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关于王实味的被利用和被批判

张业松



这可是一件大事


　　读了我的朋友黄昌勇发表在5月19日《南方周末》“解密”版的长文《〈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心下有些惊异。昌勇兄在其文章中说：“某历史学家提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举行的斗争王实味大会最为激烈的时刻，而国民党特务机关真正利用王实味的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则是在这三个月之后的事。这里有一个时间差。……某历史学家在《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尚未出台之时，就预支了这一'证据’。”——这可是一件大事。王实味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批判，距今已近一个甲子，这样重大的事件，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为何从未引起注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结论：

　　事情并不像昌勇兄所说的那样。

　　昌勇兄在其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本身并没有错，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结论时也很小心，如果将他的结论孤立起来看，似乎也可以含混过去，但认真推敲起来，这个结论却是靠不住的。鉴于事件本身的重大性和敏感性，以及《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的影响力，我想还是有必要严谨一些，将事情的真正面目弄清楚。


“某历史学家”是指范文澜


　　昌勇兄文中提到的“某历史学家”是指范文澜先生。范文澜先生当年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中研院针对王实味的批判会的当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当年在批判会进行期间写作的被昌勇兄判定为“提前预支了《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证据”的文章《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如今并不难找，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出版的《王实味文存》（朱鸿召编选）就曾经收录，因此似乎没有隐去作者姓名的必要。今天看来，如果说范文澜先生的这篇大批判文章还值得注意的话，那应该不是基于昌勇兄所说的理由，而是其中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来的一种在过去的大批判运动中屡见不鲜的思想罪论罪法，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说，这里先说昌勇兄对此文的解读。不知道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昌勇兄在引用范文澜先生的相关表述时没有引错，可是在据以做出结论时却变动了其中的关键词汇。范文澜先生文章中说：“王实味同志丝毫不肯反省自己的错误，……甚至连有人告诉他《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时，他处之泰然，毫不动心，反强调着'我不说，他们(指反共分子)也会说’的理由，拒绝对党应负的责任。”我查对过我所见到的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即最初发表的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版本、转载的重庆《群众》杂志1942年8月15日第7卷第15期版本和上举《王实味文存》版本，三者并无异文，其关键表述都是“被反共分子利用”，而且“反共分子”一词连续出现了两次。“反共分子”不等于“敌特”，尤其不能等同于昌勇兄文中引据的后来的确将《野百合花》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的文章“加以利用”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昌勇兄却说范文澜先生“预支”了“《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反共分子”充其量等于“敌”，却和“特”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如果调查证实范文澜果然是“预支”事实的话，那么他“预支”的也只是《野百合花》被“敌”利用的事实，而不能说他“预支”了《野百合花》被“特”利用的事实。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读者也许要问，你在“敌”、“特”两者之间如此较劲，有必要吗？我认为有的，理由就在于昌勇兄文章的最后一节所述：“不怕被敌方利用：王实味与《解放日报》的社论先即有此观点”。这里的“敌方”，根据昌勇兄的引证，王实味文中表述为“敌人”、“反共特务机关”，而《解放日报》社论的表述则为“敌人的宣传机关”，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差别的话，这个差别或者就是王实味与党组织之间的差别。“敌人”在明处，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斗争对象，“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昌勇兄所引“社论”）：“特务”则大不一样：“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30页），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的逻辑推动力之一，所以任何人一旦与叫做“特”的东西发生关系，那可不是玩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辨明，至少在延安中研院批判王实味的过程中，范文澜先生不曾“首次”（昌勇兄说：“某历史学家在他的批判文章中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陷王实味于如此危险的关系中。


范文澜先生并没有“预支”过任何东西


　　果然是范文澜先生“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吗？从上引范文澜先生原文看，似乎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说，是他自己最先发布了这一消息，而更有可能是他转述了在批判会进行过程中出现的别人的言论。但是，随着当事人的逐渐凋零，范文澜先生文章中“有人告诉他”的“有人”究竟何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搞清楚的可能，所以如果仅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书面材料来看，说是范文澜先生最先在书面上向外界“传达”了这一消息，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范文澜先生真的“预支”过“《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吗？根据上文的辨说，对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决没有。因为范文澜先生在其文章中提供的分明是“《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的信息，而决不是昌勇兄文章中所说的“被敌特利用的事实”。

