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考辨
高浦棠
延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On April 2, 1942, the question of Yanan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was taken to the agenda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On April 10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onference agreed with Mao Zedong' s proposition officially, deciding to hold the seminar on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Dur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rom April 2 to in April 10, Xiao Jun, Ai Qing, Li Youran provided the mentality for Mao Zedong in varying extent o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aybe Zhou Yang provided the integrity plan, which helped Mao Zedong decide to hold the symposium after Mao Zedong proposed, discussed and finally drew a conclus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 question.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角度看，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次会议，已有不少人写了或纪实、或记述、或回忆等众多史述性文章，其中很多人都谈到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起因问题，但是这些人又都是将起因问题置放在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史的视野中来言说的，真正从历史本真面貌的史的角度着眼来言说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者却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一种回忆叙述中的顺便提说，并没有将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学科和文学史学科中的学术问题加以探究和讨论。然而，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毫无疑问的是真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对这个问题的学术探讨无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共党史、还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史来说，都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绝对意义。
由于众多言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都是从座谈会前延安文艺界的不和谐变奏谈起的，为了考查辨析的清晰与方便，本文也从这里谈起。
延安文艺界的不和谐变奏，并不是在1942年春天突然出现的，它是延安文艺运动自然演进的结果，如《轻骑队》的创办、批评延安社会现象的杂文、嘲讽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的文艺创作等，均在1941年就已大量出现了。其所以在1942年春天很快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不和谐的变奏在向高潮演进过程中被一部分较高级别的政治家们所敏感到了。雷加回忆说：“墙报最初并不厉害，人们看了也就那么回事。后来其所以被人们说得越来越厉害，如《‘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都是因为毛泽东的点名批评所致。”① 这里，雷加虽然谈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一个关键性史实，但在毛泽东看来，真正从政治上察觉文艺界偏向的则是贺龙和王震。
据《贺龙年谱》记载：1942年3月初，贺龙“与林彪、张平化离开晋西北赴延安。”又：“3月，因感情不合，与蹇先任离婚。”[1] (P346-347)而三月份正是延安文艺界奏出不和谐最强音的时候，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上、下)均在三月份发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的出版与轰动也在3月份。据胡乔木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改版问题(据查，这次会议应是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召集的讨论《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批评《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是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2] (P55-56)丁玲回忆说，贺龙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3] 这里，丁玲显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我们从何其芳的回忆中则可领略相关批评的更完整表述，他说：“当时我在延安，还听说过，贺龙同志还直接对写过‘暴露黑暗’的作品的人说：‘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4]
此外，王震对《矢与的》墙报的批评也突出反映了政治家们对文艺偏向的敏感。王震当时与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关系较密切。当以王实味的文章为主要内容的《矢与的》墙报在延安引起强烈反响的时候，范文澜便约请王震也来看看墙报，王震看后，当即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5] (P108)范文澜听后，“感慨不已”地对人说：“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透了，真了不起！”[6] (P184)而王震则对《矢与的》墙报并未罢手，他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而毛泽东则听完汇报之后，当即便打上灯笼亲自去看了《矢与的》墙报，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7] (P373-374)
基于贺龙、王震等人对文艺界如此强烈的不满，4月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的会议上，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界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开展自我批评”，“态度一定要好”，“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7] (P372-373)“康生说现在反三风，不好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一是《轻骑队》的形式，一是中央研究院及西北局的墙报(《矢与的》与《西北风》)形式。王稼祥认为报纸的批评比墙报态度严肃些，而文艺版(指《解放日报》文艺版)描写老干部坏(如婚姻问题)，前方同志不满。”“博古表示，文艺版现在的文章，没有看到英勇抗战，写边区不好，对技术工作散布不好的影响，描写所谓人性，鼓动人们不安心工作，现在要解决文艺工作到哪里去的问题。”[8] (P224-228)即此我们知道，延安文艺界问题于1942年4月2日被正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但是毛泽东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似乎更主要地来自文艺家们的提议。具体为毛泽东提供过思路的有萧军、李又然、艾青等。
