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也谈王实味的“人性”及其“人性改革论”
秋火
为文库这一专题所做的文章（即《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写毕，总算勉强地了结了我几年来深埋心底的心愿（我本打算写小册子，但才疏学浅能力微薄，时间精力也不允许）。
但是，我的内心仍然久久难以平静。我本来打算为王实味个人多写一些篇幅（因为我非常反感中共官方知识分子朱鸿召之流对王实味人格品质的污蔑和非议），但是写作过程中还是删除中止，因为本文的主题旨在从历史的角度，评判王实味案所反映、所从属的整个中共官僚化现象与根据地的革命民主斗争。其实在我整理上传以及网上找来关于王实味的作品和介绍资料里，已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王实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只是想用一则简短后记，从我理解的革命社会主义角度，谈谈王实味的“人性”和他十分有名的“人性改革论”。
对于王实味本人，相信读者可以在我的文章里读出我的强烈情感倾向，希望读者能够见谅。也许一篇重要的历史评论不该带有太多主观感情，但是要想让我在写作中抑制这种倾向是很难的。王实味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里带给我感觉乃至共鸣都最强烈的一个人，这种感觉甚至超过我对陈独秀的欣赏（2007年我读完了当时未能在国内出版的王观泉著作《陈独秀传》，由此极为欣赏陈独秀，但过后不久我就得到友人的推荐，读了朱鸿召主编的《王实味文存》，王实味的遭遇和他文字里透露出的激烈感情甚至曾让我梦见到类似画面）。王实味的人生苦难艰辛、他的情感之纯洁、语言文字里无畏的纯真与烈火般的热血，还有他在《野百合花》中为革命青年的理性辩护，都令我这个当代的革命青年深深感动。我相信：一个人对他人最炽烈的爱与恨，也反映着这个人的本性。王实味评价他人喜欢用“比较可爱/不可爱”的说法，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最可爱的人，一个可爱的革命者。而那些中共官僚集团煽动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文澜、丁玲、周扬、艾青等人）对王实味卑鄙恶毒的落井下石，他们极端伪善地批判他人、开脱自己责任（他们也曾与王实味有相同相似的观点，但被领袖官僚们诱导去做咬人的疯狗），结合历史资料还原当时情境，这种鲜明对比足令人久久震撼、无法平静。虽说我本人在2005年就开始反思斯毛、转向革马，但我过去大量自学、自觉接受的中共党史教育仍缺少系统反思清算，近几年开始了解王实味案，才逐步肃扫过去的模糊梦幻，并且令我感叹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第二个问题是王实味的“人性改革论”，这恰好非常值得今天革命社会主义者反思，思考人性改革、人道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关系。据王实味的众多同时代人说法，加之王实味老同学王凡西的回忆，王实味最看重、也是遭到指责最多的一个“理论”就是这个对人性的看法：
“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他深深相信：不论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认为未必。依他之见，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要同时进行。”
（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第三节，1985年2月10日。连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王凡西也提出批评，认为“如果真正贯彻他的理论，他应该改行去当牧师，至少始终干他的教师行当，不应再干革命，可是他至死还是个革命者。”）
不过王凡西此文后记再次谈到这个“人性论”时，又有另一个说法：“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改变，人性才会跟着逐渐地改变；根据王实味的见解，若不同时（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则社会制度也终于改不好的。”（注意：粗体是我加的）
后一段中王凡西自己也没讲清楚，王实味到底是主张人性改革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还是人性改革先于社会革命？这两个命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后者，就很明显错了，因为不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人性改革永远是徒劳，或者客观上只起到巩固、改良资本主义、从而阻碍根本社会变革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但是照王凡西前一段（即他文章第三节那段）的说法，王实味的这个人性改革论却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可以说这是王实味特别敏锐、特别比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志高明的一个观点。王实味用他最终为革命民主殉道，证明了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导致他最终悲剧难道不正是罪恶的人性起着很大的作用吗？认真考察那段历史，认真翻遍当时主要代表人物们正儿八经的批斗文献，我压根不相信可以用什么“他们主观上是好的、客观上却伤害了同志”这类八股论调解释一切对王实味的错误批斗，因为这些人主观上就绝对不好，而且可以说是极其阴险恶毒。当然，恶的人性能够兴风作浪，是因为一定具体历史环境下、一定的阶级力量构成、矛盾和由此产生的一定社会需要（特别是投合小农阶层的特权割据集团的需要）所致；但是不可因“客观条件”而否认了确实存在着人性意识上的缺陷，存在着人性之恶。王实味的悲剧只是中国革命里众多革命者悲剧的一个开端和典型缩影，而中国革命里的众多这类悲剧又是与整个20世纪斯大林主义在众多国家的罄竹难书的悲剧实践紧密相联的。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反面经验，恰恰是人性之恶起了很大作用。
