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
罗莎·卢森堡
在尤·沃尔夫教授先生指导下的笔试论文
一
可以说，国民经济学到不久之前只确立了两个工资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前者是资产阶级学派的产物，后者是社会主义学派的产物。我们当然不能断言，经济学说的所有理论家毫无例外地都相信其中的这个或那个理论。还有一些｛批评家｝著作家对工资基金理论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但是并不因此赞成后备军理论——这个理论当时尚未提出。另一方面，最近，又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对上述的两个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认为这两个理论都没有切中要害——我们指的是尤·沃尔夫教授的理论，因为沃尔夫教授的理论最近得到德国的文克施特恩等几位国民经济学家的支持，并反复引用。如果我们暂且不谈这些最新成果——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详细的探讨——，那么，在从古典国民经济学至今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工资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
我们在亚当·斯密那里发现，他已经清楚而明确地提出了工资基金学说。他在《国富论》（1776年版）第一卷第八章《论工资》中，大致表述如下：实物工资是劳动的产物，但是，它只在原始社会状态下提供给劳动者。随着私人资本的积累，工资由劳资之间的斗争来确定。这种斗争的结果通常取决于劳动的供与求的相互关系。斯密将“对劳动的需求”理解为当时存在的资本基金。我们在斯密那里还可以看到工资基金假说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人口理论：他说，劳动供给取决于劳动人口当时生育的频度，而生育的频度每次都恰好取决于资本需求。（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斯密正是使用的“恰好”——pre-cisely！一词！）
有人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比如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一位经典著作家——大卫·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中就说过。他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版的正式论述工资的一章中，我们只看到，工资——与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李嘉图对此是怎么理解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关于地租的天才论述中告诉了我们。在此，工资基金理论是构成资本和地租运动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纽带。他说，地租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的介入。资本当时表现为一定量的工资基金。随着资本的增长，或者同样，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工人的数量也会增长（自然繁殖！），但是对生活资料，特别是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会增长。不断增长的需求会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地租的增长。（我们在上面和下面明确引用所论及的理论家的话时，我们没有苛求用词的准确性。我们使用类似“——他说——”这样的短语，只是为了避免那种间接引语所必需的烦人的虚拟式。）
这样，我们在李嘉图那里也看到了工资基金理论与人口理论的这种联系，或者确切地说，工资基金理论因人口理论而产生中介作用。人口理论是工资基金得以支配工资的媒介。
我们不必那样事无巨细地探究其他工资基金理论的拥护者的类似思路。这样做是多余的，因为其他国民经济学家既没有引申，也没有修改这个理论：我们发现，这个理论不管在亚·斯密和大·李嘉图那里，还是在古典经济学的模仿者和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都得到了几乎相同的表述，甚至连表达方式都一样：詹姆斯·穆勒（《为商业辩护》1808年版）、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03年版）、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1年版）、约翰·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56年版）、亨利·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地位》1865年版）；最后还在老劳、麦克库洛赫等许多人那里，都有类似的表述。
在国民经济学和所有社会科学问题中可以有两种批判方式。第一，可以批判现存的理论内容本身，揭示其矛盾、揭示其逻辑缺陷。第二，可以将批判对象放在与这个被批判的理论赖以产生的那些社会事实的历史联系中加以考察。在这里，必须发现这个理论的客观的物质基础，不是从这个理论本身出发，不是从逻辑理论的观点，而是从物质历史的观点出发加以考察。第一种批判方式进行绝对评判，就像陪审员一样评判“有罪”或“无罪”。（或“正确”或“错误”）第二种批判方式考察真理的相对性，即以时间为条件的真理，它不批判这个理论，它只是指出，这个理论也许已经过时。
二
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反驳是阐明一个学说在什么样的社会联系中是“理性”，然后从中得出结论说，它在什么样的社会联系中会变成“胡说”。当然，这个方法不能用于所有情况：在本世纪初，某个斯密或李嘉图犯错误是受历史的局限，而在本世纪末，某个布伦坦诺犯错误就是狡辩，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将理论的过错归于“物质条件”，但意义完全不同……
在我们从理论的角度批判工资基金理论之前，我们想简要地、历史地对此进行考察。
上述理论——简而言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在每个时期都有一定量的资本表现为对劳动力的需求。按照劳动力的需求与这个资本的比例，劳动力越多，工资越低，反之亦然。
