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十章 人民的地狱（下） 一、“人民公社”一些概况“公社”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内容：在古代的“原始公社”，那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其主要基础是无阶级区别，共同劳动和公平分配。这种原始的公社制度被奴隶制度冲破而归为沉没。在封建制度盛行时期，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巴黎公社”；其主要内容是推翻贵族统治，取消常备军队，和议会制，而代之以“廉价官吏”，和公社选出的人员。这个革命未能支撑下去，起而兴起的是拿破仑帝国。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结果是农民怠工，焚毁粮食，以致有过大饥荒。“全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已处于同农民利益相抵触的地位，不满的情绪也曾侵入到工人阶级中去。”（注一）列宁有鉴及此乃实行“新经济政策”，挽救了这个危机。 注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320页。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推崇公社制度，认为这是实行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环节，其推行的必要因素必是物资丰富，生产大大发达，交通便利等等条件具备才可踏入这一途径；否则就是不务实际，悬空架想，必致造成危机与不可想象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还不满十年，在经济落后，文盲颇多的国度里，于1958年4月开始酝酿试办“人民公社”。在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期中，提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整个大陆风起云涌地大搞人民公社；在农村即将原有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最近北京宣称：全国五亿农民中已经有90.4%投入“公社”为社员，并称大陆已经有23397个“公社”；并要在今冬明春全国农村完全实行公社化。社的范围大小不等，有大公社，一县一个，或县联社，其次是一乡一社。大社有2万户左右，其次的社万户左右，中等社5000户左右，小的社才有千户左右。公社范围大小不同，大致因地理环境使然，如平原区和丘陵山区人口密集的程度不同和使用土地水利等等的情况各异所致。 在城市也分别以街道、工厂、学校、机关团体为单位，普遍试办“人民公社”。 “公社”的实行有三个主要口号，即：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 什么是“生产组织军事化”呢？“公社的体制，一般地可采取‘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管理组织。公社对大队，大队对小队要实行计划管理，实行超额奖励。……为了加强管理，还要根据公社的具体情况，迅速地制定全面发展的统一规划，包括工农业规划、劳动规划、财物规划等……只有这样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资金、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建设事业。”（注二）这就是军事管理，硬性分配劳动，凡身体健壮年在16岁以上到60岁以下的男人，55岁以下的女人，定为“全劳动力”，每年至少要作三百天左右工作。老弱妇女每人每年至少要作一百天到二百天左右工作不等。而所谓工作日一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有的还在日未出而出动工作，日已入而工作还未休止。 注二：吴芝圃：《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红旗》1958年第8期。 什么是“生活集体化”呢？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已逐渐为“全民所有制”代替，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土地、财物、工具、牲畜等等已不为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而变为“公社”的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成分。具体说来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学校、诊疗所、畜牧场等等；而共产党又夸大其说有所谓“十包”：即“包吃、包穿、包生养、包死葬、包结婚费用、包教、包住、包烤火费、包理发、包看戏看电影等生活费用”。（注三） 注三：同注二。 什么是“劳动战斗化”呢？这就指拼命的劳动，既要完成定额的劳动，而且要完成“突击”的劳动任务和支援的劳动任务。这样还恐不足，特有“超额奖励”鼓动劳动竞争。在生产劳动线上就像在战线上一样。 中共宣称搞“人民公社”是为扩大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并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是使“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全面发展”；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面结合”。 “人民公社”是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是社员代表大会代表”。在县级县政府就和大社政社合一，一县一社，“县党委员就是社党委，县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一个机关挂二个牌子，其中一大特点就是“党委挂帅”。 政社合一的好处，据中共说：“由于乡政权（县政权）同时是农业社管理机构，掌握了全乡（全县）经济大权。属于政权工作范围的财经、民政、公安、文教等各项工作，就有了更加坚强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证。