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主教之死

　　从七十年代末起，在各个地方，在拉丁美洲的南部，尤其是中部地区，反帝国主义的趋势又重新抬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与下述情况有关：尼加拉瓜人民对腐朽透顶的索摩查政权的胜利成了鼓舞大陆各国人民的榜样。
　　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新高涨使国内外反动势力在各条战线上，首先是在国际政治恐怖活动方面强化了自己的行动。忽儿在这里，忽儿又在那里都开始发现“兀鹰”留下的痕迹，其中，也包括在中美洲，在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人民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成了中美洲革命的新的重要阶段。这场斗争，由于国内社会政治矛盾的特别激化，所具有的规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萨尔瓦多是一个有着重大的社会矛盾的拉丁美洲的小共和国。十四个“咖啡家族”掌握着全部耕地的60％。40％能自立的居民没有工作。每两个萨尔瓦多人中间就有一个文盲。
　　统治集团对解决这些矛盾不感兴趣，历来是宁可用血腥的镇压手段来窒息人民的不满，而这种方法远不能取得所期望的结果。这在卡洛斯·乌姆别托·罗梅罗将军专政期间尤为明显，当时尽管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但执政的当局到七十年代末时还是处于了政治崩溃的边缘。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温和派人士在华盛顿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籍助于围家政变来防止革命的爆发。1979年10月进行了这样一场政变，结果是军人和文职人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上台，宣布了尽管是极为有限的，但却总是为国家所非常需要的改革纲领。但是，改革纲领遭到了寡头集团、军队中的反动势力和右派分子恐怖组织的猛烈抵制。在他们的压力下，执政委员会开始急剧向右转，但同时并没有失去美国的支持。1980年，美国国会萨尔瓦多和中美洲工作小组在其报告中承认，美国已把自己“和这个相对弱小的、不受欢迎的、在国际上孤立的政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恐怖活动的不断升级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怒。仅在1980年初，由于国民卫队、警察、保安部门和与当局有密切联系的极右分子恐怖组织的镇压，就有一千多爱国者丧生。而在整个1980年根据各种材料计算，有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人被杀死。极右分子闯入进步的或者甚至只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工会活动家、农民领导人、记者和教师的家中把他们带走，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其后，反人民的血腥镇压具有了更为广泛的规模。爱国的民主力量就加强武装斗争来回答恐怖活动。
　　本章所要讲述的悲剧事件：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大主教被暗杀发生在1980年3月24日。在此之前不久，三月份，开始了总罢工，在罢工进程中，首都郊区和一些城镇成了游击队和士兵与警察猛烈战斗的场所。当局批准使用化学武器和凝固汽油来对付支持起义者的农民。风潮四起的大学城遭到了射击，结果有十五名学生死亡。共产党在一份特别声明中谴责了这些镇压活动。
　　被称为是“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们的代言人”的那个人遭到杀害，这就是枪击他的序曲。因为，在萨尔瓦多，执政委员会总是力图堵住任何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的嘴，而当地天主教会的首脑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对当局面陈实情，而他也就利用了这些机会，从教堂的高台上揭露这些镇压活动、对人权的破坏，以及美国对国内统治者们的支持。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人民不满的原因植根于社会的不公正，而他，小城巴里奥斯一个贫穷报务员的儿子对此是十分清楚的。
　　在这里，显然需要稍为离题，向读者介绍一下“拉丁美洲的叛乱的教会”这样的现象。在西半球，教权主义多少年来是，至今还一直是地主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主要思想支柱。但近年来，在大陆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影响下，在天主教的内部出现了某些进步派别。这些派别通常被称为“叛乱的教会”。1969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反对剥削和广大群众的贫穷、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的高涨使得宗教界的部分进步人士也对进步的愿望作出反响”。