很清楚，如果这个理论有其道理，那么，在社会关系中必须有一个基本条件：生产条件的稳定程度，在这个程度上，无论是第一，技术上存在的一定量的资本与这个资本所雇用的劳动力的比例，还是第二，受市场条件制约的生产周期和交换周期与人类繁殖周期的比例，都应该视为一个恒量。我们今天的资本经济洋洋得意地微笑着回顾这两个条件，感到它们就像“一个古代的童话”。第一，同样多的资本——取决于生产技术、剥削程度（工作日的长短、劳动强度以及工资形式：计件工资！）——，现在不仅可以随时榨取不同量的劳动力，而且这个比例随着技术的进步还在随时发生变化，因此，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设定资本和劳动的恒定比例系数只不过是幻想；第二，现代生产周期与人类繁殖周期完全不一致。人类繁殖周期约为25年，而今天的生产周期甚至还不到这个时间的一半。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本世纪的大规模普遍危机，便可厘清它们爆发的年份：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7年。[1]也就是说，几乎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灾难，每次经济灾难之后资本都会痉挛性收缩，接着是逐渐扩大，然后是突然毫无节制地膨胀，直到危机像以往一样，再次爆发，大约10年以后骤然折断资本的翅膀。在这种短暂的——有人断言——越来越短的生产周期中，在资本的能力突然收缩和膨胀的情况下，通过资本量，借助自然繁殖调节工人人口也无非是个幻想。当然，我们可以说资本控制着工人的死，但不能说它控制着工人的生：众所周知，三四天不进食便可导致死亡，也就是说，失业足以导致死亡，而出生和教育[2]却需要很多年。
所有这一切在李嘉图时期都是不同的，在亚当·斯密时期就更不同了。那时，机器才刚刚开始变革生产关系，普遍危机才开了个头。虽然李嘉图经历了英国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在大陆封锁体系[3]被解除之后，这次危机接踵而来。但是，历史的“偶然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的马脚，很自然，这次危机仅仅被理解为“恶棍”拿破仑的恶行的特殊后果。总的来看，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工场手工业——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同时，市场状况几乎由英国单独操控，因此相当稳定和清晰，生产周期相应[4]较长，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技术比例达到了一定程度。那时，古典派工资基金理论存在相对的合理性，对这个理论的历史评价也不过如此。平静、冷淡、仿佛宗法制的资本的美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资本则精神紧张、经常激动，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垂头丧气”，它既不能估计下一刻需要多少劳动力，也不能通过“生理学途径”找到所需数量[5]的劳动力；在资本的疯狂争夺下，工人们只剩时间听命死亡[6]，而没有时间听命出生。
请注意，工资基金理论存在相对合理性的时间极其短暂。早在李嘉图生前，英国便已开始强劲的工业革命过程。李嘉图主要著作的第二版已经独具匠心地增加了有关机器的一章，他在这一章经典地反驳了自己的“补偿理论”，从而间接地无意识地抛弃了自己提出的工资基金的命题。如果在今天，在克虏伯和施杜姆时代，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又端出旧的工资基金理论，试图用旧的经典理论的碎片来掩盖或涂抹现代资本主义的现象，那么，这便是海涅所说的那一块工作：
此外，旧的工资基金理论不仅被用来堵住资本主义宇宙建筑的窟窿，其中还有一个不以特殊的历史合理性为转移的真正的核心：这个理论是关于工人阶级对资本的社会依赖的第一个一般的理论表述。
三
但是，从中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在拉萨尔那里，工资基金理论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强大的革命杠杆。而“功利主义学说”之父耶利米·边沁善于以其他方式将工资基金理论变得“功利”：他用它打造出一条教义，据说可以取消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责任，而工人阶级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它驳回。
李嘉图极其清楚明确地描述工资基金理论的著作于1817年出版。七年之后遭到批判。威廉·汤普森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版中强调，只考虑所积累的资本的量，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国家当时（潜在的）生产力，甚至国家每年的消费都比所积累的资本多得多。显而易见，这种提示本身即使非常正确，但对这个遭到批判的理论也会毫发无损，因为在讨论工资基金时，需要考虑的不是现存的、过去的或者未来的世界财富，而仅仅是世界财富中当时以私人资本的形态对工人有需求的那个部分。在财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工人阶级之间是单个的有需求的资本家，而对我们来说，只有他们的需求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汤普森属于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主义学派，他的批判也会显得完全不可理解，这个学派想通过在经济理论中无视资本主义现实而把资本主义现实从世界上抹掉。汤普森想通过在他的批判中抹杀私人资本家的存在而抹杀工资基金理论中所表述的工人对资本的依赖性。
工资基金理论后来的批判者是德国人——海尔曼和洛贝尔图斯。
海尔曼在183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这样的论点，工人的工资不是来自企业主的资本，而是来自商品的消费者。在这里，企业家被设想为工人与消费者之间无辜的，甚至高贵无私的中介角色，就像地道的伙计。遗憾的是，不管怎么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得到实现之前，显然要领取工资，而且是直接由企业主从私人资本中支付，因此，这里完全没有切中实质。
洛贝尔图斯的批判也不太理想。他在《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版中断言，工资不是从一个生产周期开始之前便已积累的资本中支付的，而是从同一生产周期的产品中支付的。这个表述无需进一步的驳斥，因为它异乎寻常地忽视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最基本的现象。每个孩子都知道，在大部分行业中，一个生产周期从开始生产到商品在市场上得到实现，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而工人们每两个星期，甚至每一个星期都要领取工资，因此，企业主必须事先拥有一笔储备资本，不可能从当前的生产周期中逐步抽出资本。
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国民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只有马克思才给予了真正的批判。他首先——与自己的辩证方法论一致——证明，不可能存在绝对有效的工资规律，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人口规律和特殊的工资规律。