乡政权可以直接在社内统一安排和部署这些工作，而不是再通过各个分散的小社间接地进行，各项工作就毫无折扣地顺利地开展。比如乡政工作中最费力气的农业税征收、农产品采购、贷款收回等财经任务，现在由统一管理乡、社财务工作的干部，在乡社统一领导下，及早按农业社收支情况作出安排，事先将粮食等农产品或现金准备妥当，使农业税、出售农产品或归还贷款等任务能迅速按期完成，并受有关部门的鼓励。”（注四）由这种政社合一，又可看出“公社”对中共政权的好处。党一手统治了政，又统治了社。 注四：周祖佑：《乡社合一有哪些好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二、中共为什么急于搞“人民公社”上文所述概括，有的是真实的，有的还是纸上文章。什么是真实的呢？如人民公社是组织了，机构是成立了，规划是定出了，党委是挂帅了。……什么是纸上文章呢？如集体生活部分，怎样办好食堂，怎样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还在怎样办好阶段，还是距离“办好”不止千里，还是纸上文章。办是办了，不会办好。关于这类问题，我们留待下文去介绍。 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为什么中共急于办“人民公社”？它自己说了一套大道理，说办公社如何如何好，如何能增加生产，如何解放劳动力，如何走上共产主义，……这些“如何”还只是道理，还是属于主观愿望的部分，还是未暴露它的真实的内心情况。它还是在作骗人工作，至少是把好听的大道理是或上一套，他们的“道理”本来是不准备都兑现的。 据我了解的背景材料和研究中共的措施，回答“中共为什么急于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说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行将崩溃的、或于己不利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危机前，不得不更进一步冒险；另一个是，为未来战争作好准备。 我们先就第一个问题来看。按之中共的马列主义知识，他们当然知道“巴黎公社”的内容和其失败的原因。“巴黎公社”主张“廉价官吏”，中共并未实行廉价官吏，尤其是上级官吏过的是贵族生活。“巴黎公社”主张“取消军队”，中共是在加强武装部队。“巴黎公社”主张民选政府，中共的是党选官吏。这些对比，说明在目前中共都不应搞公社。 按之，中共对苏联党史的熟读情况，它们当然也知道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失败的，不得人心的。苏联自己领取教训，不得不改变政策。为什么中共不领取这一历史教训？ 按之，马克思主义，讲到公社时虽推崇备至，但使其真能实行是基于物资丰富，生产大增，交通便利，电气化、文化高等等条件。中共所统治的大陆，绝没有具备任何这种条件。难道中共是冲晕了头脑，连这点马列主义常识都没有？我想中共对这套历史和马列主义知识都比我们研究有素的。但是它为什么一定在此时期，在未具备优越条件时期，大搞“人民公社”呢？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它在实行高级农业合作社时，碰到了危机；不得不向前更进一步。一种危机是，小的合作社，生产退落，农民工作不积极，弄得亏本，到年终连农业税都交不上，政府统购时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还是饿着肚子吃不饱。这样使农民反抗合作化，农民怠工，纷纷要求退社。这种情况在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都有提到。这种社是处于崩溃的境地，不想办法解决，就是倒风一起，必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共产党是经不起这种倒风的。 另一种危机，是有些高级合作社，规模较大，生产的结果能自给自足，有的可能还有些盈余。这种社既然发家致富，便有“过日子心理”，满足于自己的这个“集体所有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残余的尾巴是和中共这个吸血虫的愿望相反的，它不能让这种农业社成为“独立王国”，因为这个“独立王国”若长大，变多，共产党就居于被威胁的地位。 这两个危机正威胁着中共，使它如拖一辆车爬行在半山坡上，如拖不住这辆车，这车子就将倒滑下去，摔得粉碎；即一种合作社走向瓦解，一种合作社走向自富自足，可能前者还占了主要部分。这种情况是中共不能允许的，如任其倒滑下去，中共的危机将不可想象，它的政权将从根基上发生问题。走在这种境地，既然后退不得，所剩下的选择只有向前，再冒险的，跨进一步。这一步就是中共所进行的“人民公社”。 搞“公社”是一个最大的冒险，因为在物质条件上，大陆上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在人心上，在生活习惯上，又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中共这个冒险，它是势必如此不得不下的决心，而且势必化上最大力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如其失败，中共的政权也将是随风而逝，即使它知难而退想再改变一下，恐怕也将是伤痕太重，不能恢复元气了。 我为什么断定，在这点上，中共是逼上此路搞“人民公社”呢？这有几个理由可解释： 一、高级合作社虽有两年多的历史，生产的情况并未好转，虽然中共大事宣传生产大跃进，这正是生产未跃进的说明。这有两事可以看出：一是人民生活未改善。人民还是吃食不够，番薯、杂粮、豆饼、豆滓等等还是人民的主粮；穿的还是不好，理由是棉花歉收，分配的布票因之减少。另一事，在1957年合作社税粮交的不勇，有的拖欠；统购也未如愿办到，很费力气还难办到。 二、从中共搞公社的宣传中可以看到，它说合作社规模太小不能适应发展的情势，如它说：合作社“不能统一利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合作社“不能够集中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办工业、办交通、发展多种经济，研究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合作社不能“更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合作社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尤其是妇女劳动力”；合作社不能“统一调配劳动力”；合作社不能使“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合作社不能使“乡政和社务合而为一”……。