是说在党的领导践踏了党代表大会最庄严的决议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轰动一时地突然转变方向之后，在罗莎·卢森堡为一份拟议中的抗议声明征集签名时，除了她自己外，只有两人签名。[29]在这三个人之中没有卡尔·李卜克内西，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缺乏必要的勇气，而是因为他当时认为，违反纪律的行动恰恰会使他与群众隔离开来，而他在以后采取行动时是要指靠群众的，在群众面前必须以党员身份出现。[30]也有另一些有威望的、严格地受纪律约束的同志出于这种原因拒绝了这一违反纪律的想法，他们按道理说一定更加有理由拒绝分裂的想法了：“我们在采取这样的行动方式时一刻也没有想到党的分裂。”这个事件的一位主要人物最近这样写道。[31]毫无疑问，罗莎·卢森堡和她的同志们对党和国际的分裂所采取的慎重态度也是从他们的总的政治观点产生的：人们越是倾向于把重点从领导挪到基层，从领袖挪到阶级，就越是强烈地感到需要一致性和同质性，因此如果需要分裂，那就又要把重点更多地挪向领导方面。由此可见，原则性和历史性的原因共同起了推迟分裂的作用。但是人们不能说，罗莎·卢森堡没有认识到在一定时刻实行分裂的必要性，并且没有朝这方面努力，[32]尽管她一直认为必须与群众保持接触，必须从基层的决裂开始实行分裂。因此，对这个问题仅仅从原则上作出判断可能是很困难的：人们不能抽象地谈论派别或分裂，因为人们在政治行动中判断执行一个特定行动是否合适，尤其是判断这个行动的时间和方式时，要取决于非常多的因素。我们在结束这一问题时要说，列宁否定群众能够自发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因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高度发展的觉悟水平，这是正确的。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不如说是承认领导的必要性，但是在实践中低估了它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她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认为，她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种领导因素不能仅仅属于领袖们，把群众排除在外并且凌驾于群众之上，因为没有群众的自发参加和直接经验，要提高阶级觉悟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力量是达不到的。领导和自发性决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因素，而是一个合题的两极，这就是说，没有群众的经验就不能培养领袖的才能，而领袖的才能又是成功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是有一个条件，即领袖要依靠这种才能不断地深入了解群众的觉悟。
现在应当考察一下罗莎·卢森堡对1917—1919年间在俄国和德国发生的革命的具体态度。
我们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意义是怎样评价的，并且至少指出了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证明她对俄国革命发生。兴趣是有道理的：
（1）从十九世纪末年起她就注意到俄国革命的革命特点，并且认识到世界革命的火星可能在俄国爆发；
（2）在1905年革命期间她已经强调了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就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来说，资产阶级既没有成为革命领导者的力量，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意志，只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担任这个角色：
（3）与此同时，她也认识到由无产阶级创造的新武器即苏维埃的革命价值，苏维埃与简单地参加议会不同，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不会把革命的阶级精神禁锢在一个在旧制度范围，内成熟起来的机体之内；
（4）最后她一再指出俄国革命的伟大的国际主义价值以及这一革命同欧洲无产阶级、首先同德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害关系，德国无产阶级必须从俄国革命中为自己的革命斗争获得新的推动力。
从俄国革命第一阶段（1917年3月）起，罗莎·卢森堡就以极大的热忱注视着这个事件并且预言了它的重要发展，这是理所当然的。1917年4月她在给马尔塔·罗森鲍姆的一封信中写道，俄国事件对她的影响正如一帖“延寿剂”，并且“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福音，——她补充说——我担心，你们对此没有予以充分的估价，没有充分感觉到正在那里取得胜利的是我们自己的事业”。虽然革命才迈出第一步，建立了李沃夫公爵的临时政府，但是她预言说，革命会对全世界发生影响并且扩散到整个欧洲：“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33]同一时期她在给这个女友的信中写道：“考茨基当然除了用统计材料来证明俄国社会状况对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成熟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幸亏历史早就不是按照考茨基的理论处方发展了，因此我们抱着最美好的希望。”[34]
考茨基与罗莎·卢森堡之间的对立观点同时还反映在两派的报纸上。他们两人都是自己的派别的理论家；一派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在哥达党代表大会上（1917年4月6-8日）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而形成独立的党，另一派是“斯巴达克同盟”——它也属于这个新建的党，但是遵循一种自主的政策与思想。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只看到三月革命对和平可能有所贡献，却没有预感到它会向社会主义发展[35]，而罗莎·卢森堡在四月就已经写道，对沙皇的胜利“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微弱的开端”，她补充说：“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一般的反动性和他们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或迟或早，必然会按照不用避免的逻辑规律，从他们暂时向前推进了的坚决的自由主义立场向后倒退”。这篇文章中还说：“争取和平的行动在俄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只能以一种形式展开：作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作为在国内争取政权的斗争。这是俄国革命今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前景。它远远没有结束它的工作，而只是演出了一个序幕，随之而来的将是为实现和平和无产阶级的彻底纲领而进行最强大的阶级斗争。”[36]在布尔什维克遭受七月挫折之后，罗莎·卢森堡仍然相信俄国革命要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8月她在《斯巴达克书信》上写道，“新的联合内阁由于内在的逻辑发展迟早必然要让位给一个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就是说，让位给事实上和形式上的无产阶级专政”[37]。
因此她以极大的喜悦心情祝贺十月革命这个如此受人盼望的事件，她认为国际革命的发展应该从这里开始。“在政治方面您和我的情况肯定是一样的。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每一份新报纸，以便看到来自彼得堡的消息，但是仍旧弄不清楚。可惜列宁的拥护者要在这种可怕的混乱中并且在西方群众漠不关心的情况下维持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尝试已经是划时代的了。”[38]西欧群众的冷漠态度正是使罗莎·卢森堡伤心的地方。这证明了整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它已经丧失了国际主义的思想，同时也丧失了任何革命热情。她和整个斯巴达克派同他们形式上加入的那个新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论战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从1917年4月起，罗莎·卢森堡已经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认为在德国进行一次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得不反对军国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权力），她认为工人士兵苏维埃可以成为人民和革命权力的工具，“如果——只要无产阶级是革命的！”[39]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德国无产阶级缺乏这种革命觉悟，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和教育的结果，它患了“官僚主义痴呆症”，已经深入骨髓了。[40]
但是，她被十月革命激发起来的合理的热情从未损害她的独立判断。[41]这尤其是因为如果人们不想机械地规定照搬俄国经验的话，那么把革命扩展到德国无产阶级方面的可能性要取决于解释另一种历史情况——也就是德国的情况——的能力。因此不仅。必须及时认识俄国革命不可避免的错误，而且也要及时认识那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的是必要的迁就，在那种情况下这些妥协肯定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成为另一种性质的情况下的模式。人们只能用这把钥匙来理解罗莎·卢森堡的著作的真正意义[42]：她不可能打算从布勒斯劳的牢房规定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必须找到的那种实际解决办法，但是她努力阻止把这些在俄国完全合理的实际解决办法当成所有人的教条。监狱里的孤独生活肯定会加强罗莎·卢森堡这种内在的、想弄清楚阶级斗争条件的需要，而这种想弄清问题的努力可能使她把问题大大简单化并从而改变现实的数据。在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的批评肯定是能成立的，他谴责罗莎·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是“过高地估计俄国革命纯粹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是既过高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所能够具备并且事实上已经具备的外部的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内在的明确性和成熟程度”，与此同时“低估了在阶级之外的非无产阶级分子以及无产阶级本身内部的这种思想的力量。”[43]