然后，他构思大工业生产周期的工资规律。这种工资规律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是稳定的资本储备，其二是稳定的产业后备军。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是居民中的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二者都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需求无论是在资本一方，还是在工人一方都不会遇到自然的、所谓物质的限制：生产本身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扩大生产总是可以找到足够的资本和穷人（在双重意义上）。那么在现实中，就业工人的量与其工资高低的比例取决于什么呢？完全取决于各自的资本主义利益，取决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资本增殖的需要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因为市场现在已成为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刮着世界飓风，市场的大小随时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技术，而生产技术同样随时在改变资本增殖的需要。这样一来，所谓对劳动的需求今天既不取决于资本的量，也不取决于工人的人数，而是取决于市场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总和，而这些条件在不断变化，它们的总和构成今天的整个生产方式。马克思惊呼，今天的工资规律比“铁的”更不道德，它是“弹性的”！它的名字今天既不是“工资基金”。也不是其他特殊规律，而是今天的整个经济，是资本主义本身！……
四
我们一开头就提到，尤·沃尔夫教授的那个新理论反对两个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沃尔夫教授说，李嘉图—拉萨尔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第一，提高工资不一定会导致更多孩子的出生；第二，对工人的需求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多也可能增长。这两个论据与马克思对工资基金理论的批判在主要问题上完全一致，就这一点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共同的理论来研究。不同的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肯定表述。沃尔夫教授说，生产的粗放发展比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集约化更为迅速。后备军没有因此而增加，反而是逐渐减少。我们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提出直接的证据。如果马克思学派引证大量统计数据支持自己的论点，那么，沃尔夫教授就用大量其他统计结果来反驳这些数据。众所周知，从今天的统计学水平看，统计可以用同一个证据同时支持和反对一个论点。
然而我们认为，证据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去寻找，到社会现象中去寻找证据，而我们只需假定，无产阶级化持续加剧，从而解释这种社会现象。比如，向海外移民，各国政府拼命“拯救”中产阶层的尝试（见最近德国手工业国家组织提出的提议！），轻易使用产业“后备军”破坏工人大罢工（见最近的汉堡罢工[8]），不可阻挡的工人非专业化趋势（临时拼凑了这个词）以及熟练工人的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最后是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随之而来的日益加强的工人运动。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各个工资理论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可以归结为中产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与后备军的增加。我们不想在这里深谈这个问题，只想在基本问题上转述沃尔夫教授的工资理论。
沃尔夫教授说，在现实中，当时的工资水平取决于：1.劳动力的供给，2.工资政策——据我们所知，德国其他任何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都没有如此明确地强调过这个因素，在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只有桑顿在《论劳动》1869年版中明确地强调过这个因素。3.企业获益能力和价格对消费者的影响，最后，4.工资在生产费用中所占的比例。[9]
首次发表：韦雷娜·施塔德勒·拉伯哈特《罗莎·卢森堡1889—1897年在苏黎世大学》1978年苏黎世版
[1] 沃尔夫教授的批语：1877年、1887年、1897年呢？——编者注
[2] 沃尔夫：需要。——编者注
[3] 见本卷第82页脚注【1】。——编者注【即《工资基金理论》的第三个脚注。——录入者注】
[4] 沃尔夫：？——编者注
[5] 沃尔夫：不是“数量”，而是“人数”。——编者注
[6] 沃尔夫：！——编者注
[7] 这里套用了海涅《归乡集》（1823—1824年）中的《世界和人生太不完整……》：
“世界和人生太不完整——
我要向德国教授请教。
他会把人生拼凑在一起，
做出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
用他的睡帽和他的烂睡衣
堵住这世界大厦上的窟窿。”
《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编者注
[8] 1896年11月21日—1897年2月9日，16000名码头工人在汉保举行罢工。他们得到德国和外国工人的1613600马克的互助捐款，使码头停工11个星期。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为8小时，工作日为12小时。他们不得不抵御大资本的残酷镇压措施。500多名罢工者被捕，被判处超过37年的监禁和1418马克罚款。尽管这次罢工只达到工资上的很小让步，尽管罢工失败了，但这次罢工仍然应视为19世纪90年代罢工运动的顶点。——编者注
[9] 尤·沃尔夫教授的鉴定意见如下：“我不能苟同卢森堡小姐在其笔试论文中关于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批判性表述以及她认为马克思工资理论‘很可能’正确的说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将这篇论文评定为‘合格’。论文表明，作者对主题有充分的知识，博监群书。思路清晰和敏锐。论文的第一部分比较出色，第二部分略显不足，这可能是过度疲劳的原因。我建议通过。”埃·苏尔歇教授的意见：“同意。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十分锻炼记忆力的学科，所以她能够记住所有主要文献著作的出版年代，而在这篇现场作文中有10多个这样的年份！”博士论文，苏黎世国立档案馆，U 105h 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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