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兀鹰”留下痕迹 第二章 在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智利悲剧的序幕乌拉圭，正象这个国家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胡里奥·冈萨雷斯所指出的，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自由政府制度下的“拉丁美洲的瑞士”、“拉普拉达河流域的雅典”。这指的是，在这个不大的南美共和国里，有过“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但是，从五十年代末起，这个国家就愈来愈深地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结果导致了早先存在的政权体制的崩溃。1973年6月，由于发生国家政变，确立了反动的独裁政权。 发生政变除了内部原因外，尚有外部的因素。乌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罗德尼·阿里斯门蒂称这次政变为“智利悲剧的序幕”。他在解释这一想法时指出：“在越南被打得头破血流，经受着战争和反革命全球战略危机的美国帝国主义在和一个力量的对比继续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民族独立与和平的世界打交道，因此就在拉丁美洲的南部进行疯狂的反扑。”果然不出所料，在“乌拉圭一线”的反扑也是中央情报局所组织的。 罗德尼·阿里斯门蒂还指出，搞这一场亲美政变，目的是“不允许在反帝和工人力量增长的条件下，先进的民主制度在未来有取得胜利的可能……”因此，1973年6月事件的内外原因是彼此密切相联的。 1971年所谓的广泛阵线的建立使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尤为惊恐不安，参加这一阵线的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小组、各种各样的左派集团和著名的独立的活动家（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军人）。阵线的主席是利伯·塞伦伊将军。 从七十年代初起，军队就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和下述情况有关：当时的政府动用武装部队去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注：图帕克·阿马鲁的名字在拉丁美洲是为自由而斗争的象征。人们是这样称呼在十六世纪领导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印第安印加人政府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十八世纪，秘鲁伟大的人民起义领导人何塞·加勃里埃利·孔多尔康基也用了这个名字。十九世纪，在乌拉圭，反对西班牙殖民压迫的领导人阿尔蒂加斯的追随者们在自己的首领战斗失败后，开展了反对大地产主的游击斗争，也把自己称为‘图帕马罗斯”。］——城市中间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非法左派激进组织。这一组织除了在城市，进行活动外，还在乌拉圭各地展开武装游击斗争。 到1972年秋天，“图帕马罗斯”被打垮。然而，军人们继续积极干预被持续深化的社会经济危机所笼罩的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武装部队被卷入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它的内部逐渐分化：出现了极右和温和改良两翼。 1973年2月，具有爱国情绪的军人们声明，他们今后不打算去充当“经济和政治集团的武装工具”。他们发表了引起舆论界广泛注意的第4号和第7号公报，在这两份公报里，他们阐述了自己有关国家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纲领。