反之，“人民公社”对这些个“不能”全都解决了，这些个“不能”在“人民公社”下全都变成“能”了。这虽是中共的宣传，把公社夸如天堂，相对的一面就是说合作社那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组织，虽曾一度也被夸如天堂，但是在向前迈进中遇到困难，已经落后，这种困难并不是中共所说的“在良好的基础更进一步”，而是在退缩瓦解的（穷社）和稍足自给的（富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走了下坡。 这就要中共非“上马”不可了，挽救危机，搞“人民公社”。 在1955年中，大陆上并没有“合作社的高潮”。毛泽东在该年八月提出“高潮到了”，等我于11月到湖南衡山县农村视察，也没有看到高潮。迨我回到县城，县政府和党委正调训五千多乡村干部，交待“高潮”；经这番训示，高潮才到了农村。今年（1958年）8月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个“潮”才在各省各县翻腾起来；人民在指使下写上“决心书”，“申请书”，不到两个月工夫全大陆上五亿农民就有了90%以上加入“人民公社”了。 中共上了马，人民被强迫地参加了“人民公社”。这是中共不得不办“人民公社”的一个主要目的。它想，这样既可解决当前危机，又可透过“生产组织军事化”控制正在反抗的农民。 现在我们再谈中共办“人民公社”的第二个目的。 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是有吞食自由世界的最终目的，不过为时尚早，现在还谈不到。他们既以自由世界为敌，俗语说“贼人胆虚”，它就不能不时时作准备，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提高警惕”，“防人之心不可无”，揭穿来说，就是准备战争。 今年（1958）大陆上掀起“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潮，结合这个高潮全国正普遍地组织和训练民兵，所有适龄男人都编入了民兵组织，这种民兵组织也是正规化，有师、有团、有营、有连；遇有战争，便是全国皆兵。他们说可投入战斗的人数有一亿士兵。 战争不止需要人力，而且需要物力，尤其是现代战争是决定于物力的。中共统治的天下，它既要治人，而且必须控制物，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一个显明的目的。 中共的工业虽自夸耀有“突飞猛进”，有“大跃进”，但是还在萌芽时期。据他们说：至少还得十五年才能赶上英国。在这十五年中如果发生战争，中共的工业还是等于空白，至少应付现代战争它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仗到了不能不打的时候，它依靠什么呢？中共是以农起家，遇有战争它还得依靠农村。不过这个农村，经过它的土改，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虽也渐渐入了它的掌握，但把在它手内的农村，还是问题很多，未可乐观。这是说，不但人心背叛，而且它搞的合作社，有的稍足自给者便有“过日子”的心理，这个“集体所有制”不一定愿欲为它效劳；有的是分崩破裂日趋没落，不但自顾不暇，而且是怨气冲天。遇有战事都不一定是可靠分子。 中共面对战争，而所依赖者是这样的对象。现在的情况连交公粮统购尚成问题；遇有战事，如何能希望他们“大力支持”？何况，这些合作社又是极端分散，发挥不了集体的更大的力量呢！ 而且，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充分暴露了中共在全国各阶层中处处碰到了大批敌人；在机关、团体、军队，各单位中斗争反对他们的人；在农村城市中贯彻全民整风，也是斗争反对他们的人。这说明，共产党是处处不得人心，而且是处处遇到反抗，尤其是在农村为甚。如果遇有战争，它将如何控制这些人，更谈不到如何利用这些人了。 三十六着，抓为上策。抓人力，抓物力，最好的办法是透过“人民公社”。有了“人民公社”，共产党就好抓，用人力就统一调配；用物力就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有了“人民公社”，共产党就有的好抓，集中地抓，统一地抓，免去零零碎碎地抓，尤其避免了抓不到。因为在“人民公社”下，人民的劳力、财力、物力和生活都在共产党彻底地控制之下，人民已经百分之百地缴械了。这样才完成了战时的体制，全体总动员，为保卫共产党特权阶级的政权而奋斗！三个口号：“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才有了交代。 根据上边这个分析，共产党搞“人民公社”的真实目的就是这二个，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是互相结合的。既想解救危机，达到了控制人和物；又为更大的危机（战争）作好准备。至于纸上文章，高谈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共产主义生活，那都是掩盖之词，欺人的戏法。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在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哪里能产生共产主义社会，哪里会出现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但是他们曾经用过骗语，得过好处；遇到困难时，他们都是拿“马克思主义最高的理想”作为他们的遮丑布，这一次也是如此。 三、“人民公社”带给人民的灾难当我们读十五世纪莫尔（Thomas Moore）所著的《乌托邦》一书时，我们一定神往。在那个人间的天堂里，人们生活是快乐的，家庭生活是美满的，社会生活是和谐的；既有物质的享受，又过着高度的文化生活。夜里的音乐催你熟睡，公共食堂的美食使你大饱口福，走到街上你如同置身花园仙境。谁不希望有这样一种国度，谁会反对那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谁不愿有那样的“人民公社”。 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它的高级人物，确实是过着高贵的生活，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但他们的幸福快乐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之上。