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是比较早的。从1941年8月到1942年5月，毛泽东总共给萧军写了10封亲笔信，多次与萧军进行书面思想交流，同时还约请萧军当面进行思想交流的。无论是哪一种交流，都与文艺问题有关。其中与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有着直接关系的交流，可以列出下列几次：第一次，“1941年7月下旬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特意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毛泽东以坦诚的态度挽留住萧军后，“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没有文艺政策’？”毛泽东回答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萧军建议说：“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毛泽东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萧军“回去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给了毛主席”。[9] 第二次，因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引发了文抗作家萧军、艾青、罗烽、舒群、白朗等人的不同意见，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为了解具体情况，约请上述作家及萧军夫人王德芬、艾青夫人韦荧一起在毛泽东自己的窑洞里谈了一次话。“从那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等又分别找了延安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9] 第三次，1942年4月4日，毛泽东致信萧军说：“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王德芬解释这封信的缘由说：“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故毛泽东向萧军回复了这封有具体所指的信。[9]
李又然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交往也是比较频繁的，他是法国留学生，有时便有事没事就去找毛泽东说话。“一天又去看毛主席，说不清为什么事情而去的了，总之不是为了文艺问题而去的。”“谈话中我提一句：‘毛主席，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主席一听，脸上立即显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隔了很久，主席气愤地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我说。停了一会，我又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就说：‘毛主席，我走了！’主席这次没有送我。”“过了几天，主席就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一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主席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又只过了几天，就开文艺座谈会了。”[10]
艾青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比较看重的一个作家，他回忆说：“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文章。4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我去了，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我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爱听的。’接着他又谈了一些文艺方针。”[11] (P421)
从上面三个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显然都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有关。但刘白羽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关于这次会议，前几年有一种说法：是由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决定开会的。这完全是违背事实”，“作为至今仍在的当事人，我不能不出来作证。”刘白羽进一步说，在“毛主席开始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的时间里，“有一天，主席派人约我去他那里”，他“开门见山就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说明召开文艺座谈会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针对的是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没有问题又何谈‘整顿’呢？”[12]
这里，刘白羽所否定的“由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决定开会的”“一种说法”，究竟指的是萧军及王德芬的说法？还是李又然的说法？还是艾青及高杰的说法②？现在已无法查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使是当事人，他们的回忆也极有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故本文将对上述几种说法作出如下考辨。
考辨一：对于萧军及王德芬的说法，有些老延安文艺工作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如笔者采访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之一干学伟时有一段对话记录：“干学伟说：‘前些年，王德芬曾发表文章说座谈会是萧军提议让毛主席召开的，王德芬当时只是鲁艺的一个学生，她是没有资格说这话的！’我说：‘她是萧军的夫人。’干学伟说：‘萧军是什么！他直到文艺座谈会上都要与党并行，他能要求党制定文艺政策吗？给谁制定呢？’”③ 干学伟的怀疑和反问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认真分析王德芬记述的萧军与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亦可发现一些可推敲的地方。如王德芬回忆：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约见了萧军、王德芬、艾青、韦荧、罗烽、白朗、舒群，“从那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等又分别找了延安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9] 这段回忆中“从那以后”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又分别找了”的“又”是运用不准确的。从逻辑上讲，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给人传递的信息是，萧军最初向毛泽东提说的“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的话，所引出的只是毛泽东亲自约见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的事，不可能直接导致毛泽东、陈云、凯丰、王鹤寿等找许多文艺家征求意见，“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的结果。事实上毛泽东、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分别找许多文艺家谈话是在1942年的4月份，而确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则已经到了1942年的4月10日，是根本不能用“从那以后”和“又”可以直接连贯起来的一件一体性事件。所以，所谓由萧军提议毛泽东才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说法，是没有充分事实依据与逻辑依据的。