正如胡里奥·冈萨雷斯所指出的，这些文件的纲领性意见“部分和工人与人民运动的行动纲领相符合”。两份公报的作者提出了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批评了政府的政策，揭露了贪污舞弊的行为。人民群众在集会和游行中发表声明，支持军队改良派提出的“国家重建”的要求。 华盛顿官方不满地注视着乌拉圭事态的发展。乌拉圭政府和反动的军阀们也极为惊慌。他们对爱国的、民主的军人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军人遭到了逮捕。一些军人被解职或者被调往其它部队。这种清洗，以及政府的宣传，在武装部队中激起了反共产主义的情绪，结果在其后的四个月中，在部队中阶级力量的对比逐浙变得有利于右翼。 6月27日，博达维里总统依靠军队右翼的支持，解散了议会，出任由他所建立的独裁的军人国民政府的首脑。“代议制民主”的机构被取消了。各政党丧失了合法活动的可能性。开始了乌拉圭历史上一个新的、黑暗的时期·一个延续至今日的时期。 谁枪杀了特拉巴尔上校？国家的新统治者们在政变后立即遭到人民的顽强抵抗。议会解散后两小时，就发生了全国小罢工，持续了半个月之久。其后，抵抗采取了其它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独裁政权一刻也不得安宁。乌拉圭所经受的经济困难也妨碍政局的稳定。 军队本身的爱国军人们也在进行抵抗。难怪1973年8月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全会在论述新条件下活动的主要方向时，确定要“继续推行旨在保证民主的国民阶层和具有民主情绪的军人们的联盟”的政治路线。政府虽然担心武装部队中的矛盾会深化和在此基础上可能出现军事政治危机，但并没有停止还在政变前就已经开始的在部队中的清洗，不断把军官们从一个驻防部队调往另一个驻防部队。广泛阵线的领导人利伯·塞伦伊将军，以及他的战友B·利康德罗将军和C·苏菲里亚特基上校则被投进了监狱。 在引起当局对其忠诚怀疑（当然，较之塞伦伊、利康德罗或者苏菲里亚特基在程度上要小得多）的人们中间，有个上校叫特拉巴尔。在军官中间，他有名气和影响，因此，人们可以说是用一种对他来说很荣誉的方式甩开了他——派他去当乌拉圭驻法国大使馆的武官。 乌拉圭武装部队的这位著名的军官，军事情报部门过去的负责人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他开始不合新当局的心意？ 他出身子军人之家。是武装部队忠于国家宪法的坚定的拥护者（换言之，是军事政变的反对者）。他丝毫不苟的诚实，极为不赞成统治集团中普遍存在的贪污舞弊的行为。 1973年2月，反动的军事政变的前几个月，特拉巴尔成了我们已经提及的进步军官集团所提出的第4号和第7号公报的主要撰写人之一。 指出下述情况也很重要：在他担任军事情报部门领导人不太长的任期内，拉蒙·特拉巴尔曾想法使他所领导的部门摆脱美国相应部门的控制。在乌拉圭政界，这一行动是广为人知的。 1973年6月的右派国家政变使部分军官团的爱国运动受到压制。国内开始恣意逮捕、镇压和审讯政治犯。上校没有参与这些狂暴行为。作为一个民主人士和爱国者（人们，包括乌拉圭共产党人认为他是这样的人），他不合新当局的脾胃，于是很快就被派往巴黎光荣流放，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已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在法国首都，拉蒙·特拉巴尔居住在彭加勒大街。1974年12月19日，上校乘坐自已的浅蓝色“雷诺”车由大使馆回家，去吃午后茶。 当汽车停在有许多住宅的15号大楼近旁时，约两点十分。上校走出汽车，向住于大楼地下室的车库的大门走去，打开程序系统启动了车库的大门。他没有发现躲藏在车库入口处拱门下的两个男人扣紧手枪在等他。他们一看见上校就开了火。枪声划破了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的寂静。一连打了七枪。特拉巴尔倒在肮脏的柏油马路上。一颗子弹没有打中目标，击中了汽车的侧扇玻璃。玻璃碎片撒满了马路，在太阳下闪出光亮。 刺客们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奔逃而去。从空旷街道的另一端，一个偶然路过的单身人听到枪声后，匆匆向出事地点赶来。