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
罗莎·卢森堡
1896年10月
一 土耳其的形势
人们在党报上经常能看到，有人力求将土耳其事件[1]描述为外交阴谋，特别是俄国的外交阴谋的纯粹产物。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能意外听到媒体这样的声音，认为土耳其的暴行只是捏造的，巴什波祖克[2]成了基督徒真正的榜样，而亚美尼亚人的叛乱则是用俄国卢布收买的间谍的杰作。
这个表态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同资产阶级的态度区分开来。二者都是把大量的社会现象归因于形形色色的“间谍”，也就是归因于外交部门的明确影响。资产阶级政客对这样的观点自然会见怪不怪，因为这些人确实在创造这个领域的历史，因此，为了对眼前利益表态，哪怕最细微的一个外交阴谋也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相反，社会民主党在国际领域阐明这些事件，并习惯于首先将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归结为深刻的物质原因，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政策是毫无意义的。确切地说，社会民主党在对外政策上如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可以采取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两个方面是由同样的立场，即关于可疑的现象的内部社会关系和我们的基本原则的立场确定的。
在土耳其，我们现在首先关心的民族斗争的情况怎么样呢？部分报刊不久前还将土耳其描绘成一个安乐国，在那里“各个民族数百年来和睦相处”，“享有完全的自治”，欧洲的外交干涉才人为地制造了不满情绪，因为它游说土耳其幸福的各族人民，说什么他们是被压迫的，同时阻止无罪的羔羊苏丹“进行他的一再获得批准的改良”。[3]
持这种观点是由于彻底的无知。
直至本世纪初，土耳其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在那里，每个民族、每个行省、每个乡镇都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忍受着习以为常的贫穷，是东方暴政真正的基础。这种状况虽然十分压抑，却以持久的稳定而著称，因此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引起被奴役的各族人民的叛乱。本世纪初起，一切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土耳其因与欧洲强大的集权国家军事力量的冲突而发生了动摇，特别是受到了俄国的威胁，因此土耳其自身不得不进行改革，而这个愿望首先得到了马茂德二世[4]本人的支持。改革废除了封建的行政部门，取而代之的是采用集权的官僚制度、常备军和全新的财政制度。现代的改革同以往一样，首先需要巨额资金，换言之，与居民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结果公共负担大幅增加。向每头牲口和每根秸杆征收高额间接税，还有关税、印花税和烧酒税、政府什一税以及定期的“季度附加费”，此外征收直接所得税（城市高达30%、农村40%），基督徒的代服兵役税，最后还有公共徭役——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是人民承担了改革国家的费用。但是，只有土耳其独特的行政制度才是真正沉重负担。这种制度由于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原则罕见地混合在一起，所以是由大量凡事都听命于首都的、高度集权的机关、宫廷和议会组成的；但同时，所有的公共职位实际上是可以购买的，并且费用不由行政中心支付，而是让当地的居民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类似于官僚的封地。如果帕沙送一大笔钱到伊斯坦布尔，那么，他便可以随意搜刮该行省；比如卡迪（法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榨取，因为他还要为自己的职位每年向君士坦丁堡进贡。但最重要的是包税人掌控的税收制度，最后变成了彻底的无制度无规则，变成了不受约束的专横跋扈。相比之下，古典古代制度的总管似乎还是慈悲的好心人。最后，公共徭役在官僚制度的手中也变成了肆意压榨和剥削人民的工具。
这样的行政制度与欧洲的行政制度显然存在原则的不同。在我们那里，中央政府搜刮人民，并以此来供养它的官吏，而这里则相反，官吏使用高压手段搜刮人民，并以此供养中央政府。因此，官吏在土耳其表现为一个特殊的、人口众多的阶级，他们本身直接代表一个经济因素，他们的存在就是专门掠夺人民。
与此同时，由于这次改革，基督教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对他们非常不利的变化，也就是在与土耳其地主的关系方面。地主通常是过去的领主，懂得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模式将自己的职位世袭下去。改革废除封地所有权，地主当时为封地缴纳的什一税上缴国库以后，试图保持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这样一来，对农民来说，除了原来的什一税外又增加了新的负担——地租，而地租一般为扣除什一税后的纯收益的三分之一。这个美好的世界没有给基督教农民留下任何其他活命的东西，只能将一小块地（作为贡品）交给穆斯林教会，随后换取这一块付息的、至少减免什一税的佃地。70年代末，土耳其不能继承的土地仍占全部可用地产的一半多。
因此，这次改革本身严重恶化了人民的经济状况。但改革造成的特别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牵涉方方面面的非常现代的特性——不安全：无规则的税收制度、不稳定的土地占有关系，但特别是货币经济，这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以及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
旧的关系恶化了，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再也没有了。
