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奥地利的民族冲突阻碍着各民族的一切政治进步和文化发展，鉴于这些冲突首先渊源于我们的社会机构的落后性，特别是，鉴于延长冲突是统治阶级借以保证自己统治以及阻碍更强有力地显示一切真正的人民利益的手段之一，代表大会声明：

　　按照平等和理智的精神最终地调整奥地利的民族问题和语言问题，首先是文化上的要求，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这只有在根据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制度建立起来的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制度下，王国和附属国内的一切封建特权都将被废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作为维持国家和社会元气的劳动阶级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要求；

　　保存和发展奥地利境内所有居民的民族特性只有在平等权利和废止一切压迫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首先应该反对一切国家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同样也反对各国的封建特权。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在奥地利建立起民族和睦以替代民族争执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要确认下列指导性原则：

　　1、奥地利应改组为民主的民族联盟的国家。
　　2、应建立起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体来代替历史上的皇朝封地，这些自治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产生的民族院掌管。
　　3、属于同一民族的所有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它完全以自治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7]
　　4、应由全国国会颁布特别法律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5、我们不承认任何民族特权，因此我们摒弃国语的要求；如若需要中介性语言，则由全国国会来决定。

　　作为奥地利境内各民族社会民主党权力机构的党代表大会表示深信，在这些指导性原则的基础上，各族人民之间的谅解是可能的；

　　它庄严宣告：承认每个民族的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权利；

　　可是，只有彼此紧密团结，相互不陷入斤斤计较的纠纷，各族人民才能取得自己文化上的各方面进步，尤其是操各种语言的工人阶级，不论是涉及每一个别民族利益的事情上，还是涉及整体利益的事情上，在斗争中要坚强地保持各民族的团结和友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引导到紧密的、团结一致的行列中去。”

　　决议宣称：“代表大会声明赞同实现一切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并对现在遭受军国主义压迫、民族压迫或其它一切压迫的每个国家的工人表示自己的同情；代表大会号召这些国家的全体工人加入到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的行列中来，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消灭国际资本主义和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奋斗。”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17]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语时还有错误并且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18]

　　“是瑞士旧州的居民。反对奥地利的战斗，格留特利的光荣宣誓、泰尔的英勇射击、永远值得纪念的莫尔加顿城下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是顽固的牧民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对抗，是顽固保守的地方利益对全民族利益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隔绝的惩罚。”^[19]对于这一评论，考茨基从自己方面补充了如下评注：“至于涉及到哈布斯堡君主们在十四世纪于瑞士所执行的文明使命，极可打上疑问号。然而，这是正确的；即保持瑞士旧州人的独立性却是极度保守的现象，而丝毫不是革命的现象，从后果上说，这些瑞士旧州人的自由作为工具，服务于在欧洲中心地带保持最黑暗的反动的策源地。就是这些旧州偕同其军队，在1531年把卡佩尔·兹维恩格吕城抢劫一空并以此种方式筑起了反对在瑞士推广新教的堤坝。就是它们向欧洲所有的暴君们提供军队，旧州的瑞士人曾是路易十六最忠诚的保卫者，由于他们反对革命，共和国在卢浮宫为他们竖起了一座著名的纪念物。”

　　“我们知道，语言是社会交往的最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种交往，必然会在同等程度上扩大使用这同一语言的圈子。由此产生了个别民族扩展的趋势，吞噬了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并接受了占优势民族或混血族的外来语”。

　　“这些文化共同体中的每一个都包罗了最为纷繁的语言和民族。每个共同体内部占优势部分的文化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国际性的。然而整个世界的沟通仍在继续进行。它愈来愈扩展并到处建立起雷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什么地方较长时间内存在着较多数量民族之间交通和文化的紧密共同体，那里一个或几个民族就通过经济、军事、科学或艺术的优越性而获得优势。他们的语言就成为这个国际性文化共同体中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的了。他们的文化——经济、艺术、文学——把特性赋予整个文明圈。古代历史濒临终结时，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地中海流域就担任过此类角色，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基督教世界（其中当然包括了犹太人以及无神论者），德语、英语和法语成了世界通用语……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将把俄语作为第四语言增添到前三种语言之列。但是，同样也是可能的，它们中的一种，即英语，将成为唯一的通用语……在商人和有教养的人们建立世界通用语的图景中，正在出现各民族结合为国际文化共同体。此种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紧密，纯粹民族文化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少的可能性。因此，当经常只限于谈论民族文化并把向人民群众提供民族文化列为社会主义目标的时候，非常令人感到惊异……当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人民群众以文化教育时，也应使其有可能掌握几种语言，几种世界通用性的语言，使之参加到整个国际性的文明中去，而不只局限于参加到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一个单独的文化中去。当我们走得这样远的时候，以至我们文明国家的人民群众除了掌握本民族语言以外还掌握一种或几种世界通用语，那时首先将为较小民族的语言逐步退让和彻底消亡提供基础，最终使整个文明人类联合为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如同在东地中海流域居民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后统一在希腊文明、西地中海流域居民稍后融合为罗曼民族一样。”