他们是以狞恶的面目，以沾满了人民血的手去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在思想史里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意境，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实行起来，竟成了人间地狱的最下层。 现在，我们就展开这悲惨的一幕。 （一）一切归“公”“‘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就今天的情况说，主要的还是集体所有制，但已包含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现在有一些县，为着进一步发展经济，开始从全县各个公社的公积金当中，按照适当的比例抽调资金，用来进行工业、交通、水利、林业等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类似的资金抽调，将来还可能超出一个县的范围。这种抽调出来的资金，实际上已经超出集体所有制的界限，而接近于或者就是全民所有制。”（注五） 注五：林铁：《河北省的人民公社运动》，《红旗》1958年第8期。 这是共产党所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说。“人民公社”似乎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综合体，一种过渡时期的形式。但是此语一出，便为全民所有制打开出路，为共产党予取予求的无穷剥削开了方便之门。从前在捐献，买公债等事还得动员，强迫人民“自愿”；在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公私合营，还得动员，强迫工商界“自愿”；高级合作社的形成，明是强迫，而毛泽东说是“高潮到了”，农民“自愿”。这些“自愿”，在共产国度都是强迫的代名词。时至今日，这些“自愿”也解决不了共产党的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也填满不了共产党的贪婪的胃口。于是，想出化零为整的大肆剥削办法。这种剥削超越了个人范围，超越了合作社范围，而很方便由“人民公社”统一的筹划妥当，一手交送上去。这个沉重的负担归根结底当然还是落到广大人民的身上。 “公社”既然是这种体制，成立公社时，并进来的原合作社的一切公共财产，如土地、林业、车辆、农具等，转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文件上说：“社员自留地，凡是成立了公共食堂的小社，多数已经变成社、队集体经营。那些仍由社员耕种的自留地，……收回公社集体经营。对少数山区大片森林尚未入社的，……转为集体所有。社员自留的耕畜，应当折价归社。除此以外，对于社员的房屋，院中土地，院旁小块地和一些零星的果树，以及社员饲养的猪、羊、鸭、鸡等都归私有不动。至于社员个人的自行车、收音机、家具、手表、衣服、被褥等，生活资料，一律归个人所有。”（注六） 注六：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 在纸面文章指示里，共产党画出了公私的界线；实际上凡是可供生产的土地、物资等等都借“公社”之名归了共产党，而留给人民是清贫如洗。就是在“指示”中规定的个人私有部分，也随着“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实是强迫而说成是“自愿的”献给了“公社”。如农民把仅剩的口粮送上公社食堂；抱着鸡鸭，赶着牛羊，送到“公社”；把桌椅板凳以售价为名送到“公社”；把农具交给“公社”。……农民去了这些东西还剩下了什么？据说，衣服、被褥可以私有；衣服是破烂不堪了，一件衣裳破烂掉岔，一条被子几乎盖着全家；他们还有什么私有！至于说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可以私有；在穷苦不堪的农民，几千人或几万人平均能有个手表，一架自行车，更提不到收音机了。这等于向穷人开玩笑。 结果，所谓私有，只是农民的一副身躯，一份劳动力，而且这副身躯和劳动早已被“公社”先期定货，只待陆续成交了。 （二）过分的劳动·饥饿的报酬在农村，“公社”组成之后生产组织真正军事化了，生产分大队、小队；有特种劳动还有专业队、突击队；真正作到了统一调配劳动力。什么地方用人，什么工作用人，人就被调配去工作；不许反抗，决不容有异议。因为这与“劳动纪律”有关，这与“政治品质”有关，这与“共产主义觉悟”有关，归根结底这与“肚皮”有关。这些“有关”就把每个劳动人民残酷地拴在奴工制度的锁链上。于是不但正常的工作，日以继夜地作；还有特殊任务的突击工作，如修路、筑堤、兴水利；还有数不尽的上级交下来的各种沉重任务。同时，为了表现“共产主义精神”还要大协作，为邻社去帮工，为邻县去义务劳动，不收工资，只感谢供食供住。 工作分配之后，工作的精神还得战斗化，每个人每天都得像作战一样，拼死命地在生产战线上作战；只许向前，不许退后。督战的有评工委员会，有积极分子带头，有检讨会，还有立功办法抢红旗，有表扬的英雄榜，有略资奖励的工资。在这一套硬派、愚弄、鞭打的办法下，劳动人民变成了连牛马也不如的活的工具。这是“社会主义”下的劳动人民所遭遇的悲惨不堪的命运！ 中国人口本来是多，而且是劳力过剩的。以土改后的四川省来说，他们就有将近一半的过剩劳动力，（那就是说2000多万剩余劳动力）。这种情况在各省全是大同小异。忽的，近一年来，中共大呼劳动力不够，需要大批充实，他们的主意就打算奴役全国妇女劳动力了。这就是办公社，以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为借口，驱逐了广大妇女离开家庭走上劳动的战场。他们是这样做了，占农村人口1/4左右的妇女便充当了中共的女奴。她们也得像男人一样在田地里、在山谷里，拖着软弱的身躯为中共创造财富。 中国大陆真正缺少劳动力吗？事实上如合理使用，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但是一经中共随意浪费人力，任意作不必要的工作，和有意把一个人的工作交给几个人去作，劳力缺乏就以此借口而出现了。这样它就可以摇起鞭子要大家去工作，这样就没吃闲饭的人；同时也就利用人的过分疲劳，来控制人的思索和反抗。 大陆上整个的农民男女老少都献出了他们仅有的私产——劳动力。他们得到怎样的报酬呢？这可从“人民公社”所规定的办法中看出来。 首先，从“公社”的分配，看出中共的加大剥削农民的“剩余价值”。