　　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大主教，就象人们所称呼的，是“叛乱的教会”的典型代表，是“萨尔瓦多痛苦的良心”。他不止一次地对当局说：“用血浇灌的土地不会长出庄稼。”他不止一次地对富人们说：“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否则你们就要失去双手。”
　　在所描述事件的前一个月，即在2月，萨尔瓦多一个反对派组织出版的《国际新闻公报》写到了罗梅罗，说他对执政委员会罪行(人民群众是这些罪行的受害者)的揭露，得到了萨尔瓦多教会其他主教的确认。而在所描述事件的两周后，即在4月，西班牙杂志《吉卜赛人》写到罗梅罗说：“天主教的教阶制度使他处于孤独之中。保守的萨尔瓦多教会谨慎地和自己的牧师保持距离，既不追随他，也不公开批评他，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听众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大主教身上的环境里，是不大体面的事情。罗马教皇使节埃马涅列·杰腊达哪怕是口头上一次也没有赞扬过他。好象大主教的思想较他所揭露的不公正现象更使最高层的教士们不安。”
　　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1980年3月24日来吧。
　　行动的地点是在圣萨尔瓦多的西北郊区。这个地区，或者如首都居民所说的，这个米拉蒙特的“殖民地”，从某个时候起，罗梅罗主教就住在这里癌症病人医院所属的一栋极为简陋的住所里。这位教会的权贵宁可不住在城市中心的宫殿，而住在这些住所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空旷的大主教的内室不同，医院里总有很多人。而罗梅罗，我们下面会看到，有理由为自己的生命担心。
　　在那天晚上，大主教在医院的圣灵小教堂里主持弥撒。小教堂不大，但看起来十分现代化：在拱形天花板下，有一架普通的枝形吊灯，两边排列着木板凳，靠墙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除了简朴祭坛上的刻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外，投有任何圣像。他戴着一副普通镜框的眼镜，镜片后是一双善良的眼睛。脸上富有表情，刚毅的下巴微微向前突出。
　　弥撒是为一位女社会活动家做的，这使大主教有机会在自己的布道演说中触及为美好的、较为公正的社会而斗争的问题。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在谈到必须“把正义与和平交给人民”时，把圣餐盒向上举起进行祈祷，恰好就在他垂下眼晴的这一瞬间，那个站在小教堂门后的人，突然很准确地开了一枪，打死了这个进步的圣职人员。街上，有汽车在等待罪犯。
　　子弹从大主教的心脏旁边穿过，击中了左肺。大主教倒下了。眼镜飞落到一旁。在从座位上跳起来的教民中响起了惊恐的喊叫声。
　　人们涌向受伤者。扶起他，抬向门口。
　　有个人叫住了正驶经小教堂的小型卡车。没有时间叫“救护车”了。每分钟都是宝贵的。大主教失去了知觉，但仍在呼吸。
　　人们打开了小型卡车的后门，把罗梅罗大主教迳直放在车的铁制底板上。
　　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去世了。
　　下述声明是对他死亡的最早反应之一：“萨尔瓦多共产党极其愤怒和最坚决的谴责对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先生的暗杀，表示自己和进步的宗教界团结一致，并在这困难时刻和萨尔瓦多人民在一起为他的死亡而哀悼。
　　罗梅罗先生在其当大主教的不长的年代里，极其积极地捍卫人民的利益。他和人民一起进行斗争，并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人民。他不会白白的死去，他的生命和死亡对萨尔瓦多人民来说都是一种最强大的鼓舞源泉。人民必胜!”
　　大主教之死使萨尔瓦多受到震动。但是，还是应当承认，他的死并不是这样的极为出人意料。
　　大家都知道，他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威胁，他被指控是“共产党的特务”，“煽动阶级仇恨”。他在死前不久对哥伦比亚“全国联播电台”的谈话中说：“我被告知，我已列入应当被肉体消灭的名单之中”。但威胁并没有吓倒他。他说：“他们可以把我杀死，但是也应当让他们知道，正义的声音是谁也不能窒息的。”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说我丧失了自卫的本能，这是在说谎。但是这种本能现在要用下面这句话来重新衡量：我所遭到的迫害证明：我走的路是正确的。”
　　2月中旬，按时向全国播送罗梅罗在教堂所宣讲的牧师寄语的首都“泛美之声”电台被炸。那时，委内瑞拉的《民族报》写道：“所有的人：农民、劳动者、政治家、企业家，甚至政府本身都收听他的牧师寄语”，据官方的通报，这次爆炸是由“武装的文职人员”组织的。这是怎么回事?是对穿长袍的人民代言人的警告?威胁已经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付诸行动了？
　　3月24日，在暗杀前几小时，城里出现了用威胁的腔调写的对罗梅罗进行侮辱的传单。在这些“暗地里投下的信件”中，他被称为是“诽谤者、撒谎者、有着卑鄙思想的人”。
　　所有这些威胁究竟来自何人?又是谁最终把它们付诸实施的呢?