他原来是个医生。但他也帮不了特拉巴尔的忙了。上校已经死亡。 警察很快就来了。受命进行侦查的奥达维亚尼警长查明，只有两名工人看到过这些刺客，当时他们正在油漆一座相邻的楼房，楼房位于凶手逃跑的那个方向。然而，这两名工人不能描述从他们身旁迅疾而过的罪犯们的外貌。“年轻，中等身材”，这就是他们向警长所能讲述的一切。 但过了几小时后，罪犯的情景仿佛开始清晰起来。法国新闻电讯社接到了“雷尔·森德克国际纵队”的一封信件。这个“纵队”声称暗杀拉蒙·特拉巴尔是他们干的。 在信件中谈到：“特拉巴尔上校、乌拉圭法西斯政权驻巴黎武官是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生命的……他在镇压诸如雷尔·森德克及其‘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的同志们这样的工会斗士和革命家的行动中，表现得野兽般残忍。” 在这里，显然要作某些说明，雷尔·森德克（化名是佩佩和鲁福）是“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写给法新社的信件，按其内容和按其大吹大擂的假革命腔调都暗示，“雷尔·森德克国际纵队”在组织上或精神上都和这一运动有联系。只有得出这样的结论：暗杀特拉巴尔是左派激进分子们干的。 乌拉圭反动当局也毫不迟缓地得出了同一结论。博尔维里总统要求法国最严厉地惩处杀害外交官的凶手。 然而，这一结论，乌拉圭当局和谜一般的“国际纵队”强加于舆论界和新闻界的这一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这不仅是因为在上面所提到的“信件”中所描述的特拉巴尔的政治肖像丝毫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还有其它一些奇怪的情况。因为，即使能这样假设：某些激进分子错误地把上校看成是在乌拉圭进行镇压和在法国迫害乌拉圭侨民的参与者，他们的行动还是不符合逻辑的。原因是，其一，即使暗杀真的是由森德克的名字命名的纵队所干的，这也只能使身陷囹圄的“图帕马罗斯”的这位领导人的处境更加艰难，难道谋杀的假想的组织者会忽视这一点吗。其二，他们不能不理解到，他们的行动会使法国的乌拉圭政治侨民的无权处境变得更为困难。 总之，“反对派的迫害者是被极左分子所杀害”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这一说法很快被乌拉圭的爱国者和民主人士所驳倒，就不足为奇了。 在地下进行活动的乌拉圭共产党在拉蒙·特拉巴尔安葬于蒙得维多的前夜，把死者评价为是个“享有巨大的民主派军人威信的人，一个有着智慧头脑和杰出才干的人，一个精力充沛和渴求知识的人，无疑他负有使命要在确定国家的未来中起杰出的作用”。 后来，1975年6月，英国记者理查德·戈特在伦敦的《卫报》写道：“我在巴黎的调查过程中未能找到任何材料或者哪怕是一些暗示，可以说明杀害他（特拉巴尔——作者）的凶手是左派。怀疑却落在了乌拉圭政府或者中央情报局的身上。” 理查德·戈特接着指出：“特拉巴尔在死前不久曾对我说，他赞成左派军人在葡萄牙的革命，他真是希望在乌拉圭也能发生某种类似的事件。”英国记者指的是葡萄牙的“石竹軍命”，这场革命发生于1974年4月25日，并给这个比利牛斯山国的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成果。由于许多年轻军官在这些事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所以四月事件也被称为“上尉运动”。正如《卫报》记者所证实的，乌拉圭武官以极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上尉运动”。 以前就以自己的进步观点而闻名的武官的类似思想趋势自然不会使乌拉圭当局感到满意。尤其是因为上校很快就要返回祖国，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官阶的晋升，而对此反动的军队指挥部又无法阻挡，不能一劳永逸地破坏军官按服役年限晋升的已成文的规定。因此，在蒙得维多，拉蒙·特拉巴尔得以成为将军团的一名成员。