在“公社”一开始，农民便被否决了他应的的报酬权益。公社的总收入大约有将近1/3，以公粮（税），杂捐等名义交给国家（共产党）；其剩余的大部分作为公社积累；一小部分分配给社员。这份分配给社员的所谓“分配部分”主要的为伙食供给制下的伙食，一小部分为工资制下的工资。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抄录一段《人民日报》《论河南采取五项措施巩固人民公社》一文中的一段话：“切实作好公社的秋季分配，坚持‘先公后社，再社员’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公社和社员的关系。今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应首先保证完成国家公粮和粮、烟、棉、油料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任务；积极扩大社内公共积累，一般应以总收入的70%左右作为积累，（包括公粮和社内的一切扣除），扩大再生产，其余的30%左右作为社员分配部分（包括工资和供给制部分），适当改善社员生活。在处理社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上，应当继续坚持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下，尽力增长共产主义因素。公社应普遍扩大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实行吃粮或伙食供给制的剩余部分，再采用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办法。” 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国家把农民的总收入以税的名义取去将近1/3，其余的一大部分作为公社积累，大约不及1/3的作为农民的真正收入，农民这一点收入主要的是包括伙食和零星的工资。 “公社”分配给社员这部分如何去分配呢？一般的“公社”把供给部分占的比例很高，工资部分已经微乎其微。有的社在文件上把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平均起来，但事实上除了供给制下的伙食外，工资部分也是没有保证的。现在看来，还没有统一的办法，还在摸索进行。下边抄录一段，可证实他们那种未定形的分配办法。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仍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分配办法有五种：（1）现有的分工制（两次预分，一次决分）；（2）固定工资制；（3）供给制（即保证社员的一切生活必需，发给少量的零用钱）；（4）基本工资加奖励；（5）定级不定薪，按月发给少量的零用钱，供给必需的生活资料，在生产年终后，根据收入确定每一等级的工资数。会议认为，第一种不便于进行各行各业的统一分配，不提倡，如群众同意也允许。第二种、第三种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采用。第四种办法较为完善，能够激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能使公社的分配较有把握，应创造条件，大力采用。但是在开头一年，为了使分配更有把握，不致虚分，也可以采用第五种办法，这种办法实行起来较为麻烦，作为暂时的办法是可以的，一旦情况摸清以后，就实行第四种”。（注七） 注七：《怎样办好人民公社》，中共九江地委试点经验，1958年9月10日《江西日报》。 从这个“试点经验”，他们主张采用“基本工资加奖励”，大概是确定基本工资，由这里扣除伙食及其他供给部分，农民所得实际工资就很难说了，大致是一些零用钱而已。其中奖励工资部分也是很少的，作为鼓励劳动人民一点经验。 现在，我们再就伙食和工资问题，作深一步的追究。 伙食就是血肉长成的人每天不能不吃的东西，这套办法从人类存在以来就在实行。古时奴隶主供给他所有的奴隶以吃的、穿的，奴隶付给他以劳动。就是近代中国，在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地主雇佣长工，他也得给长工吃的、住的，每年还有几十元银洋的工资。就是在共产国家，西伯利亚的奴工营和中共的劳改队，他们在挤出这些人的最后一滴血之前，也给他们伙食，不过是太差的伙食而已。 这次，中共实行“人民公社”特大宣传说：“吃饭不要钱！”言外之意，似乎是一大德政。正等于牧场主在向奶牛宣传：“吃草不要钱！”但是奶牛甩甩尾巴，回头看看自己垂大的充满奶汁的乳房。 “吃饭不要钱！”在以劳力为代价偿还时，由人类，到供人类使用或营利的牲畜，都是根据这个铁的规律。“人民公社”是真办到了“吃饭不要钱！”但是这个“钱”已由社员劳动收入项下除留，等于先买饭票。至于如何吃，关于这类问题，我留待下文谈公共食堂的集体生活再讨论。现在我们先看工资部分。 工资部分即是在公社总收入扣除粮税及公共积累和伙食以外的部分，这一部分就是微乎其微。这就是说，一个劳动的人民，一年的或一个月的收入，去了税、公共积累和伙食，应当得到的报酬，也就是共产党人口中的“零星用钱”，工资。我先举个例子作为说明。 据试搞“人民公社”颇为成功的河南省遂平县的党委书记赵光的报告，他说：“为了使工资制放在更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又算了一个最低级的帐。即全年总收入额按920多万元计，扣除部分（税）占总收入的18.6%；积累部分占总收入数的54.5%；分配部分占总收入数的26.9%。以此数来分配，全公社社员，平均每人全年收入57元6角（包括粮食部分在内），超过社员去年收入60%，每个劳动力平均每月收入工资4元多。”（注八） 注八：赵光：《口粮供给加基本工资制》，195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共产党宣传说：“吃饭不要钱！”实际上农民整天劳动的代价已付出了这部伙食的钱，而且除了伙食以外，等于免费劳动。这就使我想起四十年前后的情况。记得在我童年时，在我们的乡村，富有的人家雇一个长工，每年以粮食计算的工资是3、4石，每石在四五百斤左右，核计当时银元，约五、六十元；此外，自然还是照管伙食、住所。这个长工除了自己食、住由东主供给外，还以这五、六十元养活一家大小，生活还过得去。现在“人民公社”的社员，全体男女老少，一齐工作，而每个人以劳力换得来的就是这部口粮，且不一定能管饱。时代推进四十年，而且到了“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代，人民的生活倒后退到如此程度，请天天宣传改善人民生活的共产党，回答这个问题吧！ 