以上译自莱利奥·巴索《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196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109-125页。
（苏冰娴 译 殷叙彝 校）
时隔三十五年，今天读到（当然要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读）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些论述，谁都不免会赞叹不已和无比佩服。在革命的任务这个问题上，她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布尔什维克也立刻提出了完整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作为夺取政权的目标，不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由此树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宣布为实际政治的当前纲领。”[44]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按照无产阶级革命多数的意愿和意志，也就是本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45]“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力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46]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象考茨基和——从相反的立场出发的——列宁及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因为它是整个阶级的专政，而不仅是一个政党的专政。
这里再一次表明了卢森堡和列宁的老矛盾。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说，卢森堡就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所作的阐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然而这些原则仅适用于马克思一直设想的那种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即那种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在象1917年的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这种落后国家根本不具备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里取得胜利的革命，这种革命能够保障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最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和“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47]社会主义只有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创造能力和亲身参加才能成熟，“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48]——罗莎卢森堡的这些论述固然都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的俄国，大多数无产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儿乎毫无准备，有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而且国内战争也正烽烟滚滚，她的这些论述难道行得通吗？特别是当国际无产阶级这样软弱无力而俄国又处于孤立状态的时候行得通吗？罗莎·卢森堡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写道，“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因果之链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它的出发点和终结是：德国无产阶级的不起作用和德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的占领。如果还打算期待列宁和同志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魔法召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49]这些话已经包含了对罗莎·卢森堡的一些批评（例如批评他们当时解散了国民会议）的回答。毫无疑问，假使布尔什维克曾经屈从于自己在其中处于少数的立宪会议，那他们是不会搞革命的，而是会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二者无论如何都不是罗莎·卢森堡所希望的。而且据德国同志们说，她以后在这一点上看来已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因为在1918年11月和12月那些火热的日子里，她坚决反对召开德国的国民会议而支持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政权。[50]
即使可以肯定，卢森堡以上述方式所作的批评是违反需要一个高度集中制政权的那一时刻的历史现实的，但尽管如此，下述结论也还是能成立的：这一批评的精神不但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身上有，而且在每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身上也必须有。假使罗莎·卢森堡当时曾和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或者假使她能够成为一场成功的德国革命的领导者，那么她的具体考虑问题的才能肯定会迫使她采取在这以前不久她不会预料到的一系列暴力行动和中央集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在1918年月至1919年1月之间的表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反对盘踞在各个角落的阴险敌人的革命处于成败攸关之际的斗争中，她无疑不会在采取严酷措施面前却步。[51]然而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这些措施的例外性，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要使群众参加政治和民主达到最大程度，任何时候都没有忽视向群众讲明真象和汇报革命行动的义务。这种例外的统治制度实际上是以尽快创造民主生活条件为目的的发展路线上的例外。因此，她在结尾批评他们将偶然的行动方式理论化并把例外当成了行动的规则，这看来是她对布尔什维克最尖锐的批评。“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他们把被迫采取的行动当成自愿做的好事，后来把他们被这一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地给自己制造了麻烦，把自己真正的、无可反驳的历史功绩掩盖在被迫犯下的过失之下。同样，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认识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武器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他们曾为国际社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并受过苦）帮了倒忙，因为那些谬误归根到底只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辐射……他们不应当打算造成奇迹。因为在一个孤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场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革命，会是一个奇迹。重要的事情在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性区别开来。”[52]将俄国革命的纯属独特的经验提高成“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并最终将它规定为普遍有效的公式和信条——列宁死后变得极为明显的这种倾向充分证明，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它揭示了一种现实的危险。此外我们还认为，以下的观点是以一种正确的估计为基础的：不仅让国际社会主义接受十月革命所体现的无比丰富的积极成果，而且还让人们把那些“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当作“新的认识”来接受，这是“给国际社会主义帮了倒忙”。我们还坚信，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可以大大有助于努力克服当今工人运动所犯的这些错误。