按照传统，这种将军团对确定官方政策、方针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乌拉圭最高统治集团和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美国驻蒙得维多大使馆看来，特拉巴尔因此而变成一个较之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人物。 这就预先决定了他的命运。乌拉圭的进步舆论界毫不怀疑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把死者列入本国和美国反动派的受害者之中。 但是，长时间内，1974年12月19日在巴黎彭加勒大街上所犯下的罪行的实际情况始终不为人所知。两年后，乌拉圭共产党在一份新闻公报中提出了问题：“谁杀死了特拉巴尔上校？”接着又指出：“我们不认为，秘密会是永恒的”。不过，当公报假设性地提出在特拉巴尔和前智利将军、皮诺切特政权的反对者卡洛斯·普拉特斯的悲惨死亡之间划等号时，它就接近于猜出谜底了。 在数月后出版的、前面已经提到的另一期新闻公报中，当指出“拉丁美洲各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的保安和镇压机构对活动进行协调”时，彭加勒大街上悲剧的谜底已揭示在即了。 然而，只是在不久以前，1979年末，由于美国参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中的材料泄露给了新闻界，才开始确切地得知，1974年在巴黎对拉蒙·特拉巴尔的暗杀应归罪于“兀鹰”。 最后，还要请读者注意，“兀鹰”的行动是极为诡谲的，它把自己在巴黎一条街上所犯下的罪行伪装成是左派激进分子所干的行动，制造了在自然界中从不存在的“雷尔·森德克国际纵队”的神话，巧妙地把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运动牵连到这件事情上来。 同样的手法1976年，当下面所提及的事件发生时，乌拉圭正经受着尖锐的、并且由于国家预算相当大的一部分被镇压机构所占用而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许多乌拉圭人由于担心会遭受迫害或者无力找到工作而离开祖国。在一个居民人口不超过三百万人的国家里，有七千名政治犯。但是，对独裁政权的抵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一政权内外日益孤立。广泛阵线在极为隐密的条件下行动。共产党人至今一直是它的中坚力量。该阵线同时还和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白党和红党的代表人物进行接触。共产党号召去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所有的反帝、反寡头政治的力量（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某些教权主义人士、军人中的进步人士和其它阶层）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了为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斗争，组织了罢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恢复政治自由。乌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罗德尼·阿里斯门蒂强调说：“1976年，残酷镇压的一年，然而也是以罢工和劳动群众的大规模行动为标志的……” 因此，当局感觉到没有信心是不奇怪的。结果，当权的最高层中的矛盾尖锐起来。这些矛盾实质上是通过军人和文职人员领导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976年夏天发生的危机导致了博达维里总统的下台。 反独裁者的力量统一行动起来，乌拉圭当局及其华盛顿的庇护者对这种局势极为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残酷镇压所触及到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还有其它反对派的代表。而且，这些镇压活动和以前一样并不限于国界之内，而是超出了它的疆界，席卷了有乌拉圭侨民的其它国家。 