共产党自然会不负责任地回答：“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我们要苦斗三年。”我看这种苦斗已经几年，而且以后也不会只限三年。 那么人们会问：“从前好，今日反倒不好，农民的收入哪里去了？”共产党不是回答了吗？公粮、公共积累占去绝大部分；而且公粮部分，甚至公共积累部分都为养活这个特权阶级，供他们过铺张浪费、奢侈腐化的生活，和维持这个政权的庞大机构，军队和警察。 我们为了读者方便，再用赵光的报告，介绍劳力的分级。在他的报告中写道：“经过调查和试验的结果，全公社的劳力共分为八级，并根据各级劳动力以往每人每月平均所得工分数的差别比例，摸出了各级劳动力的所占比例情况是：一级劳力占劳力总数的10%左右，二级占15%左右，三级占20%左右，四级占20—25%，五级占15—20%，六级占10—15%，七级和八级占2%左右。以此作为各个生产队评定的基础上，由各生产大队将各生产队的劳力进行联评，最后以大队为单位交公社进行联评。评定基本定案后，以小队为单位，逐人张榜公布。这样作的结果，一级劳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二级占14.7%，三级占21%，四级占25%，五级占18.2%，六级占11.8%，七级占1.1%，八级占0.2%。为了避免社员收入悬殊过大，工资等级差别，也是根据各级劳动力平时劳动实得工分情况确定的。即以‘分’为工资的代数，一级劳动力为4分，二级为5分，三级为6分半，四级为7分半，五级为9分，六级为10分，七级为12分，八级为15分。依此比例，按照后一个分配帐来计算：八级的劳动力，每人每月可得工资7元6角，一级劳动力每月可得2元多。如按前一个分配帐来计算：八级的劳动力每人每月可得工资13元7角，一级劳动力可得3元6角8分。”（注九） 注九：同注八。 工级如此划分，这两端的是由一级工的收入从由2元多至3元6角8分，到八级工的收入7元6角——13元7角。在这工级划分上，八级工人数很少，工资虽高而总合数目不大；一级工到五、六级工人数颇多，可以说是一般的。以五级工计不过得工资由5元左右到8元2角。按着这个算法，社员的收入扣去伙食部分，工资部分就根本很难谈到。如五级每月可得5元左右才够伙食；如他得8元多，也只能有3元左右的收入。在物价高涨，人民币比当日的银元的比价至少是5:1；可得3元人民币，不过是四十年前的6角，一个月收入6角钱，那还有什么用。何况这3元人民币（或6角银元）还是不易真正拿到，还是纸上文章呢。据我知道大陆上的一般农民一年是拿不到钱的，几个月内手中甚至一毛钱都没有。这种情况也就太可怜了。我记得在七七事变前，在农村作小工，管吃之外每日至少可得2、3毛钱，农忙时还可得8、9毛钱。那时的情况虽不能满足人意，但和今日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 “人民公社”于“管吃”之后，给上述的零星工资之外，还有所谓奖励工资。这份工资是为奖励劳动，文件上没有提到它占分配工资的比例数，据一份报告的说明，大约占分配工资的20%。可想象的数目很少，不过是一种点缀以便榨取更多的劳动；而且是掌握在大社的手里和生产队手里；给那些忘命的劳动者一种鼓励。在共产党制度下，为了抢红旗、争光荣，他们不惜大力榨取人民的劳力，农民想得这点“又获利又光荣的奖励工资”，恐怕只有拼老命了。平常一般农民每天都要作十五六个钟头的工作，困了到田地里去打盹，试想若得这点奖励工资，不挤出最后一滴血汗，还能得到吗？ 在这里我补写一笔，即工厂工人已把计件工资制，改为计时工资制，那就是长时劳动，工资不加。 “人民公社”出现之后，整个农村的人，由十五六岁以上到60岁的男人和55岁的女人以全劳的资格都上了劳动的战场，每年要作三百天左右的工作；应进“幸福院”的60以上的男女，也以“爱劳动的共产主义情绪”，为公社服务。老弱的男女以半劳的资格也走上劳动战场；他们终年劳动所换来的就是那点吃不饱的供给饭，他们劳动的报酬，几乎就是饥饿。公社制在今日大陆实行以来，就是古代奴隶制的重演。悲惨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三）悲惨的集体生活共产党所实行的“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写在纸上不论你喜欢它或反对它，还像个样子；等你看到现实的情况就叫你睁不开眼睛，不忍卒睹。因为文章里空讲理想，说集体生活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快乐、幸福，党人的生花之笔还不能写上几幅农村生活改善图吗？那正如旧时的年画：有阖家欢乐图，招财进宝图，百子喜戏图，……但这些年画是几分钱买一张，挂在墙上是供人欣赏，看着高兴，它与实际生活毫不相关，有的相去万里。共产党人宣传文章——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欢乐图——就等于旧时代的年画，它也是脱离实际，一种哄人骗人的东西。 集体生活主要的用意为打破家庭制，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共产党为了统治人民更为有效，乃着眼作彻底地破坏家庭制度，这样就个个人更孤立起来；使夫妇生疏，父子无关，儿童从小就脱离父母；这样就使个个人由能劳动之日起就变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劳动奴隶，儿童由下生之日起就成了共产党的财产。这真是一个历史空前的大变革，这真是毛泽东统治人民最残酷的杰作！ 集体生活的主要部分为：办公共食堂，调剂住房，养育儿童，安置老弱等等，即共产党所谓“七包”，和“十包”。“所谓‘七包’，是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部分，均由公社供给。所谓‘十包’是包吃、包穿、包生养、包死葬、包婚姻费用、包教、包住、包烤火费、包理发、包看戏看电影等生活费用。”这些所谓“包”、“大包”的就是扩大供给部分，只给劳动的人一点零星钱作为“工资”；“中包”的就是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小包”的就是主要的生活需要为供给，另加一部分工资。现在所行的是在“大包”与“中包”之间，这就是说，去了供给部分，所谓工资部分就等于零了。就是这个供给部分也不是像官样文章，那样生动出色。 我们顺着这个程序给它剖解一下。 所谓“包吃”，当然是指的伙食供给制，社员们不在家起伙，不论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去吃饭。据宣传每个公社都办了大批食堂，而且要办地好，要社员们吃的饱、吃得好。