她把这些错误的根源解释为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这当然也是正确的。同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一样，她认为一次俄国革命能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但“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完全取决于国际事件的。”[53]在世界革命未能发生的情况下俄国后来能够独自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丝毫没有减弱卢森堡的论证的有效性，而她的论证在下述一点上同列宇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在孤立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留给布尔什维克的唯一的可能性——实际上要求他们比正常情况下付出更多的牺牲，更多的鲜血和更多的眼泪，责任不应仅仅由斯大林承担，还应该并且首先应该由使俄国陷于孤立之中的国际工人运动承担。这是卢森堡著作中的又一个有效的结论。她是凭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作出这一分析的。
或许没有任何一个人象卢森堡那样，对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和对各国斗争的密切联系有如此清楚的认识。[54]当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已经走上日益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的道路时（后来它继续走这条道路），罗莎·卢森堡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国际主义事业。这不仅因为她既属于俄国和波兰的、又属于德国的工人运动，也不仅出自地对全人类的近乎宗教性的热爱，[55]而且还基于她自己的研究。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精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策，指出它构成了一个到头来包括一切国家的统治阶级在内的国际关系的严密网络。同样，她确切指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能只在各个国家内部的真空中进行。她对历史进程的观点使她得出了上述结论。把握住每一单个瞬间的全部影响和全部后果，然后将此一瞬间纳入整体范围之内，而只有在整体范围之内，每一单个瞬间才能被真正理解——这就是她的历史进程观的目的。
我们知道，自1905年革命起，她一直坚持认为德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是相互影响的，她还坚持认为必须使这两股工人运动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因此，有一点她是不会忽视的，即俄国革命与之搏斗的那些惊人困难首先应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这个党多年来极力窒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力，利用德国无产阶级的盲从使他们不关心俄国革命并放弃自己对俄国革命的积极支援。[56]罗莎·卢森堡全部努力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德国革命，以便结束这场大屠杀并团结俄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来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1917年4月，也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七个月以前，她把俄国革命的爆发看成一桩“福音”，并写信告诉她的女友玛尔塔·罗森鲍姆说，“正在那里取得胜利的是我们自己的事业”，“来自那里的消息”必定会“扩散到整个欧洲”，“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57]5月她又写道，这是“第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过渡革命，它必将影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它正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它任何地方，都只能通过革命的道路来见分晓！”[58]她在1918年1月指出：遗憾的是，“除了意大利无产阶级作过一些勇敢的努力之外，俄国革命被世界各国的无产者抛弃了”。[59]而在1918年9月，即在她写那篇死后才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的同时，她在结束《俄国的悲剧》一文时写道：“席卷俄国的悲剧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后方举行群众起义，作为以国际革命结束民族残杀的信号。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拯救俄国革命的荣誉，这同拯救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是一回事。”[60]
几周之后革命就爆发了，战争结束了。同年11月9日，罗莎·卢森堡被释放出狱；18日，她担任了斯巴达克同盟机关报《红旗报》的领导工作，开始在该报大力展开宣传，激发人民大众起来斗争。
要想从革命战略的立场出发来评价罗莎·卢森堡在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的活动，这在今天也还是很难的。因为尽管她在党内同志中威信很高，她仍未能贯彻自己的路线，并且成了她曾徒劳地努力制止其发生的那些事件的牺牲品，
革命的性质是她进行分析的出发点：这纯粹是一次政治的，因而是旨在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呢，抑或也是一场社会的、旨在推翻这种阶级统治的革命呢？她的回答是明确的：[61]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帝国主义则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正常表现形式。因此，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之间进行选择，而关于这种政策，她在尤尼乌斯小册子里曾经写道，它将导致专政和新的世界大战。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这些后果，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障人类民主地、和平地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十分明显的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虽然部分地追随了帝国主义政策，但它却是唯一不负任何直接责任的阶级，同时又是必须承受战争的后果与牺牲的阶级，它为反对这种战争而进行的斗争已越来越强大；因此，它有权去争夺政权。
于是继革命的性质问题之后，立即又出现了政权问题，如果革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并且应该具有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政权就必须彻底转到工人手中。11月9日和10日，国家机器的最高司令部土崩瓦解，皇帝退位了；政府辞职，并将对公共事务的领导权交给了社会民主党；军队打败了，正在撤退；大资产阶级为自己应负的责任担心，不敢立即抬起头来。相反，在那些日子里，涌向街头的劳动大众实际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当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样做当然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国内战争，却会立即促使人民大众为巩固政权而进行战斗。但是，被帝国主义战争搞得声名狼藉并自己也应对国家负责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坚决反对这样的发展，并企图利用人民的胜利为自己谋利。他们于11月10日同独立社会民主党所达成的妥协，是后来事态发展的关健。[62]实际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有能力不否认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这样他们就避免了和人民大众的深切渴望发生矛盾，尤其是避免了和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所领导的非常激进化的柏林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可是他们却打算让未来的国民会议去实现这种渴望，从而拖过了革命暴风雨的最危险的时刻，赢得了必要的时间来巩固他们为挽救旧秩序而同一切保守势力所结成的联盟。他们就是这样反对立即宣布建立社会共和国的，虽然他们自称建立这种共和国乃是他们党的目标；他们就是这样拒绝将全部权力交给工人士兵苏维埃的，说什么那样做会违背民主原则。由于接受了这一妥协，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能够象本来能做到的那样有利地利用时间，却使革命的高潮实际上停滞不前。
这样就在11月10日产生了一个新政权，它包括作为临时政府的人民代表委员会，由三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和三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哈阿兹、迪特曼和巴尔特）组成，艾伯特和哈阿兹为主席；还包括作为执行机构的执行委员会，它由工人士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成员由两党各出六名代表组成。并有各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及柏林士兵的十二名代表参加，但该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未作明确规定。这个执行委员会事实上仅有少许或者完全没有任何实权，而政府是唯一真正拥有权威的。但是，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同官僚，军队及全国所有保守势力保持着联系并获得它们的支持，他们在政府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另一方面，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里并没有认真地进行反对，该党代表巴尔特在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反对工人委员会的问题上反而站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一边。两年前在俄国曾导致苏维埃推翻临时政府的那种两权分立的状态（“两个政权并存力“），在德国很快就以对政府或对其中的一派有利的情况结束了，而这一派能够左右局势到这样的程度，即将任何改革都推给将来的国民会议去实行，并懂得如何创造条件使这个国民会议几乎没有任何一点革命的危险性。[63]