另外，王德芬对毛泽东给萧军的两封信的解释，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如她说：“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毛主席在1942年4月4日给萧军写信说：‘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9] 我们从“感谢你的好意”一句话可以看出，这封信显然不是萧军受毛泽东委托将自己收集的有关文艺界资料寄给毛泽东后，毛泽东给萧军的复信；而应该是萧军主动向毛泽东寄去了一些资料，并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由此而引出的毛泽东给萧军的回复。
另一封是1942年4月7日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信中说：“萧军同志：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9] 这里，所谓“商量一个重要问题”，对照毛泽东4月13日给萧军的信，指的就是“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由此看，此前毛泽东与萧军的交谈并没有直接点明召开文艺座谈会，并要在座谈会上讨论和解决文艺方针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在谈论其他问题时会涉及到文艺问题，但王德芬却对上一封信解释说：“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会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9] 这个解释中所说的“参加文艺座谈会”显然是后期补叙，与叙述的时间所针对的历史事件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么，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究竟为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提供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萧军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最初主要是由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引起，由于萧军对周文的某些观点不满，而自己的商榷文章又不能在延安最有影响且又是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解放日报》上刊发，故萧军就此事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极有可能提出“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让追求进步、拥护抗日、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的和非党的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能“有所遵循有所依据”。如果是这样，那么萧军于1941年7月底向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建议，毫无疑问是延安时期最早向毛泽东提出制定党的文艺政策的建议。
但可以同时肯定的是萧军的建议并没有成为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直接因素。原因有二：第一，从1941年7月底、8月初到1942年3月底、4月初近半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很少关注文艺问题，期间看过一次华君武等三人的漫画展，但也并未就文艺问题与作者展开过交流与讨论。据李又然前述的回忆所说，毛泽东于1942年3月底4月初开始关注文艺问题时，“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找艾青”，“艾青谈了”才“找萧军”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军在毛泽东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程序中绝不是主角；第二，1942年4月4日毛泽东复信萧军“感谢”他寄来的“附件”和提请自己让“别的同志看”的“好意”后，“下午，萧军又去毛泽东那里面谈”，据王德芬说这次面谈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提议让萧军“入党”的问题。这里，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让萧军入党呢？很有可能是毛泽东与萧军多次交谈后，深知萧军是一个一般人很难改变他的主观意见的人，所以提议让他入党，入党后就可以用党的纪律约束他。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是4月4日毛泽东与萧军面谈时如王德芬所说“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即使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经向萧军交流了党的文艺政策问题，也不能证明萧军就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这一点从座谈会上萧军的发言与主题内容的相悖程度④ 看，是再明白不过的。
从以上两点看，萧军的提议很难成为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所采纳的主要意见，它充其量只能是最早提醒毛泽东注意到了统一文艺界思想的问题。
考辨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很多，所以就直接促成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因的说法也很多，李又然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所提到的“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意见，也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说法。关于这种说法，李又然自己有一个比较明智的认识，他说：“有人以为文艺座谈会是我引起的，这是一种误会，我没有说过这话，也一点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点引起的意思吧，也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开这个会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这样意思的话，我对别人也说过，却引不起注意。”[10]
在李又然看来，他自己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向毛泽东提供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的信息。其实根据李又然自己叙述的这次谈话过程看，当李又然将这个信息转达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的情况，是李又然的提说触动了毛泽东内心里对文艺界问题的忧虑与困扰。所以说，李又然给毛泽东提供的信息并没有在毛泽东决定召开座谈会问题上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是他的由毛泽东主持文艺界在适当时候召开一个大会的提议，为毛泽东决定以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方式来解决文艺界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从李又然叙述的过程看，这次谈话的时间是在找丁玲、找艾青、找萧军的前几天，这个时候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最后决定要召开座谈会。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作出的决定，正是以召开座谈会来解决文艺界问题的。如果说毛泽东与李又然谈话时已经有了腹稿，那么，李又然的提议无疑是对这个腹稿的支持；如果说还没有腹稿，那就显然是一种思路上的启示。