乍眼看去好象十五世纪莫尔所写的理想的乌托邦的食堂生活实现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了。以我了解的情况，如上文所述国务院各机关的干部食堂，以及乡村农民生活情况，和最近由大陆上传来的各方报道，这个现实是令人睁不开眼的。公社发给农民饭票，“凭票开饭”，饭票规定数量由四两到八两不等。食堂的“饭”是煮上一大锅，生熟且不去管，质料都是杂粮、番薯、黑豆等等的东西，简直就是一锅猪食。至于食堂的“小菜”，也分等级；有钱的人，还可另选好菜，算是自己的另外开支。食堂的“堂”，有的在破屋里、在仓房里，多数是在天井；有些因工作关系是在田野里，是在山谷里，是在矿场里，把饭送到那里去吃。“吃”的情况是坐着吃、蹲着吃、站着吃，托着饭碗走着吃；在田野、山谷里，就着炎日，满身大汗地吃；或在冬日就着冷风，萎缩着身子地吃。吃的数量，是有多少吃多少，饭若不够，未吃饱的就算倒霉。 每个家庭停伙了，碗、盆、锅、桌、凳都送到公社食堂了。钟声、锣声响了，男女老少像一群饿了红眼的猪一齐奔向“食堂”去吃那份不爱吃也得吃的“营养饭”。大家疲劳工作了十五六小时的“忘我劳动”，每天只换来这样的两餐。这等饭如在十年前摆在地主家庭的长工面前，他一定是一脚踢翻饭桌，拍拍屁股带着怒气走出东主的大门。 所谓“包穿”，当然是指的衣服。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干部到了冬天，有的人还制不起棉衣、棉被，还需要由福利费下补助过冬。在这广大的农村，共产党一口说出“包穿”，这种口气的背后就是欺骗。穿一定是要的，每人一年也许由劳作价值中抽调一部，如七里营公社每年发给社员4元买布证。那即是说社员可以买上十几尺布，连过去自己的破衣，缝成一件衣裳，这件衣裳，就是祖孙三代：一套棉衣，春秋去掉棉花变成夹衣，夏天去掉里子变成单衣。以后，长的改短，短的再变成小孩的袄裤，小孩的衣再变成碎片的补贴，在穷人堆中补贴就有大用了。我们试闭目想一下，就可想出大陆农民破烂穿着的情况；等到你睁眼一看，你的想象绝不会“脱离现实”。 所谓“包住”，当然是指的住屋。住屋虽则现在名义上仍归私有，公社有调整使用的权力。这份“私有”真是等于空文。就我所了解的，除了在城市，这份“私有”因房主保留自住屋还可有点形象外，在农村的房屋私有，在公社成立前已没有了意义。就如土改后，无论是原有主，或新有主，在北方一家分得一、二间房，好多家住在一个院内；在南方，也是一家分得一、二间小房，有一个小院，而且是独立的，这样才稍微有点私有的味道。但是不论哪种形式的，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破陋不堪，穷像毕露，我在本书第九章已经有所叙述。 “人民公社”所谓“包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发。说他们有什么改进的情况，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形，还是因陋就简，旧有房屋，装入旧有的人。包与不包，没有什么分别。 不过说“人民公社”成立后，对住屋问题一点没有改变，那也是不对的。首先，公社调整住屋，人口少的屋让出给人口多的去住；好的房子让给积极干部。再有因生产队的调动，原住甲地乃改住乙地，因之不能不调整住屋。最后，还有一种拆屋建屋办法，这种办法在广东沿海一些地区进行，那就是把个别的原有坚固房屋拆掉，用原有的木料在山边或地头盖起一些茅屋、草棚，由劳动的人民居住。据共产党说：“这样有利于生产”！据我猜：这是有利于战争，到时一把火烧掉，既可坚壁清野，又少了“敌人”用以防御的堡垒。 在公社成立之后的“包住”名下，家庭生活起了空前变化。首先，是破坏了家庭生活。吃饭既不须自家起伙，不必在家吃饭，大家都去了食堂，在食堂内就是各吃各的；那么到晚睡觉如果能一家住在一起，也还有一点家庭生活味道。这就不敢包准了。首先，幼儿白天在幼儿园，有的晚上带回家，有的就留住园内；婴儿是白天在托儿所，晚间有的回家，有的也可能就睡在所内。这种情况各地因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至少是各种情况都有，那也就取消了一部分家庭味道。次则，男女全劳力，和孩子老人的半劳力，他们的工作也是常调动的，尤其是男人的为甚。如果为本社工作，为帮助他社工作“大协作”，为国家作突击工作等等，男人就是不固定的劳动机器随时调动，这样他就离开了“家”。他想回家就不简单了；不用说因工作任务重不许回家，须在工作地居住；就是个人工作若不积极，也可被罚不许回家；或共党利用妻子在“家”挑战：“工作不好，别回家”！这个“家”，“包住”的所在地，不但没有温暖人情，而且成了共产党惩罚人民的一种办法。这就是共产党人口头上的一切为了积极生产，这就是人民心里的一切为它奴役。 所谓“包生养”，这是指生产孩子，和养育孩子。生产孩子所受的“包”是很简单，孕妇大约在临盆前后有四十天左右的假期不劳动。生产时找个乡间的接生婆。据说也可能送入产妇院。孩子未满月前，母亲可能吃上十几个鸡蛋。有的社还送上一斤红糖。如此所谓“包生”大概了事。 “包养”这一工作，就步入托儿所和幼儿园了。一般人，听到托儿所和幼儿园都会想到设备齐全、照顾周到、教师、保育员知识水平很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或是教科书图书里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这样的托儿所、幼儿园，或超而过之，在红色中国也有，那是专为高级首长的儿女设置的，人民的儿女是无份的。 在“人民公社”的托儿所，凡三岁以下的儿童都送入托儿所。实际情况是把吃奶的婴儿或大一些的儿童，一大堆放在一间大屋子里，交给几个超过六十岁的乡间的老妈妈，或是身体衰弱的半劳力的女人，由她们喂米糊，或土豆制的代乳粉；由她们换尿布等等工作。孩子哭没人管，噪闹没人管，屎尿腌了屁股没人管，病了也是没人管。这样的托儿育婴，在穷弊不堪毫无设备的乡间，读者试闭目一想就可想象出它的大概轮廓。 在“人民公社”的幼儿园是专收三至七岁的幼儿，把他们放在一个院子里，院内有几间屋子。由几个乡下老婆婆（称为保育员）看管，设备自然是简陋不堪。这一工作还是容易作到，因为这样大的孩子只要有人照看一下，别闯出大祸也就行了。 这种“包养”，共产党达到了一个节省人力而又驱逐广大妇女走上劳动的战线，同时又达到了摧残儿童的目的，虽然共产党口头上是说，一切希望在新生的一代。 所谓“包教育”，是指公社逐步建立大学，专科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继续巩固扩大红专大学，举办业余学校。“学生和社员在各种学校学习的必要费用，均由公社负担。”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计划或图画，但不是现实。作宣传是好的，事实上就是很难实现。