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与周仁辛同志的情谊

五、缅怀

3．与周仁辛同志的情谊

　　周仁生同志，1922年4月出生于温州，2004年1月27日逝世，终年82岁。他的去世，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莫大的损失。

　　周仁生同志是我的良师挚友。记得我七、八岁时进入瓯江小学读书，那时他是六年级毕业班的高材生。我的姑母周蕙芳与他同班，他们亲如姐弟，她有时带我到周仁生家去，所以七十多年前，我就认识周仁生。但与周仁生的真正接触，是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周仁生担任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师，一位仅比学生大五、六岁的青年教师，却以高超的教学艺术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他平易待人，学生们与他接触，总有一种亲切感，许多人不知不觉地逐渐受到他的思想影响。我也是从那时开始，受他的熏陶，慢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的。

　　在我和他长达七十年的交往中，有时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有时关在同一个狱内，却彼此隔绝；较多的日子是天南地北，音讯全无；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分离，重新聚首时，发现彼此仍心心相通。最近二三十年中，我住上海，他居温州，每隔一段日子，总能有愉快的会聚。平时也是书信来往不断。积存盈尺的他称我“小周”，自称“老周”的信，留下了深情厚谊，也有他深睿的思想浪花。

　　周仁生同志学生时代成绩优异，读书广泛，知识渊博。参加革命工作后显现他的宣传鼓动能力极强。他的终身事业是革命工作，而从事的职业是教书。他每到一校任教，就能团聚一批优秀的学生，对之施以思想影响，引导不少人最终成为托派成员。他可算是“工作母机”，到处“下蛋”。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受他的影响，我无法数列出来。但是共产党判他无期徒刑的罪状之一是：“残苛毒害大批青少年的思想。”把这句话反读一下，可知周仁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革命思想的贡献之大了。

　　我很难写出周仁生的整个生平，只写几点我与他交往的事。

　　1947年初，我到上海。此时周仁生已先我到了上海，我们又开始接近。他介绍我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杂志和一批政治理论书籍。后来带我去参加哲学班，每周听彭述之讲课。就是在哲学班，我受到了较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成为一名水平不高的小托派。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1948年底，周仁生在上海活动（一度到苏北靖江），他是上海托派多数派的活动分子，当时用化名“沈念。”他曾参加1948年的建党大会，那次会议，托派多数派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会后，周仁生参与宣传工作。

　　上海解放前，周仁生和林松祺南下福建，经厦大教授安明波介绍，去厦门附近海澄中学教书，后来林松祺去香港转广州，周仁生被任命为海澄中学校长。1949年底上海市共产党当局逮捕了托派多数派（中国革命共产党）江浙临委成员及几个一般党团员，我也在其中。当时共产党主要镇压对象是国民党特务。对我们这批被捕的托派只是警告今后不许活动，不久都释放了。被释的钱川、丁毅、刘毅去了香港，我南下到了周仁生任校长的海澄中学任教，在那里一直到1952年12月22日全国肃托大逮捕，三年内我与周仁生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处。

　　周仁生在福建，改用谐音周任辛，以后一直用这个姓名。

　　福建海澄中学，原是一个县的一般中学，周仁生接任后，以其非凡的才能，三年时间，将之办成一座在闽南颇有声望的学校，（现在是省重点中学龙海二中）培养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人材。1952年我们被逮捕后，共产党当然要大张旗鼓地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的罪状，要学生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想像中，当年的学生，一定是很痛恨我们的。可是后来我们得知，学生们非大不恨我们，反而还怀念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下落。大约在十多年前，周仁生后来教出来的一位学生考入厦门大学，他把周仁生的近状告诉已经是厦大教授的当年海澄中学学生时，他们竟将之当做特大喜讯转告海澄中学老同学，从此当年海澄中学的不少学生与我们书信不断，甚至还有人专程到温州看望周仁生。可见“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我们都被捕了。当初各人都是单独关禁的，彼此无法来往，连放风见面的机会都没有。1954年下半年陆续宣判，在福建，周仁生被判无期徒刑，我和赵养性、黄禹石等被判7-15年徒刑。不久，除周仁生外，其他三人都被送到内蒙古劳改。后来到内蒙的三人调散了，我成为孤单的一人。毛泽东的共产党1952年处理托派案时是不公开的，秘密关押，秘密审判，我被送去劳改时，不许与其他犯人谈案情，我完全是孤立的，但这样反而可以不用自污，不须“触及灵魂”。

　　我于1979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但不许回家，仍被强迫留在内蒙劳改队留场就业，实际上是由劳改队转到劳改局管理的劳改就业单位，继续受管制，等于变相劳改。与劳改队不同的只是每月有二十来元工资。当地人称为“二劳改”，而且判刑劳改是有期限的，“二劳改”是无期的，也就是由“有期徒刑”转为“无期徒刑”。这样我在内蒙又当了二十八年“二劳改。”1961年开始，我每隔二年有探亲假，一次我回到上海碰到姑母周蕙芳，她告诉我，赵青音住在温州仁生老家，与公婆一起生活。还听说周仁生关在上海监狱。1972年周仁生获释，1979年回到温州，那以后我每隔二年回温州看望父母，都与仁生会面。1987年，我退休回到上海，与仁生恢复接触，书信来往不断。周仁生王国龙每隔一、二年到上海看望郑超麟，郑老1948年前我就认识，周仁生介绍我与喻守一、黄鉴铜、李培认识。1993年李培去世，郑超麟处于无助的状态下，周仁生希望我去帮助郑老，于是我与郑老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与郑老相处的情况，我已在《意因同志》文中叙述了。

