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译本出版经过

　　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是一部世界名著。作者原计划写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三个人的传记，先写了《斯大林政治评传》，接着写成《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列宁传未写成作者就逝世了。

　　《斯大林政治评传》中译本早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随着历史真相的大白，国内出版界对出版有关托洛茨基著作已经开禁。托洛茨基本人的原著《我的生平》、《文学与革命》、《斯大林传》等都已由中央出版部门出版，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的经济学著作国内已出版了十多部。所以出版中译本《先知三部曲》的时机已经成熟。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湖南省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朱正先生向郑超麟提议，如果将《先知三部曲》译成，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郑老手头只有原文第一卷，他本人视力近盲，无法亲自翻译，郑老把第一卷交给王国龙翻译。后来王凡西寄来原文三卷，于是大家决定周任辛译第二卷，喻守一译第三卷。王、周、喻三人曾合作翻译《国际事务概览》，（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三人的第二次合作。不久，朱正先生因故被迫离职，他的出版承诺无法实现了。出版希望的渺茫，虽然没有停止翻译，但进度放慢了，王国龙和周任辛花了六七年时间才译完了第一、二卷。喻守一译的第三卷只完成了一部分因病逝世，译稿被他的亲属拿去留作纪念了。后来第三卷由王国龙和周任辛分担继续翻译。

　　90年代，王国龙和周任辛一面译书，郑超麟、李培、周履锵着手到处找出版社，向国内多家出版社发函，寄去《先知三部曲》简介和各卷的序言译文。但大多被拒绝或没有回音。也曾考虑由港台出版，但即使出版了，也无法在大陆发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决定拟在大陆用自费出版。

　　大陆出版界有一种怪现象，畅销书出版社当然乐意出版，有些质量不高，甚至近于黄色的书也大量出版。可是一些有价值的书，包括专家学者化毕生精力写出来的学术著作，却无法出版。想出版必须自己掏腰包买书号，自负出版费用。上海学林出版社就是这样的自费出书的单位，而且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书。例如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就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学林原领导人曹宇庭与郑超麟认识，郑老决定：与学林联系，计划自费出版。具体联系工作先由李培负责，李培逝世后，由周履锵继续。经多次商谈，其中一次周履锵陪同王国龙到曹宇庭家中面谈，大体谈妥，约需自负出版费（包括买书号）十多万元。周任辛还筹措了五万元，其余拟请港友帮助解决。

　　过去中国出版译著，大都不尊重知识产权，现在不行了，所以欲出版，须取得原作者或原出版社的授权，这一工作学林出版社要我们自己进行。过去日本翻译出版《先知三部曲》时，多伊彻夫人健在，经多夫人授权免费出版日文译本。王凡西与多夫人相识，但此时多夫人去世了，无法再与原作者联系。我们仅知道《先知三部曲》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是郑超麟写信给王凡西，请他托英国里兹大学Gregor Benton（汉名班顿或班国瑞）教授联系，牛津的答复为：多伊彻的著作权属于其代理人，并告知其通讯处。班顿再与多著代理人联系。由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出版界的实际情况，以为出书能有很大的利润，提了我们根本无力承受的条件。班顿继续与之商谈，介绍在中国出版此书，甚至要赔钱的，请求免费让我们翻译出版，或者待出版有收益后再按一定比例付版费。最后英国代理人答复班顿，此事与其远东代理人，驻在台北的安宝林商谈。于是班顿和王凡西相继给安宝林去信，请求给我们免费出版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文译本。远东代理人可能较了解大陆出版界的情况，1994年11月24日复信给班顿，并寄来《西书中文版授权提议书》。提出了一个先付1000元人民币，以后视销售按一定比例付版费的条件。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至此，版权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李培由于出书心切，在知识产权、出书具体费用等问题未完全落实之前，就写信给老朋友，希望帮助解决出版费用。1993（？）年戈兄携款到上海，先找到章涛的妹妹，再通过叶春华与郑超麟联系，企图帮助办成《先知三部曲》的自费出版，结果使戈兄大失所望，因为当时连译稿还未最后完成，根本谈不上出版。戈兄无果而返。这次他的到沪，还引起叶春华的反感和恐慌，认为是组织活动。戈兄受到威吓，临行前还担心能否平安回去。