　　下面就是当时当政的执政委员会的意见。他们借海姆·胡蒂埃莱斯上校之口伪善地宣称：“这样的罪行只有那些对诸如和平与和谐这样的精神财富、这些深深埋葬于所有善良的萨尔瓦多人心里的财富具有不可遏止的仇恨，从而精神失常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和干得出来。”
　　含含糊糊，对不对呢?不对，很显然，对上面所提问题的答案不应在政府的声明中去寻找。
　　在着手寻求答案时，让我们先作个说明。在西班牙语(萨尔瓦多人正是讲的这种语言)里有个用语，逐字翻译出来就是：“罪行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制造者”。“精神上的”是指那些策划罪行的人；“物质上的”是指那些具体执行者。
　　为了确定暗杀的“精神上的制造者”，需要看一看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的活动妨碍了什么人。
　　这种活动首先妨碍了美国的统治集团。比方说，大主教给卡特总统的信在萨尔瓦多、在整个拉丁美洲，并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封信是在他遭暗杀前不久写的。可以设想，它一定给华盛顿当局带来了不少不愉快的时刻。
　　信中说：“最近，在我国的报刊上出现了令我极为不安的报导，说您的政府正在研究对当政的执政委员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可能性……
　　如果报刊的这种报导属实的话，那您的政府就不是去促使在萨尔瓦多确立公正与和平，而无疑只会增加不公正，并使镇压人民的力量获得新的动力，而人民已经多次奋起为争取自己最重要的人权进行过斗争。
　　如今的执政委员会，尤其是保安团的军事力量已经证明(真是遗憾!)自己没有能力来解决严重的国家问题，就只能求助于镇压手段。这种镇压受害者的人数(包括打死和打伤的)大大超过了被揭露曾经有步骤地破坏人权的前几届军人政权下受害者的人数……
　　因此，我，作为萨尔瓦多人和领导圣萨尔瓦多整个教区的大主教，我所担任的圣职使我有责任要努力使和平与公正降临于我的国家，我请求您，如果您诚然希望保卫人权的话：请不要批准对我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请保证不要干涉(无论是直接的和间接的、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还是在任何其它方面)萨尔瓦多的事务……
　　我希望，您的宗教感情和您对必须保卫人权的理解将激励您对我的祈求作出响应，并进而去阻止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
　　于1980年4月全文发表了这封信的《文学报》指出：“回答大主教的是子弹”。3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高呼口号：“中央情报局滚出萨尔瓦多!”在他们散发的传单中谈到，在罗梅罗的信件寄往白宫后不久，大主教就成了得到美国情报机构支持的恐怖分子的受害者。
　　美国还是向执政委员会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理由”当然是这个美洲国家遭受着虚构的“共产主义威胁”。
　　其次，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的活动妨碍了力图对不顺服的人民进行控制的萨尔瓦多军阀。其中，3月23日，在遭暗杀的前夜，他在圣心会的柱廊形大厅中所宣读的牧师寄语更使执政委员会和右派军官集团激怒得发狂。
　　下面是牧师寄语中的一段话：“我要向军人们，具体地说，向普通的国民自卫军和警察们，向士兵们呼吁。弟兄们，我们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不应当去杀害自己的亲弟兄——农民。因为，人所发出的杀害的命令应该由上帝之法来矫正：‘不杀生’。无论哪个士兵都不应服从与上帝之法相矛盾的命令。不道德的命令无论是谁也不应去执行……为了上帝我祈求你们，我请求你们，我呼吁：停止屠杀吧。”
　　这是直接号召士兵们不要去服从反动的军官阶层和执政委员会!反动势力用那些侮辱罗梅罗的传单(正如我们已经写过的，这些传单在暗杀的那一天在圣萨尔瓦多满城飞)所针对的恰恰是所引述的这篇寄语。
　　于是，华盛顿和萨尔瓦多的反动军阀就成了对消除不安分的圣职人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那些力量。但是我们暂不说出最终的结论：具体地说，究竟谁是圣灵小教堂里罪行的“精神上的制造者”。也许，对“物质上的制造者”的寻找可以帮助我们得出这一结论。
　　著名的萨尔瓦多记者霍尔塞·平托，那个不安分的大主教为其作最后一次弥撒的女社会活动家的儿子，在作弥撒时看到了凶手。他说，凶手是四个穿便服的中年人。他们穿过小教堂，其中一人在距离约二十五米的地方开了枪，使大主教猝然死亡。他们干完了这事，就向门口跑去，钻进一辆红色“大众”牌汽车里·逃之夭夭了。
　　他们逃之天天了，无影无踪地消失不见了，就如同钻进了水里。可以认为，有人在协助他们。因为有人对他们的平安和安全极为关心，所以马上组织了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退职的上校欧内斯特·克拉腊蒙特的暗杀，并且立即在圣萨尔瓦多散布谣言，似乎已知道凶手们的身份了。谣言是一些地方报纸假装根据上校作出的声明散布的。在暗杀中幸免于难的克拉腊蒙特匆忙向报界声明，所谓他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此外，力图掩盖罪行真相的人们还试图对萨尔瓦多的法官阿蒂利奥·腊米雷斯·阿麦施加压力，因为暗杀大主教一案是交给他来审理的。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法官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腊米雷斯·阿麦的十四岁的女儿接的电话。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问小姑娘：“你愿意为你父亲挑选一个什么颜色的棺材?”