人性必须改革，与社会革命同步，才有望实现真正彻底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官僚畸形变态国家的胜利）。但是人性怎么改革，是另一回事。王凡西在批驳王实味时把这两件事混淆了。在王凡西看来似乎人性要改革就只能去做牧师了，或许他认为人性要改革只能靠反复的道德宣传和说教吧。人性改革，其实不一定只是靠宣传和说教，如果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里，还可以靠政治上的评判、自由辩说和集体舆论氛围、以及组织上的处置，来培养诚实善良的人性，或者把对同志自私虚伪的人放到无权的位置上。改变不了那么就设法隔离疏远，或放在与权力较远、但仍能发挥其公共价值的位置上，而在青年一代里完全有可能发展出更好的人性，很大程度在于是否注意、是否重视。
【我不禁又想起列宁遗嘱（王实味恰好看过并参与中文翻译），其中提议把斯大林调开总书记位置，列宁的第一理由就是斯大林太粗暴，这难道不就是列宁在实际工作中相当重视人性问题的说明吗？其实列宁等老革命者注意到了人性问题的重要性，正是他们非常敏锐又高明的地方，可惜像他们这样非常敏锐又高明的革命者仍然太少见，更多人还是倾向从机械的观念来理解社会革命的辩证法。】
我认为有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怎样评判人性好坏？其二，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搞清这两个问题，人性改革就不会是一团云雾。依我来看，人性好坏最客观、也最有统领性的基本标准即在于：是否符合真（Truth）——真实，真知，真理。一个人在涉及根本的重大问题上明明毫无根据、还给对方罗织罪名判罪论处（不同于一般批判，而是提出实际惩处行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调查确定的客观事实，根据这个客观事实就可以判断这个人的人性是罪恶的。其实在很多重大冤案里，都不难调查清楚、形成公论，人性判定并不难。当然非常多的概念界定，难免总有一些模糊边界，但不能因此就说无法界定。革命社会主义既然是属于真理的一部分，那么它就有完全无私的勇气坦诚地接受一切客观真实。如果一个理论/意识/观点不能反映客观真实，不能符合科学的真知，那么一定是这个理论/意识/观点错了；真理只有对应真实和真知才有可能成立，这三个真是统一的（在英文里，Truth恰好也同时有这几种意思）。也许有人说，难免有人是“好心做坏事”，但是一件事情（而且是关系着根本性质评判的事情）明明没有根据，他又是怎么去评判和作为的呢？正是因为共运里这种不顾事实、只要可疑的“顾全大局”“客观促进作用”的假装作戏传统，正因为这种根本不顾事实真相、根本漠视人性的精神传统，才很大地促进了革命的罪恶和堕落。
其二，从马克思主义来讲，人性的本质是社会性，在阶级社会起决定性的是阶级性，但不止是阶级性。具体来说，一个人身上既有家族、教育、社会交往影响带来的各种传统和其他社会性，更由其自身过去及现有社会谋生的阶级性决定着。
马克思在讲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时，不只是讲“生产力”或“生产关系”，而是讲到“生产方式”，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包括着围绕物质资料谋生的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在一定生产方式上形成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还有着其社会位置和生活特点所催生的思想意识，它们并不是“天然的人性”，并且大致规定了某种人性的外延。在谈论阶级时，总是难免会谈到其大致对应的阶级意识。
例如小资产阶级处于社会中间无法稳固的分化性质：向上爬时产生着强烈投机性，并且表现出各种卑劣的品性：极端利己、欺诈、虚伪，往后退时容易黯然伤神、自哀自怜、复古、各种乌托邦思想。同样是小资产阶级，小生意人因为其谋生特点往往更看重实利和市场份额，职业知识分子往往更看重学术等级、名声和面子（他们的地位和前途都靠这些东西），知识分子一般地都非常看重语言文字形式；农民是一个分化的庞大阶层群体，既有小田地生产者的憨厚本分，又有无产者的朴实节俭，又有小资产者的圆滑奸诈热衷投机，还有暴发户或转化为官僚时的粗俗自卑。工人阶级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一个进化的过程，不论从今天世界还是中国来看，现代工人阶级多数人更讲求个性、追求民主和自由，同时也天然地倾向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当然工人阶级也受到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群体的影响，会表现出其他倾向。资产阶级，包括本身就属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官僚，讲求实际、重视契约法理和惯于剧烈的竞争抢夺（即使发动战争或宫廷斗争也要费尽心机找“合法化依据”，以便保住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体与市民社会）。