　　李培去世后，在郑超麟的主持下，周履锵继续与学林出版社曹宇庭联系，决定自费出版。其间还受到叶春华的阻挠，一次，叶春华约周履锵到他家正式谈话。叶很严肃地说：“自费出版《先知三部曲》，千万不能用香港的钱，那是香港组织的钱，万万不可使用，否则后果不得了”。后来周履锵将此事告诉周任辛，任辛说：“那是蓉秋等私人的钱”。

　　正当谋求正式出版无望，自费出版又受到“自己人”的“劝阻”时，出现了转机，周任辛的一位在北京的学生为出版奔走，但也没有结果。1996年2月，她发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由世文图书发行公司总经销。她抱着试探的态度，去联系《先知三部曲》的出版。意想不到的世文公司听说我们已有译稿时，一口答应愿意出版。当时王国龙和周任辛正在上海，她打电话到上海。通过她起的作用，1996年6月，郑超麟决定，由周履锵出面直接与世文公司总经理袁亮和编辑室主任施用勤联系，世文公司来信，请我们送稿到北京，旅费都他们负担，我们去信，因年事已高，请他们来取稿。

　　1996年7月7日，施用勤来到上海周履锵家，第二天周领施到郑超麟家商谈出版事宜。当时施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只用你们的第一、二部的译稿，因为我们已经有第三部的译稿，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当时拿出第三部的打印稿给我们看。郑超麟稍一思考，马上拍板同意。接着谈了具体事项，译费定为每千字35.00元，（当时算是较高的），送样书30套。最后由周履锵和施用勤签了正式合同。于是我们交了译稿，并告诉施用勤知识产权问题已有了着落。后来我们将得到的著作权的授权资料也交给施用勤。当天在郑家共进午餐。

　　事后我们知道，世文公司和我们一谈就成功是因为：第一、他们原有出版计划，已有了第三部的译稿，有了我们的译稿，他们就不必译第一、二部了；第二、他们尚无法找到外国著作人的授权，而我们已经找到了，而只需先付1000元简直是象征性的小数目，我们将授权关系转给他们，解决了他们最大困难。

　　从1996年7月8日签约，到1999年1月出书，约经过二年半时间，期间的联系工作全部由周履锵负责。施用勤回去看了稿子后，来信说，原稿须请人抄写，在稿费中扣抄稿人工费7元，后来又来信提出译文须请人校对，要付给校者30%的稿费，周履锵与郑超麟商量后马上去信表示同意。其间来往信件没有事先征求王、周两位译者的意见，只是事后写信告诉周任辛。1998年8月1日郑超麟逝世后，联系中涉及到的问题周履锵才事前与周任辛商量决定。

　　世文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没有出版权的独立企业法人，它自我的介绍写道：“世文公司诚愿以任何方式保持与各出版机构的良好合作，并承诺尽心代理其各类出版物的国内发行”。所以《我的生平》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世文公司总经销。经过施用勤的二年多的努力，《先知三部曲》最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和世文公司经销。书籍印刷精美，图文并茂，在国内问世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年并被评为全国十大好书之一。

　　这次《先知三部曲》成功出版，1、省去了我们自负的出版费至少十多万元；2、以中央编译出版社名义比用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社会效果大不相同；3、译者还可以得到稿费。

　　出书后，我们得到样书30套，用稿费购买了七、八十套，全部送人。虽也花了不少邮寄费，但比之拟付的出版费，少得使我们很满足了。王、周两位译者，收到首付的3000元稿费后，世文公司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未付，后来用书250套代替稿费。也大都送人了。

2005年9月24日

　　说明：最近王国龙写信给戈兄，要我转交给他，并要我“致戈兄信中有关《三部曲》出版经过，叙述零乱，乞代再加整理，更正错误，还要把你经手的事补充进去”。因为不是几句话的改动能说得清的，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当然没有必要发表，只供想了解情况的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