　　如果我的疑惑和辨说仅止于此，昌勇兄一定会说我故意抬杠。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最具敏感性和冲击力的地方其实还不在《野百合花》究竟曾被什么样的“反共分子”利用，而在，范文澜先生是否“预支”了这种利用。昌勇兄现在据以肯定“预支”说的证据，我在上面说过，本身是可靠的，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成问题的是，昌勇兄在他的文章中举出的只是一个孤证，根本不具备排他性，因而也不足以支持他的论点。换句话说，昌勇兄要想证明范文澜先生“预支”了《野百合花》的被利用，就必须证明在他举出的“中统”“利用”证据之前，《野百合花》从来不曾被国民党方面加以“利用”。我知道，对于昌勇兄来说，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温济泽先生晚年在《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中说：“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温济泽先生在这里举出的《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两个证据，其中之一即是昌勇兄举证的“中统”作品《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经过昌勇兄的努力，现在我们知道它的出现时间远较王实味的被批判晚；那么“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的“刊物专号”又如何呢？温济泽先生没有举出它的出现时间，昌勇兄也没有向我们证明它的出现比“中统”作品晚、或者干脆就不存在，因此温济泽先生的这一回忆对昌勇兄的论点构成了挑战。

　　与王实味等1958年被“再批判”有关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黎之先生曾在他关于“胡风事件”的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被抽调到公安部胡风集团专案组工作时，曾“陪同作家协会一位负责人到胡风家里去查找资料（实即搜查——引者）。拿回一本1942年国民党统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这本小册子竟成了揭发胡风以致后来批判丁玲的罪证。”（黎之：《文坛风云录》35页）黎之先生所说的这本小册子与昌勇兄举证的“中统”作品书名不同，但出版年份和出版社是一致的，两者是否同一种书，昌勇兄也需要关心。

　　最后，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的记载，我们确切知道，当年延安以外对《野百合花》加以“利用”的图书确实不止一种，其中大致可以肯定与昌勇兄所见为同一种书的是1076页的第13856项，其著录内容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统一出版社编，统一出版社，1942年9月初版，30页，32开（奋斗丛书，第26种）。诬蔑延安整风运动的报道。”其典藏地点为北京图书馆。另一种则是1212页的第15364项著录，内容为：“《野百合花》，王实味著，邹正之编，重庆，1942年6月初版，1942年8月再版，1943年3版，12页，32开。本书未标明出版者，除收录《野百合花》一文外，书前有国统区编者写的前言《介绍〈野百合花〉》一文。”此书的著录典藏地点为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但我去上海图书馆查过，却没有查到。这也不奇怪。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工作历时二十余年，其间各图书馆馆藏变动情况肯定很大，鉴此，编者在《凡例》中以附注形式说明道：“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的馆藏标记，是根据两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藏书情况标注的，与现在实际藏书情况不尽符合。”可见此书是可以信赖的，有些书现在查不到并不等于它的记载有错误。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我们现在确切知道重庆方面对《野百合花》的“利用”早在1942年6月即已开始，那么我们凭什么断定范文澜先生在其《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中传达的“《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的信息是“预支”的呢？不错，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写于6月2日，此时他已经得知有关邹正之编《野百合花》的出版消息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难道他所得知的就没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比这更早的“利用”消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原因就在于，我们甚至连上举极为有限的几条材料中出现的线索都还没有做出充分澄清，凭什么就可以抹杀一切呢？所以，昌勇兄的立论其实是不能成立的。相反，我们倒是基本可以肯定地说，在《野百合花》的被“利用”问题上，范文澜先生并没有“预支”过任何东西。


语言暴力的有效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昌勇兄的文章没有价值。对我来说，这篇文章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我注意到了范文澜先生的文章本身。毫不夸张地说，在延安整风以来司空见惯的大批判文章中，范文澜先生的文章真是不应该忽视的一个范本，它以非常严密的逻辑构架、非常干净的文笔和非常雄辩的口吻论定了一桩今天看来完全属于子虚乌有的思想罪，这本来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居然被他完成了，至足惊人。