不过，我们还要同时看到，毛泽东与李又然的这次交谈，并不是就文艺问题的一次专门交谈；毛泽东对李又然的提议也并没有表示什么明确态度。所以，支持或者启示，只能是一种暗中契合。
考辨三：从各种情况分析，艾青最初与毛泽东谈话中关于“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的提议，很可能是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过程中来自文艺界的极有分量的一个提议。首先，从时间上看，艾青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较早的。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找文艺界人士谈话是在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文艺问题被列上议事日程后开始的，根据李又然的回忆，找艾青谈文艺问题，是在找萧军之前，毛泽东在4月初主动找萧军专门谈文艺问题是在4月7日，那么找艾青谈文艺问题肯定是在4月7日之前，而这个时候离中共中央最后作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还有三天以上的时间。所以，艾青的提议对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所可能形成的影响，从时机上讲正处在一个最佳时间段。
其次，艾青的提议是在毛泽东向艾青询问“怎么办”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毛泽东在听了艾青的提议后，进一步询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肯定地回答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这实际上就等于毛泽东在请求艾青提供解决文艺界问题方案的情况下，艾青给提供了；而毛泽东的进一步询问，实际上就等于毛泽东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这里，还需作一点说明，艾青当时是延安较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中的党外人士，艾青在思想上的表态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极大支持和安慰。
第三，艾青的提议正好就是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组织和程序形式，即召开座谈会，毛泽东亲自出席讲了话。
因此，我们说艾青的提议是对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极有价值的一个提议。如果说毛泽东与艾青谈话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方案已经形成，那么艾青的提议毫无疑问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如果说谈话时毛泽东的方案还未形成，那就说明毛泽东最大程度地采纳了艾青的提议。
最后，我们还要考辨一下刘白羽否定了所有说法之后为历史所作的“证言”。这个“证言”的中心意思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在“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得差不多”之后，为“解决文艺问题”而作出的“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事实上这样内容的证词丁玲在80年代初也表达过，丁玲说：“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听到有人传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指《‘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是这两篇文章才引起的。”对此，丁玲认为：“召开这次会议，”“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不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3] 这样看来，以解决文艺发展方向为根本目的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其实是一个根本无须作证和无须证明的问题。那么，刘白羽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强行为历史作证呢？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如果刘白羽的证词指的是萧军及王德芬的说法，那么只能说这是言者双方话语指涉的一种偏误，两种言说的意涵并不构成双方之间对与错的互相针对性。我们前面已经考证了萧军及王德芬说法的不可成立，现在我们说即使这种说法能够成立，也构不成与刘白羽说法的根本矛盾。因为解决文艺发展方向问题是召开座谈会的根本目的，用制定政策的方法来达到这个根本目的，这是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方法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本质上是无矛盾可言的。同理，如果说刘白羽的证词指的是艾青及高杰的说法(从义理逻辑上讲也包括李又然的说法)，那么，两种言说的意涵同样也构不成双方之间对与错的互相针对性，两种说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总目标与实现这种目标的方式途经的关系，即艾青向毛泽东的提议“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它所解决的是达到座谈会根本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本质上与刘白羽的说法亦并无矛盾可言。这样看来，刘白羽竭力否定由某个人建议毛泽东才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说法，或者是对对方说法本身的理解不够精确，或者是对对方说法在传播过程中失去语境的忽视。
其二，刘白羽在否定由某个人建议毛泽东才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同时强调了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刘白羽在他自己所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发表之后(该文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于2002年5月23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刘白羽：为历史作证》为题的文章，着重谈了毛泽东在召开座谈会之前约见他谈“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腾出手，整顿文艺问题了。”同年6月刘白羽接受了祁念曾的采访，更详细地谈了他被毛泽东约见的谈话过程：毛泽东“对他说：‘一个时期要抓一个中心，前些日子，我们调查研究边区的经济工作，好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回转头来考虑一下文艺方面的问题了。’毛主席谦虚地说：‘这件事你们文艺界的同志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我们不懂就可以问。任何事情，只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才能判断情况。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同你研究几个问题，然后由你邀集你那里的党员作家，议一议，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毛主席提出几个问题，如当前文艺的总任务，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等。”[13] 由此看，刘白羽其所以要反复强调这个过程，除了要证实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文艺界的根本问题之外，还要说明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他自己也是毛泽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刘白羽在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呢？从上述文章中可以看出，刘白羽并没有为毛泽东的决策提供过任何主观意见，即使在最详细的祁念曾的采访文章中，他也只谈到毛泽东说“想同你研究几个问题”，并没有谈到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表达过什么意见，接着就是毛泽东向他布置工作任务，由他来完成。这样看来，刘白羽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党支部书记为毛泽东的决策收集了来自“文抗”的党员作家对党的文艺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换一句话说，就是刘白羽早在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中就完成过毛泽东直接布置他完成的任务。
