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听彭述之讲课

一、往事

1．听彭述之讲课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从此每周一次听彭述之讲课，延续了约一年左右。

　　陈人白先生，约五十多岁。那个年代，五十多岁的人都已经被视为老头了。陈先生讲一口很难听得懂的湖南话，他用烟斗吸烟，不吸时空烟斗也端在手上。参加哲学班的人员约五、六十人，大都是青年人。大家带一本英文书，对外称是英语补习班。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记得第一次去听课时，讲的是哲学。以后陆续听了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大革命史等课题。每门课都有参考书，哲学是伏尔佛逊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经济学用河上肇著的《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好像是用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学》。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

　　听课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年代久远，许多情节都记不起来或记不确切了。我不知道在我去听课之前曾举行过多少次，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是讲唯心论与唯物论。彭述之认为，原始人类不能驾驭自然，了解自然，宗教迷信产生了，就以为人类最早的思维是唯心主义的。彭述之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人类有了思维，有了哲学的萌芽，唯心论与唯物论就同时产生的。他举希腊的初始唯物论为例。后来讲辩证法。我的哲学知识很少，之前仅读过一本《大众哲学》，所以彭述之的讲述，对我都是新鲜的知识。我只是似懂非懂地灌到脑子里去。

　　讲社会发展史，指出人类社会可分成：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彭述之较详细地讲了原始共产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不能认为是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倒退，就社会的发展，就生产力的发展，由较公平的原始共产社会进入阶级压迫的奴隶社会，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

　　讲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其论述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讲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发展了，必然要转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彭述之的论述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完全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即将暴发，革命即将成功。这些论述已经过了五、六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论断已经八十多年了，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在发展，苏联及东欧自称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垮台了，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这些现实与当年的愿望大不相同，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当时受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和革命理想。

　　每月还举行一次座谈会，内容在《青年与妇女》上发表。选题每次不同，大都有关“青年”的问题。朋友们都争先发言，但我一次也没有发言，主要是我水平低，性格内向的关系。最后总是陈碧兰、彭述之作总结发言。

　　有一次听课的人比平时多，上午讲课提前结束，全体乘大客车到江湾叶家花园，举行联谊活动，名义是为李永爵、罗莉萍结婚开派对，实际是托派多数派战后大聚会，据说人气之旺是空前的。午餐很简单，是现买的热馒头加上带去的牛肉（美军战后剩余物资中的牛肉罐头）。大家吃得很开心，三五成群，有说有笑。下午举行大会，几十年后还记得有一位越南托派同志讲演，刘家良担任翻译。讲的内容完全忘记了，但刘家良的开场白始终还记得，刘说：“越南，中国人过去叫安南，越南人对‘安南’的称呼很反感。”原来，“安南”“镇南关”等都是侵略者镇压少数民族与邻近弱国的称号。彭述之作了长篇报告，可惜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也已成了耄耋老人。我是受了彭述之的教育，最后成为“顽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当年参加的人有些作古了，也有些改变了信念。

　　1948年夏天开始，育才中学的哲学班迁到海宁路大公小学，位于国际电影院旁边的弄内，那时小学生放暑假，借校址继续办班。不管叫哲学班或其他名称，实际上是培养干部的机构，类似于党校的性质。通过学习，原来已是托派的人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一般受影响的人成为托派党团员。我就是上了哲学班之后，于1947年夏天成为S.Y的。

　　海宁路大公小学的讲述内容与育才中学已有不同，偏重于建党文件的学习。就在这一年，托派多数派召开建党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

　　大公小学有一事值得一记，就是召开了一次托洛茨基被害纪念大会。到会的人比平时多，会场挂一张托洛茨基的素描画像，不知是哪一位朋友的杰作。会上彭述之的女儿莉莉的诗朗诵很精彩。有一位广东老太太发表讲演，我虽听不懂，但老太激动的神态，振奋的言词很使人感动。纪念会开得很成功。

　　叶家花园的集会和大公小学的老托受害纪念会，是托派多数派战后两次较大型的集会，也是战后托派发展实力的检阅，显示了一点欣欣向荣的迹象。

　　到了1948年下半年，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共胜利已成定局。托派不得不作应变，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等离沪南下，哲学班等也停办了。

　　在哲学班中，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听众，从不在座谈会上发言，也很少与人打交道。但听课是很认真的，对彭述之的讲话，由开始时听不懂湖南口音，到逐渐能听懂。我敬佩彭述之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我除了班上听课之外，与彭述之本人还有个别接触，彭述之多次到周仁生家，有时我也在场。还有一次彭述之陈碧兰等开会，借用我在武进路的住所，他们开会，我在外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