　　范文澜先生是怎样《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的呢？文章不长，5000字左右，分了五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使得文章的节奏就像渐敲渐紧的鼓点，充满了战斗氛围。第一部分《有了立场才有动机》首先论述阶级-立场- 动机-观点之间的关系，劈头引用一句马克思语录“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接下来马上说：“因此，一个生活在某一阶级里的人，他必定保有与本阶级适应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他的阶级意识，也就是他的阶级立场。”非常轻巧地完成了“基本原理”与“阶级观点”之间的转接，为全文奠定了在特定语境中颠扑不破的立论基础，接下去的文章就势如破竹，一泻千里。范文澜先生说，在阶级立场上接触客观事物，内心发生思维，就是动机，表现出来，就是言语行动，一切所谓是非善恶光明黑暗合理不合理等等都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来判断的，同一事情在相反的立场看来观点完全相反。这样的论述有谁可以反驳呢？第二部分《两个我在我们头脑中斗争着》，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我们这一群所谓知识分子”，“两个我”指的是“我们”头脑中原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旧我”和参加共产党以后获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我”，范文澜先生说，“在同一时间处理同一问题上，头脑中只能存在一个统治者，不是新我就是旧我。而旧我复辟，总是在新我不自觉的时候……所以，我们虽是共产党员，却常常表现出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语行动，原因就在于这些言语行动的动机，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

　　读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张从远远的地方向王实味包围过去的网正在渐次收紧：“所谓'立场错误，动机还好’的说法，用之于一个觉悟的共产党员，我不敢赞同，因为适合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动机……在无产阶级立场看来，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它是好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进入本题”，正面论述《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上来就对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做了全面的定性：“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几乎使人难以置信，但根据中央研究院最近所开的几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负责的报告及说明，又确使人深信而不容置疑。尤其危险可惊的是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含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王实味同志如不心服，请读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之举例》第四条，那一段话替王实味同志思想意识照了一张最好的相片，真是惟妙惟肖。”这是在作论文、论述一件事情吗？显然不是。如果说有“论述”，“论述”早在场外（文本场）作好了，范文澜先生这里只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在对王实味的“人性”做结论。王实味同志可以不心服吗？请他到正在进行的批判会上来试着开开口看。根据温济泽的《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记载，就在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写成后的第二天，王实味第一次来到批判会现场，他刚刚开口试着表达对“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的感谢，就立即遭到了“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爱’决定的么？”的严厉质问。在这样的语境中，他还能说什么呢？语多必失，多说一句也许还要多出一份罪。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次出场，反而使得他的“托派观点”重新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以前有些对王实味面目认识不清楚的人，现在也很清楚地认识了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错误是万分严重的，危险的。”

　　范文澜先生文章的第四部分是《在〈野百合花〉上证明王实味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敌人》，论点如题所示，方法如上所述；第五部分《两面镜子》，抄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联共党史中的两段文字，要求王实味对照检查自己。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对这些内容详加介绍了，范文澜先生文章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我们说，将批判对象推入令他无法开口的语言环境之中加以打击，这就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这样的文章其实是不需要“逻辑”的，如果说一定要要，也只要一点最简单的“形而上学”，以便完成在“理论”与“政治”之间的转接；这样的文章其实也是不需要论述的，原因已如上述。

　　所以，不是范文澜先生自己具有特别的禀赋，使他得以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而是一个特定的语境和他在这个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成全了他，使得他如有神助。这样的文章好写吗？其实也未必。对照一下当时的中研院代院长罗迈在此前不久发表的《动机与立场》（《解放日报》1942年5月24日），立即可以看出范文澜先生临笔时的压力何在，以及他必须有所“突破”的努力方向何在。

　　这样的文章有效吗？对于将批判对象从政治上打倒，当然是有效的；对于帮助批判者在政治上站稳，当然也是有效的。具体对范文澜先生而言，千万不要小看这后一点，因为王实味之去延安，最初正是他的介绍。

　　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王实味自己怎样看？根据范文澜先生在中研院批判会最后一天的总结发言透露，王实味头天早上还对他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发现我的错误。”（《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这也是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