二 瓦解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的土耳其历史上的那种情况，在某些方面可以使人想到俄国。然而，俄国在克里木战争[5]后进行了各项改革[6]，之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同时为行政与财政改革和军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土耳其，却完全没有发生与现代化改革相适应的经济变革。土耳其为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作的各种尝试都无果而终。政府创办的一些工厂生产的产品价高质次。缺乏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基本条件：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法律面前至少是形式上的平等、与教会分离的民法、现代交通工具等，以致绝对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欧洲国家专门对土耳其的贸易政策，它们利用土耳其政治上的无能，确保土耳其成为本国工业的一个无限制的销售市场。除了贸易之外，高利贷是至今为止其本国资本的唯一表现形式。可见，土耳其在经济上一直以最原始的农村农业为主，同时占有关系甚至远没有摆脱半封建的性质。
很明显，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不能承载货币经济的及其管理形式的财政负担，这种物质基础受到它们的挤压，自身无法发展，所以陷入瓦解的过程。
土耳其的瓦解同时在两个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方面，农民经济出现持续赤字。赤字在高利贷者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他们成为农村公社的有机成分，并像脓疮一样凸现各种关系的内部溃烂过程。每月3%的利息是土耳其农村中的一个常态，而这场无声的农村戏剧不可避免的结局是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而国内不存在能使农民进入现代工人阶级的生产形式，因而农民往往只能沦落为流氓无产阶级。此外，与这种现象相关的是：农业的衰落，灾难性的饥荒和牲畜的瘟疫。
另一方面是国库的赤字。自1845年起，土耳其就开始不断地借外债。伦敦和巴黎的高利贷者在首都，而亚美尼亚和希腊的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管理越来越难，被管理者越来越不满。首都在破产，农村也在破产。君士坦丁堡发生宫廷革命，行省爆发人民起义。这是内部衰败的最终结果。
找到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彻底转变，通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才能得到补救。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进行这样一种转变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载体出现的社会阶级。苏丹“反复批准的改良”显然无法消除这个弊端，因为这种改革必然只归结为进一步的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不得触及社会和经济生活，并且大多是纸上谈兵，因为它与官僚阶级的主要利益相对立。
因此，土耳其作为整体是无法再生的。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由多个不同的邦组成的。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各行省的封闭和民族性已经消失。没有物质利益，没有从内部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发展；相反，共同归属于土耳其国家的压力和痛苦越来越大。于是，各个民族就自然产生一种倾向，摆脱整体，本能地在独立的存在中寻找通往更高级的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可以说明对土耳其的历史评价：它正在走向瓦解。
虽然土耳其的所有臣民都感受到了国家机制衰落的惨痛后果，虽然穆斯林各部落：德鲁兹人、纳萨里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也反对土耳其的奴役，但分裂主义的趋势首先在基督教国家蔓延。在那里，物质利益的对立大多与民族的分歧同时发生。基督徒的权利被减少了，他们的誓词不得针对穆斯林，他们不得携带武器，一般不能担任公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是穆斯林地主土地上的农民，并遭受穆斯林官吏们的压榨。因此，这更是一场阶级斗争——小农和佃农与地主和官僚阶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斗争，那里的情况使人很快联想到爱尔兰。因此，由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催生的反对派发现，在民族和宗教的矛盾中存在某种成熟的意识形态。宗教因素的混合必然使他们变得特别刁钻和粗野。而各种因素都存在，就必然引起基督教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的殊死斗争，引起希腊人的斗争，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斗争，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斗争。现在轮到亚美尼亚人了。
鉴于我们简单描述的这些社会情况，那种认为土耳其的起义和民族斗争是俄国政府的间谍人为制造的骚动的论点，完全与资产阶级关于整个现代工人运动是社会民主党煽动者的杰作的论点一样，非常肤浅。当然，土耳其的瓦解不是简单地凭自己的力量在慢慢瓦解；当然，俄国哥萨克温柔的双手在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诞生时完成了助产工作，而俄罗斯卢布则是黑海沿岸的历史剧的常任导演。但是，外交在这方面所做的无非是向由几百年的不公和剥削堆积成山的燃料中扔一根燃烧的木头。
在这里与我们有关的是一个历史的，由绝对必然性产生的过程。鉴于财政制度和货币经济，古代的经济形式不可能在土耳其继续存在，货币经济也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这是理解巴尔干半岛事件的关键。现存土耳其暴政的基础将被削弱，而土耳其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将不会建立。因此，土耳其必然灭亡，不是作为政府形式，而是作为国家；不是由于阶级斗争，而是由于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这里将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再生的土耳其，而是从土耳其的躯体上分割出来的一系列新的国家。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社会民主党要如何应对土耳其的各种事件。