然而在11月10日以后的那几周里，问题仍燃未获解决。罗莎·卢森堡的态度当然是鲜明的，她支持工人阶级政权而反对国民会议。[64]
不过罗莎·卢森堡在想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时，她没有把夺取政权简单地设想为一场政变：照她的设想，必须是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尽可能是它的绝大多数来接管政权。[65]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就同必须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赞成革命意志的问题，也就是同斯巴达克派必须切实有力地取得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密不可分了。然而尽管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们因其英勇的反战态度而广泛受到爱戴，上述前景离实现却仍然相距甚远，要获得对一个具有悠久组织传统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如果不向他们中间输入大批中层干部以真正地动员和领导广大群众，那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层干部都受党组织的约束：在柏林是受独立社会民主党及其由“革命工长”所代表的左翼的约束；在德国其它地区（除极少几个城市外），绝大多数都受老党的约束。于是，取得工人阶级内部领导权的问题就变成了斯巴达克派何去何从的问题，是作为自主的派别而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还是另建独立的党呢？
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吉希斯都更倾向于前一种办法：罗莎·卢森堡不信任那种脱离群众的革命极端主义，担心搞突袭和冒险，相反，她相信群众有通过斗争受到教育的能力，希望能在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同他们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罗莎·卢森堡反对分裂，这常常被人批评为是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诚然，没有一个及时创建起来的，有自己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党，这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然而问题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它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并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党；直到1913年，它一直都是由欧洲最有威望的政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领导，就连列宁也尊敬他），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分裂是极为困难的，而且总是只能意味着将同群众断绝一切联系。因此从1914年以后就在思想上置身于党外的斯巴达克派实际上等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刻，在党的两位主席之一、胡果·哈阿兹和被看作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卡尔·考茨基的领导下实行了一次深刻的分裂。如果从这个在柏林（但不是在群众普遍忠于艾伯特和谢德曼的社会民主党的德国其它地区）工人中占多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再进一步分裂出来，那就要冒在斯巴达克派周围形成一种真空的危险，而正是在这一时刻，他们最需要的是有可能对群众讲话，以便在斗争中领导群众并且对培养群众的革命觉悟发生影响。如果原则不能化为行动，那么捍卫这些原则的纯洁性也就毫无益处。
不来梅的革命派小组没有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他们并未因此就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如果斯巴达克派当时没有继续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他们能在该党的追随者中间进行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那么他们的情况很可能也会如此。只要还有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左翼工人争取过来参加革命斗争的一线希望，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吉希斯就认为分裂是一种错误，因为它意味着将革命的可能性大大推迟，更何况斯巴达克同盟（它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战争期间均在狱中）的组织实际上还不存在呢！这与俄国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那里的分裂首先是在流亡的领导人一级中进行的，而且俄国若干年的相对平静曾使他们能够推进自己秘密的组织工作。
年轻的斯巴达克派成员们的急躁心情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继续留在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里这一情况，使得分裂出来并建立新党即德国共产党的想法到12月得到实现。可是还在该党在从2月30日至次年1月1日于柏林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以前，战略上的分歧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如所周知，罗莎·卢森堡深信，群众的革命教育只有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完成，而这种教育又按其发展程度反过来大力促进斗争并吸引新的工人阶层。所以，她反对靠纸上谈兵或凭党的领导人的决议制定的革命计划。她警告性地指出，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已经开始的革命进程才能达到高潮即夺取政权。
因此，她一方面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无产阶级为要实行专政必须反对维护资产阶级秩序并通过工人士兵苏维埃亲自接管政权；但同时她又指出，“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和他们自己的机关即工人士兵苏维埃之间的经常的、生气勃勃的相互作用，人民群众的活动”才能“使国家充满社会主义精神”。[66]她补充说，斗争将是不容易的，长期的和付出许多牺牲的。“作为剥削阶级的最后一个后裔，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在惨无人道方面，在毫不掩饰的厚颜无耻和卑鄙下流方面，都超过了它的所有先辈。它将用自己的坚齿利爪，用它在殖民政策的全部历史及最近这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酷毒辣的方法，保卫它最神圣的东西——利润和剥削特权。它无所不用其极地反对无产阶级。它将煽动农民来反对城市，它将蛊惑落后的工人阶层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它将依靠军官们制造大屠杀。”[67]她自己就已亲身感到了大屠杀的威胁；她知道，她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的最受反动势力、尤其是政府中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憎恨的人。1918年11月18日，在给她的朋友盖克夫妇（他们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的唁函里她这样写道：“我们大家都处在盲目的命运支配之下。就连我，或许不久也将被送往彼岸——可能会吃埋伏在四面八方的反革命所射来的1粒子弹。这种可怕的念头倒是对我唯一的安慰。”[68]
但并非所有的同志都是象她那样想的。头一个矛盾立刻就在新党是否参加国民会议选举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了。罗莎·卢森堡是第一批表态反对选举立法国民会议的人之一，但在甚至连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接受了政府关于支持国民会议的论点之后，再也无法论证应该阻止选举了，她就明确地宣布支持参加选举。因为她相信，选举斗争将提供一个向群众阐明新党的立场并赢得新支持者的机会，而国民会议的讲坛也将是从事宣传的大好讲坛。这种论点是过去马克思和列宁在反对主张弃权的极端主义时所捍卫过的治点，也是符合罗莎·卢森堡的长期战略的论点，根据这一战略，选举斗争乃是革命成熟过程中的一个要素。
然而新党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参加建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都反对受到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吉希斯支持的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六十二票赞成不参加选举，赞成参加选举的只有十五票。罗莎·卢森堡对代表们强调指出，不能和俄国的形势相比，不能和被苏维埃政府批准而又解散了的立宪会议相比，因为在俄国已经有了一个共产党的政府，而在德国还存在着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政府。可是代表们却认为，“现在不是进行选举的时候，必须以群众罢工和机关枪来继续进行反对国民会议的斗争”。[69]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观点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有些作者强调说，罗莎·卢森堡的激烈文章与她在党的领导集体内部所采取的慎重态度之间存在着矛盾，殊不知这里所涉及的乃是两种不同的行动场合，但都符合她的战略。就外部而言，她必须时刻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战斗意愿的程度，这个政府已经成了所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工具；但在应该领导群众去采取行动的党的领导集体内部，却必须认清现实的局势，认清实际力量对比，认清根据可能性来掌握行动的必要性。