我相信若作一些点缀是可以作到的，真能全部实现是很久将来的事。就我所知，一个乡办一个小学还很吃力，多数是两三个乡才有一个小学。我看到在东北是这样的。业余学校是可以作到，但只是有名无实，教者不热心，尤其是缺少师资；学生是不积极，在过分劳动之后，没有人还有这份精力。这种情况，我在南方是亲眼看到的。 至于公社办大学、专科学校、红专大学等等，在目前的经济能力，以及师资，教材等等必须的条件，共产党中国是不能办到的。两年前，它的统治范围，还有成千万的儿童不能入学，因为缺学校、缺教师，转眼两年它也不会大跃进克服这个困难。列入此条“包教育”，只为说说好听而已。 所谓“包婚丧”，是指结婚和死葬。 据“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福利工作试行细则”规定：“结婚：社员结婚时，社或队的领导干部都要参加主持，举行一定的仪式，组织晚会。食堂要给新郎新妇改善一天生活，公社并给女方十元补助。”大概一般社包“婚喜大事”不过如此。 “包丧葬”这事就更耸动新闻了。死而后葬有社包办是多么慈善的名词，而事实上的葬就是花样百出。一般情况是节约簿（录入者注：疑为“薄”）葬，不用木棺，只用草席将死人尸体卷起，在田地里实行“深土肉葬”，埋葬之后田上一样耕种。惟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善于利用物质条件，在山东——孔夫子的故乡——发明了“投池肉葬”办法，这办法除了冬季都可适用的，即人死后由乡政府指定送往“尸池”。投在“尸池”就是葬了。“尸池”有一条水道，道口备有一缸，接受流出的尸水。这份尸水就分派到掘好的小坑，每坑一勺，然后盖以草皮，三天之内，就会生蛆，这种蛆用为鸡鸭的饲料。这又是生财的办法。 共产党实行“包葬”不止博取了“死葬之以礼”，而且又合乎马列唯物主义的生财之道，写至此处，我真欲为大陆人民一哭了。 所谓“包看戏看电影”，这是指娱乐事项，其范围是本公社所演的戏或放映的电影，社员去看一律免费。据我知，地方戏是可以演的，电影还不是每社都能放映，因为放映队为数不多。 所谓“包烤火费”，在北方寒冷的冬天，这份宣传是共产党的夸大，即使有这一项节目，其费用也是无济于事，绝不能解决社员的烤火问题。我住在北京几年，我知道北京的干部烤火都成了问题，一则是无钱买煤，再则是有钱也买不到可以烤火的煤；至于广大农村，提到此事不是一种“奢侈”，望梅止渴吗！ 所谓“包医疗”，是指看病。一个公社工作细则提到：“公社扩建医院、产妇院，在各大队分设门诊部，本社人员看病实行免费，病情严重需要到其他医院看病时得由公社批准，费用亦由公社负担。但自身收入较多的自己负担一部。社员吃营养药得由自己负责，公社概不开支。”一般社的情况也大致是官样文章如此规定。 中国大陆有二十万个乡，一乡一个医生，就需要二十万个；何况公社成立后又有几十万个生产队，每个大队设门诊部一人就是几十万个医生。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恐怕连十分之一的医生也没有。以我知道北京的情况，所有医院到处人满，协和医院挂个病号都得五六个月，一般医院除了紧急病外，挂个号也不是每人当天就能够挂上的。因之，西药不够，乃大大提倡中医，中医院同样的有人满之患。此外，就是药品缺乏；不但西药缺乏，就是土产药材，因为土地改革、改业，已经没有人注意培植和采药，中国草药也大感缺乏。这就很显然地说明：缺少医生和药材。共产党打了一个空头支票“包医疗”，实际上还是睁眼看着人民生病，看着人民“肉葬”而已。 最后一包是“包理发”，我相信，这一包是能办到的。 共产党所实行的“人民公社”，在人民劳动之后，还给人民的是伙食供给制下的半饱；是拆散家庭生活，分散了父母、夫妻、儿女；是“婚”而不喜，“死”而不哀；其他的一些空头支票目前都不能兑实，而在空头支票的欺骗下要榨取人民最后一滴血。 所谓“十包”绝大部分情况是共产党的空头支票。惟共产党还怕下级干部把这些空头支票当真事去办，于是共产党就特别指示宣传：“防止百废俱兴”，“从需要与可能出发，对于福利事业要量力而行，防止贪多贪大。”在这一指示下，就是否决了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医院……以及一切有关人民福利事业。因为共产党不断大声疾呼：办“人民公社”是一切为了生产，为了扩大生产和增加生产。共产党不好明言：办“人民公社”就是恢复奴隶制度！就是榨尽人民最后一滴血！ 但是我们一经剖解“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不会为其宣传文章骗过，不会为其集体生活欢乐图迷昏了眼睛，而只能看见一幅悲惨不堪入眼的奴隶工作图。 我们这样讨论分析还只限于了解问题和情况，而真正无法忍受的还是大陆上的广大人民。他们身受其痛，破家荡产，父母、妻子、儿女离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而且要在鞭子下作“忘我的劳动”。他们作出各种的反抗。小的反抗，杀鸡、杀鸭、杀耕畜、毁青苗，和不积极工作；大的反抗捣毁公社，暴动、杀干部，这种事情每省每县都有，由华南的广东省到东北的辽吉黑三省。共产党也不隐讳这种事实，在许多文件上都提到，例如吴芝圃有篇文章说：“少数富裕中农却对公社化有所抵触不满；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则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造谣、煽动群众反对公社化。据许昌地区的重点调查，积极拥护公社化的占89%，基本拥护的占7%，抵触和反对公社化的占4%。”（注十）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人民反抗公社化的大致情况。 注十：吴芝圃：《由农业生产社到人民公社》，《红旗》1958年第8期。 共产党以解决自己的危机和备战而走上“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也将把共产党推上更大的危机。这是一场决斗，一群善良的中国人民为求自由和生存，将向特权阶级的奴隶主——中国共产党——作生死的斗争。这是一个较量力量的时候，如人民胜利，中国的共产党和世界其他国的共产党将碰到死运；如共产党成功，那又将是恶魔高张的时日，而且其影响于远东和世界的前途者则不堪设想。在这场决斗时，自由世界的人民绝不应有作壁上观的心理，应认为这是与自己命运有关的斗争，应在各方面支持中国人民这场决斗，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胜利。 （录入者注：原书各章注释都放在章节末尾，本章的最后两个注在原文里没有找到标记，是我自行判断添加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