　　无疑，打电话的人已经得知，前一天晚上，大约在午夜，即在小教堂枪击后几个小时，法官到过出事现场，在那里寻找过凶手们留下的痕迹。
　　清晨的这个电话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侦查在继续。于是，一周后(在这几天中，威胁一个接一个地纷至沓来)·发生了对腊米雷斯·阿麦的住宅进行武装袭击的事件。袭击者开枪伤了女仆，但住宅的主人本身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感到，继续待在圣萨尔瓦多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于是匆忙出国了。
　　当权的执政委员会在罗梅罗被杀害后不久就试图这样来介绍案件，好象罪行是一个左派反对组织所干的。当局所抛出的这种说法的笨拙，对所有没有把它认真当成一回事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说法也就很快被人们置诸脑后了。
　　反对派怀疑极右的军事化组织：“死亡骑兵连”，其中包括得到军队和国家保安军团公开保护的“白军联盟”参予了犯罪，这种说法要大大接近于实际情况。因为极右分子不止一次地威胁过大主教。
　　不错，他们，这些极右分子完全有可能杀害罗梅罗。但是谋杀发生后暴露出来的事实都说明了另一情况。
　　首先，要请读者注意，杀死圣职人员的枪击准确得令人惊讶，这是许多人都指出过的事实。
　　“枪打得很准，当受伤者被送到诊室时，他已经死了，”罗梅罗被从不幸的小教堂送到附近的那家医院的医生对记者们作过这样的叙述。
　　“干这件罪行的人不是个业余爱好者，”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R·怀特［注：里根上台后，R·怀特当了国会议员，退职·他以私人身份曾多次公开批评华盛顿官方在萨尔瓦多的政策。］在评论暗杀时这样说。他接着还补充说：“我们的结论是：那是个善于射击的老手。”
　　萨尔瓦多首都市议会的代表也向记者们声明：“大主教是被有经验的射手杀死的”。
　　宗教界的另一位代表在对美联社的谈话中说：“这不是我们当地的刺客干的事。他们要射击二十五次甚至三十次，才能击中自己的目标。”
　　总之，射击的准确性使人想到了“外国专家”。正如已经指出的，在西半球，如今被看成是这种专家的首先是避难于美国的古巴反革命恐怖分子。
　　很快就弄明白，在罗梅罗被谋杀前不久，实际上有外来的古巴反革命分子曾出现在萨尔瓦多。美国大使说过这件事。他告诉美联社记者说，上述材料他是从当地政府人士中得来的。
　　萨尔瓦多天主教会开始认为“古巴突击队”是暗杀的“物质上的制造者”。与已故的大主教最接近的人之一维克多·格瓦拉神父在蒙特利尔申述了这方面的看法。他在庇护者去世后认为，最好是离开祖国，于是就躲避到加拿大去了。
　　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国际警察署的证实。
　　愈往后，事情也就愈清楚。西班牙报纸《日报十六》叙述了这样的事实。刺客小组中的两个人，一个外号“岛民”，另一个叫“马里奥”，于3月18日，即暗杀前几天来到了圣萨尔瓦多。他们在豪华的“谢拉顿”饭店住了下来，自称是委内瑞拉电视台的摄影师。他们是在美国的迈阿密城被退职少校罗伯特·多别尤森招聘的。罗伯特·多别尤森过去是国民自卫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和极右势力的领导人之一，而现在据美国杂志《隐蔽行动》的材料看，他与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是个著名的与执政委员会接近的人。
　　对西班牙报纸所述的事实应当补充达尼洛·托瓦尔神父的证词。他是萨尔瓦多人民教会协调中心的成员。这是个团结信奉“叛乱教会”思想的神圣人员的组织。据托瓦尔说，它确认多别尤森是受当政的执政委员会的委托行动的。
　　后来，西班牙新闻通讯社驻巴拿马的记者又报导了一些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对这桩暂时还相当紊乱的案件作了补充说明。大主教罗梅罗的继任者雇佣了一些私人侦探来对暗杀进行调查。他们终于确定出“岛人”和“马里奥”的真实名字。他们是古巴反革命分子维尔希利奥·帕斯和何塞。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就是与暗杀智利爱国侨民的著名活动家奥兰多·莱特利埃尔有牵连的那个帕斯和苏亚雷斯。从那时起，他们就被认为是在“躲避美国的司法机构”，虽然，据《星期日新闻报》透露·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进出美国”。