尽管她相信群众，尽管她有乐观的估计，但她此刻深知不能以暴力反抗政府，尤其是因为政府在柏林以外保持着地盘，举行起义没有任何基础，她就更加反对任何操之过急的起义了。社会民主党政府撤销了艾希霍恩（他是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的柏林警察局长职务后，柏林工人对这一挑战报之以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这时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吉希斯明确表示反对任何采取暴力斗争和举行起义的计划。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这两位党的领导人虽然也赞同这种观点，但在和"革命工长"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柏林领导人一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还是接受了来取行动的建议，并同意成立一个以格奥尔格·累德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保尔·肖尔茨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弗勒利希写道，罗莎。卢森堡获悉李卜克内西的态度和自作主张的行动之后，曾和他激烈地争论过，并指责他践踏了党的纲领，而这一纲领是五天前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决定的。[70]
现在方针已定，群众已经发动，“盲目的命运”也已经作出了决定。她虽然反对举行起义，反对挑拨（故意挑拨煽动的破坏分子对这次挑拨大概也起了很大作用），但她却无论如何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岗位；马克思曾写道，共产党人要置身于群众之中，要帮助他们懂得“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斗争”。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诺斯克已经将国防军调来柏林组织镇压，在杀害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的要求已公开登在《前进报》上，甚至公然贴到墙上以后，罗莎·卢森堡仍然想留在群众之中，以便加速成熟的进程。[71]因此，历史学家罗森贝格说罗莎·卢森堡身上还有小资产阶级“重体面的思想”的残余；[72]但我们认为蔡特金和卢卡奇的论断却更为切合。他们认为，罗莎·卢森堡直到最后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使她未能离开群众，她不同意群众所采取的行动，但因此就更有理由必须努力提高他们的觉悟了。[73]
1919年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骑兵军官们逮捕，并在转送监狱之前就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的尸体被扔到了运河里，几个月之后才被找到。利奥·约吉希斯获悉他们的死讯之后，在他给列宁的信中这样写道：“卡尔和罗莎尽了自己最后的革命义务。”[74]几周之后，约吉希斯自己也被逮捕并遭到同样的不幸。
在结束对罗莎·卢森堡思想所作的分析时，不能不提一下她的人格——一种非比寻常的人格。在谈到她的人格时有人说过，在她身上“最快活的儿童的快活，最温柔的妇女的温柔，最严肃认真的男子的严肃和思考力结合在一起”。[75]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在别处再有机会加以分析。
这里，我们只想再多说几句，就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作一个总结性评价。多少年来，除去少数例外，她的著作在工人运动的争论中仅在两个极为相近的问题上被当作工具运用。社会民主党只用过她的几篇著作，主要是两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俄国革命》，而且是用它们来表明她是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是鞭笞无产阶级专政并热情捍卫民主的——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愿我们已经成功地阐明，罗莎·卢森堡正是目前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就是说，她亳不调和地反对任何一种同资产阶级民主及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却不以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和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其每一项行动的目标的社会主义政策[76]。共产党一般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即：列宁从来没有错误，他是一贯正确的，因此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进行的每一次论战，他在每个概念上都是错误的，她的功绩仅在于她逐渐地接近了列宁主义的真理。今天我们深信，列宁首先是一位极其伟大的、无与伦比的革命领袖，为了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他善于发现并利用一切战略的和策略的可能性；然而，他的理论的局限性也在于此，因为偶然的论战常常迫使他把在策略上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历史上却是十分有条件的决定阐述为绝对的真理和样板。因此，如果不将列宁的著作放到他当时采取行动的历史现实中去阅读，就有犯重大错误的危险。列宁是按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采取行动的，而罗莎·卢森堡则是按当时德国和波兰的实际情祝采取行动的，他们的矛盾有些正应归之于此。其中有一些我们已经谈过了。这里只需要指出，就连罗莎·卢森堡的局限性也是与她的那些积极的品质密切相连的。这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她对于人性的热爱，她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深厚感情，她对于作为精神顶峰的善的追求，还有她对阶级社会的憎恨以及历史的创造，所有这一切都赋予她一种卢梭式的乐观主义和对人类天性的信任，而这两者都曾不时地影响过她的政治判断；另一方面，她那敏锐的天才的理解力以及她那深刻的分析（凭借这种分析，她发现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社会那些最隐蔽的内在关系，不管它们是何等的千变万化）使她具有一种——就连马克思自己也曾有过的——倾向，去过高地估计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实际作用，于是想以自己的远见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并且低估了那些她预见到将要消亡的非资本主义因素，她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原因也出于此。[77]
考茨基在他写的罗莎·声森堡传略的末尾说：“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罗莎·卢森堡和她的朋友们大概将永远占有突出的地位；然而在这一历史中，他们仅仅代表一个已经达到自己终点的阶段。”[78]我们的观点则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正是到了现在，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失败和教条主义危机的发生，才真正开始了罗莎·卢森堡的方法和思想能够而且必须接替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历史时代，因为为了既反对曾使西方国家多数无产阶级彻底投降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反对否认必要的中间阶级而想搞“此时此地”的总体革命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主义，卢森堡关于日常斗争和最终目的的综合论述对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对于罗莎·卢森堡，正如对于曾经同她作过多次论战的列宁一样，也必须按照她一贯表现的那样来重新观察和评价：“一位无与伦比的宣传家，一位令人难忘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和领袖。”[79]
以上译自莱利奥·巴索《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
196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133-148页。
（白锡堃译）
[1]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译者注
[2] “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产生的。”（卡·考茨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修正》，《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年第1册第80页）考茨基对列宁思想的影响恐怕比通常认为的要大，而研究这一关系会是很有意思的任务。不 幸，正象我们已经断定的那样，考茨基没有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考茨基对辩证法不熟悉。——莱·巴索注
[3] 即《共产党宣言》——译者注