三 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对土耳其的事件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原则上，社会民主党始终站在为自由而奋斗的一方。基督教各民族，可能包括亚美尼亚人，想从土耳其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社会民主党必须毫无保留地声明支持它们的事业。
当然，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对内政策都不能一成不变。民族斗争并非总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相应形式。比如，波兰、阿尔萨斯洛林或波希米亚的民族问题就是采用其他的形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是被吞并的国家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同化的过程，这就判定分裂企图是不会得逞的，而工人运动的利益，要求我们支持民族斗争中各种力量的联合而不是分裂。而土耳其的起义问题是另外一种情况：基督教国家无非是通过暴力与土耳其拴在一起，它们没有工人运动，它们脱离土耳其是因为自然的社会发展，确切地说，是因为瓦解。可见，在这里，为自由而作的努力只有采取民族斗争的形式才能有效，因此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毋庸置疑。对我们来说，关键不是为亚美尼亚人提出实际的要求，不是确定这里要争取的政治形式，因为需要考虑亚美尼亚人的奋斗本身及其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对我们来说，问题可能首先涉及总的观点，而总的观点要求我们支持起义者，而不是反对他们。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利益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难道不是因上述原则性表态而陷入与这种实际利益的矛盾吗？我们认为可以用下面三点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第一，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进步。某种人造的地位，如今天有资本主义世界的众多利益交汇的土耳其的存在，只会阻碍和延缓总的政治发展。东方问题，另一方面，还有阿尔萨斯—洛林的问题，迫使欧洲列强首先推行阴险狡诈的政策，以虚假的名义掩盖真实的利益，试图迂回达到目的。随着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的束缚，资产阶级政策将被剥去最后一丝理想主义的褴褛“保护基督教徒”，露出真实的内容，露出赤裸裸的强盗利益。将资产阶级政党各种“自由派的”和“自由思想派的”纲领归结为简单的金钱利益，这同样有助于我们的事业。
第二，从前面的文章中可以得出结论，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是一个进步现象，一个社会发展的杰作，因为摆脱这种束缚是土耳其国家达到更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必由之路。只要一个国家依然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脱离土耳其以后，它就能获得欧洲的国家形式和资产阶级的制度，并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比如，希腊和罗马尼亚从脱离土耳其以来，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诚然，新兴的国家都是小国，即便如此，将自己的兴起理解为一个政治分裂的过程，是错误的。因为土耳其本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也会逐渐为现代工人运动，为社会民主主义准备基础，比如，在罗马尼亚，甚至在保加利亚，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7]这样，我们最高的国际利益就会得到满足，而这种利益就是使社会主义运动尽可能在所有国家广泛传播。
第三，土耳其的解体过程与俄国在欧洲的统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是问题的核心。虽然我们的报刊有时偏袒土耳其，但这显然不是由于一夫多妻制的拥护者天生的暴虐或特殊的偏好。因此，一个核心问题显然就是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欲望的真正核心，因为它要踏着土耳其的尸体寻找统治世界的道路，并将基督教国家用作它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工具。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好意完全用错了地方，而反对俄国的手段恰恰要在相反的方向，而不是在原来的位置寻找。
以前的实践已经表明，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通常都获得与它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摆脱土耳其统治的各族人民通常用“可耻的忘恩负义”来报答俄国的善行，也就是说断然拒绝用俄国的奴役替换土耳其的奴役。尽管这也是俄国的外交官意料之外的事情，但巴尔干地区各国的这种态度丝毫不令人惊讶。巴尔干地区各国和俄国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对立，这是一种羊与狼之间的对立，是猎物与猎人之间的对立。对土耳其的依赖性是掩盖这种利益对立的外壳，甚至一度在表面上使它表现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群众不会参与复杂的、深刻的反思。既然土耳其的民族起义是群众运动，他们就欣然接受符合其眼前利益的第一个最好的手段，哪怕这个手段是俄国卑劣的外交手段。然而，基督教国家和土耳其之间的联系一旦中断，俄国的外交手段就会露出它的真实面目——卑劣的面目，而被解放的国家立刻本能地掉头反对俄国。如果被土耳其奴役的民族是俄国的同盟者，那么，从土耳其解放出来的民族同样会成为俄国的天然敌人。今天，保加利亚的对俄政策大部分是其半自由的结果，而且是它依赖于土耳其的结果。