　　正象现在已经证实的，对莱特利埃尔的暗杀，是“兀鹰”根据智利执政委员会的请求，并在中央情报局的同意和领导下进行的。帕斯和苏亚雷斯是这个大陆恐怖组织的雇佣刺客，曾参加了这一组织的其它一些罪恶活动。拉丁美洲的舆论界和世界上的报刊由此得出了一个有充分根据的结论：罗梅罗也是“兀鹰行动”的受害者。
　　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事实来证实这一点。1980年，罗梅罗被暗杀前，帕斯和苏亚雷斯呆在哥伦比亚的卡利城。当时那里的智利领事是海洛涅莫·渊托赫，西班牙杂志《改革十六》把他称之为，在中美洲，尤其是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行动的恐怖分子的领导人。
　　1980年4月13日一期的《改革十六》还这样写到这位“领事”!

　　“潘托赫领事不是职业外交官……过去他恰恰是臭名昭著的‘迪纳’的副局长。他对智利的残酷无情的暗杀和刑讯，对在国内外的恐怖活动负有责任。
　　潘托赫是‘迪纳’的局长马奴埃尔·孔特莱拉斯将军的右手，人们把这位将军看成是暗杀奥兰多·莱特利埃尔(前大使、前外交部长，他的汽车在美国首都被炸弹炸成了碎片)的主犯。
　　所有这些材料都是萨尔瓦多政府在上周请求国际警察署的帮助来寻找杀害罗梅罗先生的凶手之后被揭露出来的［注：萨尔瓦多政府在教会的坚决要求下不得不向国际警察署求援。］。已经清楚，罪行是职业刺客干的。联邦调查局立即把两名‘反卡斯特罗分子’③ ［注：“反卡斯特罗分子”——在西方报刊中这样称呼古巴反革命分子。］的照片和材料寄到了中美洲，因为，正如人们所怀疑的，他们在那里，并且似乎在萨尔瓦多真地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苏亚雷斯和帕斯在哥伦比亚被发现的事实证实了下述怀疑：他们到那里去一是接受行动指示，二是由莱特利埃尔一案过去的同伙来掩护他们。”

　　在上述报导，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证据和事实的帮助下，能够重现出所犯罪行的下述情景。罗伯特·多别尤森受执政委员会的委托，并在中央情报局的同意下访问了迈阿密，并在那里和“兀鹰”所派出的执行预定行动的“刺客队”进行了接触。这个“刺客队”的成员中也有帕斯和苏亚雷斯。恐怖分子们一开始到哥伦比亚去，在那里，“兀鹰”中美洲分部的领导人、智利领事潘托赫对他们作了详细的指示。后来，他们用伪造的委内瑞拉护照去萨尔瓦多，执行所接到的命令。
　　总之，无论怎样，大主教之死都应该由美国情报部门及其代理机构来负责。
　　在结束本章时，指出下述情况不是没有意义的：罗梅罗詖暗杀后不久，1981年4月，多别尤森出现在美国，他代表萨尔瓦多的反革命势力，会见了一批议员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A·威尔逊。
　　可见，这个恐怖分子的头目极为成功地和美国的“反国际恐怖主义的斗士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因此，并不奇怪，后来在1982年，在华盛顿所操纵的伪“选举”中，多别尤森成了所谓的“立宪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后来甚至成为制订国家新宪法的这个“议会”的议长。
　　正如前美国驻圣萨尔瓦多大使R·怀特所明确指出的，美国统治集团对露骨的法西斯分子、“病态杀人凶手”的垂青完全属于华盛顿对这个中美国家的政策范围。这个国家在里根当总统期间注定要成为“和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换言之，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斗争的理论的试验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