[4] 参看马克思起草的《工人调查表》的导言（发表于188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评论》，现收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9卷第632页注释154。——译者注）。马克思在那里生动地谈到工人：“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同上，第633页。 ——译者注）罗莎·卢森堡所理解的自发性从根本上说是与马克思在《宣言》中谈到的工人阶级的历史的主动性（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密切相关的。——莱·巴索注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译者注
[6] 《危机》。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102页。——莱·巴索注
[7] 今天，以斯大林主义造成的蜕化为背景来重读列宁的那些受到罗莎·卢森堡批判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见，可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里列宁把“官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对立）当作革命党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列宁选集》第1卷第 492页。——译者注）。——莱·巴索注
[8] 参看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89页。——莱·巴索注
[9] 《群众罢工》。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1卷第199页。并参看：“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们的任务不是被事件拖着走，而是自觉地走在事件的前面，展望发展的方向，并通过自觉地行动缩短发展，加速它的过程。”（罗莎·卢森堡《半官方的理论》。见《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669 页。）——莱·巴索注
[10] 《群众罢工》。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1卷第183页。并参看《下一步怎么办？》。见《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09页：“但是，如果说最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本身已经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外部斗争形式的令人喜悦的创新，并同时以极其有力的方式开始了争取普鲁土选举权的群众斗争，那么游行示威——这应当归功于党的首创精神和领导——又给党提出了一定的责任。面对党所发动的群众运动，我们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说明党怎样设想领导已经开始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莱·巴索注
[11] “至于群众罢工在德国的实际运用，那要由历史来作出决定，就象历史在俄国已经作出决定那样。社会民主党及其决议固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只不过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群众罢工》。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1卷第145页）。“革命当然不能根据命令来制造。而且这也决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党的责任只是，在任何时候都勇敢地‘说明现状'，也就是说，使群众明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宣布政治行动的纲领和根据形势提出的口号。至于在这以后是否以及在什么时候接着进行革命的群众起义，社会主义必须满怀信心地把这个问题留给历史本身去操心。如果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完成了它的责任；它就作为解放形势中的革命成分的强大因素而发生影响，并且促进了群众行动的兴起。”（《刻不容缓的当前问题》。见《斯巴达克书信》1917年8月第6期，载于《斯巴达克书信》1958年柏林德文版第366页。）——莱·巴索注
[12] “迄今所有的革命的历史给我们指出，强大的人民运动远不象警察和官方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所谓的‘领袖’或‘党’的任意的、有意识的产物，而不如说是完全自发的、凭自然的力量而实现的社会现象，它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阶级特点。社会民主党的产生哲时还不能使这种事态发生什么变 化，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也不是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指定规律，而是相反，要使自己服从于阶级斗争的规律，从而使送个规律为社会民主党服务。”（《第三次》。见《斯巴达克书信》第275页）1968年5月的法兰克福事件可能是罗莎·卢森堡的论点的一个例子。——莱·巴索注
[13] 1917年2月16日给玛蒂尔达·符尔姆的信，《致友人的信》。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1卷第47页。“大海，永恒的大海”一语出自海涅的诗。信的其他内容清楚地表明，罗莎·卢森堡不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反而认为，政治领袖不是根据群众的情绪，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制定自己的策略，这是必要的。——莱·巴索注
[14] 《纲领》。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187页。——莱·巴索注
[15] 《群众罢工》。同上，第1卷第199页。——莱·巴索注
[16] 《危机》。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21页。——莱·巴索注
[17]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同上，第3卷第105页。一莱·巴索注
[18] “这是把密谋思想移植到工人运动的心脏，是搬用布朗基主义思想来说明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按照这一思想，如果在关键的时刻有必要，社会主义者就把群众‘召唤出来’，正象在舞台上，当需要配角来使主角的表演更加完美的时候，就把配角喊出来一样。”（1905年6月4日的信，载于《战地消息》1931年波兰文版第11-12号。）——莱·巴索注
[19]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88 页。——莱·巴索注
[20] 但列宁于1922年列举罗莎·卢森堡的“错误”时没有提到所谓的自发性的信念，后来（似应为“在这以前”。——译者注）他却如此坚持卢森堡有这一错误，这是很有意思的。——莱·巴索注
[21]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88-89页。并参看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5年）。——莱-巴索注
[22] 《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演说集》。——莱·巴索注
[23] 奥·弗莱希特海姆《〈俄国革命〉导言》19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15页。——莱·巴索注
[24] 《群众罢工》。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1卷第220页。——莱·巴索注
[25]
[26] ③[26] 同上，第222页。——莱·巴索注
[27]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92 页。——莱·巴索注
[28] 参看李卜克内西对罗莎·卢森堡所准备的提纲的评注（“‘纪津’太多，自发性太少”）。见恩·迈耶尔《关于尤尼乌斯提纲产生的历史》，载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5年第2期第420页。——莱·巴索注
[29] “战争爆发了，从第一天起卢森堡同志就献身于反战宣传。她希望聚集一批经过挑选的德国同志来共同进行工作。首先她认为必须由一些、哪怕也许由少数在工人中有声望的人签署一份宣言。梯什卡（约吉希斯）立即断定这是没有意 义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罗莎一起作了一次尝试，但只有七人应邀在她 家聚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其中只有两人，即梅林和连施是党的重要成员。后者答应签名，但后来又撤销了。宣言只能由卢森堡、蔡特金和梅林签署，这是没有意义的，计划就只好放弃了。”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回忆罗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载于《共产国际》第3期。——莱·巴索注
[30] 出于同样的原因，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8月4日遵守纪律而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虽然他在党团会议上曾表示反对。1914年12月2日在第二次表决时，他才决定不受纪律约束。——莱·巴索注
[31] 参看埃·科洛蒂《从〈斯巴达克书信〉看社会民主党内左翼激进派和斯巴达克派》，载于《弗尔特里内研究所年刊》1961年第16页（“保尔·施温克在回忆当时少数派的一般意见时承认，在他们的行为中没有一刻出现过分裂党的思想，因此问题只涉及在党的范围之内，怀着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来改变党的方针 的希望进行活动。”—-莱·巴索注