另外，言说延安文艺问题，特别是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问题上，周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开的一个人物。然而，周扬留下来的个人资讯文字太少太少，不过本文的任务是考证，通过一些与周扬及与座谈会相关的信息，我们还是可以推究出一些极具关键性意义的而从未被历史所言说的线索。
1942年前后，周扬已经成为毛泽东在文艺方面比较依重的一个人物，如周扬成为参加文艺座谈会人员名单的主要拟定者这一角色，就极能说明问题。另外，周扬自己也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常到主席那里去，”“主席对我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14] 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找过许多人谈话，周扬自然是被找的一个。
那么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中周扬为毛泽东提供过什么意见呢？我们发现在周扬的早期文章中，有一篇题目叫《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该文介绍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经历了国内战争，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经济调整，在此期间，苏联的文学界一直处在混乱状态中，社团林立，杂志纷呈，各种主张自由言说，自由争论，严重影响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那巴斯图》一派和杂志《赤新地》编辑瓦浪斯基(即沃隆斯基)之间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不可调和的争论”，“使苏俄当局注意到文艺界来了。结果，为要决定党对文艺的政策，就于1924年5月9日，由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召集了一个讨论会，各个对立的团体的代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分子都参加了这个特别会议。这个会议本身形成了一件历史上划时期的事件。在这个会议上所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问题。”“苏俄当局反驳了托洛兹基的无产阶级文学否定论，同时对于布哈林一派的意见也没有完全接受。布尔塞维克的文艺政策的本质在1925年党中央委员会的那有名的决议案中表现出来。压服反革命，再教育同路人，在观念上领导农民文学，用所有的方法帮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这就是这文艺政策的要点。这政策，成了一切苏维埃文学的发展的基础，使文坛生出新的气运来了。”最后，“由于1925年‘党的文艺政策’的公布，无产阶级尤其兴起了新的方向。”[15] (P23-25)
将苏共中央1924年主持召开的文艺界讨论会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背景相似。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独立的文艺团体有“文抗”、“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协以及部队艺术学校和青年艺术剧院等；文艺主张有“暴露黑暗”、“歌颂光明”、“大众化”、“提高技术”等；文艺论争有“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之争，有“普及”与“提高”之争，有“文艺的出发点”之争，还有“学习马列主义”之争等。第二，解决问题的形式相似。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主要是上述五个文艺团体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这也与1924年苏俄文艺界讨论会的参加者基本相似。第三，会议的主题相似。苏俄文艺界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6] (48-49)第四，会议的结果一样。两个会议最后都形成了一个“党的文艺政策”，而且两个“党的文艺政策”又都是在第二年正式颁布的。第五，会议之后所促成的文艺形势基本一样。苏俄文艺界讨论会后，“无产阶级尤其兴起了新的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革命文艺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两个会议的形成、过程、结果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的确是不得不令人深思的现象。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第一，是一种神奇的巧合；第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不同国度发展的必经之路；第三，是后者对前者的借鉴。由于周扬对前一个会议的介绍和对后一个会议的强力参与，我们便不得不排除前两种原因，而只能无条件地去相信后一种原因了。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精心酝酿策划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讨论并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7] (P374)后因秦邦宪工作忙，未参与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座谈会是以毛泽东和凯丰的名义主持召开的。
注释：
①2003年12月26日笔者采访雷加记录。这次采访过程中雷加也说：“关于说文艺座谈会是萧军提议开的，这都是不可信的。”
②高杰在《流动的火焰——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始末》一文中肯定了艾青的回忆，认为艾青向毛泽东的提议：“主席，最好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可能就是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直接动因”。该文1997年5月在《传记文学》发表后，很快被《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重要媒体摘登与转载，并被《人民网》长期收录，同时还被黎辛等准当事人高度肯定。黎辛于2002年2月来延安时对笔者说：“高杰的文章是目前研究座谈会最具权威性的文章，据说作者是西北的一位青年”。当时黎辛并不知道高杰就是笔者—高浦棠。而刘白羽的文章正好写于2002年。
③2003年12月25日笔者于北京干学伟家采访干学伟记录。
④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讲完“引言”后，“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这显然与毛泽东“引言”中关于“立场问题”的观点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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