　　周仁生回到温州后，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及有关著作的翻译，先后翻译了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的第二卷，布鲁耶的《托洛茨基传》的三章，《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二卷，还译了许多短文。同时从事义务英语教育。

　　周仁生的不少译著，亦有我的参与。我的英语水平没有达到能独立翻译的能力，但可以帮助他校对、查找资料等。周仁生翻译《彭述之回忆录》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专用名词的翻译。彭述之的女儿将彭的口述译成法文出版，现在由法文译成中文，就会出现音同字不同，甚至相差甚远。周仁生手头又缺资料，我就为他担当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回忆录中有一节：He Minfan——湖南第一位共产党人。周仁生把He Minfan译为何明凡。但打了一个“？”。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湖南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当然是毛泽东，哪还有何明凡？我请教了几位历史学教授，都不知道何明凡其人。后来从刘少奇三大卷年谱中查得He Minfan 应是贺民范，姓名三个字都不同。类似的人地名很多有同样的错误，我尽可能的查找资料，请教学者，给予订正。又如引用《向导》等杂志上的文章，由法文转译过来，非但不是原文，甚至连题目也意同字不同，承王观泉教授将其珍藏的《向导合订本》借我，使我得以改正。

　　书成后谋求出版没有成功，我想到先出电子版，我将第一二章在电脑上打字出来，我于2004年1月带了一、二章的打印件，到温州与周仁生商量。1月26日下午，我去看望周仁生，他卧在床上，精神尚佳，能与我像平常一样谈话，我询问他是否可以先将《彭述之回忆录》印几十本打印本，当时周仁生对我说：“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要再问我了。”我向他告别时对他说：“我过二天就回上海，火车票已买妥，明年再来看你。”他说：“明天我要到医院抽腹水。”想不到当天下半夜，他就与世长辞了，他对我说的“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要再问我了。”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仁生去世后，我退掉已购的火车票，参加周仁生追悼会后才回到上海。接着我就着手完成仁生未完的工作，首先将《彭述之回忆录》第三至六章打字出来，交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印几十册征求意见本，我在上海复印了几十本，寄给学者和老朋友。想不到这项工作还起了作用，我寄给出版界老前辈范用和朱正先生的《彭述之回忆录》，他们主动推荐给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19日，北京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张小平先生和主任柏文裕先生来访，谈拟出版《彭述之回忆录》，但希望三卷一起出，要我帮他们与彭述之的女儿取得联系。现在我已经使他们建立了直接联系，最近听说回忆录第二卷程映湘接近完成了。

　　为缅怀周仁生老师，我收集他的文章，编成《周仁生文存》，我写了《周仁生同志传略》和周仁生年谱，秋大姐出资，2005年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出版。书发出后反映很好。

　　周仁生译毕《彭述之回忆录》后，就专注于《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翻译。这套文集共12卷，收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时期的文章，（已单独成册出版的《俄国革命史》等未收入）美国开拓者出版社出版，出书后又发现一批托洛茨基的文章，编成补遗二卷，周仁生最后几年专门从事这二卷的翻译。周仁生去世前不久，曾来信对我说：他已译完《补遗》。对于这项译事，我一直没有参与，他也没有将译稿寄给我，我以为，他早已将译稿全部寄给香港刘乃光了。

　　后来刘乃光来信，才知周仁生并未将译稿寄到香港。于是我与赵青音联系，寻找仁生的译稿。原来补遗上下二卷，上卷的上半册周仁生译，下半册由仁生的学生虞争鸣翻译，下卷周仁生亲自翻译。我打听到虞争鸣可能曾将译稿输入电脑。几经周折，终于从虞争鸣处得到译稿，于是我制成了光盘寄给刘乃光，，还自以为完成得很好。

　　2005年我得到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英文原版，我一对照，大吃一惊。原来虞争鸣的电脑中保存的名为补遗上下两卷译稿，实际上只是上卷的上下两半部分。也就是我作为两卷寄给乃光的译稿，只是上卷的译稿，根本没有下卷的译稿。我再请赵青音寻找，她表示实在无力了。无奈我于2006年亲自到温州，到周仁生家中，我和赵青音二人，从仁生的遗物中，终于找到了下卷的大部分译稿，其中一部分是赵青音抄正的，大部分是仁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地写在学生用的练习册上，共有二十多本。可能只有赵青音和我二人能全部认清，此时，赵青音已无力再誊抄，我将之带回上海整理。我花了一年多时间与原文对照，将之输入电脑，个别缺译的部分尽可能补译出来，最后制成光盘寄给乃光，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为了纪念周仁生同志，我勉力接过他未完的工作，仅以上述几件事的完成，以志对他的缅怀。

写于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