1976年5月22日，阿根廷电讯社播发了国家警察机构的下述公报：“阿根廷联邦警察局通告：（21日）晚21时22分，在佩里托·莫莱诺和迪尔埃皮亚涅两条街的拐角处，发现了一辆被扔弃的红色‘托里诺’牌小型卡车。车内有一具男人的尸体。在检查装行李的地方，又发现了三具尸体，一具女性，两具男性。经鉴定后，确定其中三人的身份，他们是：塞尔马·米切利尼、埃克托·胡蒂埃莱斯·路易斯和罗萨里奥·德尔卡门·巴雷多·德施罗德。被暴力致死者的名字和在车内找到的传单上所提及的相符。在这些传单上，一个破坏集团自称这是他们干的。” 后来，弄清了在汽车中发现的第四个人的名字。他是威廉·比特拉夫·布兰科，罗萨里奥·德尔卡门·巴雷多·德施罗德的丈夫，和他的三个同时受害的同伴一样，是乌拉圭的政治侨民。同时也准确得知警察局公报里所提到的“集团”的名称：阿根廷左派激进组织“人民革命军”。 “破坏分子”，换句话说，左派要对罪行负责，在这方面，公报编写得没有留下疑点。这种说法得到阿根廷的，接着是乌拉圭报纸的随声附和。例如，在蒙得维多出版的极为反动的《国家报》转载了在布宜诺斯利艾斯出版的《新闻报》的社论，这篇文章断言，死者中的两个人：米切利尼和胡蒂埃莱斯·路易斯好象是倾向于和当时还在台上的博达维里总统，因而也就是和整个军人政权达成相互谅解的。因此嘛，阿根廷的“极左分子”就根据乌拉圭“图帕马罗斯”的请求镇压了他们。而比特拉夫·巴雷多夫妇，另一些报纸报导说，似乎是“因背叛行为被处决的”。 但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全世界的进步舆论界是绝不相信这种说法的。 “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破坏分子’在相互残杀，”著名的乌拉圭时评家卡洛斯·基哈诺那些日子在墨西哥报纸《至上报》上这样写道。他又立即以嘲讽的口吻指出：“简单？我真是要说，太简单了”。 我们还是回到有关乌拉圭反对派各团体彼此报复的说法站不住脚的问题上来吧。先简单讲一下，米切利尼和胡蒂埃莱斯·路易斯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的有关布宜诺斯艾利斯惨剧的故事的主人公恰恰是这两位大政治家，而不是比特拉夫。巴雷多夫妇，反对派运动的普通的参加者。 他们二人是乌拉圭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因此，在国内情报部门和中央情报局看来也就是“破坏分子”。 塞尔马·米切利尼过去当过部长、议员，而在政变前的年代里是代表广泛阵线的参议员。他在带领以“第99份名单”和“争取人民政府的运动”的名称而闻名的自己的左派集团退出两个主要的传统政党之一的“科罗拉多”党之后，加入了阵线。作为政治活动家，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十分活跃和广为人知。比方说，可以提一下，他曾被邀请参加关于非白种人受歧视（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讨论会，会议恰巧是在他死的那一天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幕（真是命运餉恶毒讽刺！）。米切利尼是个具有极为进步观点的人，他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文章中强调，独裁政权“挥舞着反共产主义的陈旧破烂布片，而自己却使用最卑劣的法西斯手段”。刊登这篇文章的巴黎《当天报》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表示确信，“米切利尼的唯一罪行和他死亡的原因就在于他经常揭露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破坏基本人权”。在乌拉圭发生反动政变后，约有三年的时间，他和妻子及十个孩子在阿根廷侨居。 米切利尼的反亲美独裁政体的战友埃克多·胡蒂埃莱斯·路易斯1973年政变前是议会众议院的主席，他在其中代表白党（乌拉圭两个主要传统政党的第二大党）。和米切利尼一样，他不断地揭露乌拉圭警察的专横、镇压机构刑讯室中的拷问，和国内的反对派人士保持经常的联系。在考虑杀害他的原因时，不禁使人想到，胡蒂埃莱斯·路易斯在自己被绑架前的一周内曾和数天前从乌拉圭来到阿根廷的一群军人和文职人员见过面，讨论过争取普遍选举和恢复政党活动运动中出现的策略问题。