　　“我们的文明圈范围内语言的多样性阻碍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他们文明进步的障碍。然而，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这个障碍，并需经过长期努力，首先要完全成功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如此高度的培训，以便取得显著成效。要知道，我们自己今天必须认清：我们的国际主义并非民族主义的独特类型，它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仅仅在于，它不像那边那样地表现得充满敌意，而是如同要求赋予本民族以权利一样，留归每个民族以同样的权利，^[22]此外，承认每个民族充分的自主权。这种观点就是把无政府主义看待个人的立场照搬到民族上，是与出现于当代文明民族之间紧密的文化共同体不相适应的。从经济和文明的观点上说，它实际上最终地创立了一个唯一的社会机体，其富裕安乐凭倚于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协作，而这只有通过使所有组成部分服从于整体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际不是各个自主民族的混合体，任凭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爱好行事，只要不侵害其它民族的平等权利就行了，一个有机体，只有当它更良好地运转时，它的各部分才更易于协调联合并按照共同的计划认识一致地行动。”^[23]

　　“如果仅仅从前提出发，即在现存的民族压迫问题上，俄国的政治组织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必须得出结论：被压迫民族和被侵占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最积极地参加到组织全俄制宪议会中去。

　　如果想要做的话，那么，议会应该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砸开强暴的镣铐，沙皇政府正是借助于它来把‘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捏合在一起的。

　　除了把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付之实施以外，没有其它任何令人满意的，即革命性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27]所有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宪议会中的任务，就是使民族问题的此种解决办法获得成功，当然，党的此项任务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它在何等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的运动，取决于它在制宪议会中获得的支持。

　　可是，以何种具体形式来实施已得到承认的、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呢？

　　在那些民族问题与国家法制问题大体上相同的地方（这恰好适用于波兰），那里能够也应该建立起区域性的制宪议会，作为实施已为民族所争取到了的自决权机构，它的任务在于专门确定该‘边缘区域’与国家整体之间的关系；确定该区域是继续从属于这个国家呢还是脱离它，确定它的内部管理和国家整个之间的未来联盟。

　　可见，波兰制宪议会应该决定，波兰是否加入新的俄罗斯的结构，它的宪法应是什么样的。波兰的无产阶级还必须竭尽全力，以便使其阶级意志能在民族自治机构的决议方面留下自己最深刻的印记。

　　如果我们应该要求全俄制宪议会把波兰民族问题^[28]的积极解决交给华沙议会，那么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出于认为必须推迟召开这个议会，直到彼得堡制宪议会着手解决民族问题为止。

　　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华沙召开制宪议会的口号应该现在就提出来，与全俄制宪议会的口号并行。那个终于召集全俄制宪议会的政府，应该召开（或授权召开）为波兰专设的制宪国会。全俄议会的任务将是确定华沙国会的工作职责，还要考虑到各种社会力量将在彼得堡制宪议会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此种职责的授予愈充分、愈符合真实的民主原则，那么就会更坚定和更明确地说出波兰民族自己的民族意志，它就会在为决定波兰未来命运而专门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最明确不过地表达出来。依据这个国会的决议，波兰和俄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全俄制宪议会上就能强有力地谈论捍卫确认了的自决权。

　　因此，同时召开全俄的和波兰的制宪议会，这应是我们的口号。

　　由无产阶级提出为波兰召开制宪议会的要求，在任何场合下不应意味着：波兰民族在全俄制宪议会上将派出什么华沙国会代表团。

　　我认为，在全俄议会上出现这样的代表团体不符合革命发展的利益。它将使波兰国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用如此的团结一致和相互负责联结在一起，而这种团结一致和相互负责与他们之间利益的真实的相互关系是处于矛盾冲突地位的。

　　在全俄制宪议会中，即使那时有席位的话，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应由一个代表团来代表，假如从国会派代表团出席议会，所有的国会政党代表将按照名额的比例参加这个代表团。在此情况下，将是直接取消议会（它具有清除从沙皇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全部政治遗产的性质）中波兰无产阶级的独立代表权，也对波兰建立真正的政党造成困难。到那时，波兰制宪议会（它的主要任务将是确定波兰与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选举将无法在应有的程度上表明彼此竞争者的政党的政治面貌，尤其是社会面貌，如同全俄议会选举所能做到的那样，全俄议会在提出地区性的、局部性的、历史上短暂性的以及特殊的民族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一般的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地暴露了现代社会的歧异。”^[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