[32] “在战争期间，（我试图）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党组织的团结，而罗莎·卢森堡却宣传分裂”（卡·考茨基《随笔》）。此外她为她的朋友的小组（当时称为"国际”小组，后来称为“斯巴达克同盟”）起草的提纲里也包含必须分裂的思想。应当肯定，关于罗莎·卢森堡没有导致分裂的批评是事后的批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批评。——莱·巴索注
[33] 《致友人的信》。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1卷第157页。——莱·巴索注
[34] 同上，第161页，罗莎·卢森堡也许是暗指考茨基的文章，《俄国革命展望》， 1917年4月6日《新时代》第35年卷，1916-1917年第2册第1期。——莱·巴索注
[35] 参看上引科洛蒂的文章第66页。——莱·巴索注
[36] 《俄国的革命》。见《斯巴达克书信》1917年4月第4期，载于《斯巴达克书信》 第303页。一一菜·巴索注
[37] 《刻不容缓的当前问题II.无产阶级专政》。见《斯巴达克书信》1917年8月第 6期，载于《斯巴达克书信》第355页以下。——来·巴索注
[38] 引自《罗莎·卢森堡致弗兰茨·梅林的信》。见《国际》1923年2月1日（VI， 3） 第69页。参看1917年11月24日致路易莎·考茨基的信，在这封信中她谈到俄国革命时说它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行动”，“俄国革命的道路永存。”（《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莱·巴索注
[39] 《复活节的两点福音。见《斯巴达克书信》1917年5月第5期，载于《斯巴达克 书信》第350页。——莱·巴索注
[40] 参看上引科洛蒂的文章第70页。——乘·巴索注
[41] 阿尔图尔·罗森贝尔格写道：“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逝世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因为这两位人物是一种有科学论据、尊重现实状况、却又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体现者……但是首先，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共产党的领柚决不会被人错误地利用为俄国国家政策的工具。他们拥有足够的威信，可以拒绝1921年以后的所谓的列宁主义。如果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活得长一些，也许能避免使坚定的德国社会主义成为俄国农民政洽的附庸并从而使之瘫痪的那种灾难性的发展。”（《魏玛共和国史》第62页）毫无疑问，随着德国的领导集团（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和约吉希斯）的逝世，特别是由于罗莎·卢森堡的去世，唯一能在国际规模上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平等交往的人也消失了。 ——莱·巴索注
[42] 这涉及到一份关于俄国革命的未完成的手稿，这是她在监狱里的最后几星期写的，也许她并不打算出版，保尔·列维为手稿加了这样的书名，《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由他1922年于柏林出版并写了序言。——莱·巴索注
[43] 格·卢卡奇《对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批判>的批评意见》。 ——莱·巴索注
[44] 《俄国革命》。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116页。
[45] 见《国民会议》一文，原载1918年11月20日《红旗报》，现载《罗茨·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2卷第606页。
[46] 《俄国革命》，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139页。
[47] 《俄国革命》，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134、136页。
[48] 同上，第136页。
[49] 《俄国革命》。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140页。
[50] “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体现为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它本身任务的阶级特性的标志就是应当执行这一任务的政治机构一工人协会、即城乡无产阶级代表机关的阶级性。
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已经过时的遗产，是没有内容的空壳，是关于‘团结一致的民族’、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时代的必需品。
今天，谁抓住国民会议不放，谁就是有意无意地将革命掩回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谁就是伪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一个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国民会议》，见《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 “是国民会议还是苏维埃政府？这就是工人士兵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事日程，当前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提出来的。要么是国民会议，要么是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苏维埃。要么放弃社会主义，要么就全力以赴地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殊死的阶级搏斗。这就是应作的抉择。通过议会道路，通过简单的多数决议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只是一种田园诗般的计划；遗憾的是，这种空中楼厢式的异想天开既没有顾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更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是国民会议还是工人士兵苏维埃？》原载1918年12月12日《红旗报》，现载《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2 卷第640页）。
[51] 在德国革命的烈火中写成的斯巴达克同盟纲领里，卢森堡这样讲道，“必须不遗余力地用铁拳逐步粉碎所有这些反抗，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来对付货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斯巴达克同盟想耍什么？》政治性小册子，无原发表出处及日期（1918），现载《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164页。）
[52] 《俄国革命人见》。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140—141页。
[53] 《俄国革命人见》。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108页。
[54] 和她一起进行过多次战斗的拉狄克同志写道：“罗莎·卢森堡不仅扎根于波兰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她同样也扎根于德国的工人运动，她对国际工人运动有深切的了解，对法国的和英国的社会主义问题都很精通，所以她是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性的代表。我们失去了她，不只是失去了德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领袖，同 时也失去了一位帮助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有所理解的最杰出的人物。”（见前文所引拉狄克的著作，第25页。）我们多次提到过约·彼·奈特尔的传记，他在最后曾以数页的篇幅论及罗莎·卢森堡的“极端的、教条主义的国际主义"（附录2，“民族问题”），并在结尾指出.她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好地把人们通常对民族所保持的忠诚转而用来对待工人阶级，“罗莎·卢森堡比任何人都更加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当作社会关系体系的核心并彻底粉碎民族的旧框框，就这一点而言，她的贡献是无出其右的。”（见约· 彼·奈特尔《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事业》，第829页。）
[55] 罗莎·卢森堡在1917年2月16日从狱中写给玛蒂尔德·武尔姆的信（见《致友人的信》第49页）中这样写道：“我感到我在整个世界上，凡是有云彩和飞鸟以及人的眼泪的地方，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拉狄克谈到过“卢森堡的这种吸引着与她发生接触的每一个人的伟大人性”（见前文所引该著者的著作，第26页，而亨里埃特·罗兰一霍尔斯特则把它称之为“充溢在她的性格之中乃至与它化为一体的那种自发的对共同性的感情——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类，即对受着苦难的众生以及欢乐的并且懂得欢乐的众生都感到息息相通”（见前文所引该著者的著作，第41一42页）。
[56] 见被认为是梅林所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一文（原载《下巴尼摩报道》，现载《斯巴达克书信》第5页以下），该文抨击了“动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工会的全部组织力量，支持正在作战的政府，利用这一力量来遏制革命力量力”；并请参看E ·克洛蒂所著《左翼激进派及斯巴达克同盟》（见前文所引该作者的著作，第16-17页）。
[57] 《致友人的信》第157页。
[58] 见《复活节的两篇献辞》，原载《斯巴达克》第5期，现载《斯巴达克书信》第409 页。
[59] 见 《历史的责任》，原载《斯巴达克》第8期，现载《斯巴达克书信》第409 页。
[60] 见《俄国的悲朝》，原载《斯巴达克》第11期，现载《斯巴达克书信》第460页.