他被暗杀时是四十三岁。生命中的最后三年，他也侨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妻子及五个孩子在一起· 米切利尼和胡蒂埃莱斯死前，先是被“兀鹰”人员绑架走的。恐怖分子们行动得如此蛮横无礼、无所顾忌，相信自己不会受到惩处、一点也不担心事情会张扬出去，以致这场绑架外表看来更象是一次逮捕。从证人的证词中已经了解到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许多详情。下面我们根据所谈到的证人的证词，以极大的准确性来恢复所发生的事情的情景。 他们二人是在同一天被绑架的。 第一个是埃克托·胡蒂埃莱斯·路易斯。 约在夜里两点（从5月17日到18日），三辆白色“福特——法康”牌小汽车停在阿根廷首都市中心波萨达斯大街1011号楼房的附近。车门呼呼地打开了，从车里匆匆地钻出一些穿便服的人，但手里拿着冲锋枪或者腰间插着手枪。他们约有15人。看不出他们有要尽力避人眼目的样子，相反他们吵吵闹闹地彼此交谈，他们中的一个人留在前面一辆“福特一法康”汽车的车座里，大声地用无线电向谁在报告：“已经到达。开始行动？是！” 几个人站在汽车旁边。发报员继续和上级保持联系。其它的人吵吵嚷嚷地向楼房走去。这又一次使人明白，他们绝不想悄悄地行动，因为这些来人所利用的不是固定有1011号小牌子的不显眼的旁门，而是面对波萨达斯和帕萨赫萨埃维尔大街拐角的正门。况且，正门的对面有一座楼房，当时里面住着巴西武官以及阿根廷重要的政治活动家桑切斯·索隆多，因此，在这里黑夜白天始终都有武装警卫人员站岗。正象所预料的，带着冲锋枪的人们的出现使他们不安起来，于是他们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证件很快就拿出来了，看来，他们放心了，因为巴西武官和桑切斯·索隆多的警卫人员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 后来，我们已经提过的卡洛斯·基哈诺写道：“强盗们不得不出示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理人告知我，‘已经证实，他们是警察局的人，是保安团的人’。” 读者一定会同意，所有这一切看来都很奇怪。但是还有更奇怪的：对这些吵吵闹闹和武装到牙齿的人们只有武官和桑切斯·索隆多的警卫人员感兴趣。其实，不远处就是（自然是有警卫的）以色列、巴西和法国大使馆。它们中最远的也只有150米。附近还有区警察分局。所有这些警察和士兵未必会不知道这次绑架活动。三辆载有奇怪乘客的“福特—法康”汽车的到来，尽管已经很晚了，还是被胡蒂埃莱斯·路易斯家的一些邻居以及偶然路过的人，自然还有看门人发现了。他们当中有人大概把所见到的情况告知了当局。 然而，事态在发展。强盗们（让我们按照卡洛斯·基哈诺的方法称呼他们）乘电梯上了四楼，走向乌拉圭侨民的房间，敲起门来。 “谁？”胡蒂埃莱斯·路易斯的夫人玛蒂尔德·罗德里格斯·拉雷达不安地问道。 “开门，开门！我们来搜查。” “凭什么？” “凭你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家。” 又是震天价响地敲门。他们威胁说，如果不趁早给他们开门，就要砸门了。 门只好打开了。 他们闯入客厅，用冲锋枪和手枪对准一家之主，对准他的妻子、他的一个比一个小的五个孩子。然后，用尼龙绳绑住了前国会议员的双手。 开始搜查，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搜查？说得确切一点，简直是抢劫。 书信、文件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多少有点价值的物件上。地板上铺上了一块床单，所有的战利品——电视机、磁带录音机、银餐具、货币和从家庭所有成员手上退下来的手表都堆放在上面。 “呶，怎么样，找到什么没有？”报务员爬出汽车，站在街上喊叫起来：“上司在问话。下一次联系在三分钟后。对他们说什么？” 小组的负责人是个大脸盘的胖子，他坐在窗台上指挥着自己的手下人，这时他转向敞开的窗户，大声吼叫起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 而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出：寻找点什么东西？