而凌驾于生产关系上的官僚——如前苏联前中国那种官僚阶层——则讲求政治文牍、无论内政外交都反复无常、极端看重秩序稳定和特权等级，中国毛时代官僚还突出反映着落后东方国家的农民心理：歌功颂德式个人崇拜、好大喜功和人民公社式的农民社会主义（苏联1950年代后期清算个人崇拜的背景正是进入到中上等工业化国家水平、工人比例与受教育比例已经开始现代化，个人崇拜的无文化的与农民的基础已经大为削减，工人与青年一代中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这些例举只是为了粗略地说明阶级意识是可以大致把握的，并不只能是一个主观的定义。当然我这些说法是非常粗略的，具体大可研究讨论。在我的文章《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里我也结合历史事实，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品性。
从“人性改革与社会革命应该同时进行”这一观点来说，人性改革正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领导广大被压迫群众掌握政权，实行劳动人民对政治经济的民主管理和尽可能广泛的政治自由，那么革命也是要使工人阶级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都把握领导权。就托洛茨基来说，他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对文化领域撒手不管，他也主张引导文化界，并且也主张按照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在他的评论里也贯穿着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是托洛茨基坚决反对那种用极权政治方式操控文艺界的做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策是保障创作自由，并试图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准则进行积极引导。
既然人性的本质在于社会性，那么人性改革的方法，就不止是要通过文艺，更要通过社会改变的过程。一个革命青年要改造自己的人性，就需要转变其社会存在方式，需要与工人阶级结合，在工人集体中、以及将来在革命工人运动中，通过集体主义和有个性、有批判性的社会交往自觉地改变自己，并帮助其他同志（在自愿合意的情况下）改变精神品质。这种社会改变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但远不是万能的，但总归是一个多少有实际效果的办法。
为着净化提升人性品质的改革，与为了洗刷社会污垢、实现劳动人民有尊严地管理政治经济的社会革命，其实都可以统一为一个目标：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既基于科学，又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理想，而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完全的人道主义；也只有恢复真正意义的阶级斗争和相关共运概念的经典意义，才能达到这样的人道主义，这是更加关键、还有待继续探索的重大实践问题。人类经历了太多假冒伪劣社会主义，这些历史余孽至今仍在到处污损着共产主义的名声。另外，不无关系的一点是，许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同“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至上/最高标准”，但是这句话也意味着这样的抽象性：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这一点却又不无争论，不应该让这个词绝对化。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本来就不是特定的、绝对的（有人也许说是无产阶级政权，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也应该恪守国际革命利益）。这个词至少也应该包括人道主义的某种意义，否则“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是不完整的，是必定要栽跟斗的，而历史创伤并不都是一定可以弥补的。
所幸的是，国际革命社会主义者已经比较广泛地认识到了必须彻底清算斯毛修正主义毒流，更要追求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当代国际共运里的这种变革，与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里最新科学观念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打破机械局限观念、重建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生态联系）。而在中国，在这个假冒伪劣社会主义横行、机械观念与非理性特别严重的东方国家里，把人道主义植根、融入进共产主义左翼思想与阶级斗争实践中，仍然是革命社会主义启蒙事业面前的艰巨任务。
2011年8月23日定稿
秋火
本文原是《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一文的“后记”，由于比较长，且独立成章，故分出来作为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