[61] “消灭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两点，而且独致只有这两点才是当前革命的历史课题。”（《开端》，原载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现载《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2卷第594页）。
[62]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由不同意德国牡会使主党的战争政策而又早已被该党领导机关宣布为置身于党之外的社会主义者在哥达党代表大会（1917年4月5 日至8日召开）上成立的，这个新党的右翼是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组成的；其极左翼是斯巴达克派，他们留在党内，保持着派别自主权，但却颇为犹豫且有 内部争论；象哈阿兹和累德堡这些人，则是中间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井不是革命的，而是中派主义的；但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进行战斗的柏林工人及其领导人却采取了革命立场。
[63] 关于当时德国的权力斗争，请参看赫·埃·弗里德伦德尔的论文《革命权威的冲突：1918年11月至12月的临时政府与柏林苏维埃》，载《社会史国际评论》，1962年第2期第163页以下。
[64] 请首先参看《国民会议》和《是国民会议还是苏维埃政府？》这两篇文章，原载 1918年口月20日及12月17日的《红旗报》，现载《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 第2卷第603页及640页。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国民会议意味着加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则要求工人阶级通过代表本阶级的机构掌握政权。
[65] 正如奈特尔所正确指出的，不能将罗莎·卢森堡的民主观同形式民主的观点相混淆，认为她主张必须首先取得多数，然后才能过渡到采取行动。相反，卢森堡坚信行动具有一种能使人们觉悟的力量，所以多数必然是在革命斗争中才能形成的。因此，夺取政权是进程的终点，少数派的革命斗争是这一进程的第一个前提，通过斗争而形成多数派是它的第二个前提（见前文所引该作者的著作，第712页）。
[66] 《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见《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2卷第162页。
[67] 同上，第164页.
[68] 《致友人的信》第173页。
[69] 威·皮克《德国共产党的成立》，载《国际通讯》IX（1929）第1期。
[70] 见前文所引保·弗勒利希的著作，第336及第238页。
[71] 克拉拉，蔡特金在《罗莎·卢森堡对德国革命的态度》《共产国际出版社1922年版，第83页以下）一书中描绘了罗莎`卢森堡和莱奥·约吉希斯作为起义和起义口号的反对者所处的困雉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被迫明确说树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叉有义务不要遗弃战斗的群众，时而对事态进行消极的批评，时而又从积极方面加联促进。
[72]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本可毫不费力地及时离开柏林，在国内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但是出于一种不适当的荣誉感，他们不想‘ 逃跑’，因此尽管资产阶级和反动军官们的全部仇恨业已集中在这两位斯巴达克派的‘首领’身上，而他们却依然留在柏林。过去的革命伟人们都愤得他们自身对运动的意义，当事业的利益需要他们离开祖国的时候，他们总是毅然离开。 184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问心无愧地去了美国，根本不想到德国反革命的法庭上去；为了逃避克伦斯基政府的追捕，列宁在1917年夏天离开了彼得堡，他在芬兰转入地下，直到他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出现在彼得堡时才重返俄国。罗莎·卢森堡是一位天才的妇女，是德国工人运动最杰出的理论家；但她身上还留着某些小资产阶级‘重体面的思想’的残余，我就是用这一点来解译以下情况的：服从了组织中的多数派，她出于对组织的忠诚而参与了毫无意义的一月行动，她最后终于拒绝逃南德国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阿·罗森贝格“历史”第61页。）麦克斯·阿德勒认为，“（她）或许是有意识地犯这个错误的，她视死如归地跳进了社会爱国主义和厌倦革命的情绪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打开的缺口，并想以革命战斗意志的全部狂热的和准备牺牲的献身精神去填补它。”（麦·阿德《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载于1919年2月《斗争》第84页。）
[73] “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要始终如一，要使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的事业相统一，这形成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与人生的指导思想，是她毕生中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标志……她多年之前就已在理论上、当行动开始时又在实践上明确地预见到一月起义会失败，却仍然留下来和群众一起患难与共，这和她同那些杀害她的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一样，也是她在自己的行为中保持理给与实践的统一的必然结果。”（见前文所引格·卢卡奇的著作，第56页。）
[74] 此语出自前文所引克拉拉·蔡特金的著作，第83页；格·季诺维也夫也有颇为相似的话，见《莱奥·梯什科》，载《共产国际》1919第5期。
[75] 见前文所引享·罗基-演斯特的著作，第88页。
[76] 麦克斯·阿德勒在前面所引用的他那篇文章的第75页写道，罗莎·卢森堡所作的最伟大的斗争，就是反对受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压抑的群众所处的那种“可怜的精神和意志状态”：这种满足于当前成就的狭隘情绪，这种取得国家政权 （但阶级统治的制度本身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后再无远大理想的恰然自 得，这种见风使舵的现实政治气象学——总之，……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降为低级的资产阶级观察和感觉事物的方法……这样，在得不到慰藉时，到头来必然会绝望地反对革命思想。“社会主义政党应对无产阶级的失败，甚至应该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负责，这种指责贯穿罗莎·卢森堡的全部著作。请参着本章开头被当作警句引用的罗莎·卢森堡的评注，摘自她逝世若干年后才发表的一份草稿；这份草稿现以《关于战争、民族问题与革命的片段论述》为题刊印在《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第3卷第149页。
[77] 罗莎·卢森堡对农民问题的态度需要作专门的研究，这是我们在这个注释里做不到的，不过大体上可以说，她明确地认识到农民作为一支力量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农民既反对现存社会，同时又是保守和反动的。但在实践中她很少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在工人群众中的鼓动来说太抽象了。
[78] 卡·考茨基《罗莎·卢森堡传略》第20页。
[79] 见前文所引格·卢卡奇的著作，第28页。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