不过，我们无论找到破坏性书籍或者武器，还是找不到，这都丝毫不能改变住所主人的命运，搜查是搜查，只不过是个形式。 玛蒂尔德夫人哭了。孩子们嚇得紧挤在墙边上。他们甚至把孩子们的儿童杂志都拿走了。 最后，再也没有什么可抢劫的了。小组的负责人走向乌拉圭政治家的夫人，在她面前晃动着肥厚的食指，从牙缝里进出话来威胁说：“我们把您的丈夫带走。但有关这件事不许向任何人提一个字。特别是向米切利尼和您的其他同胞。我指的是，在最近几个小时内。如果您去报警，那就只能怪您自己了：那时您就只能为他去买棺材了。” 他向胡蒂埃莱斯那边点了点头。随后，他用手猛地把电话机的线扯断，转身对手下人说：“齐了。干完了。走吧。” 两个强盗抓起了装满战利品的大包，带上了电梯。另外两个人把前众议院主席推上了电梯间，他没有穿好衣服，双手被捆绑着，人们还给他头上蒙上了枕头套。 在下面，在入口处，那些在拖拽着大包的人边走边对看门人说：“我们带走在胡蒂埃莱斯·路易斯住所里找到的武器。” 劫掠和绑架的参加者们狞笑着，感到心满意足，象群畜牲一样涌到大街上，街上飘浮着一层白色的湿漉漉的雾气。五月，这在南半球正是秋天。 “他们就这样带着自己的受害者和不那么十分丰富的战利品走远了。所谓‘秩序力量’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能荣幸地光临出事现场。”绑架后一周，另一位乌拉圭侨民，胡蒂埃莱斯·路易斯和米切利尼的朋友，国民党的领导人威尔逊·费莱拉·阿尔杜纳蒂在给阿根廷总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这封信是他在向奥地利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这一步能使他避免他昔日的两位朋友的命运）前几小时发出的。他知道，他也受到了猎捕。 ……两小时后，这群武装之徒急速驶近位于离最喧闹的市内交叉路口没有几步远的“解放”旅馆。 最早的一批行人由于凌晨潮湿的寒冷空气蜷缩着身体，匆匆赶向自己的工作地点，他们是些需要在办公室和商店开门前去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烤面包的工人、运送食品的汽车司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但，就象几小时以前，在绑架胡蒂埃莱斯·路易斯时一样，强盗们也没有想去悄悄地行动和匆匆行事。他们不慌不忙、吵吵嚷嚷地走向旅馆的大门，把自己的三辆汽车停在人行道旁，警察局的规定是严厉禁止在这条街上停车的。看起来，他们并不担心警察。 在科尔恩蒂斯的对面，在和迈普大街相交的地方有一国家机关，也许是城市里防守最严的地方。大门旁，哨兵手持机关枪。他们有责任检查所有来访者的证件，并搜查他们。这就是国际电讯中心——国家最重要的电话通讯枢纽，阿根廷首都和外省及各国的主要通讯线路都集中在这里。 哨兵们不可能没有发现街上出现了一帮大喊大叫、全副武装的匪徒。发现了，没有怀疑。但是，他们大概接到命令不要干涉。因为，应当这样认为，这次行动的领导人已经考虑到了发生在波萨达斯大街上的不愉快的误会，当时巴西武官和阿根廷政治家桑切斯·索隆多的警卫突然想起要检查恐怖分子们的身份证。 日夜保卫离“解放”旅馆没有几步远、位于萨尔姆恩托大街上的美国大使馆的警卫人员也宁愿不去干涉。他们的人数当时有150人，其中一部分人在经常停在这所外交代表机构旁边的两辆汽车里值班。 总之，充塞于阿根廷首都中心区的所有士兵和警察都对科尔恩蒂斯大街上发生的事袖手旁观。 乘“福特—法康”汽车的来人通行无阻地进入旅馆大门，拥进灯火通明的前厅，把看门人嚇得要死，他们的睡意瞬间全消失了。 小组的负责人要米切利尼房间的钥匙：“我们是来找这个马克思主义分子的！” 他拿到钥匙后，命令门房说：“带我们去他的房间。” 他们挤满了两个电梯，上了七楼。在走廊里，他们不吭声了：吵醒这里所有旅客是不合适的。为什么要把旅馆变成一只嗡嗡叫的蜂箱呢？他们在夜间行动时第一次管住了自己的喉咙。不是由于害怕可能会出现警察。绝对不是！ 绒毛地毯掩遮了他们的脚步声。 “就在这里……”门房指着塞尔马·米切利尼和他的两个大儿子租用的房间的门说。 一个强盗把钥匙塞进锁孔里。钥匙吱吱响了起来，门打开了。 所有三个人自然都在床上。 “给我起来！快点！”身为负责人的胖子叫喊起来。 他们用手枪和冲锋枪对准两个孩子，把他们逼到墙边。用绳子捆住了米切利尼的双手，蒙上了眼睛。 