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归根结底也是土耳其“摆脱”自己的基督教臣民。“摆脱”正好成了欧洲外交经营土耳其的理由，并将土耳其无条件地托付给俄国。此外，欧洲外交还使土耳其在战争状态下失去抵抗能力。基督徒不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却时刻准备进行反对土军的起义。因此，对于土耳其来说，一场对外战争总是意味着在自己家里的第二场战争，也就是武装力量的分裂和运动的瘫痪。摆脱基督教的烦恼，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无疑能采取更为自由的态度，使自己的国土同防御力量更匹配，但首先是消灭内部的敌人，即每个外国侵略者的天然联盟者。一句话：放弃对基督徒的统治可使土耳其更有反抗能力，首先是对俄国的反抗能力。这一点说明，为什么俄国现在支持土耳其的完整，因为它目前关注的是，土耳其带着自己混乱的细菌——基督教民族维持现状，而基督教民族依然受土耳其的奴役并依赖俄国，直到出现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实现自己计划的有利时机。这一点还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督徒摆脱土耳其，而不支持土耳其的完整。我们认为，应当在上述土耳其瓦解过程的结果中，而不应在关于“索尔兹伯里[8]是不是”或“他不是要在土耳其的某个地方”赶走俄国人的“那个人”这类考察中，寻找反对俄国反动派渗透的手段。而问题的这一面非常重要。俄国的反动派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厉害的敌人，以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用纸做的箭矢抵抗它的沉重压力，同时不能对环境提供给我们用于反对它的重要武器视而不见。支持土耳其的完整在今天就意味着帮俄国外交的忙。
具体地预见未来的政治组合是一种幻想。但是，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解放的土耳其和解放的巴尔干各国的反抗能够长期阻碍俄国的渗透，以致俄国的专制制度等不到最终解决君士坦丁堡问题，让它在处理这个世界事务的问题上，还没有参与共议就不得不丧命黄泉，这才是各族人民的福祉。
因此，我们的实际利益与原则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现在社会民主党对东方问题的态度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必须承认土耳其的瓦解过程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不要固执地认为，能够而且应该阻挡这个过程；
2．对于基督教民族的独立意愿，我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3．这种独立意愿首先是反对沙皇俄国的一种斗争手段，我们表示欢迎，并强烈支持它们的独立，强烈支持它们反对俄国，反对土耳其。
在上述问题上，实际的考虑和我们的一般原则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不是巧合。既然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目标源自实际的社会发展，并以它为基础，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必将表明，这些事件最终会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看法，而我们同时能顺利地照顾到我们的直接利益，因为我们坚持原则立场。因此，对这些事件进行的深入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将一些外交官说成伟大的人民运动的起因，并在另外一些外交官中寻找反对这些外交官的手段，也就是推行咖啡馆政治，都是多余的。
1896年10月8—10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234、235、236号
[1] 19世纪90年代，首先在亚美尼亚、克里特岛和马其顿不断爆发反对土耳其外来统治的起义，最后都遭到了残酷镇压。——编者注
[2] 这是旧土耳其武装精良而纪律松散的部队，因其暴行和抢掠而声名狼藉。它们首次出现于1853年的俄土战争。——编者注
[3] 现在的说法正好相反，一切都是苏丹的过错。“牺牲品”成了替罪羊。读者从下面的论述中将会看到，这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个人，而是情况。——作者注
[4] 马茂德二世（1785—1839）——土耳其苏丹（1808—1839）。——编者注
[5]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编者注
[6] 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激化了内政状况，以致统治阶级不得不在1861—1870年实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虽然不全面，而且带有封建残余，但还是推进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了农奴制度的（1861）、建立了农村和城市的自治机构（1864）、改变了国民教育（1863）、司法制度（1864）以及检查机关（1865）。——编者注
[7] 因此，我们认为，亚美尼亚的社会党人是想错了，从《新时代》第14年卷第42期可以看出，他们以为用所谓亚美尼亚的资本主义发展就能论证他们的分裂主义企图。相反，只有脱离土耳其才是资本主义在这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资本主义本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我们看来，亚美尼亚的同志——用拉萨尔的话说——必须设法将一个先决条件变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类似于二级的先决条件。——作者注
[8] 罗·阿·索尔兹伯里（1830—1903）——英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印度事务大臣（1866—1867、1874—1878），外交大臣（1878—1880），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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