没有开始审讯。当然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搜查。又是一场公开的、恬不知耻的抢劫。持续了约一个小时的漫长的、有条不紊的抢劫。抢劫者把床单铺在地板上，再把他们在房间中发现的所有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堆到上面去。顺便说一下，他们这样的不慌不忙也表明他们并不害怕任何“秩序的力量。” 强盗们完全埋头于搜寻战利品，乐得忘乎所以，好象“心地也善良起来”。所以，当米切利尼说他感觉不舒服时，他们解下了蒙在他眼晴上的布，准许他到洗澡间去吃点药。 当抢劫者们已经和塞尔马·米切利尼一起离开时，他们又从前部长的两个儿子的手上抢走了手表。 根据埃克托·胡蒂埃莱斯·路易斯和塞尔马·米切利尼的妻子、孩子们和旁证者的叙述所恢复的绑架事实的本身就清楚地表明，阿根廷的左派激进分子是无论如何不会参与波萨达斯和科尔恩蒂斯大街上的事件的。相反，他们当然要尽力不露声色地行动。 卡洛斯·基哈诺在《至上报》上所阐述的下述意见也是反对“极左分子”参与了对著名的乌拉圭侨民住宅的抢劫的说法的。他指出，绑架者在行动时竭力强调自己好斗的反共产主义精神。但是，如果这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的话，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行动？是希望被看成为警察局的特务，因而把所干坏事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但是，为了在七十二小时后在抛进小型卡车的尸体旁留下进行暗杀的自白，是否值得花费如此大的力量？ 当基哈诺使人们确信，这样的罪行是“各国的镇压机构间签有条约”的结果时，他就接近于弄清事情的真相了。乌拉圭时评家当时只是不知道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出现的组织的名称——“兀鹰行动”。 在这里引用罗德尼·阿里斯门蒂于1976年5月所作的声明中的一段话是适宜的：“暗杀塞尔马·米切利尼和埃克托·胡蒂埃莱斯·路易斯，恰象其它类似的罪行，系统地重复了1974年12月在巴黎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拉蒙·特拉巴尔上校在那里被枪杀”。 过了几年。1981年5月，乌拉圭共产党的新闻公报写到了“拉丁美洲南部的镇压机构不祥地参与了”暗杀米切利尼和胡蒂埃莱斯·路易斯。 而最后，稍为晚一点，即1981年7月，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尼科·施瓦茨在墨西哥报纸《日报》上直接指出“兀鹰”是使前两位议员死亡的罪魁祸首。 有关从绑架时起两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就经受的极为可怕的历程的情况，目前还知道得很少。 已经清楚的是，他们被带到城里，和比特拉夫·巴雷多夫妇囚禁在一起，遭到凶残拷问。 法医鉴定的结论内容是：“所有四人是在5月20日，星期四被杀害的。尸体有拷打的痕迹：烫伤和挫伤。”巴雷多和胡蒂埃莱斯·路易斯被枪击在眼睛上，比特拉夫和米切利尼——打在后脑勺上。 大概，要找到凶手并不太复杂——当他们在“解放”旅馆和在波萨达斯大街住宅中抢劫时，留下了许多指纹：因为在那里他们抓住一件又一件东西，贪婪地翻来复去看，挑选较值钱的东西。被绑架者们的亲属没有动被强盗们碰过的物品，等待侦查人员的到来。但是他们没有露面。无论是18日，还是第二天，或者是甚至在米切利尼和胡蒂埃莱斯·路易斯横死的消息公布后都没有来。 是的，要找到凶手大概是不太复杂的。尤其是，在阿根廷的警察局里有所有居住在国内的人（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指纹。但是，给人的印象是，罪犯们干脆就是没有找到。 米切利尼和胡蒂埃莱斯·路易斯被安葬在蒙得维多。数千人来为他们送葬。著名的乌拉圭诗人和散文作家马里奥·贝尼泽特写了一首诗悼念米切利尼，诗名为《塞马尔》。 其中有这样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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